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世间的都是“妖怪”

行走在世间的都是“妖怪”

不同于西方的巨人、妖精、吸血鬼或者怪物文化，东方的妖怪大都是“精灵”，比如镇江的“小青”和“白娘子”、涂山的“九尾狐”与花果山的石猴。不论哪个妖怪的身上都深深烙印着某种文化符号。日本学者井上圆了曾在《日本妖怪学》中把妖怪学归类于哲学与心理学谱系下的应用学之中，而我国则把“妖怪”划到“神话传说”中——无论神话分类有多少，最常见的无外乎“自然性神话”与“历史的神话化”两种。北京师范大学潜明兹教授认为，这在“妖怪学”中同样适用。前者如《山海经》中的种种远国异兽，后者则比如《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中的神仙妖怪等。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很神秘性，善与恶并存，并可以互相转换。

 “人的内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总想感到自己是发现者、研究者、探寻者。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求特别强烈。但如果不向这种需求提供养料，即不积极接触事实和现象，缺乏认识的乐趣，这种需求就会逐渐消失，求知兴趣也与之一道熄灭。”正如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霍林姆斯基所言，妖怪源起于远古人们对自然、对动物或者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控制、无法解释的力量的敬畏之心。《妖怪客栈》是第一届曹文轩“青铜葵花”儿童文学奖、冰心文学奖、“大白鲸世界杯”儿童文学奖等多个儿童文学创作奖项获得者杨翠继《难得好时光》《西窗的黄鹂鸟》《镜子里的猫》之后出版的国内第一部“东方文化幻想”系列小说。在《姑获鸟的纷争》中，杨翠主要讲述了传说中的姑获鸟首领十九星为了保护群体所赖以生存的羽佑乡和她的追随者们，同她的姐姐、披着神秘羽衣而又妄图称霸妖界的姑获鸟十九月之间的一场殊死较量。

“妖怪”是一种文化，是东方文明中最神秘、最亲民、最流行的传统文化。与“神祇”相比，“妖怪”不但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文艺创作的想象力，还深深地烙上了某些不言而喻的东西。比如勇敢，比如包容，比如责任，以及人性、社会伦理，等等。因此妖怪与人的关系往往很难说得清楚，甚至人类的世界就是妖怪的世界，只是我们一直没发现罢了。妖怪和人类一样，要上学、怕考试、忙工作、贪玩耍。在杨翠幻想的世界中，天不怕地不怕的龙子螭吻，竟然求李知宵保护。在《龙女的假期》中，作者杨翠对于李知霄的刻画更深邃，面对人见人怕、妖见妖藏的龙女嘲风，少年李知霄不但有博大的胸怀，更有不畏强暴的勇气。文艺创作，不就是通过精彩的故事、鲜活的语言、丰满的人物形象，生动艺术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恒星之所以会有行星围绕，是因为其自身重、引力大、有阳光、有温度。同样地，好的艺术作品，首先是弘扬正能量、增强做人的骨气；其次是激活社会大众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内在的动力源泉，唱响“时代好声音”。

妖怪即人，人即妖怪。表面上的凶恶无比，内心却充满着它们的正义，他们的情义。所以，“妖怪客栈”里住的未必是“妖怪”，而很可能是人，所谓的“妖怪客栈”最大的可能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大白鲸奇幻文学金奖获得者、幻想小说《凡平的奇幻森林》作者黄文军看来，“妖怪也和人类一样，有的弱小、有的强大，他们在妖怪客栈里，上演了一出出和人类相似的悲喜剧。”“进入《妖怪客栈》的世界，感受妖怪的喜怒哀乐，恰到好处的温暖友谊，写出了孩子的赤诚之心。”正如童话作家程景春所言，妖怪不但一直生活在人类世界，待在我们的身边，“妖怪文化”的发展还具有“未来性”。在《妖怪客栈》里，作者杨翠以充满传奇色彩的幻想作为切入点，构建起一个饱含东方文化元素的妖怪们的舞台，而这舞台上的众生相，又都是现实的影子，“既有传统文化的根，又有让孩子们喜欢的果”（晏菁语）。

原载2018年3月25日《番禺日报》第2版“读书”，0325番禺日报2版“读书”，1119成都晚报第七版“读书”，20200104《温岭日报》a0002版：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