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窑洞对”

   半个多世纪前的1945年夏天，“红色之都”延安来了几位极为极不寻常的客人：以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为代表的五名国统区的参政员一行飞赴延安，为商讨恢复陷于停顿的国共和谈。

   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在延安，黄炎培先生一行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炎培先生一行深感欣慰。

   黄炎培先生应邀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长谈，后人称为“窑洞对”。

   黄炎培返回重庆后，由他的夫人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被人们不时提起、被称作“黄氏周期律”的黄毛对话。

   在“窑洞对”中，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提出了他所总结的中国古代一治一乱的著名的“历史周期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纵观一部历史，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黄炎培先生提出了一个统治者代代素质能力递减说。他认为，大凡一朝一代初创者，往往是“打天下坐天下”，在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而且他们生长于民间，知道农民起义的厉害，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掌权之后不敢掉以轻心。君臣大都能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但过了几代之后，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许多皇帝生于皇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民间疾苦，缺乏实践锻炼，没有治国才能。而且，社会承平已久，君臣则不像王朝初建时那样励精图治；再加上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统治者却不能与时俱进，抱残守缺。这样一来，长期执政就面临着三种危险：一是政怠宦成；二是人亡政息；三是求荣取辱。

   黄炎培先生从统治者素质递减的角度，来揭示一治一乱的周期律现象，分析得很透彻，很直接、很尖锐，堪称振聋发聩！

   那么，中共如何能跳出古代历史周期率？

   毛泽东给出的方案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毛泽东给出的答复，黄炎培先生极为赞赏，表示“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邓小平在总结“文革”教训时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习近平说，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是我们党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的两个答案。他曾深刻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