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当下与未来：现实处境与30年大趋势

本文是读书计划第八篇，《中国的当下与未来》的读书笔记。

作者简介：郑永年，男，1962年生，浙江余姚人，汉族。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中国问题专家，长年致力于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社会体系在市场经济来临之后迅速解体，重建成为必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建立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邓小平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朱镕基通过民营化企业改革改变了中国经济结构，胡锦涛和温家宝将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服务，转到对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关注上。当前中国的焦点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把国家提升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或者富裕社会。

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事件既令人担忧，也促使人思考，“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在中国，一旦一个领域出现问题，很容易演变成整体体系的问题，引发社会的整体不确定性。而一个社会问题所能引发的整体不确定性，又反过来促使有关当局不能理性地处理和解决问题，结果往往是把问题掩盖积累起来。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指向一个方向，即，法治。法治是任何一个社会确定性的基础。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只要社会成员相信这个问题会得到公正的处理，那么久不会波及其它领域，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

为什么监管会失败呢？首先，如果立法者自己不能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就出现“权大于法”的现象，法治便是不可能的。第二，监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监管只是这一过程中的最后一环。成功的监管首先来自社会的监管和专业的监管，如果社会和专业监管失效了，那么监管也会失败，政府必须承担所有的监管责任。社会监管的制衡力量有媒体、企业、律师、NGO，在所有这些力量之后，最后才是政府监管。但是在中国，这些社会力量都没有成长起来，它们的力量很微弱，甚至是缺失的。问题的核心不是个体官员，而是体制，如果体制不改进，同样的错误会一直重复下去。

要实行真正的法治，必须让社会力量成长起来，法治并不是政府写好一部法律之后自己来执行这么简单，社会力量之间的互相制衡、社会力量和政府之间的互相制衡，这既是法治的本质，也是法治能够生效的大社会背景。

|中国的现在

央地关系应该怎么重塑？

央地关系的三层逻辑：首先是政治逻辑，主要是围绕GDP主义发生的。其次是利益逻辑，每一任领导都会动用最大的资源来达到目的，而把问题推给下一任领导，所以有人说，中国是市长经济，而非市场经济。最后是经济逻辑。中国实际上是联邦体制，政治权力上地方源自中央，中央依赖地方。

如何重塑央地关系：第一，必须要确立国家统筹制度，要让所有居民能够直接得到中央政府的服务，否则国民很难建立深层次的国家认同。但是目前统筹级别低下，只实现了市一级的统筹，连省一级的统筹都还没实现，更别提国家一级了。第二，中国政府层级太多了（三级政府即中央、省、县，四级管理），这个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可以进行党政联署办公，不需要两套行政班子，减少官员人数。第三，弱化党政领导，党或政府机构无限扩张，意味着这些机构深入社会，也就意味着党政机构的“党性”递减。一个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的政党（政府），必然是一个弱政党（政府），一个什么都不会自治而必须依赖政党（政府）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弱社会。需要加强边界意识，加强对党的认同。第三，为地方政府寻找新的税源比如房产税。第四，国企向市场化改革。

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对中央执政者来说，一个极其重要也极其难以处理的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太集权，导致官僚和下属只承担对上的责任而忽视对下的责任，不懂因地制宜变通，但是如果太分权，地方就会做大，就会强化官僚和地方官员的地方利益观念，失去大局意识，结果也会产生很糟糕的结局，即地方主义崛起，破坏国家整合，甚至导致国家解体。历史地看，分权之后必然要进行适当的集权，集权之后必然要进行适当的分权，这都是常态，即所谓的矫枉过正。分权和集权之间需要相对稳定的边界，且必须引入法治。

1978年改革开放后，尤其是80年代，中国出现了过分分权的问题，出现了“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20世纪90年代以中央集权为目标的改革（例如分税制）之后，虽然人们不再这么频繁地讨论这个恶性循环，但是这个恶行循环仍然存在。十八大前后发生的就是这个循环的表现。

在十八大之前，腐败、团团伙伙、军队干预政治等问题极其严重，损害党的整体利益，威胁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在地方则表现为地方主义，且地方竞争大大超越了简单的政策领域，而涉及“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因为过于分权，造成了集体领导变成无人领导，集体负责变成无人负责的局面。党内各方面出现失控状态。

因此十八大以来，执政党进行了大规模的集权。集权并非领导人的个人选择，而具有必然性，不管谁当政，只要具有国家整体利益和执政党整体利益观念，就会通过集权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能否集权又是另一件事，历史上分权出了大问题，中央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再集权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当然集权也出现了问题：第一，监察越频繁，执行权越难行使。政策的执行者不是不知道如何落实中央制定的政策，但是一些地方机械甚至错误地理解“不可妄议中央”的概念，不敢对政策做因地制宜的改变。“不可妄议中央”原来指的是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这一原则被地方滥用和泛用，并且逐级下行，演变成谁也不敢对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提任何意见。第二，政策缺少可行性，原来政策都是地方先行先试，然后全国执行，即使这样，在很多地方都要修改政策以符合地方情况。但现在的很多政策是“顶层设计”，不管什么政策，如果忽视地方的差异性就很难执行，在地方差异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种决策模式是有问题的。第三，地方监察权被滥用，纪委和监察两套机构不够整合，一会儿是纪委，一会儿是监察委，造成过度监察，被监察者应付不过来，只能选择不作为。还有监察权限问题，现在还不清楚什么可以监察，什么不可以监察，例如汉朝规定只有6个领域可以监察，其余不可以，如果监察机构的唯一职责是找执行权或决策权的错误，那肯定是能找到的。钱穆称这种现象为反对党，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如果告状的人越来越多，干活的人必然越来越少，尤其是今天，告状几乎是易如反掌，零成本，即使事后发现告状不真实，也不会被处罚，这似乎刺激和激发了一些人告状的热情。

目前的官员主要分为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热衷于讲大话而不做实事，因为他们不犯错误且很高调，往往容易引起上级领导关注，得到提拔，第二个群体是尸位素餐的，他们中间一些人得到提拔，一些人原地踏步，大部分都在等待着“软着陆”，即在退休之前坚持“不犯错误”，安全退休，第三个群体想作为并且也是有作为的人，他们中有的人得到了提拔，但很多人出了问题甚至进了监狱，因为要推进改革，肯定会动到既得利益，这些人去向监察机构申诉的话，执行改革者的下场就不会很好。

不作为既不是大多数官员的本意，其结果也是对执政党、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的损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第一，过分集权模式有缺陷，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通融；第二，确立监察权的边界；第三，明确举报者的责任，诬告必须承担政治和法律责任，以避免举报泛滥或乱告状，必须节制易如反掌的举报行为比如网络匿名告状；第四，赋予官员改革试错空间，对终身追究责任明细化；第五，一项经过公开透明集体决策的政策，即使出现问题，也不能算个人责任而应该是集体责任；第六，在基层实行党政一体化改革，减少党政官僚机构的数量和人员，在此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薪水。

中国农村土地改革

农民问题：本质是农村强人引导的集体土地所有制。第一，不再享有被认为兼具身份权和财产权的集体组织成员权。城镇化使得大多数农民不在农村，原来农民所属的集体组织不复存在。第二，在旧体制解体之后，有了农村的自治制度，理论上农民可以解放出来了，但传统的社会结构很快恢复过来，有些地方的农民再次依附于一个不叫“地主”的农村强人阶层。

农村的现代化取决于：第一，城镇化能够吸纳消化大部分农民，第二，城市居民倒流到农村，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第一，给予农民宅基地的真正权利，不仅是使用权和资格权。第二，容许城市中产阶层进入农村，造就另外一个有能力的阶层，制衡原本的农村强人。

中国的“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一种财富再分配，就存在着一个分配给谁的问题，会导致村民之间阶级再分化，产生新类型的社会不公平，表现在不同宗族、家族、村民群体之间。要是搞不好，可能会造成社会对基层官员新的隔离和对立甚至是民族对立。另外，精准扶贫很难覆盖2.7亿的农民工，他们生活在城市，所以农村的精准扶贫不考虑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所以城市的精准扶贫也不考虑他们。

精准扶贫的实操问题：第一，如何定义贫困，界定者有很强的主观定夺权；第二，一般是让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入村调查，而且问卷调查的设计超出农民的理解水平，最后都变成调查者自己填表；第三，因为农村存在干部及其裙带关系的强人，扶贫的大部分好处流向了地方强人而不是真正需要的人，第四，很多地方脱贫成了考核干部最重要的指标，干部任期过短，导致干部要么本着“赶紧脱贫赶紧走人”的心态造假，要么追求短期业绩，把后面的问题留给继任者，从而出现脱贫后返贫的现象。

怎么做到精准扶贫：提高统筹级别（目前是市一级统筹，连省一级统筹都还没实现，更别提国家一级了，中国只有“市民”，没有“公民”）。

关于社会公平的讨论

不同文明普遍性地痛恨不平等而追求平等。人类的本性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如果说追求平等是人类的本性，那么追求不平等也是人类的本性。例如有追求财富、卓越的人，也有懒惰、堕落的人。社会公平很难衡量，因为它是一个伦理或者道德判断问题。一个人人只能工作28小时的社会或许会变得平等，但是这个社会会公平吗？如果没有人能够改变这种人性差异，那么不平等便会是永恒的。而且限制追求卓越的结果便是人人都沦为贫困者。

《管子》提出了更有效的手段，即“牧民”，统治者要创造足够的财富，把老百姓养起来。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出现“牧民社会”的雏形，把工作和薪水分离开。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过“牧民社会”，主要原因是技术爆发使得在不需要大量人工的情况下也能创造大量财富。“牧民社会”在解决数字上的人类不平等的同时，也在加剧其它方面的人类不平等，人们可以说，平民的所思所想所为都是资本或者权力“程序设计引导”的结果，这是一种更文明、更软性的手段，普通民众不仅没有感觉到强迫性，更是无意识地、非常乐意地接受。在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一体化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可能变成一个“羊圈”，人们可以安稳地生活并且时时受到监视，一旦越出“羊圈”就会招来政府的干预受到惩罚。

这种牧民社会意味着人类的解放还是更高级的奴役呢？

中国财富去了哪里及如何留住？

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数量还很少，社会底部人口数量巨大。在任何社会，中产阶层都是财富的“载体”，中产阶层没有壮大，表明财富没有积累起来而流失了。具体流向：第一，海外，第二，在海内外倒来倒去，换一个名称，内资变外资，再到中国投资赚钱，第三，在海外投资失败，最后浪费掉了。

流失严重的原因：第一，没有有效的法治保障，财富缺少安全感。近年来，一些极左思潮抬头，使得财富更感不安全。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上层中产，只要有机会，就拼命往海外跑。法治不健全就决定了公权力没有限制。在公权力面前，更多的财富也无济于事。第二，缺少社会公平，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过于分化，贫穷人口很多，资本和财富对“均贫富”和“劫富济贫”的传统实践产生恐惧心理。第三，没有有效的监管。政府为了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往往简单地通过不监管的办法任其发展，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发展必然出大问题，一旦出了大问题，政府又简单地采用粗暴的方法，用行政力量关停企业、“抓人”来整治它们，造成财富的大浪费。第四，在西方，企业可以向慈善发展，而中国的慈善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不仅是企业家的问题，更是政府层面的问题，例如有关慈善的税收体制不完善。实际上，即使财富进入了慈善领域，政府也有很多理由不放心。

如何留住财富：第一，加紧建设法治与法制；第二，推行房地产税、遗产税；第三，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第四，建立有效的监管；第五，通过引入基金制度将财富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

中国企业家的问题

商人是“以别人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进行贸易，从而赚取利润的人”，国内大多数的“企业家”都只是商人，进行的是简单的再生产。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毁灭性创新，实现经济要素创新整合的人”，不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成败，有了钱就要追求自己的使命，钱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追求自己使命的工具和手段。

问题：第一，离钱太近，离科技太远，大多数企业侧重于现有技术的应用，而非创造新的技术，侧重于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外部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更快更多地赚钱；第二，离权力太近，离使命和社会太远。因为历史上通过和权力的关系而得到政策寻租的机会是最容易赚钱的方式。这些年来，尽管“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也进入了中国企业界，但是到底有多少企业把社会责任当作它们运行的内在动力？对很多企业来说，即使是社会责任，大量的行为也是做给政府看的，而并非真心实意地为了社会。第三，在国际社会上，离机会太近，离规则太远，很多企业家在国内就是机会主义者，出了事情，就通过和权力、官员、政治的关联来化解风险。

原因：第一，制度层面，企业家拥有政治抱负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所以企业不得不把自身生存当作唯一的目标，它们没有公共目标，第二，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法治、有效的税收等制度的缺失，更遏制了企业家产生企业家精神。

政策寻租导致的问题

第一，在商业上，造成了分利集团，中央政府所界定和支持的新兴产业，往往最后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第二，在社会公平上，导致精准扶贫无法落实到位。第三，知识界寻租导致新知识难产。大学和智库并没有在踏实搞研究，都把大量精力放在搞各种评级体系上。

教育的异化

中国历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父母又加上了一种新的文化心理，即“学而优则商”。多年来，人们对商学趋之若鹜，并且不仅商学本身，其它的各个学科也在变相地商科化。中国有些商科不强调商业精神和责任，更不强调技术和工匠精神，而是培养人际网络、勾肩搭背和投机。尽管政府一直在强调工匠精神，但到现在为止，中国人仍然看不起工匠精神。教育的产业化让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那些上了学的孩子则被注入了变态的金钱观。

历史上的两种金钱原教旨主义的转型方式

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一切包括生命的价值都可以体现和转化为金钱的数量。这个社会的崛起不仅表明资本出了问题，也表明政府的监管存在漏洞，社会本身的道德体系出了问题。

欧洲是怎么转型的：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开始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福利资本主义就是要在资本和社会利益之间达成一个平衡。一方面，国家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再通过税收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国家节制资本，防止资本作恶，尤其是在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辅助因素包括传统宗教、公民社会、自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等。

苏联为何转型失败：彻底消灭私有资本，实行国家资本。这条路没有解决如何有效创造财富满足人民需求的问题。

|中国未来

中国需要通过知识重建来进行社会重建

今天的中国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从一个社会结构转向另一个社会结构，而社会重建的过程更是道德体系的重建过程。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各种战争和政治革命，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革命。在社会大转型期间，从什么地方寻求道德或者信仰的资源呢？尽管很多人转向宗教（无论是合法的还是地下的），但大部分人仍然像传统中国人那样，转向社会意识来寻求道德的需要。

很多社会都经历过类似阶段，比如欧洲，无论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战、二战还是战后福利资本主义，都是对不同阶段的商业革命的反应，每一次的反应都导致了知识体系的重建。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改革，本质就是知识体系的重建。

知识在中国社会道德重建过程中的作用比其它社会更大：第一，宗教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开始，中国人从来就是注重现世的，即使佛教传入，也只是有教育意义，而非信仰意义。对中国人来说，哲学即宗教。基于哲学之上的道德是理性的，而基于宗教之上的道德包含了太多的非理性因素，从而导致人类的冲突和战争。第二，国家对宗教在客观上的不鼓励，这种不鼓励并非现代的现象，数千年都是如此。传统上，各种民间信仰都是存在的，只要它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它们的存在也不会被官方干扰，但一旦它们显示出政治兴趣，官方必然想尽一切办法加以控制，甚至消灭。人们可以把各种民间信仰或者宗教体系视为民间知识体系。

“知识茧”加速分化中国社会

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权力，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财富，因此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政府决定我们可以接触哪类信息，不可以接触哪类信息；资本告诉我们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这就造就了知识茧。

这些“知识茧”的推送者大都为知识界和媒体。这些行动者并不在乎知识的发展或社会的重建，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流量，就是金钱，它们要不断推送知识，把这些变成粉丝的信仰，从而保证收入。一切知识都被碎片化，群化，进而是互相敌视和对立化，格局越来越小，人们变得越来越非理性，自我激进化等现象不可避免。

每一次技术转型所带来的是人类思想体系的转型，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碎片性，要领先于变化，思想家和哲学家必须给普罗大众施加一种世界观或者价值观，但是这种情况在互联网已经不可能了，为了产生影响，思想家和哲学家首先也必须把自己系统化的观点给碎片化，转化为流量。

进行法治建设和政商关系重塑

中国可以借鉴的法治建设模式有三种：第一，俄罗斯的普京模式。一些人担心中国会走上俄罗斯普京模式，因为中国在十八大以来进行了大规模的集权。但是普京模式的集权是个人集权，而中国是制度集权，从新设立领导小组的正式化和透明化操作可以看出来，主要是为了克服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第二，蒋经国模式，即西方模式，这种可能性较低。第三种，李光耀模式，这是典型的制度集权模式，在这种方式下，新加坡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即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拥有优良的社会制度体系。这对于中国是可以学习的。

中国从汉朝到今天几千年，一直是三层资本结构的等级市场体系：顶层是国家资本，底层是中小型民企，中间层是政府和民企的关联企业。对于顶层来说，要提防腐败，对于中小型民企来说，要提供金融援助以及法治保障。对于风投来说，要引导投资新兴技术，因为很多所谓的风投是加速了当前头部企业的垄断地位，阻碍了经济和技术的进步。法律应该平等地适用于三层资本。政府需要在必要的时候对不同资本进行扶持和发展。

中西方关键概念对比

第一个，国家概念

西方：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发展出诸多城市，而城市的主体便是商人。国家就是在众多其他组织（教会、商业组织、城市）中竞争产生的，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其中一个组织。社会是除了国家之外的其它组织。

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从“家”到“国”的转型。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只有皇帝观念，而没有国家概念。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把政府视为一种制度，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政府官员。而对政府来说，他们心中也没有作为一种制度的社会，所看到的仅仅只是一个个民。一旦出现事情，中国人依然没有多少法律概念，不会首先求助于法律，而是求助于人际关系，法律可能是最后“不得不”的一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国家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更为有效的方法来治理现代社会。

第二个，中西方哲学思想对比

中国哲学思想往往产生于危急时刻，所以中国的哲学核心是道德化和人化的生存哲学。春秋战国曾经产生过类似西方自然科学的探讨自然世界的哲学（道家和墨家），也产生过类似西方社会科学的哲学（管子），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哲人的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事，主要是五伦，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

西方哲学的主体是征服，既包含对自然界的思考，也包含对人类的思考。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笛卡尔、牛顿、康德，一说到哲学便是仰望星空，即马斯克所说的“解释世界”。

中国哲学从来没有超出求生存的水平，即便生存问题没有了，中国人也没有征服世界的念头，而转向了实在的生活。这种哲学的优势就是其和平性质。西方人不相信中国是和平的，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以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中国。不过，对中国来说，如果生存哲学不变，那么结果就是继续缺少原创性技术，继续没有能力制定规则，继续当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好学生。

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还是守成大国惧怕新兴大国，最终都有可能导致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根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的统计，自1500年以来，全国已经经历了16次权力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转移，结果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可以说是和平转移。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些年来成为中美乃至世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也多次公开表示中国要避免这个陷阱。

今天的世界处于一个不确定性状态。地缘政治面临急剧的变动。英国脱欧、中国南海、朝鲜半岛、中东和叙利亚、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与美国、美国与俄罗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确定性因素，但是中国正面临着诸多促成自己放弃机遇的因素，中国会不会像明朝那样主动放弃真正崛起的机遇呢？（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开始衰落，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国成为了海洋国家的机会。明清时期是世界海洋时代的开始，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海洋力量皆为世界第一，但是因为朝廷的意识形态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碍，中国在此后数百年闭关锁国）

第一，近代中国已经没有昔日的大国记忆，反而有太多的弱国记忆，且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受害者心态过于强烈，缺少自信，不仅认识不到机遇，有了机遇也抓不住。第二，今天中国有太多意识形态束缚，以美国为例，在很多中国人眼中，美国就是单纯的敌人，一旦仅视为敌人，自然就不能对美国做科学理性的分析，应该是该支持的就支持，该反对的就反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现实主义者，比如毛泽东，他明确表示喜欢美国的右派，因为右派比较接近实际，讲利益，他不喜欢和美国左派打交道，因为左派讲意识形态，讲价值观，比如邓小平，在对美国的态度上，邓小平永远旗帜鲜明，尤其表现在其对美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同时，邓小平也把美国看成中国学习的对象。在内部发展商，他更是把人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市场经济，视为一种发展的工具，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工具。

国家和个人是一样的，低调和谦虚总是促成进步，而自我膨胀、夸大意识最终会走向失败。这种心态是一种崛起中的中国所必须避免的。

但同时，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是中国所需要的，因为民族主义代表的是内聚力，没有民族主义，中国很难作为一个整体站在世界舞台上。

未来的中国需要做什么？

第一，重构精英品德：在儒家传统中，政治精英既是统治者，也是社会进步的责任承担者。日本在这方面很典型，自明治维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精英们自问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够文明了吗？政治精英不仅自己求进步，求文明，而且以身作则，努力把文明推及普通老百姓。反观今日中国，情况就出现了不确定性。精英阶层表现出精致的利己主义倾向，努力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任何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所有问题都集中在精英的问题，当精英堕落了，这个社会就变得极其无助。如果精英之间没有共识了，大家就走向民粹主义，精英毫无责任可言，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民众。如果中国社会的精英没有责任担当，不能奉献社会，还变本加厉地向社会攫取，社会对自身、财富、国家的安全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会体现出高度分化、隔离、互相仇恨、焦虑不安等特征。如果精英继续我行我素，那么精英本身必然成为这种自私行为的牺牲品，这是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证明了的。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造就了文明。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而今天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心甘情愿成为钱和权的附庸，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然而，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毛泽东曾经评价过屈原，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被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可能写出《离骚》。一旦进入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想象力，一个没有知识想象力的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人们需要知识，但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从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想象的。

第二，通过客观续写中国史重建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进而重建有效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层面，今天中国各种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点共识，要从历史经验得到有效意识形态。在写史的时候，首先要去意识形态化，然后再确定有效的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隐含于一个国家的历史论述中的。没有历史，就没有意识形态。今天的各种意识形态，无论是西方进口的还是官方所拥有的，之所以无效，主要是带有太多的道德说教和价值提倡，空洞无物，既不能在历史经验中找到证据，也不能被现实生活所验证，这样如何叫老百姓相信？

第三，关注针对个人权利的启蒙运动：受历史条件限制，中国的启蒙运动过于强调国家权利而忽视个人权利，近代历史看这是可以理解的，没有国家主权，哪有个人人权？但是今天的问题在于，国家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情况也已经变化了。关键要实现每一个人对他人权利的认同。

第四，从危机驱动变为危机感驱动：相比美国，中国没有有效表达危机感的机制。中国社会遏制真正的危机感，对中国媒体来说，“不是正面的消息就不是新闻”，正是因为没有危机感，所以最容易发生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