很多自媒体当谈到清朝康雍乾三位皇帝时，都会拿乾隆的审美观来吐槽，并且拿这三个朝代的瓷器风格举例（如下图）：

分别是清康熙青花五彩十二月花卉杯、清雍正淡粉釉瓶、清乾隆多色彩釉大瓶（又称多色地青花斗彩什锦双耳大瓶）。

花卉杯质地晶莹有若宝石，图案也要更加简明大方。

粉釉瓶则将极简风格玩到了极致，不需要太多图案点缀，看上去就高端大气。

反观最后的确有些大红大紫，尤其是边角部分的装饰，大有一种“穿金戴银”的感觉，图案上也很繁复，与康熙朝和雍正朝的极简风格差异很大，难道乾隆的审美真的有问题吗？

要知道清朝皇帝都是从小在故宫长大的，接触的都是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文化瑰宝从字画到玉器，简直是艺术品的海洋。别人不说，就拿末代皇帝溥仪来说，他的文物鉴赏水平和审美格调在近代无人能及，因为他从小到大见识接触的都是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文化真品，这份耳朵目染的积淀是其他人也是现代人都无法复刻的，以此类推，乾隆的审美观怎么会差呢？

既然乾隆朝的审美并不会差，那么瓷器风格又为何会出现巨大转变呢？这里就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历史背景。

中国瓷器的兴衰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瓷器从汉唐开始就开始行销全球，这种质地轻盈且坚固耐用的器皿深受西方人的喜爱，加之外形和图案的精美，在欧洲贵族眼中简直是艺术品，即使价格高昂也供不应求，属于典型的奢侈品，为中国带来了巨大财富。

在唐宋元明时期，中国对瓷器的生产技术拥有垄断地位，天然具有极强的话语权，说白了就是中国生产什么样的商品，西方国家有钱人便只能买什么样的商品，属于典型的卖方市场，即使欧洲贵族通过商人提出一些定制要求，也只能是在中国瓷器风格基础上的一些图案，整体风格不会变，

早在明朝时期，欧洲国家就一直试图复刻中国的瓷器工艺，为此还有人用骨灰制作瓷器，当然这些尝试都失败了，不过欧洲人并未因此灰心放弃，而是想尽办法盗取中国瓷器的秘密。

时间来到康熙时期，欧洲传教士通过谎言骗取了皇帝的信任，以传教的名义来到了中国景德镇，盗取的中国瓷器烧造技术的商业机密，欧洲人也第一次得知了烧造瓷器的原料高领土的存在。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然很容易成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欧洲人开始在中国原有的瓷器烧造基础上推陈出新，到了乾隆朝，欧洲本土瓷器已经开始抢占中国瓷器的海外市场，躺赢了上千年的中国瓷器第一次迎来了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瓷器的审美一下子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是所谓的乾隆审美观有多奇葩，而是因为海外瓷器的市场一下子从卖方市场变为了买方市场，中国瓷器想要保住欧洲市场的份额，就需要向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审美作出妥协。

真实的欧洲审美

谈到欧洲人的审美，很多人可能会一下子想到古希腊和古罗马，认为这是欧洲文明的诞生地，是文化传承的源头。这么说的确不能说错，却很不全面，因为这里有一个一直被西方人掩盖的历史真相：

欧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灭亡后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断档，并没有被延续下去，很长一段时间盛行的是野蛮落后的部落文化，不然当初就不会认为基督教具有先进性而推广了。

这种文化断档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欧洲人十字军东征才在阿拉伯人的图书馆中发现了用阿拉伯文字记载的古希腊典籍，这些欧洲人才知道当初被自己祖先灭掉的是一个怎样的文明！

面对北欧部落的南下侵袭，古希腊和古罗马其实也反抗过，甚至还取得过阶段性的胜利，但架不住农耕文明对战游牧文明的天然劣势，一旦处于劣势就会面临灭亡的危险，之所以会这样，还要从地理问题说起。

临海的港口给希腊人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但同时也意味战略纵深的丧失，而即使幸运地漂洋过海，对岸的北非也是一望无际的撒哈拉大沙漠，相当于自寻死路。

与被消灭的古希腊文明不同，华夏文明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可以躲到水网密布的江南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猥琐发育，再通过自身文化的先进性带动落后的游牧文化，实现民族大融合。

正是因为古希腊文化的断档，导致欧洲人骨子里保留的并非是古希腊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基因，而是野蛮掠夺的北欧血统，这就解释了为何这些人会在非洲和美洲犯下人神共愤的滔天罪行，因为这些所作所为完全是当初他们在地中海毁灭古希腊时的翻版，祖先的传统“光荣”传统依旧保持着。

当这些人盗取了中国瓷器的商业秘密后，小人暴富心态迅速主导了审美观，也就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图案自然是越复杂越好，颜色越鲜艳越好，甚至还要给瓷器“穿金戴银”，这和改革开放后东北流行的大金链子小烧烤没啥区别。

欧洲本土瓷器的迅速崛起，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瓷器的审美，为了与欧洲迅速崛起的本土瓷器竞争，从乾隆朝开始，中国瓷器的色彩和图案都产生了很大变化，并且开始变着花样的往上面叠“科技”，各种工艺技术恨不得都用到小小的一个瓷器上。

在很多人眼中，似乎是皇帝的审美观决定了不同朝代瓷器的审美风格，事实并非如此，相较于瓷器外形的好坏，皇帝更关心的是什么样的瓷器能够出口赚回更多的白银。

2022.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