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应该如何定义成功

读书计划第十二篇。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主要是讲美国的优绩制导致的阶级固化，有很多情况和中国国情不一样，本文仅讨论作者观点。

我开启读书计划的初心来自我的痛苦，我想找出痛苦的根源和解决方案：在癌症病房中，我看到了那些因为没钱所以没有选择权的人，但他们仍在挣扎着求生，在他们眼中我看到的是作为正常人的尊严；在康复行业调研中，我看到了那些因为做工致残而一夜致贫的残疾人，因为丧失工作能力也没有得到职业转型培训，他们甚至没有办法给自己买一个稍高性能的假肢假装自己是正常人；在老年小区中，我看到深夜寒风中穿着脏睡衣捡垃圾的奶奶在乐呵呵地跟保安大叔聊天。这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他们没有受到这个世界的善待，他们比那些所谓的精英更加愿意为公众谋福利，但是他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因为他们自己都是被技术化浪潮碾压筛选掉的分母，他们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不公，无处发声。正如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描述的一样，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在一天之中也很少会碰面，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工作、购物和娱乐，我们的孩子上不同的学校。同时，作为一路信仰成绩至上主义的小镇做题家，在面对社会内卷的打击下也遇到过迷茫和焦虑，所有人陷入同质化竞争到底能创造什么价值？找到自我比按照typical的精英路线内卷杀敌重要得多。精英们应该在把财务自由作为人生目标之余保持自己的悲悯之心，这个社会总有一天会重塑价值体系，总有一天不是以财富而是以对公共事务的道德价值来评判一个人的。不要戴着金钱和财富的眼镜去看一个人，摘下眼镜吧，不要自上而下地作为上等人对下等人付出礼貌和修养，而要付出爱和共情，去看这个人本身，去爱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本身。当你在自己关注公共利益的行为中找到了更深层次的价值感，找到了自我，也可以很大程度解决因为本不需要存在的无效竞争产生的焦虑和压力。

那些顶尖大学录取的人，还有那些找到好工作并赚了很多钱的人，都倾向于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工作，很容易忘记一路上帮助他们的机遇和好运，他们也倾向于相信那些成就不如自己的人应该承受他们目前的境遇。这种思考方式扩大了精英阶层和同胞之间的距离，损害社会团结。同时，这种方式也给赢家带来了居高不下的焦虑感和自杀率。这本书想要探讨的是如何才能找到理解成功的新方式，变得不那么焦虑，更宽厚、更谦逊，对公共利益有更强的责任感。

美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当社会被成功教所洗脑，当金钱定义了所有人的价值，那么这个社会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精英们享受了最好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却并没有对没有他们同等好运的人抱有共情和悲悯之心。只有当精英们意识到他们的财富是这个共同体所赋予的好运所带给他们的，他才会更加谦逊；只有当意识到财富不等于道德，他们才会更加努力地通过公共事业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和价值感。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打开国门，融入全球化浪潮，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有了无数的造富故事，但是以成王败寇心态为代表的冷漠的精英们正在把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把阶级进一步固化，产生了“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而失败者陷入“我活该”的自怨自艾的绝望中。所以，我们已经到了重建社会道德体系的时候了，要去除“唯金钱论”，真正地关注为共同体产生的价值本身。

优绩主义伦理的核心是，成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的东西，“英雄不问出处”，哪怕出身贫贱，只要努力也能成功，桑德尔从道德哲学思考出发，揭示了优绩制的不公平性：影响我们成功与否的因素大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比如性别、种族、地区、健康状况、天赋、家庭背景，这些运气和你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桑德尔认为运气在道德上是一个任意的因素，所以靠运气取得的优绩，并没有道德上应得的正当性，那么凭借优绩获得的社会等级也就谈不上公平。

马科维茨和桑德尔等学者对优绩制的批判非常犀利，第一，优绩制造成了新的世袭制。因为精英能够给小孩更好的教育环境，可以给孩子最好的升学训练，因此精英的孩子上顶尖大学的概率远高于寒门学子。第二，优绩制扩大贫富差距，瓦解中产阶级。第三，最关键的是，优绩制导致了胜利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屈辱，让赢家断定他们的成功是靠自己取得的，让输家感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在用轻蔑的眼神俯视自己。

社会应该如何对抗优绩制呢？第一，重新定义工作的尊严，工作应该是对公共利益作出贡献。第二，成功的定义应该不是用钱来衡量，而是用价值或者道德重要性。第三，具体操作上，给工人阶级提供职业培训计划以帮他们适应技术变革的需要，在高校选拔上，从基础资格符合的人员上进行抽签选拔（类似车牌摇号）。第四，让社会中地位较低的人也能接触到其他地方为特权阶层保留的知识和文化并且让他们有平等的发声机会（比如各种在线视频学习平台）。

优绩制的不合理之处

被知名大学录取反应了精英的全身心投入和勤奋努力，但这并不能说这完全归功于他们自己，那些帮助过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呢？那些并非完全由他们造就的天赋和才能呢？在培养和奖励他们碰巧拥有的才能的社会中生活的好运呢？

精英在申请中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难学会感恩和谦卑，进而看不起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而没有感恩和谦卑，就很难关心公共利益。

马克思韦伯观察到：“幸运者很少对自己拥有的好运感到满足，他还想确认他比所有人都更配得上这份好运，还想要确认，不那么幸运的人所经历的不幸都只是他们自己活该。”

所以，“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这句话是双刃剑，一方面鼓舞人心，一方面诋毁失败者，使得成功者认为，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别人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失败者自己都认为他们的失败者是自己造成的，即自认活该，接受“可怜者必有可恨之处”。这个结果导致了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根本没有办法换位思考，上流社会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某些时候一定是麻木不仁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下等人没有现成的柱子来支撑自己的自尊。

从儒家学说到柏拉图主义到美国开国先贤，都认为治国所需要的才干包括道德和公民美德，因为所有人都同意公共利益至少部分在于公民的道德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主要是对于职位和荣誉的分配，而不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重塑道德观

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弗兰克奈特认为，拥有能碰巧迎合当下市场需求的才能，与继承财产一样，都是运气，不是个人能决定的事情。同时，奈特认为，满足市场需求不代表对社会就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我们不能把满足欲望作为价值的最终标准，价值取决于所服务的目的的道德重要性，比如关心民众的健康在道德上比迎合赌徒玩老虎机、闲人刷抖音美女的欲望更重要。

大学的本质是分类机器，高等院校主导了现代社会分配机会的体系，高等院校的证书决定了能否获得有钱又体面的职位。

优绩至上时代的高等教育没有成为社会流动的引擎，反而强化了拼爹优势。大多数重点院校的学生都来自英语流利的家庭，很少有人来自低收入家庭，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不太可能进入三大顶尖高校。总体而言，哈佛的录取率为5%，但当申请人是校友子弟时，其录取率是1/3。一所大学因按照学生的成绩而不是财富来录取学生而闻名，这样的大学对富家子弟会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当感觉到大学是按照才能而不是含混不清的所谓“背景”做出决定的，这会让被录取的富家子弟感到更自豪。

从高中的比拼文化冲出来的富家子弟养成了对成绩的狂热，因此在进入大学之后他们还会任由自己分类和竞争的本能行事，比如努力加入更低录取率的社团。哈佛大学的招生人员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至今还被挂在招生网站上，他们担心那些在高中和大学里面取得了亮眼成绩的人，最终会成为集中训练营里浑浑噩噩的幸存者。

比拼文化的兴起，说明了大学教育正在转变为自我包装和申请职位的教育，这反过来又反映了高校角色发生了更广泛的转变：高校的资格认证功能开始膨胀，甚至要压倒其教育功能。分类和争先，挤走了教和学，大家在拼命比拼人脉和刷分。学习不是为了好奇求知，而是为了水一个高分以便满足自己的竞争心理。这种教育是对求知欲的扼杀，在国内大学也经常看到，头部学生们往往会建立一个水课清单，在这种课上，老师给分相对宽松，你可以尽情翘课去做实习，最后还能得到高分，在简历上显示出自己的multitasking能力。完美主义成了每个好学生的必须追求的路。当代顶尖大学培养出来的竟是这种没有求知欲、仅仅是被全市场的焦虑情绪裹挟着走的“精英”，他们对不如自己幸运的人没有基础的共情能力，甚至看不起愚蠢的人，认为他们蠢到只能依附于枪支和宗教，但同时他们自身也饱受内卷的焦虑所折磨。

大多数成绩优秀的学生都对成绩着迷，不仅是对自己的成绩，对他人的成绩也是如此。我们激烈竞争，结果我们对分数的全神贯注差点儿淹没我们的求知欲。

认可工作的价值

工作既是人们谋生的方式，也是人们获得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源泉。失业意味着这个人和社会脱离了关系。

两位来自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发现，在美国，有大学文凭的人群的中年死亡风险是没有大学文凭的1/4，在一个如此看重优绩的社会中，给评判为一无是处就会处境艰难，这个工作世界不会给那些被筛选掉的人丝毫尊严。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政治学家凯瑟琳·J·克拉默花了五年采访了威斯康辛各地乡村的民众，她认为，“像这样不配得到福利的人包括那些领着福利的少数族裔，当然也包括像我这样懒惰地在城里工作的人，我们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搞些虚头八脑、不着边际的东西。

人类根本的需求是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人对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锻炼我们应对这些需要的能力。

我们贡献的真正价值不能由我们所得的工资来衡量，因为工资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偶然性。相反，我们贡献的真正价值取决于我们努力服务的目标在道德和公民角度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的社会要维持下去，总有一天它要改变到尊重清洁工，那些替我们捡垃圾的人归根结底和物理学家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清洁工不干活了，疾病就会蔓延，所有劳动都是有尊严的。

罗伯特·F·肯尼迪明白这一点：团体、社群、共有的爱国主义，我们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不是来自大家一起购买和消费商品。

金融、投机和公共利益

金融业在近几十年内重塑了经济，改变了精英与成功的含义，这种转变深深影响了工作尊严。经济的金融化导致市场回报与真正为公众利益做出贡献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

如果金融活动是有生产力的，如果金融活动提高了经济体生产有价值产品和服务的能力，那就没问题，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金融本身也是没有生产力的。金融的作用是通过分配资本来促进经济活动以达到对社会有用的目标——新的企业、工厂、道路、机场、学校、医院、家庭，但是现在美国金融业越来越少地设计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越来越多的事件涉及复杂的金融工程，为参与者带来巨额利润，却无助于提高经济的生产力。金融很有可能是从实体活动中提取租金，本质上就是拿到不正当的暴利。当公司用利润来回购股票而不是用来研发时，股东从中获利，但是公司的生产能力并没有提升。根据阿代尔·特纳的估计，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中，只有15%的资金流入了新的生产企业，其它都流入对现有资产或复杂金融衍生品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体制的优势也是未来趋势，将资金分配到实体产业中去，提高生产能力）

建议的做法：降低甚至取消工资税，反过来采取对消费、财富和金融业务征税的方式来提高税收，并对高频交易征收金融交易税，这些高频交易对实体经济贡献很小。

生产者是对经济贡献最大的人，即在实体经济中劳动以提供使用产品和服务的人，以及那些投资于生产性活动的人。索取者是领取福利大于纳税的人。当代经济中的主要索取者是那些从事投机活动的金融行业人士，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意外之财，却没有对实体经济做出贡献：所有这些金融手段不仅没有让我们更繁荣，还加剧了不平等，减缓了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