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阐释：中国城市化的道路选择

反思与阐释：中国城市化的道路选择

——兼评贺雪峰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城市化道路是指城市化进程的途径或方式。纵观中国城市化进程，不论是沿海还是内地，不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从城市运转到城市建设，从城市定位到产业选择，基本都在是跟风、山寨和模仿，而跟风、山寨、模仿的恶果就是，最终迷失了自己，走向错误的发展道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贺雪峰的新著——《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即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对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个国家所具有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从它的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就可以直观反映出来。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各国都将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对于中国的城市化，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1943年2月9日~）的看法是，“城市化将使中国成为世界领袖。”中国已站在新的更高的起点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这意味着，中国已将“城市化战略”列入发展规划。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当城市化（或城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进行模式转换也就成为必然要求。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但延续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风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一如作者书中所言，“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魔咒。”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无疑是要前方百计的推动产业升级，一是要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来实现产业升级，二是要为实施产业升级战略提供足够的资源纵深和时间缓冲。

不同的国家走过不同的城市化道路。从我国的实践看，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政府行政体制机制的推动力量非常强势。在政府主导之下，不少地方政府正以“发展”之名，大肆地摧毁着城市和乡村。不少历史名城都经历拆了建、建了拆的轮回。先是在无情地毁掉老祖宗留给城市的不可再生的遗产，而后又貌似醒悟的，毁掉已积累了几十年的近现代城市遗产和人居社区，重新用现代的建筑材料，修建仿古建筑，而原本尺度宜人的街巷、院落在推土机的轰鸣下支离破碎。同时，也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不少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卖地。即使农民的“口粮田”，也被政府强制征收后发展房地产，或兴建新城。因拆迁、征地而引发的上访，及“鬼城”的出现就是政府主导城市化（或城镇化）建设的恶果之一。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世界城市状况报告》中曾言，“城市是人类最复杂的作品之一，从来没有完成，也没有确切的形态，就像没有终点的旅程；它是过去，是现在，更是未来。”长期在世界各地考察的温铁军教授多次强调“两个没有看到”，一是在发达国家没有看到农业现代化的典范，二是在发展中国家没有看到城市化的典范。他指出，“大凡是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有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中国“是唯一的虽然有约2亿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却没有出现大型贫民窟的国家”。在作者看来，这是因为“中国城市化为进城失败农民留下了返乡的权利。”作者还在书中进一步强调，“这一点太重要了”，正是“这一点，中国再次成为这个世界的例外。”

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贺雪峰教授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应选择尊重国情和历史。”在《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中，贺雪峰教授有针对性地探讨了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在第一章、第二章中，从欧美日、亚非拉的城市化发展，以国际视角审视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基础和可以选择的道路；第三章、第四章主要回答了中国式城市化的若干个“为什么”，以及需要警惕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激进观点、政策，和过激的做法；第五章、第六章则是作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的、审慎的提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第七章是作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涉农条款的解读（或理解）。整体而言，通过贺雪峰教授的这一新著，使我们对中国城市化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至少通过贺雪峰教授这一作品，使我们在新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建设中少走弯路。

讨论至此，答案已经很明了，未来的中国城市化，传统的由政府强制推进的“城市化”战略必须得以调整和纠正。因为由政府主导的、以拆迁改造为标志的快速“城市化”完全搅乱了市场发展的节奏，使城市处于一个无序的发展状态之中，整个社会阶层处于一种动荡的、不稳定的状态中。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要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模式，让市场在城镇化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由“市场主导”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并不意味政府对城市化（或城镇化）建设无所作为，而是要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关系，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这一点，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也有体现。即，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使城镇化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为政府引导、科学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