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喧嚣中傲然绽放的港澳文学

在喧嚣中傲然绽放的港澳文学

香港文学的魅力何在，一是“区别于其他海外华文文学和内地文学的特质”（这是香港社会独特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及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二是“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兼容性的特色”（不但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文艺创作风格并存，还杂糅了中西文化的精髓）。作为香港新文学的开拓者，谢晨光是最早与上海文坛发生关联的作者，且是“最有成就者”，没有之一。他在20年代中后期，就不断地给上海的杂志投稿，“总要向上海的杂志投稿才可以表示自己的身份，才决定威风”（谢晨光）。斯时，香港新文学作家“北上”既是“吸取营养”，更是一种“荣光”与“肯定”。

“香港文学……与内地和台湾文学形成鼎足之势，辉耀中华文坛。”正如著名学者陈子善所言，“惊鸿一瞥”是他对香港文学的感受，亦是对港澳文学的高度评价。《一瞥集：港澳文学杂谈》荟萃了谢晨光、曹聚仁、叶灵凤、宋淇、罗孚、金庸、刘绍铭、蔡澜等现当代香港文坛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及其逸闻轶事。那么，是那些文学大家的心路、境遇、情怀和文采“滋润”了香港文学，还是香港历史、地理“丰盈”了那些文学大家的文采，亦或是二者共存发展、共同促进呢？透过《一瞥集：港澳文学杂谈》，透过陈子善“一个人的香港文学阅读史和与一部分香港作家的交往史”，不但现当代文学大家在香港的留痕被勾勒得一清二楚，香港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也得以翔实地呈现。

港澳文学，既不同于祖国内地，也不同于宝岛台湾，更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它是一处完全独特的文学景观。“作为东西方文化的又一个融合点”，“都市性和开放性既是香港显著的地域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香港早期新文学的主体性。”在谢晨光的作品中，“华灯竞艳繁华”的皇后戏院、“最富丽”的英皇酒店，大大小小的咖啡厅、饮冰室和跳舞场，还有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波希米亚人》，以及根据西班牙作家伊巴涅兹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激流》，这一切既是谢晨光的写作基调，也反映着香港文学的衍变（或谓之“香港文学的发展线条”，其中既包括港澳文学的萌芽、发展及成熟期）。时至今日，香港文学已伴随着香港的高度现代化而具有了更多的新的表现形式。

传记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通过表现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人，去表达作者对时代、对人生、对文学的独到的理解和独特的情感，并把“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结合”（恩格斯）。在陈子善看来，上乘的传记文学作品，“往往是史学、批评和文学色彩兼而有之，相得益彰。”正因此，在回顾香港文学史之时，就必须正视曹聚仁《鲁迅评传》的历史地位。我以为，在两岸、在港澳、在港台关于鲁迅的传记、评传有百十个版本，只有曹聚仁“把自己当作百年后的史家来着笔”的，他的《鲁迅评传》坚持鲁迅是“人”不是“神”，“既不仰望也不俯视”。或者说，“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鲁迅，即便“以非凡的志气，伟大的心地（而）贯穿了一代……”，在本质上他仍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所以，曹聚仁的《鲁迅评传》虽在个别细节上与史实有所出入，却显示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应“在香港传记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

追溯香港文学源头，要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其中，鲁迅、茅盾、巴金、萧红、许地山、端木蕻良、骆宾基、楼适夷、欧阳山、陈残云、施蛰存等文学大师来到香港，不但使香港一度取代了上海的在华文文坛上的地位，还使香港的文学创作达到了空前的活跃和繁荣。而香港包容的文化样态，又使得香港文学的地方色彩更加丰富而独特。不少新锐作家将现代主义与香港的现实结合起来，不但写出了大量成功的作品，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社会性。澳门亦不例外，这亦由中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所证实，譬如韩国学者李德超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以及香港学者方宽烈所撰写的《澳门当代诗词纪事》，等等。而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只是为了说明港澳文学与祖国内地文学的血肉联系。

“我目睹香港走过怎样的路……正因如此，我不得不更关心香港。”正如著名散文家、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卢玮銮（笔名“小巴”）教授所言，品味港澳的文学史，也是重识港澳的发展。翻开《一瞥集：港澳文学杂谈》，从“香港新文学的开拓者”起读，一篇篇读下来，陈子善不但把祖国内地与港澳文学的踪迹联系起来，还使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衔接起来。这亦是港台文学的“前世今生”。我以为，《一瞥集：港澳文学杂谈》中最有思想含量的文字，大都蕴藏在陈子善港澳文学的探究中，其中既有对谢晨光、鲁迅、曹聚仁、叶灵凤、刘以鬯等文学大家的品评，亦有对其文学创作的批评，还有更为开阔的思考。同时，《一瞥集：港澳文学杂谈》的编纂也非常新颖别致，“看似有些荒芜”，却“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