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锅侠“——崇祯皇帝

   大凡亡国之君，无论怎么说，肯定都有致命的个人性格缺陷。大明王朝末代皇帝崇祯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并剑指北京，意在推翻明朝。雄心勃勃的开始“东征”，而大明朝却没有有效的应对手段，岌岌可危。

   在此危急关头，“南迁”便摆上了明朝的议事日程。  

   所谓“南迁”，就是将皇帝和首都迁到“陪都”南京。

   其实，崇祯在此之前，就曾经有意“南迁”，而且私下里还与当时的首辅周延儒密议过南迁事宜，并且让周延儒不要泄露出去。可不久周延儒就被崇祯赐死了。

   据《明史》记载，崇祯皇帝的结发妻子——周皇后，也曾委婉的劝崇祯南迁，以图东山再起。可崇祯却不置可否，以至于后来北京城破的前一夜，崇祯令周皇后自缢时，周皇后对崇祯感叹地说：“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由此也可见周皇后心中的愤恨与沮丧。

   朝中有个大臣，叫李明睿，他始终力劝崇祯“南迁图存”，放弃北京，尽快迁都南京。在大顺农民军东渡黄河之初，崇祯曾多次秘密召见李明睿，商量南迁事宜。

   李明睿还向崇祯提出了一整套南迁的计划方案。让崇祯以祭祀孔子的名义，然后借道山东，快马加鞭南下，二十天内即可过黄河、淮河，到达安全的淮安地界。再由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勤王保驾，一路护送至南京，就此实现迁都。崇祯也就可以在南京继续统治大明王朝。

   可崇祯皇帝却对李明睿说：“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皇帝言下之意，是告诉李明睿，我早就想迁都了，只是因为没有人支持才拖延到现在。崇祯还让李明睿保密，万万不可泄露出去，否则治他的罪。李明睿说：“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之忧。”他力促崇祯勿犹豫，尽快决断南迁。

   但崇祯一直优柔寡断，始终没有决断。直到拖了两个月之后，崇祯才在朝堂上抛出了李明睿南迁的建议，同时也给予了朝臣以足够的暗示。

   崇祯对众臣是这样说的：“李明睿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于社稷，朕将何往？又劝朕教太子先往南京，诸卿以为如何？”

   此时的崇祯皇帝，内心极度渴望南迁，但表面上却坚决反对南迁。他嘴上说“国君死社稷”，显得非常忠烈。暗地里，却做着南迁的准备，密令天津巡抚准备三百艘漕船，在天津待命，准备走海路。就等朝臣一拍板，便溜之乎也。并且还派人前往南京，查看沿江舟师兵马状况，想知道自己一旦跑到南京，南京城能不能守卫得住。

   尽管如此，崇祯却始终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袒露给朝臣，而把李明睿推上前台，强调“李明睿有疏劝朕南迁”，而自己要“国君死于社稷”。这样一来，就将南迁的“锅”甩给了李明睿。

   作为皇帝的崇祯，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性格弱点再一次暴露无疑。

   崇祯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有他的“小九九”。他虽然想南迁，但却不愿意从自己嘴里提出来，以此背上“守土无方，尽失山河”的骂名。崇祯想要的完美结果是，大臣们哭着喊着主动劝谏自己南迁，而自己则需要非常“无奈”而又“悲痛”的接受大臣们的建议，造成“大臣非要我走，我不得不走”的态势。这样一来，既可以开启南迁的进程，自己又可以撇清得一干二净。

   然而，令崇祯意想不到的是，他得到的并不是迎合，而是自上而下一致反对南迁，所有的朝臣们几乎口径一致的要求崇祯——“君王死社稷”。特别是以陈演、光时亨为首的朝臣，更是以唐肃宗和唐睿宗的例子告诫崇祯，一旦太子南下，崇祯自己的结局必将非常凄凉，而且那些提议让太子南下的官员们也必然是心怀鬼胎，存心乱政误国，并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不杀李明睿，何以治天下？”

   崇祯皇帝生性多疑，这正戳中了他的敏感神经，只得再度将南迁事宜作罢。据说，当天退朝之后的崇祯，非常气愤，不仅是一个人捶胸顿足，还一怒之下掀翻了桌案。

   其实，朝臣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不知道崇祯的真实想法，也不是不知道崇祯想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可就是没有人愿意“迎合”崇祯。

   而这一切，也都是崇祯咎由自取的结果。

   崇祯刚愎自用、喜怒无常，朝令夕改，不负责任，饰非有术，诿过于人。他常常授意臣下提出一些担风险的决断，一旦成功，自然是他皇帝“天纵英明”；一旦出事，秉承其旨意的臣下便成了替罪羊，不是免职就是杀头。

   崇祯的执政风格一贯是：大臣们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我就拿你们开刀。崇祯执政17年，内阁大学士就换了50个，首辅杀了两个，整个明朝就杀了四个首辅，他就占了一半。兵部尚书换了14个，处死了5个，巡抚什么的，更是不计其数了。那些最忠勇、最能干的大臣、统帅、将领，被他一批批地逼向战场，不是战死就是被杀。包括英勇抗击满清的袁崇焕、心怀忠君爱国之志的孙传庭等等，都惨死在崇祯的屠刀之下。

   面对一个这样的皇帝，朝臣是很难和他一条心的。

   众臣们应该还记忆犹新，就在一年之前，明朝松锦战役惨败，内地李自成农民军峰起，正需要时间来平定内乱。为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崇祯授意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与清廷议和，明清双方达成了一份并不太严苛的“和平协议”。如果这份协议真的能够达成，对于明朝缓解战局压力，避免继续“两线作战”，进而腾出手来全力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挽救危局，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没想到，事情却泄漏出去，引发了朝臣们的一致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极好面子又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的崇祯皇帝，把一切责任都推在陈新甲身上，将陈新甲处死。并打肿脸充胖子地与清廷断绝了和议。由此也葬送了 “和平”的可能。

   由于崇祯屡次在关键时候“甩锅”，诿过于人，怎能不使得朝臣心寒齿冷，君臣之间的离心离德达到了顶点。于是乎，朝臣在明知崇祯有意南迁的情况下，还要极力阻止，目的就是不愿意为崇祯背这个“黑锅”，不想替崇祯当“替罪羊”。

   崇祯十七年（1644年），当李自成的大军已经渡过黄河，直扑北直隶而来。崇祯“砸锅卖铁”外加向群臣“乞讨”，拿出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家底，组建了一支军队，命时任吏部侍郎的李建泰出征督军御敌。

   李建泰明知败局已定，在出征之前，他就曾给崇祯皇帝上疏说：“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 即便是崇祯自己可以“君王死社稷”不走，但是可以把皇子们、特别是太子送到南京，万一北京失守，至少在南京依然可以延续明朝的国祚。当时尽管南下的陆路通道已几近为李自成所阻截，但是依然可以出北京到天津大沽口，走海路直达南京。并表示自己愿意护送太子先行。可此时崇祯仍然犹豫不决。

   几个月的宝贵时间就这么耗完了，至此，崇祯也失去了最后的逃离机会，想跑也跑不掉了。

   然而，就在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之时，崇祯皇帝又有了“神来之笔”，突然又动了南迁的念头。当时他找到他的姐夫、驸马巩永固，问他能否招募人马护卫南迁。巩永固早就劝他南迁，但都被他大义凛然地拒绝了。巩永固告诉他，现在为时已晚，黄瓜菜都凉了，自己已经做好了全家自杀殉国的准备。

   甚至到了最后关头，当李自成派人劝崇祯投降时，崇祯还死要面子，迟迟下不了投降的决心，但始终也未表示拒绝，并写了“再与他谈”的手谕，让李自成派来的代表自由上下北京城。直到农民军规定的期限已到，大军攻入内城，崇祯皇帝穷途末路，爬上煤山，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一众皇子无一幸免，全部成为大顺军的“阶下囚”。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南迁之举虽然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如果从长远战略看，这也不失为延续明朝国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我们不妨做个设想：假如崇祯能够南迁成功，形成南北对峙，或许不至于那么快亡国。依照当时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分布格局，与南北方综合实力对比，甚至有可能实现收复故土、重新实现大一统的“壮举”。

   一方面，大明王朝起家就在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在南京还留下了一套备用的班底，有一套独立而又完善的行政体系。北京有的衙门，南京也全部都有；北京有的六部官职，南京也是一个不落，悉数尽有，并且是全部都有着对应。即便是崇祯把所有的北京的官员全部留下，只身一人跑到南京，凭借在南京这一整套完整齐备的行政体系和官员队伍，崇祯依旧能够继续实施政令，以保全明朝国祚，甚至可以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另一方面，如果迁都南京，明朝就可以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还可以甩掉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

   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里，北方地区天灾人祸不断，农民起义也是风起云涌，关外满洲人建立的清朝又频频进犯，使北方地区的经济体系完全被破坏。北方的军队也在与满清政权和农民起义军的连年征战中消耗殆尽。面对这样的家底和这样的地域环境，北京，甚至整个北方地区确实没有什么再值得崇祯继续留守。

   当时的明朝，作为一个国祚延续270年的封建王朝，其底蕴还未完全丧失，还有相对太平的江南半壁江山，同时江南地区富饶的土地以及稠密的人口也能为朱家王朝的延续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且，此时明朝在南方还有五支主要军队，由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高杰、左良玉这五位总兵率领，前四人驻扎在江淮流域，四地合称为“江淮四镇”，左良玉驻扎在武昌一带。当时明军号称还有四五十万人，至少几万能打仗的精锐之师还是有的。如果崇祯皇帝顺利迁往南京，依托黄河、淮河、长江天堑进行抵抗，未尝不是一条生路。起码比在北京坐以待毙强。

   汉族人建立的中原大一统王朝被颠覆后，重新又在南方建立局部割据政权，进而实现南北划江而治，偏安一隅，继续延续百年国祚。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两晋时期的“永嘉南渡”。西晋不行了，琅玡王司马睿来了个“永嘉南渡”，在南方建立了东晋政权，将晋朝的国祚在江南半壁又延续了一百多年。

   还有，北宋灭亡了，赵宋皇室“独苗”赵构，来了个“建炎南渡”，一路漂洋过海，跑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建立南宋政权，恢复宋朝的国祚，在南方又持续了一百多年。

   而由于崇祯皇帝的不作为、不担当，几次错失南迁的良机，不仅自己煤山自缢，而且使得明朝国祚无法延续，最终彻底覆亡。

   远不止于此，还有更为严重的恶果。

   明朝灭亡以后，一些遗留下来的朝臣，又在南方相继拥立朱明宗室，建立起几个“南明小朝廷”，但都先后被清军不费吹灰之力消灭。

   从南明建立的第一个弘光政权起，一直到后来的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以及后来的永历皇帝朱由榔，自始至终都围绕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问题而争斗不休，相互攻伐，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直接动摇了政权存续的根基，导致最终被各个击破。

   如果当时崇祯能够迁都南京，或者让太子，甚至只是一名普通的皇子前来，那么，政权的“正统性”与 “合法性”将不会受到任何的质疑，南明或许真的不会像历史上那样以溃败的方式，迅速消亡。

   由此可见，崇祯没有南迁，成为日后南明小朝廷无法维继的重要原因。

   作为皇帝，是一国之君，国家的盛衰成败系于一身，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勇于负责，敢于担当。而崇祯皇帝缺乏的恰恰就是担当，遇事总是精于“甩锅”，而且昏庸无能、措置失宜。最终，大明王朝300多年的基业在他手里“玩完了”，北京煤山上一根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崇祯皇帝身上应验了。

   更令人无法原谅的是，本来明朝在他手里灭亡了，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仅没有一点歉疚之意，而且还极力为自己“洗白”“甩锅”给群臣，大骂“诸臣误朕！”并留下遗言：“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意思是自己不是亡国之君，做得很好；而是臣子们不好好干，所以才导致国家灭亡。

   作为皇帝，如此担当，实在令人心寒齿冷，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