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作为一种日常饮品，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同样，有关酒的政策，在我国也有深厚的底蕴。提到我国禁酒政策的起源，早在上古夏商周时代，就相传相关的史实记载。夏禹作为统治者，较早提出了禁酒的主张。

但是，作为后代统治者的桀并不理会禹的告诫，依旧“做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陧，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最终，使夏朝走向覆灭。商朝更加变本加厉，嗜酒成风。

商纣王“车行酒，骑行炙”，船可在酒池中穿行，人可在烤肉上奔跑，设宴群饮七天七夜，比夏桀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也被周所灭亡。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把禁酒单独列为一种政策，是在周朝提出的。

历史上存在较确切禁酒的史料记载，出现于周初。在《周礼·秋官·萍氏》中记载，“掌萍氏掌国之水禁。几酒，谨酒。”几通讥，“苛察沽买过多及非时者；谨酒，使民节用酒也”。

醉酒误事，溺酒误国，西周统治阶级通过设立官员，提出禁酒的政策，尽力防止废事失业，丧德败性的事件发生。此外，禁酒政策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实际农业生产力。

古时，劳动生产力比较低下，粮食产量相对比较低下。外加自然灾害频繁，粮食收成更加不稳定。酒的酿造，对粮食的需求非常大，加重了对粮食的依赖。民以食为天，百姓食不果腹，酿酒又极其消耗粮食，必然导致禁酒政策的出台。

西汉前期的禁酒

总体来讲，西汉前期依旧延续前朝的禁酒政策。汉初的禁酒政策主要指酒禁，禁止聚众饮酒。

汉高祖建汉之初，曾令国相萧何制定律令“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聚众饮酒在汉初是严厉禁止的，还要罚重金，以示惩戒。

虽然，新律除去了秦朝绞首的刑罚，但是，与后世相比，当时的法令还是相当严厉的。但在法律上，也规定的可以饮酒的条件。只有在广布恩泽时，才可以群聚饮酒。《说文》云：“酣，王者布德，大饮酒也。””王德布于天下，合聚饮食为酣。

为何禁酒？

古代只有皇帝有赐酣的权利。因此，通过这样的手段限制了诸侯王之间的联系，禁酒令有着政治性意图。身为一国之君，出行都不能找到四匹同色的马拉车，将相甚至要靠牛车充当，可想而知，战乱带给汉初的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为了稳定统治秩序，恢复发展生产，汉高祖刘邦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大力发展农业，限制甚至打压商业。“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惠帝与吕后修养政策，使“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并且“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景之时，百姓的温饱问题得到缓解，生活状况逐渐好转。但是，粮食储备仍不充足。

文帝亲自躬耕，减免赋税，加强农业的发展。文帝认为，粮食之所以不够，除了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的减产，还大程度上是酿酒造成的粮食浪费。

《汉书·文帝纪》中记载，文帝在后元元年曾下诏，日：“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庆疫之灾，朕甚忧之！

夫度田非益算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不足者，其咎安在？无奶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在保护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映射出酒政的新变化。

每当灾荒之年量产不足，政府就下令禁止民间酿酒，保证百姓的日常口粮。禁酒政策到文帝时期，由最初的禁止聚众饮酒，到灾荒之年禁止民间私自酿酒，其包含了禁饮与禁酿，自身有了新的发展。

惠帝时期也延续禁酒政策。灾荒或粮食不足时，实行“禁酿令”。“（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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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景帝后元年，粮食供给情况有所好转，“夏，大酶五日，民得酤酒。”下诏，允许民众畅怀痛饮，解除民间禁酿的，小商业者又可重新酿酒，维持生活。由此，禁酿令无形之中就取消了。

禁酒与尚酒的博弈

禁酒贯穿整个汉朝，是统治者常抓不懈的问题。当权者还通过颁布政令，规定禁酒的一些详细条例，禁止“无故群聚饮酒”。

只有在官方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群聚饮酒，例如：皇帝赐酶、乡里聚会、节日饮酒、祭祀等等。“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此条法规，在汉初时由萧何制定。

当时，汉刚刚立朝，全国经济一片萧条，天子出行都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人民的生活更是水深火热。此律令更偏重限制那些皇亲贵族及高官，不要因为立了国就目中无人，要远离骄奢淫逸的生活，勤俭节约齐力恢复生产。

在《汉书补注》引刘敛云：“盖汉制，无事不得饮酒，必有祭祀，享其悛余，故有‘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之律。”三人以上无故饮酒，罚金四两，其处罚的力度还是比较重的。但是，在有祭祀等情况时，国家还是网开一面，不夺民之乐也。

在下层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中，“庶人粝食藜藿，非乡饮酒媵腊祭祀无酒肉”。他们只有在乡饮、节日、祭祀时才可以吃肉饮酒，其他时间还是粗茶淡饭，生活甚是清苦。

也许，只有在粮食充足，酒价相对较低的时候，普通百姓才会购买一点，解解嘴馋。

其他时间，想要饮酒，可能只是一种奢望。天灾禁酒。每当遇到重大灾害的，如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情况，粮食减产，当权者就下令，严厉执行禁酒政策。汉文帝时，曾下诏日“问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

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已经多年歉收，又赶上水旱大灾，人民生活困苦。酿酒业又比较消耗粮食，会夺民之食，所以，政府下令禁酒。

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夏，旱，禁酤酒。”夏天大旱，可能导致粮食歉收，人民食不果腹，政府下令禁酤酒。严禁私酿私酤。在汉代，无论是武帝榷酒时期的官酿官销，还是昭帝时期的民酿民销，国家都严厉打击私酿私酤的行为。

赵广汉得知霍禹私自酿酒，“广汉心知微指，发长安吏自将，与俱至光子博陆侯禹第，直突入其门，瘦索私屠酤，椎破卢罂，斧斩其门关而去。”赵广汉身为执法者，不畏霍禹权势，严厉打击官员私酿私销的行为。

随后，又发生“广汉客私酤酒长安市，丞相吏逐去。”赵广汉的门客私自在长安酤酒，被发现后，即被驱逐出去。但是，汉代禁酒政策重在禁民，不禁皇室宫廷和贵族大臣，或者说对统治阶级的限制极其有限。

汉高祖刘邦，身为泗水亭长时“好酒及色”，时常醉酒于王媪、武负的酒肆。当刘邦做了皇帝时，经常设酒宴与群臣共饮。刘邦“酒酣”时，亲自“上击筑自歌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景帝时，夏天大旱，粮食歉收，令天下禁酤酒。

但是，时隔不久，又亲自下诏，“夏，大酷五日，民得酤酒。”皇帝亲自颁布禁酒令，要求全国上下一致节约粮食抵抗旱灾。随后又颁布赐酶的指令，并让民酤酒。这也就说明，作为统治者自身都不能很好的坚持禁酒令，通过赐酶指令解除禁酒指令。

从侧面反映，汉代尚酒的风尚逐渐兴起。汉成帝“湛于酒色，赵氏内乱，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

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逐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沉于酒色，甚至荒废政务，外戚篡权，祸国殃民。皇帝如此，大臣也如此。“参代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壹遵何之约束，同夜饮酒。

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复饮酒，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患之，无如何，乃请参游后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

乃反取酒张坐饮，大歌呼与相和。”身为宰相的曹参，不但自己终日饮酒，而且还纵容下属饮酒，并与之同桌共饮，品行极差。汉成帝时期的光禄大夫王商“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位高权重的大臣们，嗜酒成风，不顾政事，国家情况让人堪忧。

一些皇亲国戚也是如此，饮酒取乐生活骄淫。“武帝即位，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儿为平原君，封田厩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

盖侯信好酒，田魇、胜贪，巧于文辞。”一语即中，指出这些外戚重臣浮华的生活习惯，除了好酒淫逸就是生性贪婪。

“安以后父封桑乐侯，食邑千五百户，迁车骑将军，日以骄淫。受赐殿中，出对宾客言：‘与我婿饮，大乐！川’以女为贵，外戚权盛任意妄为，大殿之上公然叫嚣。饮酒作乐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嗜酒、酗酒之风蔚然兴起。

作者观点

由此可以看出，汉代禁酒主要禁民，而非禁官。随着汉代政治稳定，禁酒令自身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

最初禁酒令倾向于政治性，汉朝刚刚在秦末战乱后建立，还要面对很多遗留问题，政局不稳，而且聚众饮酒不仅消耗务农者的时间和金钱，还极有可能引发人际纠纷，故汉初颁律令禁止“无故群聚饮酒”。

其后，又因灾害问题下令禁酒。粮食供给不足，则下令禁酿、禁酤、禁饮。一旦粮食储备充足，禁酒政策就自行解除了。因粮禁酒只是临时之计，不是长久的权宜之计。

并且，上层统治者自身喜好喝酒，其禁酒的政令也逐渐松弛，把不能“无故饮酒”变成一纸空文。随着汉代农业生产水平的逐步提高，粮食产量逐渐增加，“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

粮食剩余刺激了酿酒业的发展，汉代尚饮之风逐渐兴起。在禁酒与尚酒的博弈中，尚酒之风逐渐崭露头角，让酒这种奢侈品，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