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是怎么批判所谓的“公知”的--中华百科

本文是《知识分子与社会》的读书笔记，推荐程度３星，读书计划第16篇。

作者托马斯·索维尔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本科学位，1959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6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乔治·斯蒂格勒。索维尔曾在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学术机构讲授经济学课程。曾担任政府部门经济顾问。是斯坦福大学“罗斯与米尔顿·弗雷德曼”学会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驻校学者。

本书宗旨是批判因为知识分子空想和道德缺位造成的极权社会。作者在本书中站在实用和接地气的角度上描述了公知们倾向于在脑海里描绘出一个过于天真的理想社会并且强行要求社会按照这个方向去发展导致的严重后果，最好的案例就是纳粹。凭借理性管理的社会最终可能陷入到诡辩主义和群体狂热中去。而且越是聪明人越容易深陷到一些反常识的、普通人一看就不合理的理念中去。这本书给我的启发在于：公知不应该太过脱离普罗大众阶层，走到人民中去才能得出真正实用的结论。不要因为这一小步影响力太小就不做了，想要建立起圣殿，首先得从一块一块叠砖开始，要尊重常识和经验的力量，同时，在自己的理念开始传播之后还应该观察后果，如果产生了负面社会效果，就应当敢于认错反省、调整理念、尽力补救。

索维尔在书中先定义了知识分子的概念：包含了作家、学者、教师、记者、社会活动家，是理念的处理者。

其次，索维尔规定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尽的义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做到的是不要危害社会，那就是做到要承担对人类的道德责任，关心群体的生命和自由，具体落实就是在构建“理想社会的时候”得从现实生活取经，将理念推到社会之后还要时时修正，应该关注一手经验。第二，要对自己的影响力有敬畏心，不应该滥用影响力。因为很多公知承担了对社会理念再加工和再传播的作用，比如很多凯恩斯主义者从未读过凯恩斯的著作，所以知识分子的话语促进了普遍社会氛围的形成，正是在这种普遍氛围之下，对全社会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得以制定。第三，要对自己的能力边界有谦卑之心，每个个体只能够做到拥有人类所有知识的巨大谱系的一个狭窄部分，不应该轻率地发表看法带节奏，特别当前一些明星也承担了知识分子的作用。

接着，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索维尔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

首先，他批判了知识分子丑化商人的基础逻辑，即，知识分子倾向于将市场行为解读为零和游戏，因此就忽略了创造性工作对社会的价值。这点我是认同的，不应该忽略对真正有价值的开创性工作的投资，因为技术推动的百年间全球人口的死亡率在大规模下降，正是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我们才让更多人得到了自由。在此基础上，索维尔批判计划经济，推崇市场经济，认为政府不应该介入市场行为，不应该在交易过程中“偏袒”某个角色。认为一个自生自发的互动体系比政府干预会运行得更好。同时，索维尔认为个体商业企业家不需要拥有“社会责任感”。我对这点很不认可，“看不见的手”失效这件事已经在过去多次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得到验证，不能保证市场代表了群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精英的傲慢、冷漠和选择性无视。效率和平等本来就是跷跷板的两端。

第二，他批判了知识分子的道德本身。他认为知识分子通过提出理想化社会使得自我感觉良好，是一种伪善的行为，因为信奉圣化构想的人，本身就成为了被圣化的人，许多这样的人会发现，这种自我神圣化的体验太过珍贵，以至于不能冒丧失它的风险。不如像市场化人员实事求是，不谈道德，只谈具体数字。我觉得这是一个珍贵的反面观点。停留在圣化自我无可厚非，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找一个内心秩序的支撑点，就如同市场化人员以钱为支撑点一样。人活着一个是生存本身，一个是为了超越生存，超越生存的因素就是你内心秩序的支撑点。当年先秦诸子都存在被判断为“伪善”的问题，孔子也曾经被弟子质疑言行不一，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关键的是，道德是用来律己的，不是用来责人的。一个知识分子只要坚定地贯彻这一点，就不应该被批判，而应该被尊重。

第三，他批判了研究机构的客观性。索维尔认为，所有学术研究机构都在致力于某种预先包装好的结果，也许是为了赢得某种社会影响力，这些知识分子才努力去提出一个圣化的社会，他们背后的核心逻辑是获得和保持道德霸权。研究机构的中立性这个事实我没有调研过，凭直观感觉太偏激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两面看，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应该在关注公知说了什么之外还要关注他做了什么，防止知识分子打着道德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而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自身来说，要警惕自己对影响力的沉迷导致自己无力修改错误观念的问题。

第四，他批判了媒体的过滤性，媒体倾向于报道极端案例描绘世界的不稳定性来吸引眼球，这种方式的结果就是大大增强了人们心中的不安全感，使得人们更渴求一个权威性和道德性更高的统治者，而圣化的知识分子就通过这个方式完成了在人们心中为这个统治者铺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关注科学的社会统计方法，应该意识到媒体报道的片面性、刻意引导性。

第五，他批判了知识分子对“爱国主义”的腐蚀作用。这一点我觉得在当代中国的所谓精英之间也存在这个严重的问题。很多知识分子为了防止自己被“爱国主义”洗脑，将自己定义成世界公民，因为他们可以有在各个国家之间转移资产和身份的独特资源，所以他们觉得爱国是蠢人才会相信的神话。但正是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全国摇旗呐喊，让很多没有选择权的只有呆在本国的人受到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洗脑，从而丧失了凝聚力，导致在真正大敌当前的时候国将不国。我们一定要记住，当群体利益受到攻击的时候，依附于群体利益的个人利益是不可能得到最大化实现的。所以爱国其实是最理性的、最应该被采纳的利己主义：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所以我们必须爱国。这些所谓的公知在国家因为各种天灾人祸管理混乱的时候大肆批判ZF，本质上是仰仗着他们的双重身份，所以作为普通人群不应该被这样的人给带节奏，应该身体力行，想想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一现况。站着说话永远是不腰疼的。解构的价值远远不如建构，批判的价值不如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实践！索维尔对这一段的论述非常精彩，因此将原文粘贴上来：“长久以来，爱国主义被许多知识分子视为一种没有实质基础的心理学现象，威廉·戈德温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虚构叫嚣”，约翰·杜威将爱国主义贬低为“堕落为对内在优越性的一种可恨信念”，将国家荣誉诋毁为建立于“情感和幻想”之上的“敏感与暴躁的荣誉感”，很多知识分子将国家看作仅仅是整个世界的一个次级部分，并且有些人自我描述为世界公民。但是爱国主义至少仍然是对这样一种基本事实的认知：一个人自身的物质充裕、个体自由和纯粹的物理性存在，都依赖于个人所生活其中的特定国家的特定机制、传统和政策。这种态度存在巨大的问题，因为一旦这种个人态度变成社会的普遍态度，国家在面对任何国际分裂或外部侵略的风险时，就不再有能力自保。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不能被贬损为仅仅是一种心理怪癖。当以这种方式看待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时，知识分子就继而会自认为是高明之士，认为他们的智慧使他们全然没有陷入可怕后果的风险。例如1940年时法国知识阶层的表现。在当时的法国，某些圈子里诸如此类的谈吐会被认为是高雅风趣的——“宁愿要希特勒而不愿要布鲁姆”，只不过，那是在他们经历过悲惨命运之前。

第六，他批判了知识分子的傲慢。知识分子很喜欢给不同的观点扣上某种情绪性帽子而不是理性地去回应别人。我觉得疫情期间所谓的“共存派”和“清零派”就是这个问题，不管是公众号还是各类群和朋友圈，大家都在忙着互相扣帽子，真正在做摆事实讲道理捋逻辑的人没有多少。

第七，他批判了知识分子的能力错配，波斯纳统计过，对大众最有影响力的100位公知中，只有18位能列入他们各自专业中文献被引最多的100位学者的名单，传媒名流和学界名家其实经常是吸引不同的人。真正能在两个不同的智力层面上写作（专业水准和科普水准）和面对不同听众演讲的人少之又少。

总结一下，我觉得有一些可取之处，也有一些离谱的地方，兼听则明即可。索维尔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其实也可以很好地用在他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