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消融阻碍贫困人口的冰山

普惠金融：消融阻碍贫困人口的冰山

“30多年前，尤努斯初创格莱珉银行，起步卑微但不懈努力。今天，小额贷款已经发展成抗击贫困的重要手段，促进了社会底层发展，有助于推进民主与人权。作为‘穷人银行家’，尤努斯彻底颠覆了‘穷人缺乏信用’‘无恒产者无恒言’‘贷大不贷小’等传统银行经营观念，建立了适合于金融支持贫困地区的‘草根’信贷理念，由此改变了全球数以亿计穷苦人的命运，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作为普惠金融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教授在消灭贫困、消除失业和应对环境恶化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诺贝尔委员会（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等国际社会的好评，甚至被尊为“普惠金融教父”。尤努斯认为，提供金融服务是一方面，改变贫困人群的生活是更具有社会效益的善举，要确保所有农村当中所有家庭都能够逐步地摆脱贫困，让整个世界没有贫困。尤努斯教授还先后多次访问我国，其影响力不但诱发我国金融政策之变化，大量小额贷款（担保）公司的应运而生以及借助互联网技术崛起的互联网金融、P2P等金融实践探索也都可以直接或间接的追溯到尤努斯教授创立的理念上。

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普惠金融实际上就是针对传统金融“嫌贫爱富”的缺点，经过制度、技术和产品创新，为弱势群体提供特定金融需求服务的体系构架。截止2017年，有137万个村民小组超过900多万人向尤努斯教授创办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借过钱，有效覆盖孟加拉国93.16%的村庄，这其中包括7.76万名乞丐。“金融服务是经济生活的氧气。即使是全球最富裕国家的金融体系，也缺乏普惠性，这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尤努斯教授所言，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不但实现了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完美结合，还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正规金融机构长期以来无法为贫困户提供有效信贷服务的问题，较好地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截至目前，除了相对贫穷的孟加拉、马来西亚、菲律宾之外，包括美国、英国、中国等100多个国家竞相效仿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建立支持“三农”发展的信贷体系，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效。但是，以格莱珉银行为范本的金融模式在中国的多次复制，几无鲜见成功的案例，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通过回顾创办格莱珉银行的初衷以及运营理念，尤努斯教授在《普惠金融改变世界：应对贫困、失业和环境恶化的经济学》（下文简称《普惠金融改变世界》）中回应了部分质疑。

贫困者最大的困境是缺乏摆脱贫困的手段。“我想看到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贫困，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可以没有贫困的，我们之所以有贫困，是因为我们所建立的这个体系出现了偏差，从而使这种贫困强加在了很多人的身上，它不是贫困的人自身所创造出来的。”正如尤努斯教授所言，格莱珉银行在帮助数以百万计穷人脱离贫困的过程中，也深刻的揭露了传统银行体系的缺陷：拒绝最需要贷款的人—贫困群体—提供贷款服务。尤努斯教授认为，“全世界范围内穷人所遭遇的不幸反映出一个更为宽广的社会经济问题——持续的财富集中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公的加剧”，而“一个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社会必然沦为一个政治权力由少数人操纵并为其私利服务的社会”。一方面，不平等的增加导致社会动荡、政治两极分化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另一方面，持续加剧的财富集中化趋势最终必将威胁社会的凝聚力、人权和民主。倘若一个人或者某个社群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社会结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又该如何阻止他（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甚至把他（他们）的愿景进一步上升为一国的法律。一是“重新设计我们的经济框架”，充分释放利他主义的创造性与作用，就像利他主义曾经驱动资本主义体系一样；二是终止收入上的不平等，创造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以缩小贫富差距和最终消除贫困。

金融是一项基本人权。“现有的金融机构是财富集中化发生和聚集的渠道，它们将继续使财富集中化问题在未来变得更糟。”尤努斯教授认为，“极端财富集中化并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不可改变的命运”，如果我们真的想缓解财富集中的趋势，首先要改革金融体系，一是重新设计现有的银行体系，使其不再作为财富集中的便利手段；二是建立一套新的金融机构，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而且，在格莱珉银行为穷人提供银行业务的同时，尤努斯教授又发现了穷人的许多问题，尤努斯教授也一直尝试逐一解决这些问题——“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新的企业来解决每个问题”——“提供人们需要、想要和将要、急要的商品和服务。”尤努斯教授是个实干家，每遇到一个问题，他便创造一个“解决人类问题的非分红公司”解决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尤努斯创建了许多企业和企业式的独立项目，包括住房、卫生设施、可负担的医疗保健、可再生能源、营养改善、清洁饮用水和护理教育等，他把这种新型企业称之为“社会企业”（social business）。除了收回初期投资，尤努斯不允许提供资金投入的投资者获得其他盈利，所获得的利润也全都留在企业进行改善和扩张，以使更多的穷人受益。

尤努斯教授认为，“社会企业就是用创造力，以可持续的方式解决人的问题。”在《普惠金融改变世界》中，尤努斯教授提出了“消灭贫困，消灭失业，零碳排放的‘三零世界’”的愿景，他希望通过重塑金融体系，为世界带来零贫困、零失业、零碳排放的“三零世界”。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容忍贫困、失业和环境恶化，就好像这些完全是脱离了人类控制的自然灾害，或者美其名曰是“经济增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尤努斯教授说着“显然不是”，他在《普惠金融改变世界》中石破惊天地指出：“贫穷不是由穷人本身造成的，它是由一种经济体制早就的，在这种体制中，所有资源都趋向于向上流动，进而让大量的资产都集中于顶部哪1%的人手中……”，这“是我们经济体系的弊病……由于经济体系是人为设计的，如果人们选择用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更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新体系来替代就旧体系，那么这些弊病就有可能被治愈”。

消除贫困，归根结底是消除贫困人口发挥其自身价值所面临的重重障碍。从孟加拉国走向世界，尤努斯教授缔造的“社会企业”不但改变着贫困的“第三世界”，也帮助着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如法国就通过创设“社会企业群英会”（Social Business Action Tanks）“企业扶贫群英会”（ActionTank Entreprise et Pauvreté）分别致力于解决法国贫困人口面临的各类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企业”领跑的新型经济体系第一次给予人类创造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的机会。尤努斯教授认为，“那些所谓的穷人，有着与身处任何地方、拥有任何身份地位的人同样的无尽的创新和创造潜力……如果我们将享有的机会提供给他们，他们也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创造性地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设计社会企业，可以让这件事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就业问题是“格莱珉模式”关注的重点，“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影响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收入”，还几乎等于“把一个完全有能力的人扔到垃圾堆”上，尤努斯教授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一种特别残酷的惩罚方式”，这也是经济不平等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

贫困最具潜伏性和破坏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在多个维度同时扼杀人类的幸福和健康，而不同维度上的破坏又可以相互放大。正如尤努斯教授所言，“新的一代人已经接受了教育，许多人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然而，他们当中仍有成千上万的人找不到工作。”更糟糕的是，自动化技术、机器人技术普及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许多领域（行业）可在不减产的情况下裁员，加之人的寿命的延长，人们需要更长的工作时间来养活自己，多重因素使得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在《普惠金融改变世界》中，尤努斯教授提出了“Nobin（新企业家）计划”，这是最有效的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一是帮助、引导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课堂学习的家庭克服对教育的恐惧，并且接受教育；通过新的教育贷款计划，鼓励贫困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二是鼓励创业，通过“Nobin计划”将年轻人的思想从传统的找工作转移到通过创业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就业机会；为了使“Nobin计划”成为现实，尤努斯教授从格莱珉银行提供新企业贷款的新项目来支持年轻人创业。像格莱珉银行一样，“Nobin计划”已经发展出强大的方法论，几乎适用于任何国家任何存在失业或者就业不足问题的地区。

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生态环境于人类生活不可或缺。优美、清洁的生态环境既决定着人的生活质量，也决定着人的健康水平。在《普惠金融改变世界》中，尤努斯教授以孟加拉、乌干达、海地为例来论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他认为“以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追逐的经济增长”是“不洁的、不可持续的增长”。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或破坏，最终受害的还是人类自己，并使经济社会失去发展的可持续性。很多跨国企业之所以选择在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布局”，一是因为人工成本低廉，二是因为“便利”。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太渴望工作和收入，政治领导人就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忽略甚至忽视环境问题，结果人们是获得了一些工作，却多数都是一些肮脏的、危险的、具有破坏性的工作，这些工作的危害要在几年或者若干年后才能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对人类所依赖的环境必须采取讲道德、负责任的态度，坚持以最环保的方式运营和管理。而且，“实现零贫困和零失业的同时追求零净碳排放是完全可能的”、并不矛盾的，因为三者之间应该是互相补充和支持的。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青年人手中拥有的科技力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代人。尤努斯教授期望青年人能发挥力量“破旧立新”，创造一个没有失业、不再拜金的新社会体系。在《普惠金融改变世界》中，尤努斯教授通过翔实的案例论证了现代科技对创造个人财富及应对贫困、失业和环境恶化的贡献和价值。一方面，科学技术打开了创新之门，通过信息技术深入研究穷人的生活状态及社会现实，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开发一些全新的改善或者消除贫困的产品（或项目）。另一方面，格莱珉银行商业模式与新经济体系为无数发展中国家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一是淡化金融商业利益的考量，扩大普惠金融的社会公益感召力；二是弱化普惠金融的传统解决方案，积极创新普惠金融的服务方式；三是纠正传统对于弱势群体的偏见，充分挖掘人的创造力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潜力。当然，由于国家和地区间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差异的广泛存在，尤努斯教授在孟加拉国的实践或者“一家之言”揭示的更多的是一种可行性，而不是提供了一种可以简单的广泛复制的模式。如果简单的复制并试图达到尤努斯教授及格莱珉银行模式所取得的成效，那就是一种盲从乃至“迷信”，极可能陷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彀中。

20190118《中国保险报》阅读，20190121《上海证券报》第四版“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