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治边民族政策的双重变奏

封建王朝治边民族政策的双重变奏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作为中国南部边疆的重要一环，广西的历史条件、地缘结构、民族构成等与其他边疆地区都不相同，面临的具体情况也不一样。

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历代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治理的政策也在不断变化。在《从制度化到内地化：历代王朝治理广西的时空过程研究》里，广西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郑维宽教授选取了广西这个地缘条件较有特色的区域，以时空为经纬，以“制度化”和“内地化”作为分析中原王朝治理广西历史过程的两个切入点，系统地探讨了秦汉至明清2000多年间王朝制度在广西边疆民族地区调适、融合的演变。其中，他既从广西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的特殊性去解读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策略的特点和影响因素，又从传统的“中央—地方”关系中剖析了中原王朝与广西民族传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边疆民族治理是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面临的课题。如何适宜而有效地治理边疆不仅关系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和繁荣发展，更关系到整个政权的长治久安和国家（边疆）的安定。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即在广西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个直属中央的行政机构，其中桂林郡包括广西的大部分区域。这既是封建大一统王朝在岭南地区设立郡县的开始，亦是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融合的开始。在《从制度化到内地化：历代王朝治理广西的时空过程研究》里，郑维宽教授不但系统地论述了历史时期广西地方民族社会逐渐被纳入中原王朝统治体系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广西土著民族社会的演进与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和强化，还深入地探讨了边疆开拓、制度移植、移民实边、文化传播与广西民族社会形态的演变，和国家认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可以说，郑维宽教授的新著《从制度化到内地化：历代王朝治理广西的时空过程研究》，既呈现了国家制度在广西的推进与地方民族社会“内地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又为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提供历史的依据与借鉴。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对广西的治理主要体现在设置边疆郡县，（但是）原有土著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并未随之发生解构。

王朝统治势力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所及的范围仅局限于广西的东部和中部。但是，即使针对桂东、桂中的制度推行、文化传播、军事镇戍、对土著民族招抚等重点治边民族政策也只对点、线及其附近的地区“有效”，在县以下的基层地区和山区往往还是土著民族的自治组织在发挥作用。在“秦至南朝王朝制度在广西的推行与内地化的启动”一章中，郑维宽教授一是探讨了中原王朝在广西建立有效统治体系的具体手段，包括将王朝统治的触角延伸到县以下，逐步建立起较为完整地基层组织等；二是透析了王朝行政治理与广西地方社会的结合，包括推行“以其故俗治”的少数民族自治政策以建立较为完整地基层组织等。这即表明，王朝制度在广西的成功推行，不但在于将制度移植与地方传统社会组织结合起来，更关键的是立足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因俗而治”。

秦汉时，“内郡为县，三边为道。”“因俗而治”，一是实行郡县、土长并重的双轨制治理方式，“从而使‘边疆’仅仅是一个地理或自然的概念的过程”（王景泽《中国“边疆内地化”问题研究》）；二是保持边疆民族区域原来的制度、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在与内地的交往中不断向先进的内地经济形态和文化学习并最终趋同一致的治理模式”（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尤其在汉代以后，“因俗而治”更是成为中央政权治理边疆民族政策的主流。不但“王朝制度进一步向广西渗透，广西地方社会的内地化进程也出现了新的积极动向”，尤其是“自宋以降的近7个世纪里，宋、元、明王朝对广西地区的治理又有新的特色”（刘俊珂《历代王朝经略广西地区述论立》）。

从历史上看，除了加强行政管理之外，中央政府不但更加重视军治和因地制宜的“绥抚”政策，还以更加灵活的政策来处理边疆问题。在《从制度化到内地化：历代王朝治理广西的时空过程研究》里，郑维宽教授分别从广西治理体系演变与土著民族“内地化”的新动向上，论证了中央政府治边民族政策的制度化推进与广西土著民族的“内地化”融合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从秦汉至明清2000多年间，历代中原王朝在广西进行持续的时空建构，表现在时间序列上中原王朝在广西的制度移植是缓慢而渐进的，在空间上呈现出自东徂西、自北而南的特点，最终实现了王朝制度在广西全境的普遍实施；广西也完成了“内地化”的进程，成为中国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典范，是王朝制度地方化与边疆民族社会“内地化”的完美结合。

在《从制度化到内地化：历代王朝治理广西的时空过程研究》里，郑维宽教授选取最能体现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岭南传统民族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从地方民族社会内部的变化去透视其对王朝制度推行的反馈。从历史发展看，不论是“自上而下”的“因俗而治”还是“自下而上”的边疆“内地化”，尽管这两种政策在不同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不同，但基本上没有舍它而独存，而是互为参用，均对中国古代边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说，郑维宽教授的这些结论不仅丰富了我国边疆治理理论，还对我们制定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提供历史的镜鉴。

发表于201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07版:悦读空间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8-09/14/content_18813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