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融史，问金融道：金融变迁的历史镜鉴

读金融史，问金融道

金融变迁的历史镜鉴

国家博弈，金融战略。金融不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更是国家博弈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支撑。从17世纪人类工业化萌芽，到18世纪西方金融体系的形成。任何历史大事件背后都有隐性的金融之手，世界性金融危机不但倾覆了世界，所有的认知也都被重新认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可追溯到有清一代的钱庄，甚至唐宋的飞钱。而现代银行的诞生，则公认是1694年英王批准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在《千年金融史》中，著名金融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威廉·戈兹曼（William N. Goetzmann）首次将金融描述为一台时间机器。“倒回未来”（Backto the Future），透过表象解构亘古不变的金融危机之因。即“在本质上，金融是一种做事情的方式……并没有好坏善恶之分”。他认为，金融之所以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是因为它能够让经济价值的实现在时间上提前或延后。

在本质上，金融就是一种做事情的方式。像其他技术一样，金融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不断提高效率的技术工具。“金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正如戈兹曼教授在《价值的起源》一书中所言，金融创新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发生，又推动了文明的进程。在《千年金融史》中，戈兹曼教授不但把金融概念与技术创新融合在一起，还围绕金融在人类演变中的作用，深入浅出地阐述金融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塑造和推动，并以专业的基础、独到的见解阐述了中国金融创新以及金融体制改革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等。金融，有着自己的逻辑。读史，可以明志。透过千年金融史，可以更好地体悟金融的责任和使命。戈兹曼教授认为，金融不但对城市文明的诞生、古典帝国的兴起以及对世界的探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近代欧洲，金融活动还催生了用数学方法量化分析风险的传统，使得史无前例的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

从历史视角看，金融几乎总是与各国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即，国家的经济和制度会决定金融发展的路径，而金融创新又能对国家建设提供帮助。同样，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了金融创新强有力的支持，而金融创新也促进了新技术的推广。17世纪末，英国依靠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提供资本燃料和动力，成功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19世纪头号强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继承英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基础上，依靠逐渐成熟的投资银行体系，支持美国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20世纪头号强国。其实，早在10世纪的前后，中国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经济实力上都具备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条件。但是，由于缺乏大量及长期资金的资本支持，第一次工业革命推迟700余年后在英国发生。

产业革命源于科技，却成于金融。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约翰·希克斯（Hicks John Richard）所言，由于产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犹如人体对血液的要求，而金融在提供资金来源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围绕金融在人类演变中的作用，《千年金融史》深度地探索了金融创新的历史基础。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工业革命并不是技术创新的成果，或者至少不是直接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从美索不达米亚及中国金融的遗产看，正是实体经济的资本需求和政府借款的需要促成了金融革命的发生；金融革命反过来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又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尤其在新工业时代，转变中的世界与转型中的中国，不但更需要倚重金融的推动，还需要把握好切入点。

从历史上看，文化与金融的内在关联始终贯穿于经济社会的演进变迁之中。从这个层面上说，如果我们说人类文明都是跟文字记载划等号的，那么金融跨期交易实际上促成了这方面人类文明的出现和发展。现代金融理论强调金融与实体经济结合，英国工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正是现代金融理论一个经典的历史注释——正是工业部门的资本需求和政府借款的需要促成了金融革命的发生；金融革命反过来则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即，“银行（不但）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的机构，银行也做其他事情。”在《千年金融史》中，戈兹曼教授还以翔实的史料探析了宗教团体圣殿骑士团是如何转变为金融机构的故事。他认为，圣殿骑士团“储藏所”和“金融中介”的角色不但为其积累了丰厚的财富，亦“解决了时间和地域上的经济问题”，并奠定了“欧洲独特金融结构的概念基础”。

包容共存是现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其开展经营业务……一些银行做实体投资，为证券发行做担保，并参与公司管理。按照这些标准，圣殿骑士团可以肯定是一家银行。”正如戈兹曼教授所言，从转移系统到帐户记录，再到保管功能，最后到财产所有权的契约安排以及财产收益率的安排，圣殿骑士团对欧洲社会需求在技术层面的响应，不仅与处在相同时期的宋朝社会类似，圣殿骑士金融安排的复杂性正是欧洲首个资本市场空前发展的重要前奏。在整个13世纪，圣殿骑士团不但负责为英国王室征收税费和监督纳税，还在英国和法国经营着皇家债务账户。而圣殿骑士也在为王室提供金融服务中获取了其它权利，包括税收减免、特许经营权或出售盐、酒等商品的关税减让等。

正如国王和其他领主拥有领地内的租金分配权、收益和财产控制权，这些“经济权利”实质上赋予了圣殿骑士团收取货币、生产和劳动、收取过路费和关税、捕鱼和狩猎等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在由国王或领主赠予圣殿骑士的地区，他们还有对“重量、尺寸、烘炉、作坊和公证人办公室”等的“市场监督”权和“审判权”。圣殿骑士团金融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论据，说明不同的制度技术可以发挥相同的作用。就像戈兹曼所说的，“金融技术是冗余的、自适应的，有时又是反复无常的。”从历史视角看，虽然基于土地及土地收益分封的原则，但封地法律最终成为纯货币债务系统的支撑框架，也是欧洲独特金融结构的概念基础。

在长期的金融实践中，圣殿骑士团的财务人员不但独创了当时十分先进的复式簿记方式和汇票取款方式，还采用了一种本地存款、异地取款的方法。这些书面凭证实际上几乎等同于现代银行所使用的汇票了。可以说，圣殿骑士团不但是现代银行业的奠基者，欧洲银行业的鼻祖，还是银行混业经营的祖师爷。除了汇款业务外，圣殿骑士团还时常从事托管、信贷、委托征税、押运税款、代为支付、交割见证等金融活动。在历史上，圣殿骑士团既是全球第一个跨国大型企业，也是金融创新的先驱者。比如，宣誓坚守清贫的骑士道德制度不就是现代金融从业者的“誓言”吗？在戈兹曼教授看来，圣殿骑士长期遵循的制度，不但“解决了时间和地域上的经济问题”，“使得关于未来支付的契约变得稳定靠靠”，“广泛的地域网络（还）使得货币可以穿越时空进行传送”，这些“特征”更使得圣殿骑士团几乎完全符合了现代金融机构的全部特征。

金融创新源于一系列的历史偶然（或“历史上的独立事件”）。在文明不断变迁的历史中，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创新，都因其社会、经济、文化的特定背景而具有特殊性。我以为，探究圣殿骑士团的金融职能对现代金融创新、社会发展都有着极好的指导意义。在戈兹曼看来，正是金融推动了古美索不达米亚文字书写的出现，促进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化向帝国的转变，决定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并为引领欧洲走向世界的贸易扩张提供了保障。在《千年金融史》里，戈兹曼教授不但详细地阐述了货币、债券、银行、企业等金融工具和金融体系是如何推动城市中心的扩张（及促进了文明的繁荣），还以单独章节阐述了中国金融创新，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对比中国和古代西亚及地中海文明的早期金融发展，“即是硬币、借贷、会计体系、合同、证券甚至纸币等从不同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某些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仍然可被认为是稳定的均衡点。”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透过戈兹曼教授的专业视角，许多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事件经过他的解读被赋予新的意义，更清晰地成为金融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透过《千年金融史》，不但一窥金融历史的进化之旅，亦可透视国家文明兴衰失败的暗涌脉络。从历史发展看，“金融技术（不但）改变了我们现在或将来在身所处的经济地位，也改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金融（不但）拓展了我们想象和计算未来的能力，它也要求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和量化过去，因为历史是预测未来世界的基本依据。”阅读历史为了关照当下，除了金融历史的叙述，更是为了当下的反思。所以，也请您读一读著名金融史学家威廉·戈兹曼教授的《千年金融史》，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约瑟夫·熊彼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