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作品选》：存在主义专题

存在主义一词的拉丁文existentia，意为存在、生存、实存。存在主义哲学论述的不是抽象的意识、概念、本质的传统哲学，而是注重存在，注重人生。但也不是指人的现实存在，而是指精神的存在，把那种人的心理意识（往往是焦虑、绝望、恐惧等低觉的，病态的心理意识）同社会存在与个人的现实存在对立起来，把它当作唯一的真实的存在。

克尔凯戈尔

克尔凯戈尔，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他出生于可本哈根一个笃信基督教的暴发的羊毛商人家庭。由于担心上帝的惩罚，一家人笼罩在焦虑、忧郁的氛围中，克尔凯戈尔一生也是在忧郁中度过，终身隐居。当时丹麦是德国的附属，生活在落后的农业国丹麦的资产阶级，非常害怕革命，他们害怕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被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革命思潮弄得惊慌失措。克尔凯戈尔在哲学著作《恐惧的概念》中奠定了基督教存在主义思想体系。基督教存在主义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也否认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存在。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只能是存在于人个内心中的东西，是人的个性，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实在，是万物的尺度，人即是个人的主观意识，但这不是感性、思维的意识，而是非理性的意识，是个人的心理体验。当个人处于心理体验这种意识中时，最直接、最生动、最深切体验到的是痛苦、热情、需要、情欲、模棱两可、暖昧不清、荒谬、动摇等的存在，它是纯主观性的、最基本的存在。

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

一次大战后，存在主义在德国开始盛行，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一次大战后，德奥失败，十月革命成功，1918—1928年柏林工人起义、武装斗争等等，严重威胁着德国资产阶级生存，在他们之中充满了忧虑、烦恼、恐惧以及悲观失望等阴暗情绪。然而他们又不甘心失败，时刻企图东山再起，复仇雪耻，为发泄他们的阴暗情绪并把这种情绪引上自我奋斗的道路，从而把知识分子中的悲观、消沉颓废情绪纳入到资产阶级的复仇轨道，存在主义哲学就应动而生了。而当希特勒的纳粹党正式上台，德国大资产阶级再次得势时，他们对存在主义所鼓吹的那套消沉颓废思想便不那么特别爱好了。

雅斯贝尔斯继承克尔凯戈尔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主张追求上帝，认为哲学应从“存在者”—“人”出发，关心其在危机中的生存问题。海德格尔是20世纪德国最有创见的哲学家，他宣扬无神论存在主义，是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第一次提出了存在主义这一称谓，并促使存在主义理论系统化、明确化。对于“人是如何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作为“存在”的人，面对的是“虚无”，孤独无依，永远陷于烦恼痛苦之中。他认为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人同他的自下而上条件相脱节，面对着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即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人永远只能忧虑和恐惧。正是忧虑和恐惧，才揭示人的真实存在。他提出，人有自我选择和自我控制的自由，忧虑、恐惧使人通向存在，只有存在，才谈得上自我选择的自由，它与光明和快乐相联系。

萨特

二次大战后，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战友据重要地位，确立了基督教存在主义。一些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进行宣传，扩大了存在主义的影响。法国的存在主义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以西蒙娜?魏尔、加布尔埃尔?马赛尔为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以让保尔?萨特、阿尔贝?加缪、德?博瓦尔为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它又称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或简称为存在主义。

法国在二战中充满消极颓废、悲观失望情绪，知识分子中形成一种由于苦闷、孤独、被遗弃、找不到出路而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风尚。于是，标榜个人的生活、自由、存在放在第一位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受到极大欢迎，被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作最时髦的哲学。至50—60年代，它成为全欧最流行的哲学思潮。

存在主义的集大成都萨特在研究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抛弃了克尔凯戈尔的宗教神秘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胡塞尔的非理性主义，形成了他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从此，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其一是“存在先于本质”，认为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首先是人的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所谓存在，首先是“自我”存在，是“自我感觉到的存在”，我不存在，则一切都不存在。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即是“自我”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人的“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其二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认为在这个“主观性林立”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而人只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的一个痛苦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人生是痛苦的。穷人是如此，富人也如此。其三是“自由选择”。这是存在主义的精义。存在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即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是绝对自由的。它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自由，面对各种环境，采取何种行动，如何采取行动，都可以做出“自由选择”。“如果存在确实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即自由。”萨特认为，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仅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核心，而且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各个流派的思想基础。

海德格尔

如果说掌握一位思想家思想精髓的最好方法只能是研读他的著作的话，那么，了解他思想发展道路的最简便最快捷的方法，则是阅读他的传记。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看到一本中国人写的传记。

在我国出版的关于海德格尔的众多著作中，有三本类似传记的舶来品。一本是198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外国著名思想家丛书》之一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的12万多字的《海德格尔》；另一本是1996年9月商务印书馆作为《我知道什么》百科知识丛书之一出版的法国学者阿兰?布托（AlainBoutot）的只有7万多字的小册子《海德格尔》；再一本是商务印书馆1996年10月出版的德国海德格尔研究专家瓦尔特?比梅尔（WalterBiemel）约有15万多字的《海德格尔》。但是，这三本传遍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记”或“评传”。

乔治?斯坦纳的《海德格尔》虽然站在整个西方思想发展史的高度，对海德格尔思想产生的根源、时代背景，以及海德格尔哲学所具有的影响，进行了客观的同时又是极为大胆的解析，清晰地勾划出了海德格尔许多重要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但是，也许是由于作者作为一位语言学家的职业所限，本书更多的在于对海德格尔独特语言的“词源学”研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传记更像一部“海德格尔语言研究”的专著。

阿兰?布托的《海德格尔》则主要以专题的形式，从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开始，就海德格尔哲学的主要概念和重要思想进行了分析和介绍，其中，涉及到海德格尔成名后“存在思想”的发展、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以及艺术与诗歌、语言的见解等海德格尔思想发展道路上几个重要主要成就，但是，由于全书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和严辑结构，更像一本读书札记。

而瓦尔特?比梅尔的《海德格尔》，则与“传记”相去更远。虽然作者本人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和生前好友，书中汇集了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和多达41帧的珍贵照片，包括海德格尔的肖像、工作照，以及与他生平直接相关的故居、手迹等，但是由于此书只论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七篇作品，并且几乎是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开始，迅速转至对“真理”（无蔽）的追问，因此，这不仅是一部“海德格尔作品论”，而更应该称作是一部专题式的“海德格尔的真理学说论”或“无蔽论”。

由此可见，为海德格尔作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本书既不准备全面地介绍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也不可能系统地描述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只是企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多地通过他的生平和经历来展示他的思想道路，通过寻找他所留下的“足迹”，来接近他本人。虽然不敢说本书就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传记”，但希望能成为一本具有更浓传记色彩的“作家生平介绍”和“作家思想发展论”，为真正的传记出现作一个奠基。

海德格尔的一生，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和引人注目的绯闻轶事，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众说纷纭的谜团，而这些谜团，比如，他与天主教及其神学思想的关系，他与恩师埃德蒙特?胡塞尔（EdmundHusserl）及其现象学的关系，他与臭名昭著的纳粹及其纳粹运动的关系等，不仅正是构成其生平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是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海德格尔有着丰富的传记资源，只是这些资源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

一位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曾明确表示，海德格尔是“一个没有传记或个人经历的人”。虽然这个说法的确不确切并遭到另一位德格尔的学者的反驳，但是我们相信，他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不然，为什么瓦尔特?比梅尔作为海德格尔的朋友，他在写作《海德格尔》时，一开始就放弃了作传的可能性呢？他认为，“无可否认，在某种情况下，的确可以通过作者的生平来考察作品的产生和形成——即便不说解释（威廉?狄尔泰把解释理解为对自然过程的把握活动——原注）。然而，在马丁?海德格尔那里，却难免叫人失望。我们不能通过他的生平来理解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平。”因此，他宁愿将其传记写成一部“作品论”。他强调说，“了解他的生平就意味着，追踪他的创作活动并且力图把握贯穿其中的主导思想，以及它是如何展开发展，如何不断变化的。”于是，他的这部“作品论”便只是追踪海德格尔思想的双重主题：追问存在与追问真理（无蔽）。

人们认为，海德格尔之所以不可作传，更重要的还在于资料的缺乏。为此，乔治?斯坦纳甚至说：“我不敢指望这个小册子哪够成为一本关于马丁?海德格尔思想的简明入门书。”他具体介绍说，“在自1912年至1970年的漫长理论活动中，海德格尔发表了大量著作、论文和演讲。单是现在已经编辑整理的著作，就有16卷之多，而这仅仅是其更为宏富的著述总体的一个部分。人们预料，海德格尔全集最终将构成整整57卷的洋洋大观。………换句话说，已经定稿并能够为人们现成使用的海德格尔著作仅是其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一弱。……对于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脉胳来说，目前仍有许多也许是至关重要的或是显然不可缺少的著作尚未问世。”阿兰?布托也持同样的观点，但其估计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他说：“全集将包括100卷著作，其中80卷从未出版过。按照目前每年出版二至三卷的速度，在2020年前还完成不了。”而在这些所欠缺的资料中，最令人头痛的是没有海德格尔自己完整的自传材料。特别是在他的后期，当他对人们的研究和评价持否定态度时，也极少进行公开的论辩。

几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出现根本的好转。也许，正因为如此，在目前我国出版的几乎所有有关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关于其生平和著述的记载都有出入。比如，海德格尔在弗莱堡（Freiburg）大学取得讲课资格后是以什么身份（助教、讲师还是编外讲师）讲课的？他应聘去马堡大学时担任的是教授还是副教授？他是在哪一年（1918年、1919年还是1920年）正式成为胡塞尔的助手的？以及他与胡塞尔第二次合作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等等，甚至在一本书中也有自相矛盾的不同说法。因此，可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没有一个比较准确详尽“生平与著作年表”。

纵观海德格尔的一生，演讲（包括讲课）和写作是其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说，他的写作正是建立在演讲之上的，其演讲常常比其写作更为重要。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挚友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在一篇纪念海德格尔80寿辰的文章中曾这样说：“早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一书发表前，海德格尔就享有盛誉。……海德格尔早期声誉颇为奇特，或许比卡夫卡在20年代早期或布拉克和毕加索再早些的声誉还要特别，后者虽然也不为大众所知，但仍然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声望赖以建立的东西都不存在：没有著述，即便有也只是些被传抄的课堂笔记；而讲课所涉及的内容又是众所周知的；不具有可转述和发挥的学说。可是，海德格尔的名字却像秘密国王的传闻一样传遍全国。”因此，在关于他的“年表”中，应该有相当篇幅是海德格尔在任教期间几乎每学期一个题目的讲座和他在活跃时期连续不断并且经常重复的演讲。然而，目前的许多“年表”都未涉及这些演讲的内容。

为此，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并以较大的篇幅整理制作了包括这期间与海德格尔思想发展有关的重大事件在内的《海德格尔生平、著作与大事年表》。我自己认为，这个年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传记内容本身。因为，只有年表最终完善之日，才是其传记最后得以成功之时。

毫无疑问，海德格尔著作本身就是横亘在阅读者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如果说海德格尔理论的深奥大家尚有所心理准备，那么，其语言的晦涩程度则常常超出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所有人的想象。曾就读于德国弗莱堡大学的美国现象学家、胡塞尔的学生赫伯特?施皮格伯格（HerbertSpiegelberg）十分困惑地说：“在50年代和60年代，马丁?海德格尔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大陆和说西班牙语的南美哲学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至少对说英语的国家来说，这件事似乎是个难解之谜。什么理由可以说明人们对于海德格尔这类思想家产生这样大的兴趣？显然这并非由于他的早期著作所促成，此外，他的最大部头的著作《存在与时间》

过去是并且永远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然而对于读者来说，这部书的语言和思想风格比古今大多数哲学著作都要难懂，即使不是根本无法理解的话。”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想理解海德格尔，特别是想理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期的海德格尔，最难克服的障碍无疑是在语言方面。一个读者如果不具备超乎寻常的德文水平，他就没有希望透彻领会海德格尔语言中所包含的意思及其充分涵义。英文译本迟迟不出显然与这个基本困难有关。但是，即使是德国人在海德格尔的晦涩文笔面前也经常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这种文体几乎需要译成普通德文才好理解。原因在于海德格尔惯于不仅根据陈旧过时的词根意思创造新词，而且还把前所未闻的新义赋予现有的词，而不提供带有解释的术语表，也不为新的用法下明确的定义，所以，即使是德国读者也只能用学习本国语言的方法，即通过观察其各种用法和不断摸索来掌握海德格尔的用语。”为了能对这一障碍有一个具体的感受，我们不妨再看看施皮格伯格的另一个说明；“为了进一步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这一奇迹的意义，我们预先还得彻底弄清两个彼此相关的概念，即‘本体论的区别’（OntolgicalDifferenz）和‘存在方式’（Seinart）。本体论的区别就是存在（Sein）与存在者（Seindes）之间的区别。用英语把这种区别讲出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名词化的动词不定式(dasSein)不能译为‘theBe’，而只能译为‘Being’。而意义上相当于存在者（Seindes）的确切的对应分词并不是‘Being’。‘具有存在的事物’（WhathasBeing）也许比较接近Seindes，但是太冗长。在大多数场合下只能用复数形式‘beings’，这倒比使用拉尔夫?曼海姆的‘essent’一词更自然。”理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期的海德格尔已如此困难，那么理解经过了“转向”之后的后期海德格尔又将如何呢？作为以研究“德国语言和德国文化”著称的语言学家斯坦纳也丝毫没有到一点轻松。他也认为，“海德格尔的著作是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的，其程度远过于以往形而上学家和神学家的最为晦涩的著作。在弗里德里希?赫尔德林的影响下，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进入到另一种非常奇特的极端状态。一方面，语词拥有自己的意义（假定这是一种原初的、基本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又在海德格尔所赋予的内涵和隐喻意义上被使用。这些语词本身几乎总是‘素朴的’，但是，海德格尔用以和‘神’、‘人’、‘天堂’、‘人世’（这是海德格尔在1941—1947年间关于思想和诗歌问题的论文的两对著名论题——原注）联系起来的那些语词涵义却无不打上了作者的印迹。这样海德格尔的哲学演讲变成了语言学家所说的‘个人语型’，即某个人的习惯用语。”因此，他也肯定说：“事实上，许多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即使他们在阅读德国语言方面具备出色的能力，也仍旧会发现海德格尔是全然不可理解的。他们确实无法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是什么，甚至无法断定德格尔是否真的说出了什么东西。由此看来，企图用英语再造德格尔的重要概念和系统陈述（这正是我必须要做的）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了。有证据表明，海德格尔本人就把这种企图当作令人生厌的唐?吉诃德式的幻想。的确，他曾经对《存在与时间》的翻译工作大加赞赏，但同时也认为，就他的其他著作——尤是后期著作——的翻译而言，绝大部分译文都是徒劳无功的。这是因为他的全部固有涵义无不植根于德语以及这个语言的过去历史。然而，甚至这还不算最为困难的部分。”当然，对于海德格尔这样一位极富争议的人物来说，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几乎都有可能产生出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对于语官也不例外。被称作是“向一般读者介绍存在主义的最好的作者”的纽约大学教授威廉?巴雷特（WilliamBarrett），在谈到理解海德格尔的障碍时，发表了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我想，一个障碍是海德格尔选用的词汇，最初读他的书是相当惹人不快的。但如果你读他的德文原著，你会发现他写得一手相当通俗的德文一—如果你把他的文字同……就说黑格尔吧，比较一下，海德格尔的行文是非常清晰的，不过也得承认，哲学中始终存在对某些选词的偏见。”

就在本书所引用的海德格尔的文字中，我们将看到，海德格尔确实有相当晦涩难懂的论述，也有十分通俗优美的表达。而前者通常是对词语的意义的辨析，而后者更多的是对事件的描述和对情感的抒发。然而，无论如何，当我们真正面对海德格尔之后，也就只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了。正如有人说海德格尔不可作传而仍有人要努力为之作传一样，对于几乎是无法翻译的海德格尔的著作，仍然在不断地被翻译着。

前面我们谈到，乔治?斯坦纳在说到海德格尔的语言是理解海德格尔的一大障碍时，认为“这还不算最为困难的部分”，那么，最为困难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斯坦纳的《海德格尔》是目前英语世界颇负盛誉的《现代大师》丛书之一，其突出特点在于“这些传记的作者本人也都是大师”。正如该书的译者李河、刘继所说：“本书的作者也称得上是一位卓有建树的思想家。”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最为困难的部分”并不是海德格尔著作本身所包含的哲学思想，而应该是由于人们（包括许多学者专家）对海德格尔其人的不同理解所引起的种种误解。

197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了一部15集的电视系列节目，以“交谈”或“对话”的方式向大众介绍当今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在介绍到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时，该节目的主持人布莱思?麦基（BryanMagee）这样说：“在战后的巴黎，存在主义似乎成了所有人开口必谈的永恒话题，不仅在交谈中，在一些艺术种类和比较严肃的新闻传播中频频出现，就连通俗新闻、通俗文艺，甚至餐馆和夜总会里的娱乐节目，也纷纷效尤。贯穿这一知识和社会思潮的，是一个极响亮的名字：让-保罗?萨特。然而，本世纪存在主义的真正发源地不是在法国，而是在德国，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学术角度看，存在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不是萨特，而是海德格尔；换句话说，凡研究现代存在主义的严肃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海德格尔除在时间上先于萨特外，更是一位更加深刻、更有创见的思想家。”

然而，海德格尔自己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虽然，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存在与时间》的“目的就是要具体地探讨存在的意义的问题”，而且，他一生中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但是，为了与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的存在主义划清界限，他宁愿自称是整个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存在意义问题的思想家。

海德格尔不仅不承认是个存在主义者，而且也不承认自己是个“实存哲学家”。虽然，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成功地探讨了人的实存问题，，并取得了大家一致公认。按他自己的意思，《存在与时间》只是一部未完成稿，对人的实存问题的探讨也只是为了更深入地探讨一般存在问题的前奏，人的实存问题并不是最主要的或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胡塞尔作为青年海德格尔的老师和崇拜对象，按说，算是比较了解自己的学生的了吧?他认为，海德格尔由于用人的存在来代替纯粹自我，已经把现象学改造成了“人学”，但海德格尔同样给予了否认。虽然，他针对胡塞尔所说的“奇迹中的奇迹是纯粹自我和纯粹意识”而提出了“奇迹中的奇迹：这就是存在者是存在的（dasSeindesist）”。虽然，海德格尔在《康德和形而上学》一书中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更明显地以人的存在作为出发点。

那么，也许只能说海德格尔对于哲学和人学的关心，只是他通向基础本体论的一个过程。然而，海德格尔也不愿意被人看作是一个本体论者。因为，海德格尔认为，本体论这个旧名称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关系过于密切，不能表达他本人的意思。

同样，海德格尔也不承认自己是个“形而上学家”。虽然，他对形而上学有过深入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他的《康德和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存在与时间》的未完成部分。他在弗莱堡大学所作的教授就职演讲就是著名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他在课堂上还开设过一系列关于形而上学的课程。但是，在1936年之后，他便宣称要克服形面上学。他认为，形雨上学只是存在的历史中一个必要的阶段，形而上学的任务只是集中探讨存在者，而不是探讨存在本身。他甚至认为，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史实际上是对于存在的遗忘史。

最后，海德格尔甚至不再将自己的学说称之为“哲学”。他认为，哲学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变得过时，现在应由“思的工作”来取代。他甚至说，“哲学”实际上成了“思想”的敌人。因此，他宁愿将自己的哲学思想称之为“存在的思想”。在他的心目中，“存在的思想”完全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与其他已有的思想和学说共名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常常是极端尖锐对立的，完全矛盾的，相互排斥的。斯坦纳因此而断言：“自苏格拉底以来，没有谁能够像海德格尔这样遭际到如此不同的毁誉褒贬。”

有人说，海德格尔只是一个语言的神秘主义者，一个形而上学的神学家。有人甚至说他是一个摇唇鼓舌的江湖骗子，一个人类良知的毒害者。也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认为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竟对他不置一辞。有人干脆认为，海德格尔的著作只是一些不经之谈的总汇。他提出的只是一些虚假的问题，他的学说无异于一种谬论，既错误又琐碎。或者说海德格尔是一个空话连篇的饶舌者，他的本体论或关于存在的辩证法更是一些无聊的呓语。而海德格尔晦涩的语言更是人们攻击的目标。阿尔多诺的《特殊的行话》在对海德格尔的语言进行分析时就认为，海德格尔的语言风格是令人厌恶的，它不仅是一种晦涩不堪的行话土语，而且是崇玄风气的拟古主义到处作祟的象征。著名的逻辑实证哲学家卡尔纳普则干脆把它看作一种神秘的、自我催眠式的符咒。还有人甚至认为，海德格尔的语言风格与纳粹语言有着本质的联系，正是它们毒化了希特勒以来的德国语言。

与之完全相反的是，也有人认为，海德格尔不仅是康德以来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家，是可以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茨和黑格尔这些为数不多的西方伟大思想家比肩的思想巨匠，而且，他关于存在与时间意义的探讨，他对艺术理论和技术性的沉思，他的语言格局理论，以及他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真理和逻辑模式的彻底矫正等等，对当代西方各种学说都产生了影响。也有人解释说，海德格尔的主题不是揭示人的行为或我们心灵的活动，而是通过确立我们通常所在的最本质的东西来阐明存在这个概念，毫无疑问，这是哲学的任务，而且，这个命题在某些方面是所有哲学命题中最迷人的一个。还有人预言，如果说17世纪是笛卡尔和牛顿的时代，那么，海德格尔将主宰着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王国。一位造诣颇深的犹太女政治家汉娜?阿伦特则说，纵观20世纪的全部哲学，海德格尔一直是“思想的神秘主宰者”。而对海德格尔的著作持否定态度的分析哲学家G．赖尔（GilbertRyie）也承认：“他对意识所作的考察极其精细和透彻，他的方法和结论大胆而有创见，他以不懈的毅力努力超越正统哲学和心理学的陈旧范畴，这些都表明他是一位真正重要的哲学家。”

当然，从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海德格尔所引起这些对立的观点也许主要与他思想和学说的反叛性有关。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笛卡尔由于提出了人的意识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分裂现象等重要理论，被看作是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因此，17世纪由笛卡尔所开创的时代就被称作是“现代哲学”的新的纪元。直到本世纪初，才陆续在欧美出现形形色色的反笛卡尔主义的哲学流派，其中，海德格尔便是笛卡尔的反叛者之一。由他的反叛而引起的震荡，也就十分自然也十分必然了。威廉?巴雷特强调指出；“正是他的反叛，给了我们开启他本人思想之锁的钥匙。”

在我们眼中，海德格尔就如同一座宝藏丰富、形态多姿的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海德格尔所具有的多义性，既给我们准确地全面地描述海德格尔带来了困难，也为我们有方向有目的地接近海德格尔提供了机会。在选择接近海格德尔的切入点时，我曾作过多种考虑，比如，可以称他为“存在的追问者”、“存在的放牧者”、“诗人哲学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的供奉者”、“思想的神秘主宰者”，或“思想中的思想者”，或用海德格尔自己所称的“途中的思想家”等等，但由于这些题目都过于学术化，很容易将描述的视线引入深奥的哲学理论的讨论，因此，我宁愿更世俗化，首先把海德格尔当作一个普通的平常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当然，最终确定以“被逐出神学的人”为书名，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主要出于这样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海德格尔从小憧憬于教会，却被教会拒之门外，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二是因为海德格尔与神学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许多重要思想既来源于神学，最终又成为了当代神学中最为活跃的部分。

海德格尔对神学的向往，是他在幼年时代就埋在心灵里的一颗种子。而他与神学的不解之缘，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看，是由于他对于亚伯拉罕的崇拜，使他立下了“矢志神职”的理想。可以说，成为一名像亚伯拉罕那样备受尊敬的有着巨大声望的大牧师，一直是他的梦想。从客观上看，是由于他出身的家庭和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更直接地说，是为了求学，是迫于生计。由于家境贫寒，如果不是教会的资助和提携，少年海德格尔在小学毕业后恐怕就只能子承父业，在教堂里做一名碌碌无为的司事。然而，就仅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这也是由于家庭的贫穷）而屡遭教会的抛弃，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现实：在西方宗教史上少了一位神学家，而在世界思想史上多了一位哲学家。这一改变，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不仅是学习专业的改变，也不仅是从事的职业的改变，而是理想的改变。在对海德格尔这个至关重要的改变的考察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海德格尔在被逐出神学之后，并没有因此而断绝与神学的关系。—方面，由于他早年一直沉没在神学的理论之中，而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学与神学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从未放弃过对神学的和研究，甚至可以说，他的关于“存在”思想的形成和他的全部学说的建立，都直接得益于他对神学的批判性继承；另一方面，由于他的许多学生和朋友都是卓有成就的神学家，因此，他的学说对当今哲学与思想的影响，首先是从神学领域开始的。

德国著名的新约神学家布尔特曼（R．Bultmann）曾说过：“我不断地听到一种异议，认为解神话化要把基督教信仰转变为哲学。由于我把解神话化称作一种解释，一种存在主义的解释，同时运用了海德格尔在其存在哲学中阐发的一些概念，因而引起了上述异议。”布尔特曼是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时的同事和朋友，也是最早接受海德格尔思想的著名神学家之一。布尔特曼的学生奥特在《历史与布尔特曼神学中的“救恩史”》一文中证实说：“海德格尔对布尔特曼的神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海德格尔不时高谈阔论的地方正是布尔曼的局限性之所在。他的著作包括着大量的对神学非常重要的观点，而这块处女地恐怕从来得到恰当的开拓。”被称作是“当代新教神学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云格尔（E．Jungel）则从更广泛的角度肯定了海德格尔与神学的关系。他认为，“——尽管神学对海德格尔的诸多影响（远未得到足够的研究）不容忽视——中断神学研究之后，他仍然涉及了诸如路德以及他自己同时代人的神学著述，纯粹从哲学角度研究过他们；——尽管他的与上帝相宜的缄默以所谓否定神学的传统——主要源于圣托马斯的著作——为源泉，海德格尔的思想仍然从中吸取了养分；……马堡和弗莱堡两派的不少神学家均受到海德格尔的持久影响——自康德和黑格尔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产生过他所产生的影响。”而乔治?斯坦纳则更为大胆地断言：“海德格尔曾深受神学理论的薰陶，并始终保持着一个神学家的形象。因此，他的语言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虔信主义、经院哲学和路德教义的浸染，他的学说构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神学。……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我们真正发现的是一些研究更为深入，论述更为系统的神学理论。……海德格尔的哲学、社会学、诗学，或者在更难以理解的层次上，他的政治学，体现或连接着后神学或神学以后的思想。这种后神学构成了现代西方思想中最为活跃的因素。”

被逐出神学之后的海德格尔虽然一直徜徉在西方思想的“旅程”之中，但他却有着自己的方向。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个“旅程”是“某一条路，但不是随便哪一条路”。因此，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寻找这条路，并沿着这条路去寻找能够表明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一个个足迹。当然，这也是一条不会平坦的路，借用一句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希腊箴言：“这是一条崎岖难行的道路，没有阳光，四处昏暗，但是，如果你能找到正确的门径，这条路将把你引向比阳光更为辉煌的境界。”

本文为李平《被逐出神学的人：海德格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一书的“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