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作品选》：加缪生平与创作

阿贝尔?加缪（1913——1960）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和评论家。他出身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蒙多维镇一个农业工人的家庭，祖籍是法国的阿尔萨斯。他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在战场上，母亲带着全家阿尔及尔贫民区，加缪就在那里长大，因而他十分熟悉并同情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和不幸遭遇。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穆斯林社会中的欧洲人，他又感到孤独和隔膜。加缪依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而得以受到正规教育，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加缪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因法共改变了对阿拉伯人的政策而退党，但仍与法共合作，宣传民主思想。与此同时，加缪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组建“文化之家”和“劳动剧团”，间做编剧和演员。1937年，他曾担任《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记者，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并积极从事文学活动。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开始表现出存在主义思想的萌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在1944年法国获得解放后任《战斗报》主编，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1月死于车祸。

《局外人》

中篇小说《局外人》不仅是加缪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它与同年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西绪弗斯神话》共同在欧美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小说的内容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写的是“我”（莫尔索）在阿尔及尔的工作单位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死，明日葬。”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来到了离阿尔及尔80公里远的马郎沟。母亲已经入殓。看门人告诉我，如果我想再看母亲一眼，他可以把棺盖打开，我回答他：“不用了。”我呆在停尸房一边守灵一边歇息。这一夜，母亲生前的好友不断地前来祭拜，可我一个都不认识。好不容易熬过了夜，院长要见我，他让我在好几份东西上面签了字，并问我是否再看一眼母亲，我说不要。然后，我和院长、女护士，还有一个据说是与母亲相好的叫门莱兹的人一同去给母亲送葬。母亲下葬时我怎么也流不出眼泪来。回到阿尔及尔的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去海滨浴场游泳，遇到了我所在的写字间从前的女打字员玛丽。我们一同玩了一整天，晚上看了电影后，她就跟我回了家。当我再醒来时，玛丽已经走了，在枕头上留下了她的头发带来的海水味。午饭后，我在家里东坐坐，西站站，闷得发慌，又到街上东走走，西看看，极其无聊地打发完了星期天。周一上班，老板颇显客气。我忙活了一上午，便与同事到处闲逛。因为无事可做，我们便追赶一辆挂有铁链的大卡车，终于扒到了车上，我们在车上欢呼跳跃。下班后回到住处，碰到邻居在遛狗，又碰到同层的邻居雷蒙。雷蒙让我给他以前的情妇写信，羞辱她，进行报复。我起先不允，后来一想也没什么，就答应了。雷蒙的情妇接到信后，就来找雷蒙。雷蒙对其大打出手，惊动了警察，在传讯时，我替雷蒙做了有利于他的证据。雷蒙就约我去妓院，我拒绝了，我们就在街上到处走走。办公室里，老板和我谈一个非常渺茫的计划，他有意在巴黎开一个分号，问我是否愿意去那里工作，我回答说无所谓，老板的样子不大愉快。晚上，玛丽又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同她结婚，我说无所谓，她说我这个人真怪。我到警察局去为雷蒙作了证，使他只受了一个警告处分。我们一起去海滨玩时，雷蒙情妇的弟弟纠集了一帮阿拉伯人寻衅滋事。殴打中，雷蒙受了伤，我揣着雷蒙的手枪到一处清泉旁歇息，恰好碰到了刺伤雷蒙的阿拉伯人，天气炽热难当。我觉得天旋地转，恍惚之中对那个阿拉伯人扣动了扳机，而后又连开四枪。

第二部分写我被关进了监狱，我对宗教不屑一顾的态度激怒了法官。案子拖了11个月，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当时案件不多，报上对我的案子作了不少夸大的渲染，使案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引人注目。开庭时，法庭对我把母亲送进养老院过凄苦生活、死后不愿再见她一面、甚至没有流过眼泪等都十分不满。检察官还指出，我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去海滨浴场游泳，乱搞男女关系，看滑稽电影寻欢作乐等。从上述事实中，检察官得出了我是预谋杀人的结论，并指责我没有灵魂，没有人性，没有道德观念。我被判处死刑。我拒绝向神父忏悔，生活没有什么可让我留恋的，死和不死都无关紧要。为了有一个好的结束，为了避免自己感觉孤单，我想只要我受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我，对我发出咒骂的呼声，就行了。

加缪的《局外人》，仅仅几万字，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性格独特、内涵丰富、值得反复研究的人物形象。小职员莫尔索是加缪反映“荒诞”的第一典型形象。莫尔索的荒诞主要表现在他对现实的一切都是冷漠的，很少主动去感觉人生，对外界具有一种盲目的超脱感、麻木感。他对母亲的去世、女友的爱情，对升迁加薪、社会道德、法律制度，甚至对自己被判刑的结果等一切都是冷漠的、不屑一顾的。在他的眼里社会的一切秩序都是毫无意义的、荒诞可悲的。莫尔索体现了加缪的荒诞哲理思想。《局外人》这个题目的含义实际上是指人与周围环境完全脱节、人对自己的生存感到陌生。《局外人》被用来比喻人生活在一个与他漠不相关的世界里，世界视他为局外人，他视世界为局外人，从而产生了荒诞感。

《局外人》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作家表现了“荒诞世界”中的“荒诞的人”的典型—莫尔索的形象。加缪用“局外人”界定莫尔索这个人物，却并不妨碍读者从各个方面去分析他。莫尔索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历来评价不一，这里不妨从两方面的展开思考。首先，莫尔索是个超脱的人，他是职员，有自己的住处，有社交活动、与女人往来等等。从表面上来看，他选择了寻常人的生活方式，但骨子里他并不认可寻常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他不愿像这个社会的多数人那样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该害怕的时候害怕，他只听命于自己的内心，他的内心深处驱动他的力量正如加缪的《局外人》美国版的序言中所说的：“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从莫尔索在狱中和神父的谈话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莫尔索这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不仅认识到自己人生的意义，而且对它非常有把握。因为他是一个认识到世界是荒诞的怀疑主义者，他不适应荒诞的社会生活，不愿意扮演社会所规定于他的角色。莫尔索的悲剧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不能容忍像他这样一个“局外人”的结果。正如彼得?鲁尔谈到莫尔索悲剧原因时所说的“正因为他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局外人，一个其生活方式看来对现存秩序是一种无声威胁的人。”（彼得?鲁尔《加缪与萨特的争论》）莫尔索最终走向了死亡，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他只能以死来结束荒诞。

其次，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莫尔索这个人物为什么总是徘徊在局外。众所周知，社会存在首先要求人们适应，适者生存。而莫尔索的生活态度使他和社会这个庞然大物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无法适应。因此，社会只能把莫尔索这样的不适者甩出去。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并没有为莫尔索这样的人准备适宜的位置，既然他无法正常地扮演社会规定他的角色，他就只能被社会淘汰出局。对社会而言，莫尔索是一个局外人。在社会强大的秩序面前，莫尔索并不企图改变什么，而是生活在自己的主观意念中，把世界变成自己。通过对自身存在状态的选择，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意义。这种自愿的自我孤立使莫尔索不能像多数人那样正常地活着，因而对社会而言，他只能是个局外人，在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通常是能够面对与社会对立的状态，进而战胜自身对此所存在的障碍。战胜的方法多种多样，比如说忽视，人们忽视（有意或无意）好多不好应付的生活部分，回避着与社会正面冲突，使自己不至于过度敏感，为的是能够“正常地”生存下去。莫尔索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态度明确而坚定：听凭自己的内心，他无法忽视，也不愿回避，因此莫尔索变成了少数人。他在参加母亲葬礼前，内心的感觉是混乱的。“养老院离镇上还有两公里的路，我只好步行去了。我真想立刻见到母亲。”，可是当他站在母亲的灵柩前，却拒绝了要为他找开棺盖的老人。莫尔索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是这样的。他爱他的母亲，但又不能忽视心中的冷漠。他无法在这种情感所带来的均衡力量支配下，看母亲最后一眼，只好听任别人的议论。他真实地听从了内心的指引，同样也没有办法在母亲葬礼后，压抑一下自己的欲望，不去和女朋友约会，看费南代尔主演的喜剧片等。他做不到这些，其实，他过分地强调了自己。对莫尔索而言，首先是自己，然后才是其他的存在。也许他没有主动地与社会的传统道德观抗衡，但他无法战胜自己，间接地形成了这样的对抗。于是，莫尔索成了一个喜剧人物。

人有时的确无法战胜自己，这为莫尔索这样的人物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而莫尔索最后在“天气炽热”，、“天旋地转”的“恍惚之中”开枪了，开枪杀死了那个阿拉伯人。开枪前，他保持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所需要的勇气，他略微具有一点“英能”的特质，但开枪却使他变成了个懦夫，因为不是必须开枪的，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并没有逼迫他非开枪不可，开枪意味着他无力继续坚持他那过于独特的生活道路。对他来说，在荒诞世界里这样活下去与死亡两者，无疑后者是更容易的。那么，这样更容易些的道路，使莫尔索又染上了沉重的懦夫色彩。但是莫尔索本能地保持着人的自然状态，拒绝社会对他的异化，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背叛了这个社会认同的一切传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莫尔索又具有那么一点英雄的色彩。总之，这个人物形象是相当复杂的，内涵也是深刻的。

如果前面分析强调的是莫尔索这一人物在强大的社会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尽管他对此保持着冷漠、无动于衷的态度，最终也免不了被吞噬的结局，那么，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社会在人这个既成事实面前的软弱无力。杀死莫尔索依据的是法律，但法律不能随杀死一个人，它依据的是莫尔索杀死那个阿拉伯人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只能由莫尔索亲手创下。因此，没有这一事实，便没有任何东西奈何得了他，即使他不为母亲的死哭泣、难过，即使他把女人仅当成某种物体，即使他对神圣的事情表示漠然。人可以在这种特定的情形之下高大起来，这也是存在主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因素：无论社会呈现的状态怎样强大，实施惩罚的只能是人自己。人有自己选择生存态度的权利。

《局外人》的艺术特色也是很突出的。首先，为了表现人对现实的“局个人”态度，作者使用了对照的手法。小说采用了三重对照。第一重是人物的态度与人物境遇的对照。存在主义文学家总喜欢为他的人物设置一个能对人物发生影响的特定性情景，然后再集中笔力表现人物在规定情境中的心理和行为。奔丧、结婚和判刑这三件事，是加缪为他的人物设置的规定情景。对于母亲的死亡和安葬，莫尔索是冷漠的；对于爱情和婚姻，莫尔索是无所谓的；对监禁，审判和死亡，莫尔索是消极超脱的。在这里，人物的主观态度同人物的客观遭遇如此的反常，如此的不协调，从客观境遇上讲，莫尔索是局内人，而且是主要当事人，从主观态度上看，他却是个局外人，于是态度与境遇就形成了强烈对照。第二重是人物间不同态度的对照。作者在主人公身边安排门莱兹、玛丽和辩护律师这三个人物，用他们对于事件的积极态度来同莫尔索的冷漠态度相对照，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门莱兹是母亲生前的好友，对于朋友的死，他的悲痛是深沉和由衷的；玛丽是莫尔索的女友，她对爱情是真挚和热烈的，辩护律师对待莫尔索的案子，对于莫尔索的命运和生命，反而比莫尔索自己更加关切。同他们相比，莫尔索俨然是一个局外人。第三重是人的生理要求和心理反应的对照。莫尔索在奔丧和恋爱上，更多的是生理上的感觉，而缺乏应有的正常的心理。他的心理活动仅仅是生理要求的条件反射，这样，他就不是社会的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局外人”。

其次，小说富有哲理色彩。作品中，莫尔索在狱中和神父的辩论是最精彩的部分。他们之间唇枪舌剑，围绕人生一些根本问题展开辩论。莫尔索把存在主义的自由观、本位观表达得非常清楚，作者让莫尔索以“胜利”而告终，以昭示存在主义思想的正确。

再次，小说中运用的语言极其简单明了，甚至到了单调、枯燥的地步。这正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人物和思想意境所需要的，例如莫尔索对人生几件大事所表现的态度是漠然的，他的话也是单调而枯燥的。当玛丽问他“愿不愿意和我结婚”时，他以干巴巴的话无可无不可地回答说“怎么样都行”。玛丽说“结婚是件大事”，他却回答说“不”。在描写莫尔索被审讯时，作者用一种使读者感到枯燥干涩的语言来表现莫尔索的心境。几次写到讨厌的“大苍蝇”。作者用简单明晰的语言表现莫尔索生活的场景，表现生活的单调乏味，从而烘托出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孤独感、陌生感。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部存在主义作品，《局外人》的情节和人物描写采用了许多现实在主义手法。小说人物形象比较完整，作品时间顺序没有颠倒，情节也比较完整。

《鼠疫》

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尚有三年时（1942年），加缪写出院他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轰动一时，被认为是比萨特的《苍蝇》、《恶心》更具有经典意义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是一部表现作者象征主义天才的杰作。小说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某年4月16日清晨，家住阿尔及利亚奥兰城的贝尔纳?里厄医生，在住所的楼梯口发现了一只死老鼠，过去这里从未有过老鼠，这令他吃惊。紧接着当天晚上他又发现一只老鼠在走廊里吐血而死。但里厄医生还顾不上多想，因为他太忙了。妻子身患重病，这天他到车站送妻子到外地疗养，下午又接待了一名来自巴黎的新闻记者朗贝尔。朗贝尔是为一家大报派来采访有关阿拉伯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的。然而，两天后，奥兰城里到处都是死老鼠。里厄医生楼里的人们也病了，发高烧，呼吸困难。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症状类似的病人，里厄医生认定这是鼠疫，经他呼吁，市长于是采取紧急措施。此时，鼠疫已经蔓延，全城宣布封锁隔离，只有生死大事经过批准才能对外联系。医生收到妻子病危的电报，但他已无法顾及，他尽一切努力以减少死亡人数。朗贝尔被鼠疫吓坏，他要里厄开一纸证明离开奥兰，以赶回巴黎与情人团聚，遭到里厄的拒绝。后来，朗贝尔被医生的言行所感动，他放弃出城的企图。和里厄医生一起抢救病人。在这紧急关头，只有两个人行为反常。一个是与里厄医生同住一楼的柯塔尔，在大家都忙于预防鼠疫时他动企图上吊自杀。另一个是帕那鲁神父，他代表教会宣布鼠疫是神对人的惩罚，死去的人是罪有应得。但是当一些无辜的孩子也患病死去时，帕那鲁改变了看法，后来，他自己也被传染上鼠疫，接受神的惩罚，平静地死去。第二年春天，鼠疫的势头渐渐减弱，人们开始面露喜色，唯独柯塔尔反而惶惶不安。原来，他在鼠疫流行前就犯过案，所以要自寻短见，鼠疫流先后，他反而自由自在，继续走私犯法，并希望鼠疫一直蔓延下去。当鼠疫结束的公告发布时，他害怕受到惩罚，躲在屋子里，向欢呼的人群开枪，被警察逮捕。此时，里厄医生收到了妻子病逝的电报，朗贝尔和从巴黎赶来的情人在车站上紧紧拥抱。里厄医生感慨万千，他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来下，因为鼠疫杆菌并没有消灭，威胁始终存在，今后也许还会给一个不幸的城市带来灾难与死亡。

小说描写的是一个虚构的鼠疫流行的故事，但涉及的都是有关道义、政治、哲学等重大问题。其中的人物、情节、内容都具有象征意义：以鼠疫象征法西斯势力对各国的侵略，以鼠疫流行的奥兰城象征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法国，以市民们的抗鼠斗争象征法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以里厄医生的自我牺牲行为象征法国抵抗战士的斗争精神。凡此种种，表明小说显示的是二次大战中法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历程，是作者摆脱《局外人》中的悲观主义绝望心情后，思想上的一次飞跃。作为抗灾斗争的代表，里厄医生是一位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者，是也向恶势力斗争的为拯救人类命运做出贡献的英雄。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妻子的病危虽使他不安，但他更关心的是大批病人以及不断死亡的患者，他不相信什么神对人的惩罚，他说：“应该让人们尽力与死亡作斗争。而不必眼望着听不到天主声音的青天”。他每天工作20小时，组织拯救工作，一切都是为了他人。当鼠疫之灾终于被战胜时，他感慨万千，但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告诫后人，防止鼠疫杆菌卷士重来，祸害人间。

当然，小说的背景还是作者心目中的“荒诞的世界”，但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积极地、自由地选择，而不是无所作为，还可以以自己的行为去感化他人，以使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将“荒谬的世界”变成光明的世界，这正是加缪作品中的积极进步因素。

从悲观主义、虚无主义过渡到人道主义，这就是小说《局外人》到《鼠疫》的转折。其间，第一人称的独白为第三人称的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对话所取代，一种孤独的反抗态度变为共同奋斗的集体激情所战胜。加缪认为，人们既然承认世界、命运和神的“永远的不公正”，那么人们能做的就是赋予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以一种意义，面对这不公正行事的命运创造一点公正。于是作者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冷漠无情的局外人、旁观者，而是一些有着清醒意识的抗争者、奋斗者。这样，有了一种价值的介入，加缪的思想也就随着对人类本性认识的变化面发展，并在1951年写成的《反抗者》中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公式：“我反抗故我存在。”

1960年1月4日，加缪在外出旅游时不幸遇车祸而丧生，时年47岁。加缪的意外罹难使法国文坛失支了一位重要的又有争议作家，也为他自己的十余年创作生涯划上了一个仓促的句号。

《鼠疫》分析

《鼠疫》被认为是加缪最有社会意义的文学作品。它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在阿尔及利亚的沿海省城奥兰，发生了一场鼠疫。地方当局宣布关闭城市，禁止居民出人，以防止鼠疫的扩散。在与世隔绝并面临死亡危协的情况下，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表现，最终以医生里厄为首的各种人物联合起来，向鼠疫展开了斗争。

在小说中，作者用大量笔墨描绘了一个混乱、无序、荒诞的生存环境。这个城市“既无鸽子、又无树木，更无花园，”人们只有观察天空才能看出季节的变化。”城里人们的“一切活动全都是用同样狂热和漫不经心的态度来进行的”，“人们在那里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极力使自己习惯成自然。”在这个平淡无奇的城市里，莫明其妙地发生了鼠疫，人们很快被“囚禁”起来，所有的人都“一锅煮”了。起初“城里人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相反，由于封城，许多商店停业，闲着没事干的人群挤满街头，给人一种“过节一样的虚假景象”。“随着鼠疫的漫延，城里出现了越来越矛盾、越来越混乱的局面。一方面，救护队被组织起来，隔离营被建立起来，新的药物在研制，医生们在紧张地忙碌着；另一方面，人们在寻欢作乐，挥金如土，对享乐生活趋之若骛。一方面，物资匾乏、粮食短缺，人人愁眉苦脸；另一方面，商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兴高采烈。一方面，鼠疫使人大量死亡，救护车凄厉的喇叭声响彻夜空；从民宅里不时传来痛苦的呻吟；另一方面，人们却有闲情逸致看电影、听歌剧，终日泡在咖啡馆酒吧里。一方面，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疯子，人们的精神濒临崩溃；他们在歌剧院里你推我搡，大叫大嚷；另一方面，报纸上却在宣传“全城居民临危不惧”，“是镇定和冷静的典范”，另一方面却发现鼠疫病情已从腹股沟转移到肺部，使人大量吐血，死亡更快。最后人们带着麻木的表情忙于掩埋尸体，从一人一个棺材到集体挖坑掩埋，一切都是绝望的。但突然间，鼠疫神不知鬼不觉地撤退了，过去曾经不起作用的药物和治疗手段都灵验了。城门打开了，人们涌现街头狂欢。这时一个疯子用冲锋枪扫射，警察在街上乱跑，人们涌向窗口看热闹―――。这是一幅五彩斑斓的荒诞图画，它表现了加缪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不可认识，人的存在缺乏理性。

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人应如何存在？在小说中，不同的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科塔尔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梦寐以求的是过奢侈生活，口头禅是：“大鱼总是吃小鱼的。”在鼠疫发生之前，他犯过案子，本应被捕入狱。但是鼠疫来了，警察无暇顾及刑事犯。科塔尔精神越来越好。他投机倒把，幸灾乐祸，大发国难财。他还公然说：“我在鼠疫中过得也不坏，我看不出我干嘛要参加进来制止它。”但鼠疫结束后，它却忧心忡忡，担心过去那些法律机构重新建立起来，自己会被抓紧监狱。在鼠疫结束的狂欢声中，“他疯了”——用机枪扫射，最终被警察像狗一样地拖走了。作者通过他的形象否定了极端个人主义者。

帕纳卢神甫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在布道中要求人们虔诚地信奉天主。他认为鼠疫的降临是人们“罪有应得”——对主不虔诚的结果。天主这样做是要通过“这条充满死亡、恐慌、号叫的道路把人们引向真正的安宁和生命的本源。”他希望自己的布道能使人们“心境平静”。帕纳卢实际是在宣扬以心平气和的态度任鼠疫肆虐的思想。虽然他后来也参加了救护工作，但仍被鼠疫夺去了生命。作者对他的选择也是否定的。

格朗是一个市政府的小职员，资本主义社会的小人物。多年来他干着庸庸碌碌的差事，挣着可怜的工资。他的毫无情趣、平庸无能，使他的妻子离他而去。在“黑夜里压抑住的恐怖的号叫声中”，他却荒谬地大谈“然而”、“而且”、“接着”、“随后”等这些词汇之间的细微差别。他写的书翻来复去就一句；“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富丽的枣转叱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格朗的所作所为具有荒诞感。他后来每天抽出两个小时参加救护工作，晚间仍反复修改只有一句话的书。他对鼠疫表现出一种中立态度，既不全力投入，也不袖手旁观。作者对这个人物只有同情和怜悯，并未表现出他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朗贝尔和塔鲁的选择都受到了作者的肯定。

朗贝尔是新闻记者，他只是偶然路过奥兰而被关在城中。在鼠疫流行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企图逃离这座城市而去和女友相会，但当他找到逃脱办法时，却放弃了这个念头，加入到救护队伍中来。

塔鲁是个抽象的人道主义者，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着墨不少。他出身于法官家庭，本来生活幸福，无忧无虑。但他看了一次父亲断案的进程，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认为案犯虽然有罪，但也是人，父亲下令砍下他的头，实属罪大恶极。从此他离家出走。他搞政治，专门反对各种形式的“谋杀”。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是在用“谋杀”来反对“谋杀”：“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

则”。尽管他和他的“同志”在一起，但仍感到孤独。现在他认为世界上只有“祸害”和“受害者”两种人，他愿意当受害者，并希望自己成为不信上帝的“圣人”。塔鲁是较早积极参加救护的人之一，但他对人生一直怀有深沉的忧郁。他在打开城门那一天得了鼠疫，经过

痛苦的挣扎后去世。塔鲁的死带有悲壮的色彩。在鼠疫流行期间，他一直在探索着人生的意义，他的日记充满哲学思辩。

里厄医生是小说的主人公，作者通过这一形象表现了自己的人生观，即人在荒谬世界中应该采取的人生态度。里厄作为医生十分关心穷人的疾苦，他为小职员格朗看病不收费，精心治疗看门人米歇尔。他是第一个敢于直言本城发生鼠疫的人。发现疫情后，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和亲属的安危，而是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医疗和救护工作。在鼠疫流行期间，他不顾疲劳、连续作战，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他忍受着妻子去世的痛苦，仍然为减轻患者的病痛而努力工作。他以忘我的精神感动了周围的人，使他们也加入了与鼠疫斗争的行列。里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英雄，同时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体现者。在鼠疫流行期间，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反抗者”——对鼠疫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同时他的所有努力又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小说特别写到，鼠疫的结束并不是因为新研制出的血清起了作用（它虽然后来在某些人身上起了作用，但在这之前在许多人身上不起作用），也不是因为人们团结一致与它斗争的结果，鼠疫的结束就象它的开始一样令人难以认识和把握。里厄医生尽管意识到他要失败，却并没有放弃斗争，就如同西绪弗斯永远徒劳地搬石头一样。就在这种对无望的希望的追求中，里厄显示了他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里厄的形象还表现了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的内涵。存在主义者认为，“本人自由”是人的生存基础之一，强调人有选择的绝对自由，如果根据别人的意志行动，就失去了“自我”，没有真正的“存在”。里厄周围有各式各样的人，在鼠疫流行期间他们各自进行了不同的选择。里厄对他们的选择一概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他自己与鼠疫进行着斗争，别人是否也去斗争或干其它什么事情，一概与他无关。他与别人的对话，其他人物之间的对话，只不过是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丝毫不去评点别人的是非，也不对别人进行教导和规劝。里厄、格朗等人都知道科贝尔进行违法活动，但是他们听其自然，谁也不去告发。与此同时，作者又通过里厄的形象说明，人可以在荒谬的世界中进行积极的选择，以显示其价值。

《鼠疫》中的“鼠疫”以及人们与它进行的斗争，具有深刻的寓意性和哲理性。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横行一时的德国法西斯比作“老鼠”。他还曾说过：“我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阅读《鼠疫》，但它最明显的内容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小说中的人物面对鼠疫的灾难所表现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斗争和法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与感受确有相通之处。推而广之，它也代表着人类在巨大灾难面前的种种表现。与它进行斗争的奥兰市市民就是一个西给福斯式的集合体。全篇的这种象征主义的手法，形成了本篇作品的显著的艺术特色。

《鼠疫》也体现了加缪创作的一般特点。作者善于把故事的描写同哲学观点的阐述结合在一起，把文学作品当作表现哲学观点的场所。在小说中，作者从三方面去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第一，每一个人几乎都是一种哲学思想（处世哲学）的体现者，如里厄是存在主义思想的体现者，塔鲁是抽象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者等等。第二，在叙述中，经常加进大段议论直接表述作者自己的哲学观点。第三，人物在对话中经常讨论哲学问题。哲学讨论在《鼠疫》中并不显得枯燥乏味，它与人物和情节融为一体，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用白描的手法客观地表现事件和人物，语言鲜明、准确、质朴、毫无藻饰，是《鼠疫》的又一艺术特点。如小说中对历史上几次鼠疫的描写：

医生一直在凭窗眺望。窗外春光明媚，而室内还回荡着“鼠疫”两字的声音。这一个词不但具有科学的含义，而且带有一连串特别的景象，它们和这里的情调很不调和：这座灰黄色的城市，这时还不太热闹，只能说是嘈杂，还算不上喧哗；它的气氛既欢乐，又忧郁——如果这二者可以并存的话，但总的来说，则是欢乐的。那样安宁无争和平静环境颇容易使人忘却以往的灾情旧景：雅典受袭击时连鸟儿都飞得无影无踪；中国受灾的城市里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尸体堆入洞穴里；普罗旺斯省为了阻挡鼠疫的狂飙而筑起了高墙；雅法城里丑恶的乞丐；君士坦丁堡的医院里，硬地上潮湿而腐烂的床铺；用钩子把病人拖出来的景象；黑死病猖獗时到处都是戴口罩的医生，就象过着狂欢节一样；米兰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惊恐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死尸，以及日日夜夜、四处不停地传来的呼号声。―里厄医生一边望着海湾，一边想起卢克来修所描述的、雅典人染上疫病后准备焚尸而在海边架起的柴堆。晚上运来了尸体，但是柴堆上的位置已经不够，为了争夺安放自己亲人的尸体的位置，活人举起火把，相互厮打，宁愿头破血流，也不肯抛掉亲人的尸体。这种情景可以想像：燃烧着的柴堆在死气沉沉的水边发出熊熊的火光，在火把的搏斗中火星四溅，恶臭的浓烟冉冉升向黑夜的长空。人们就怕－－－―――（引自《鼠疫》第37－38页，顾方济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在这段描写中，作者尽量让事实说话，文字朴实无华，却写出了鼠疫的可怕景象，有极强的表现力。

《局外人》分析

《局外人》是加缪存在主义的典型作品。小说的主人公默而索是阿尔及利亚一家法国公司的小职员，因无力抚养母亲而把她送进了养老院，一个人过着独居生活。母亲去世了，他在灵堂里和送葬时都表现得无动于衷。他与女友玛丽同居，但对爱情感到无所谓。公司老板提供给他一个优惠的职位，他觉得去不去都可以。邻居雷蒙要他帮助写信侮辱自己的女友，他不问是非就照办。一个星期天，默而索和雷蒙去郊游，碰到雷蒙女友的弟弟及其一帮人。默而索糊里糊涂地开枪杀了人并被捕入狱。后来他逐渐习惯了监狱的生活，一天能睡16—18小时，对于自己是否会被处死他感到无所谓。他想到只要在行刑时，“有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用仇恨的叫喊来欢迎我，也就行了”。

默而索是个存在主义者的形象。这个人物的基本特征是奉行一种消极冷漠的人生哲学，以“无所谓”、“毫无意义”。“我不知道”的口吻对待一切。小说的开头是默而索到郊区为母亲送葬的情节。默而索在小说中曾有几次宣称自己是爱母亲的，但对母亲的去世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不知道母亲的年龄，不想看母亲的遗容，而是坐在停尸房里和看门的老头闲聊、抽烟、喝咖啡。母亲的朋友来守灵，他注意的是束着腰带的老太太肚子显得很大，几个老头嘬腮帮子发出了怪声，母亲的一个好友抽抽搭搭哭了很久，这非但没有引起他的悲戚的感情，反而使他厌烦透顶。守灵结束了，默而索如释重负，他又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心里感觉好极了。

爱情本来是最能令人激动的人类情感之一，而默而索对爱情也同样表示冷漠。女友玛丽问他是否愿意和她结婚，默而索说怎样都行；玛丽问他是否爱自己，默而索说这种话毫无意义，问他如果结婚的建议出自另一个女人，他是否接受，默而索回答“当然”。

默而索的冷漠在杀人、坐牢、判刑这类关系到他自己生死存亡的大事面前达到了顶峰。他杀人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事实上，那个引起他拔刀相助的朋友雷蒙，在他看来“做不做他的朋友，怎么都行”。他向对方开枪纯属偶然。他见那个阿拉伯人把手放进兜里，他也本能地把手里放进兜里，这时，他如果转身就走，一切就都结束了，可他偏偏往前走了一步，其理由是躲避太阳照射，而他明明知道往前走一步是不可能躲过太阳的。这时阿拉伯人认为他要行凶，就拔出刀来，于是他只好开了第一枪，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向尸体连开四枪。无论是在监狱中和辩护律师的谈话，还是在法庭上他的自我辩护，默而索一概采取超然的态度，他反复表达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是某种厌烦，“我从来不会对某件事真正感到悔恨”。对于上诉，他反复考虑后得出的结论是“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并且谁都知道，活着是不值得的”。

默尔索之所以对外界抱冷漠态度，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是荒谬的”。对于世界的荒谬性的描写贯穿小说的始终，而最精彩的章节是对法庭审判的描写。在审判时，法官们对杀人一事并没有提多少问题，却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默而索为母亲送葬上，并就此提出了一大堆鸡毛蒜皮的问题。诸如为什么不知道母亲的年龄，为什么抽烟、喝牛奶咖啡，是否哭了，为什么没哭等等。针对默尔索是否哭了，法庭传来了一位证人。法官问他是否看见默尔索哭了，证人说“没有”，因为他当时心里难过，“不能看见先生干了些什么”。于是辩护律师又问，你是否看见默尔索没哭，证人同样回答“没有”。众人听后哄堂大笑。如果说就母亲去世提问题是为了想证明默而索心肠狠毒，杀人势在必然，倒还情有可原，但法官们谁也没有指出这一关键问题，于是这场官司就本末倒置了。正如辩护律师指出的，他不知道在这场官司中，默尔索“是被控埋了母亲，还是被控杀了人”。众人听后又是一阵大笑。

当作家把世界的荒谬—一揭示出来后，就不难理解默而索的冷漠了。他的一切言行正是以对世界的荒谬性的清醒认识为思想基础的。他不承认现实的合理性，不承认人类感情的合理性，他不与荒谬同流合污。芸芸众生无论是思想，感情还是行动都深深卷入世俗事物之中，或为其喜，或为其悲。而默而索反其道而行之，对一切采取超然物外的态度，达到了一种彻悟的境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看上去一无所有，但我对自己，对一切都有充分的把握，我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即将来到的死亡，完全了如指掌。”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比旁人清醒，他认识到了常人所没有认识到的世界的荒谬性，所以他认为“我过去是幸福的，现在还是幸福的”。

冷漠对于荒谬的现实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因为它藐视一切，使得荒谬的世界对它无可奈何。在小说中，默尔索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一切表现都让人感到气愤和无可奈何。人类的感情不能打动他，生死被他置之度外，上帝也不在他眼里，辩护律师、公诉人、神甫都被他气得发疯。在法庭上，面对暴跳如雷的法官，默尔索明确感到，“我这一罪行在他身上引起的憎恨比起我的冷漠使他们感到的憎恨来，几乎相形见绌”。清醒带来冷漠，冷漠意味着藐视，藐视则意味着精神上的胜利，这便是作家赋予这位“局外人”的意义。

《局外人》的内容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当代社会的不满和抗议。这部小说对于人们认识社会的种种弊端以及人的生存状态中的不合理的现象有积极的意义，但作品中所表现的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又有消极作用。

《局外人》在艺术上体现了加缪创作的一般特点。加缪的作品有极强的思想性，作者善于把故事情节叙述同哲学观点的阐释结合起来，在文学中表达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主要人物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观点的体现者。这即是加缪创作的特点，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特点。在《局外人》中，加缪存在主义的观点则集中体现在主人公默尔索的言谈举止上。在这部作品中，由于要适用于表现主人公冷漠的特点，所以作者基本上没有用大段的议论来阐述哲学观点，而在加缪其它作品中，例如《鼠疫》，则经常使用这种方法。

用白描手法客观表现事件和人物，语言鲜明、准确，毫无藻饰，使加缪小说艺术上的又一特点。在《局外人》中，除了上述特点外，作者还有意识地间或使用极其简约甚至有些单调枯燥的语言叙事，而这种语言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这种冷漠的没有感情色彩的叙事语言被称作“零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