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讲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一、关于成书过程：世代累积与个人编定。

1、从书场到舞台：故事题材的世代累积。

1）《三国志演义》

晋陈寿《三国志》

唐佚名《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观水上杂戏，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的节目；

唐李商隐《骄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宋代说话中有专门“说三分”的科目和艺人，同时民间皮影戏、傀儡戏、南戏、院本也多有搬演三国故事者；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一《怀古》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现存搬演三国故事的宋元剧目，有四十余种，诸如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赴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均在舞台上搬演过。

2）《水浒传》

《水浒传》所写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宋史》之《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及其他史料均曾提及，略谓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后被张叔夜设计招降，一说乃战败被擒。

自南宋起，宋江故事即于民间广为流传，宋末元初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完整记录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宋末元初罗烨《醉翁谈录》卷一，则著录了“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宋代说话表演的节目。

元代出现大批“水浒戏”，今存剧目30余种，剧本传世者有《燕青博鱼》、《黑旋风负荆》、《双献功》、《还牢末》、《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等六种。

3）《西游记》

源于唐玄奘赴印度取经的史实。玄奘过国后，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辨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取经途中的艰险和异域风情。玄奘另两名弟子撰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取经经历作了夸张的描绘，并插入了若干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

此后，随着取经故事的日益流传，虚构成分也逐渐增多，成为民间文艺的重要题材。

在戏剧方面：宋之南戏有《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有《唐三藏》，杂剧有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二郎神锁齐天大圣》、元末杨景贤《西游记》杂剧等。

2、“平话”与“诗话”：小说文本的雏形。

1）《三国志平话》（存）与《三分事略》（存）。

现存较早的三国讲史话本，有元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所刊《三国志平话》，今藏日本内阁文库，其故事情节已粗具《三国志演义》的规模。

另有元代“甲午（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新刊”《三分事略》，今藏日本天理图书馆。

《三分事略》一书，内容与《三国志平话》大致相同，但有删改。此书图像刻绘粗劣，卷中、卷下又云“照元新刊”，则可能是后出的翻刻本。

有的学者认为翻刻于“元明之际”。就其版画特点来看，我认为或翻刻于清代。

2）《大宋宣和遗事》（存）

约成书于南宋末年，今存清人翻刻宋本。

其中已有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宋江受封节度使等情节，笔墨虽然简略，但略具章回体《水浒传》小说之雏形。

3）《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存）及《西游记平话》（佚）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产生时间或谓唐，或谓宋，或谓元，迄无定论，宋“中瓦子张家印”本，今藏日本。此书篇幅不大，宗教色彩浓厚，情节粗糙，已略具《西游记》小说雏形，其中“猴行者”、“深沙神”即孙悟空、沙僧之前身。

研究者认为此书为“说经”话本。

更为完整的《西游记平话》，当在元末明初已经出现，惜原书亡佚，仅明代《永乐大典》13139卷“送”韵“梦”字条、古代朝鲜汉语教材《朴通事谚解》中引有数段佚文，从中可知该小说中取经集团的四个人物均已形成，为百回本《西游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朝鲜时代（清康熙时期）《朴通事谚解》正文有云：“我两个部前买文书去来。”“买甚么文书去？”“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理。要怎么那一等平话？”“《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有唐三藏引孙行者到车迟国，和伯眼大仙斗圣的，你知道么？”

《朴通事谚解》是对《朴通事》的注释，而《朴通事》约成书于高丽时期，即中国元代。

3、最后编定者及其艺术贡献。

按照通常说法，三部小说的最后编定者分别为：罗贯中、施耐庵及吴承恩。其艺术贡献大体相近，主要包括：

1）搜集所有相关资料，诸如史书、话本、剧本、宝卷及民间传说等等，排比取舍。

2）拟定章回体小说的总体结构。《三国志演义》为以事件为中心，以事系人，按时间线性向前推进；《水浒传》以江湖英雄为中心，以人系事，前半部分如百川归海，后半部分则如江河下泻；《西游记》以“九九八十一难”故事为中心，短篇联缀。

3）在摭采前人话本、剧本、史书、佛道典籍、诗词等类文字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艺术创造，完成章回体小说文本的编撰工作。

二、迷雾重重的作者考证。

1、关于罗贯中。

目前出版时间较早的两个明刻本，其一为明嘉靖元年（1522）序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题 “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另一为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序刊本《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卷首题“东原罗本贯中编次”。

故《三国志演义》最后编定者为罗贯中，基本上没有争议。

罗贯中，生平事迹不见史传。

惟明贾仲明《录鬼薄续编》称：“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据此推测，其生年在元仁宗皇庆（1312）之前，卒年在明初洪武年间（1382-1392）。

《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发表了孟繁仁论文《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声称有重大发现。

1984年，孟繁仁因读到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中有一篇《题晋阳罗氏族谱图》的文章，获知元代太原确实存在一个罗氏家族，便开始艰苦的寻访工作。

1986年6月，终于在山西太原市清徐县找到了这个世居于此的罗氏家族，并获见该族珍藏的罗氏族谱，即清同治重修本《罗氏家谱》五册。

据孟繁仁推算，元末明初时期，当对应着该谱所载罗氏家族的第六代、第七代。

有意思的是，《罗氏家谱》记载第六代“罗锦”，生有六子，长子、三、四、五、六子均有著录，唯独次子标“出外”，而且，与谱中其他外出人员不同，这位罗锦的次子，家谱没有载录任何信息。

因此，孟繁仁推测他是被家族除名，除名的理由是撰写了包括《三国》、《水浒》在内的通俗小说。也就是说，这位罗锦的次子，正是小说家罗贯中。由于被家族除名，但他又难以忘祖，故以“木本水源之念，永世贯于心中”之意，取名为“罗本·贯中”。

论文发表后，受到学术界的猛烈批驳，学者陈辽发表《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等文，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据家谱，清徐罗氏第八代罗礼，于明隆庆元年（1567）开始第一次纂修《罗氏家谱》，时任“太原府学贡生除大同儒学训导”，罗礼于万历十二年（1584）致仕（即退休），他与第六代罗锦的次子、第七代的“罗才某”（才字辈），是侄叔关系；

假设罗礼于1567年纂修《罗氏家谱》时年龄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十七年之后退休），则其出生于1527-1537之间，按通常叔侄年龄差异25年左右计算，这位“罗某某”大概出生在1500年前后；

而嘉靖元年序刊本《三国志演义》所载庸愚子（蒋大器）序，所署时间为明弘治甲寅十三年（1494），此时“罗某某”尚未出生，更不用说编撰长篇小说了。

陈辽先生声称，2000年5月9日，在安徽芜湖召开“《三国演义》学会第十三次年会”上，孟繁仁先生 “当面对我承认：《罗氏家谱》中的第七代‘罗才某’并非《三国演义》原作者罗贯中，我搞错了。”

但之后不久，媒体又报道了在山西祁县发现两部《罗氏家谱》，谱中有一篇《罗氏族谱创修原序》，作者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新科举人罗应旭，序有“本朝初，吾祖讳本字贯中，流他乡，有钜著”云云。后来，更于祁县发现了罗贯中的砚台、古墓等等

事后证明一切皆出伪造，纯属一个浮躁时代的学术笑话。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可不慎欤？

2）关于施耐庵。

明嘉靖间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野史”，著录《忠义水浒传》一百卷， “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目前所知出版时间最早的嘉靖间刊本，仅残剩两页，无法获见卷首题署。

存世的其它明刊本，作者题署不一，如“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集”（明万历余象斗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明万历容与堂刊本、袁无涯刊本等）、“钱塘施耐庵编辑”（明崇祯刘兴我刊本）。

因此，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有”施耐庵”说、“罗贯中”说、“施罗合作”说、“施罗皆为托名”说等多种。比较倾向于认为由“施耐庵”最后编定。关于施耐庵，史籍罕有记载。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在江苏兴化陆续发现了一批资料，主要有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载于民国三十二年修纂《兴化县续志》）、《施让地劵》、《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氏家谱簿》（民国七年抄本）等材料，引发学术界对《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热烈讨论。

相信上述材料为真的学者，惊呼找到了“解开施耐庵之谜的钥匙”；但是，也有许多质疑甚至强烈反对的声音。

上述材料之中，《施让地劵》与《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均为出土文物，的真无疑，然仅提及“先公彦端”、“曾祖彦端”，而未提及施耐庵。

民国七年（1918）抄本《施氏家谱簿》第一行大字写“第一世始祖彦端公元配季氏申氏生让”，就在“公元配”三个大字旁边，添入“字耐庵”三个小字，这样一来，其它材料里的“施彦端”，就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合而为一；“施耐庵”接管了“施彦端”的家族关系，包括妻子、兄弟、子孙等等。

不过，此三个小字，有明显后人添加的痕迹；另外，《施让地劵》（施让为施彦端之子）与《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廷佐为施彦端四世孙）既称“先公彦端”、“曾祖彦端”，说明“彦端”是字而非名，故民国抄本《施氏家谱簿》云“第一世始祖彦端公字耐庵”实难成立。

至于附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修纂《兴化县续志》中的明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更是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经过学者戴不凡、何心、张国光等人批驳，已盖馆论定为民国时人伪作，甚至连伪作者的真实姓名，也基本有了眉目。

综上所述，在江苏兴化发现的施氏资料，只能证明一个“施彦端”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就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可能是因为至民国时期，小说的社会、文化、学术地位大大提升，“施耐庵”成为文化名人，遂为江苏兴化施氏族人所攀附。

3）关于吴承恩。

现存多种明刊本《西游记》，均无作者题署，仅题“华阳洞主人校”，其真实身份无考。

至清初黄道周等人刊行《西游证道书》，认定作者为长春真人丘处机。后被证明乃将丘氏地理游记《西游记》，误作小说《西游记》。

清乾隆时，吴玉搢《山阳志遗》卷四据明天启《淮安府志》著录吴承恩著作中有《西游记》一书，遂判定《西游记》小说的作者为吴承恩。后经鲁迅、胡适等人的肯定，此说被广泛接受。

但也有研究者反对此说，而且提出了重要质疑：

其一、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之一《淮贤文目》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时，并未标明是章回小说，还是普通的地理游记。

其二、清初藏书家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著录有“吴承恩《西游记》”。

其三、《西游记》小说文本多处使用了“承恩”两字，如第七回回末诗句“偷桃偷酒游天府，受箓承恩在玉京”；第九回有“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行”；第二十九回回目为“脱难江流来国土，承恩八戒转山林”。此与古人敬重名字的习惯不符。

三、纷繁复杂的版本传承。

1、现存最早刊本均非所谓“祖本” 。

《三国志演义》现知刊印时间最早版本为：明嘉靖壬午元年（1522）序刊本；嘉靖二十七年（1548）序叶逢春刊本，藏于西班牙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内之“圣·劳伦佐皇家图书馆”。

《水浒传》最早版本为：明嘉靖间刻本《京本忠义传》（残剩两叶），藏上海图书馆。

《西游记》最早刊本为：明万历金陵世德堂刊本。

据研究，上述诸本均非小说之所谓“祖本”。

“祖本”与《三国》、《水浒》、《西游》文本的增删变动。

2、因受商业竞争的影响，存世诸明刊本情节文字多有差异，其间关系复杂。

明代万历以降，小说戏曲出版颇为兴盛，书坊之间的商业竞争十分激烈。其中包括福建地区与江南地区的“南北”之争，也包括两个地区各自内部的竞争。

为了吸引读者，扩大销售；为了降低成本，赢得利润。书坊或插增情节，或删削文字，或饰加绣像，导致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产生文字和情节的差异。

此乃目前《三国》、《水浒》、《西游》版本研究的重点及难点所在。

譬如按照有无“花关索”或“关索”故事，《三国志演义》数十种明清刊本，可分为如下几个系统：

A、既无花关索也无关索故事的嘉靖本系统：张尚德本及叶逢春本；

B、有花关索故事的建阳刻本系统：余象斗本、郑少垣本、郑世容本、熊冲宇本、汤宾尹本等；

C、有关索故事的建阳本系统：刘龙田本、笈邮斋本、朱鼎臣本、黄正甫本、费守斋本、杨美生本、宝华楼本等；

D、有关索故事的江南本系统：周曰校本、夏振宇本、郑以祯本、吴观明本、绿荫堂本、遗香堂本等；

E、既有花关索又有关索故事者：雄飞馆本。

根据有无宋江征讨“田虎”、“王庆”叛乱故事，《水浒传》版本可分为：繁本系统与简本系统。《西游记》明刊本也有繁本与简本之分；另外，有的版本有唐僧出身故事，有的版本则无。繁本与简本之间存在何种学术关系？

3、由清初文人整理的版本，成为清代流行文本。

目前存世之明刊本，乃《三国》、《水浒》、《西游》小说版本研究的主要对象，但若从文学传播及接受的角度来看，入清之后，明刊本的流传十分有限。

《三国志演义》流行的是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的一百二十回本《四大奇书第一种》，简称“毛评本”。毛氏父子修改了回目，将其变为整齐的七言或八言对句，对情节和文字也作了增删，并逐回加入自己的评点文字。经此加工整理，《三国志演义》的文学艺术水平有所提高。

《水浒传》流行的则是明末清初苏州文人金圣叹删改的七十回本，即把百回本《水浒传》的第一回改为“楔子”，将原书第二至第七十一回，改为正文七十回，末尾时加入卢俊义一梦，以为结束，第七十回回目云：“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原书七十一回以下文字，尽数删去。俗称“腰斩本”。

民国初期，尚有学者以七十回本为对象，探讨《水浒传》的结局问题及其收尾艺术，可谓荒唐。

《西游记》流行的则是清初黄道周、汪象旭评改之《西游证道书》。主要改动：插入叙述唐僧出身故事的第九回，弥补明刊百回本在情节上的漏洞，删去了众多诗词韵文，并修改了若干平仄失韵的诗词，删改了部分叙述不清、行文啰嗦的文字，令全书更为通畅。但也有失去原书神采的不当删改。

清代流行的本子，有陈士斌评《西游真铨》、刘一明评《西游原旨》、张含章评《西游正旨》、含晶子评《西游记评注》等等，其证道评说文字不同，但小说正文基本上沿用《西游证道书》。

四、多元主题及其学术争鸣。

1、关于 “人民性”、 “农民起义”、“阶级对抗”。

如何理解《三国志演义》中的“人民性”？贵族地主起义；人民愿望；“正统观”与历史原动力。《水浒传》是否反映了一次“农民起义”的全过程？农民的缺失；江湖游民；市民价值观。《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是否体现了“阶级对抗”？前七回与后九十三回的矛盾；孙悟空的“斗争性”；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干扰。

2、《三国志演义》：两大“史鉴”。

其一、历史演进规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

其二、中国古代 “仁政”理想及其破灭。

《论语·为政》云：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孟子·离娄上》云：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孟子·尽心下》云：“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孟子·离娄上》云：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齐宣王向孟子请教“齐桓、晋文之事”，孟子却说“臣未之闻也”，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对春秋时期的“霸道”，心存贬斥之意。

《孟子·告子下》云：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孟子·公孙丑上》云：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三国》小说演绎了“仁君”与“暴君”、“王道”与“霸道”故事；刘备是仁君、王道之代表；曹操（包括司马家族）是暴君、霸道的代表。

刘备与曹操登场时的不同介绍：

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对刘备的介绍是：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刘、关、张三人结义宣誓：“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对曹操的介绍颇为简单：“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刘备逃亡，不弃百姓：

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叙刘备被曹军追杀，危急万分，却不肯丢下百姓：忽哨马报说：“曹操大军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赶来也。”众将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玄德泣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日归我，奈何弃之？”百姓闻玄德此言，莫不伤感。后人有诗赞之曰：“临难仁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至今凭吊襄江口，父老犹然忆使君。”

刘备行仁义于徐庶：

第三十六回，徐庶为刘备出谋划策，屡建奇功，曹操欲使徐庶之母作书唤回儿子，改投其帐，徐母不从。曹操软禁徐母，又伪造其笔迹，写信叫徐庶回去。

刘备的谋士孙乾秘密劝说道：“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尽知我军中虚实。今若使归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操见元直不去，必斩其母。元直知母死，必为母报仇，力攻曹操也。”但刘备坚决不允：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

刘备的仁义感动徐庶，临行前，他向刘备推荐了南阳诸葛亮，而正是依靠孔明的辅佐，刘备才得以三分天下。

刘备与关、张之间的兄弟情义：

第七十七回，当关羽战死的消息传到成都，刘备“大叫一声，昏绝于地”，说“孤与关、张二弟桃园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已亡，孤岂能独享富贵乎”，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决定兴兵伐吴，虽经孔明及群臣劝阻，刘备只是不听，兴兵七十五万伐吴，结果大败，令蜀国元气大伤。

刘备当年曾有“三让徐州”（第十二回）、后进攻四川时，又曾因刘璋与其同宗，“不忍相图”（第六十回），当曹丕废汉帝篡逆之后，孔明等人劝说刘备称帝，刘备大惊曰：“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不愿效“逆贼”所为；孔明苦劝，均“坚执不从”，一直到上了封坛，还在推辞“备无才德，请择有才德者受之”（第八十回）。

虽然刘备的行为，也许是出于战略考虑，譬如第六十回载刘备之言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小说对此的描写，颇令人有故作姿态之感，如鲁迅先生所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然较之曹氏和司马父子的所作所为，无疑具“仁义”之德。

与刘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对曹操不仁的描述：

曹操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为不暴露自己的行踪，他将恩人吕伯奢一家全部杀光灭口（第四回）；为报父仇，他攻打徐州，“但令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第十回）；

对部下曹操也是阴险、狡诈、残酷，导演了诸如割发代首、梦中杀人、“鸡肋” （第七十二回）等一系列好戏。

与曹操相类，小说中袁绍、袁术、曹睿、孙皓等人，亦多轻民、残民之心。他们的存在，进一步烘托了刘备的仁义。

曹操杀吕伯奢全家：

第四回叙曹操刺杀董卓未遂，被迫逃亡，逃至其父亲的“结义弟兄”吕伯奢家中，吕伯奢往西村买酒：操与（陈）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宫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吩咐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请速转骑。”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

魏晋政权均属霸道篡逆，非为王道正统。

曹操欺凌汉献帝，乱棒打死伏皇后，杀其家族二百余人，小说第六十六回有诗云：“曹瞒凶残世所无，伏完忠义欲何如？可怜帝后分离处，不及民间妇与夫”；

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继位，“威逼汉帝，甚于其父”（第七十九回），终篡位，封汉献帝为“山阳公”，即日离去，“非宣诏不许入朝”，时“军民人等见之，伤感不已”（第八十回）；

魏国重臣司马懿、司马师、司马炎父子，后亦篡逆，先是逼死魏主曹芳之张皇后，小说第一百零九回有诗云：“当年伏后出宫门，跣足哀号被至尊。司马今朝依此例，天教还报在儿孙”；最终，司马炎逼迫魏主曹奂登坛禅让帝位，小说第一百十九回诗云：“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

小说文本显示了明显的情感倾向：尊刘贬曹。但仁义的刘备最终身死国亡，而不仁的曹操及司马家族却据有天下，统一中国。《三国志演义》小说在诸如：“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悲剧气氛中结束。

意味着古代中国人“仁政”理想的破灭。

关于“德”与“才”、“德治”与“法治”的反思。

3、《水浒传》：“忠”“义”怪圈与政治智慧。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是《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云：“《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可见，“忠义”两字，乃是一部《水浒传》关键所在。

小说以宋江为代表，展现了一个关于“忠义”的道德怪圈。

因“义”而背“忠”：

第十八回“美髯公智稳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叙宋江“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任郓城押司（宋代地方官之属吏，负责案牍、官司等事务），“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当他无意中听说晁盖黄泥冈事发的消息，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于是偷偷地飞马赶去告诉晁盖，让他们赶快逃命。晁盖万分感激：“结义得这个兄弟，也不枉了”。

宋江的初衷，只是想救兄弟的性命，但未料晁盖众人却和梁山泊的好汉们，抵抗官军，杀死五百余人，宋江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心内寻思道：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犯了大罪，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伤了何观察，又损害了许多官军人马，又把黄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第二十回）

逃亡江湖，但“忠”（“孝”）之心不泯

后因杀死阎婆惜，宋江被迫逃亡江湖，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其中包括欲投奔二龙山落草为寇的武松。《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叙宋江与武松分别时，反复劝说武松，将来：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第三十六回：宋江潜回家中探望老父，却被官府包围，宋江对父亲说：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杀人放火的兄弟，打在网里，如何能勾见父亲面。便断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务农时，也得早晚服侍父亲终身。被捕后，宋江被判发配江州，途中，梁山好汉晁盖等人欲杀死公差，力劝其上山相聚，但宋江却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长手里乞死。

逼上梁山，成为不“忠”而“义”之人：

第四十一回，梁山好汉江州城劫法场，救出宋江，他叹云：

今日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

谋求招安，向“忠”回归：

第五十八回“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叙宋江降伏前来征讨的双鞭呼延灼，且云：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

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叙晁盖中毒箭身亡，众人推宋江暂居“梁山泊主”，宋江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命令：“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

“招安”违反众梁山好汉的心意：

至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叙宋江率一百单八将，在“忠义堂”排定座次。一日宴会，宋江酒醉后填词《满江红》一阕，令乐和演唱，当他唱到末句“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时：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鲁智深便道：“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为维护“忠”，不得不扼杀“义”：

第八十三回，朝廷派遣招安后的宋江率兵征辽，出征前，手下一名军校因不满朝廷命官克扣酒肉，将其杀死，宋江闻听大惊，云：“他是朝廷命官，我兀自惧他，你如何便把他来杀了？须是要连累我等众人”，最终令军校“痛饮一醉，教他树下缢死，却斩头来号令”，小说此处有诗为证云：“宋江军令多严肃，流泪军前斩卒头”， 然而，事实上，这个情节在小说中具有象征意味：即意味着“忠”开始扼杀“义”。

第九十回开始，随着征方腊战事的展开，梁山好汉次第凋零：

第九十回，入云龙公孙胜辞别；

第九十一回，战死3人；

九十二回，战死5人；

九十三回，战死3人；

九十四回，战死3人；

九十五回，战死9人；

九十六回，战死6人；

九十七回，战死6人；

九十八回，战死24人；

再加上病故的、残疾的、辞别的，至第九十九回率军回京时，宋江身边的梁山好汉仅剩27人。可以说，宋江用众兄弟的生命，换来他所追求的“忠”。

第一百回，宋江喝下朝廷所赐药酒，临死之前想的却是：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今日天子听信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我死不争，只有李逵见在润州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

于是，为了维护“忠”，宋江将他最亲密的兄弟——李逵骗至身边，并亲自用毒酒将他毒死，彻底葬送了“义”。

“忠”与“义”，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两个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特别流行。

“忠”为处理上下关系的道德准则，“义”为处理左右关系的道德准则，两者并不处于同一逻辑层面。若用小说中的话言之，就是： “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全传本第五十五回）

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道德伦理体系面临调整。

将“忠”“义”悲剧的原因，指向“权奸”：

有意思的是，小说将“忠”“义”悲剧的原因，归结于奸臣，第九十九回诗有云：“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

事实上，中国历代政治危机之时，便抛出一个“权奸”，安抚民心，度过危机。充当“权奸”者，一般有三种人：A、权臣，如宋代贾似道、秦桧、高俅、蔡京；B、女色，如东周的褒姒、唐代的杨贵妃等；C、阉党，如明代魏忠贤、清代李莲英之类。

反“权奸”，不反“皇帝”，更不反“体制”，这是古代中国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的重要原因。

从积极一面来看，“权奸论”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智慧，她以较低的社会成本，消解政治危机，推动历史前进；但从消极一面看，某些深层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体制结构上的缺陷，往往被遮掩起来，并逐步累积成为文化痼疾。

凡此，值得予以深刻反思。

4、《西游记》

“修心” “证道”与童话游戏

《孟子·告子上》云：“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家，建立起一套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称为“理学”，其核心观点有“存天理，灭人欲”，因其扼杀人之个性，遭到以陆九渊为代表的思想家的反对，陆氏提出“心即是理”的著名命题。

至明代，学者们在陆氏心学的基础上，融合佛教“明心见性”、道教“修心炼性”等思想资源，将“心学”发扬广大。

《西游记》以游戏之笔，寓“心学”之说。

“心猿”之放纵：大闹天宫

猴王欲脱生死轮回，决定访师求学，最后打听到“须菩提祖师”的居处，乃是“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心洞”，均为“心”字的别称，也就是说，师父就在自己的心中。揭示的正是宋明以来“心学“的最大要旨：心即理。

行者大闹天宫的过程，可以视为其“心”放纵过程。

先是向龙王索要兵器、铠甲，再是到地府勾消生死簿，“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这进一步刺激了其追求名誉地位之心：玉帝招安，授其为“弼马温”，当他听说此官乃“未入流”的小官，“心头火起”，一路打出南天门，回到花果山，竖起“齐天大圣”的旗帜；玉帝在派兵将镇压失败后，只得封他作“齐天大圣”，并在天界“蟠桃园”里造了一座齐天大圣府，“府内设个二司，一名安静司，一名宁神司，司俱有仙吏，左右扶持”。

第四回回目题为“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仅仅因为王母娘娘的宴会没有邀请他，伤了孙大圣的自尊心，他再次大闹天宫，直至如来佛亲临，压服于五行山下。

第七回题为“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一颗过于放纵的心灵，终于被迫安定下来。此回小说有诗云：猿侯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大圣齐天非假论，官封弼马是知音。马猿合作心和意，紧缚牢拴莫外寻。万相归真从一理，如来同契住双林。

“心猿归正”与“定心真言”

第十四回《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颇具象征意义。

“心猿”即孙悟空，“归正”，是指唐僧从五行山下，揭去佛祖的偈语，救出悟空，悟空也承诺保唐僧西行，踏上取经正途；然而，刚刚踏上正途的悟空，仍然心有杂念，小说用两个情节，对此作了暗示和了结。

其一、灭杀“六贼”

师徒两人启程不久，突然遇到六个强盗，悟空问他们的姓名，那人道：你是不知，我说与你听：一个唤作眼看喜，一个唤作耳听怒，一个唤作鼻嗅爱，一个唤作舌尝思，一个唤作意见欲，一个唤作身本忧。显然不是普通的姓名，所谓“六贼”，即佛教“六识”，指眼、耳、鼻、舌、身、意，此处代表着由“色”引发的种种心理诱惑。六贼不除，六根不尽，自然无法全心全意地完成取经。

其二、“定心真言”

孙悟空打死六名强盗，唐僧很是生气，大加训斥。“原来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气。他见三藏只管绪绪叨叨，按不住心头火发道：‘你既是这等，说我做不得和尚，上不得西天，不必恁般绪咶恶我，我回去便了。’那三藏却不曾答应，他就使一个性子，将身一纵，说一声‘老孙去也！’三藏急抬头，早已不见。”可见，此时悟空西行取经的决心，尚不够坚定。为此，观音菩萨送给唐僧“紧箍咒”，说：“我那里还有一篇咒儿，唤作‘定心真言’，又名做‘紧箍儿咒’。你可暗暗的念熟，牢记心头，再莫泄露一人知道”，“他若不服你使唤，你就默念此咒，他再不敢行凶，也再不敢去了。”

可以说，第十四回又是小说比较重要的一回，解决了取经者心理上、精神上的困惑，故云“归正”、“定心”。

西行过程，即修心过程；“心魔”与“妖魔”的对应：

譬如第十三回，叙唐僧刚刚踏上西天取经之路，宿于法门寺，众僧有的说水远山高，有的说路多虎豹，三藏以手指心云：“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

第十七回，黑风山遭遇黑熊怪，悟空请菩萨帮忙，菩萨变作黑熊怪的朋友“凌虚仙子”，悟空笑道：“妙啊！妙啊！还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菩萨笑道：“悟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

“二心”与真假猴王：

《西游记》第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讲述真假美猴王的故事，第五十八回回目作“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小说多次明示，这一灾难的发生，原因在于取经集团内部发生了矛盾，即出现“二心”：

先是悟空打死两个强盗，唐僧有些生气责怪，第五十六回云：“孙大圣有不睦之心，不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师徒都面是背非”；

紧接着，悟空又打死数人，唐僧发怒，将其赶走，于是，妖怪六耳弭猴变作悟空，乘虚而入。菩萨、玉帝等均不能辨别，真假行者往西天如来处，诗曰：“人有二心生祸灾，天涯海角致疑猜”，如来佛看到两人相争而来，对诸神说：“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

凡此可见修心之说的痕迹。

第五十回题作“情乱性从因爱欲，神昏心动遇魔头”；五十一回题作“心猿空用千般计，水火无功难炼魔”；第九十九回题作“九九数完魔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

事实上，越往前走，越接近西天，悟空的“心”越坚定，道行越深，甚至可以反过来劝导唐僧。

譬如第四十三回，唐僧听到黑河水声振耳，心生忧虑，悟空劝解道：老师父，你忘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人，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谓之“祛褪六贼”。你如今为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舍身；要斋吃，动舌；喜香甜，嗅鼻；闻声音，惊耳；睹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天西见佛？

第八十五回，唐僧看到前面高山阻路，感觉“满身麻木，神思不安”，悟空就劝唐僧默诵《多心经》的四句偈颂“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接着师徒二人有一段对话：三藏道：“徒弟，我岂不知？若依此四句，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行者道：“不消说了。心净孤明独照，心存万境皆清。差错些儿成惰懈，千载万载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诚，雷音只在眼下。似你这般恐惧惊惶，神思不安，大道远矣，雷音亦远矣。且莫胡疑，随我去。”那长老闻言，心神顿爽，万虑皆休。

《西游记》与道教内丹派。

道教有外丹、内丹之分。内丹派兴起于隋唐，唐末五代趋于兴盛。宋元明清时期，不绝于世。代表人物有北宋张伯端（南宗）、金元时王重阳（北宗）、元代李道纯（中派）、明代陆西星（东派）、清代李西月（西派）等。

核心观念：修行者运用意念，将“心”（位于胸部正中虚空处）中之阴“液”，与“肾”（位于脐下三寸处）中之阳“气”，常相交合，产生“丹药”。小乘可安乐延年，中乘可长生不死，上乘则超凡入圣。

《西游记》小说中确实使用了大量的内丹术语，譬如“木母”、 “元神”、“土母”、“黄婆” 、“姹女”、“婴儿”等等。甚至还抄录了内丹学经典著作中的诗句，譬如：

第十四回：“佛即心兮心即佛，心佛从来皆要物”，抄自张伯端《悟真篇》；第八十五回“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抄自明代《性命圭旨》。

《西游记》小说文本，可能曾经一位精通内丹学知识的文人的修改润辞。

林庚《西游记漫话》（人民文学出版社）目录：

从菩提祖师谈起——天上人间——江湖风波——取经记与闹天宫——喜剧角色——动物王国——童心说——童话的天真世界

“孙悟空的大闹天宫，从手段、方式到目的和结果，都与赵正激恼京师及白玉堂闹东京十分近似。这就说明这样一个大闹天宫的形象，原是以市民心目中的英雄好汉为生活依据的。将孙悟空还原到民间传奇中来，便是与市井神偷和江湖好汉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

“动物世界、儿童的游戏性，天真的童心与非逻辑的想象，这一切成了弥漫在《西游记》中的童话的气氛，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孙悟空才得以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充分自由地发展他的性格特征，并且将他性格形象的精神内涵推向了最完美的高度。”

五、“先峰”现象与“骨牌”效应。

所谓“先峰”现象：

章回小说文体形成之初，便出现数部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不但开启各自之类型，且代表着该类型小说的最高艺术水平，犹如孤峰突起，前后难觅比肩之作。

此与文学艺术演进的一般规律不相符合。

所谓“骨牌”效应：

《三国志演义》等小说问世流传之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引发编创界和出版界的反复模拟，犹如连锁反应，催生一大批类似作品，然其艺术质量难出其右，甚至每况愈下。

1、《三国志演义》与明清历史演义小说。

其一、文体意义。

3历史与虚构的尺度：七实三虚（清章学诚《丙辰札记》）。

《三国志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明高儒《百川书志》），人众事繁，矛盾复杂，其主干情节，乃“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而成，是为“七实”。

所谓“三虚”，指小说中的艺术虚构部分，包括三种情况：

A、正史所无，纯属虚构的情节。如桃园三结义、诸葛亮七星坛借东风、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等故事，均属子虚乌有，却是小说中最浓墨重彩的篇章。

B、正史记载甚略之事，小说加以夸张铺饰。如关于刘备访求孔明一事，《三国志》仅有“先主诣亮，凡三往乃见”寥寥数字，《三国志演义》将其敷衍为曲折跌宕的“三顾茅庐”故事；再如《三国志》有建兴三年诸葛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的记载，而小说添枝加叶，竟演绎成为极富戏剧色彩的“七擒孟获”故事，《三国志演义》绝大部分的虚构情节，均属此类。

C、将文献材料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如《三国志》原载刘备鞭督邮，至小说中成了张飞鞭督邮；《三国志》原载孙坚斩华雄，至小说中则成了关云长“温酒斩华雄”。

值得指出的是：《三国志演义》中的“虚”“实”之分，并非只是材料的处理手段，而是关乎小说的思想主题及人物塑造，换言之，它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小说创作的艺术方法。

譬如刘备鞭督邮，改为张飞鞭督邮；孙坚斩华雄，改为关云长“温酒斩华雄”，这一方面出于塑造张飞、关羽两位人物形象的需要，同时也是“尊刘”主题的需要。

再譬如关于诸葛亮之死，《三国志》记载颇为简略：

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小说则以第103、104回写军师之死，极为悲壮感人。增入孔明祈星延命、魏延误闯扑灭命灯、孔明两次带病巡视营寨等细节，大大提升了此情节在主题思想层面的意义：

孔明在帐中祈禳已及六夜，见主灯明亮，心中甚喜。姜维入帐，正见孔明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压镇将星。忽听得寨外呐喊，方欲令人出问，魏延飞步入告曰：“魏兵至矣。”延脚步急，竟将主灯扑灭。孔明弃剑而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第103回）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叹息良久。（第104回）

战争描写及其文学重心。

冷兵器时代战争大全；

侧重计谋，即以斗智为主，斗勇为辅。

人物设置与人物塑造。

“多智而近妖”的军师形象诸葛亮；

喜剧化的“鲁莽英雄”张飞；

人物“脸谱化”之优劣。

其二、文学影响。

一代有一代之演义：

《唐书志传》（嘉靖三十二年，1553）《全汉志传》、《南北宋志传》（嘉靖间）《列国志传》（嘉靖、隆庆间）《两汉开国中兴志传》（万历三十三年，1605）《三国志后传》（万历三十七年，1609）《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万历三、四十年间）《西汉通俗演义》（万历四十年，1612）《东西晋演义》（万历四十一年，1613）《盘古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崇祯间）

明末福建书坊主余季岳，在所刊《盘古唐虞传》书尾刻印了一则广告，声称：

自盘古以讫我朝，悉遵鉴史通纪，为之演义，一代编为一传，以通俗谕人，总名之曰《帝王御世志传》。不比世之纪传小说，无补世道人心者也。四方君子以是传而置之座右，诚古今来一大帐簿也哉！

明末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云：

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

历代演义编完之后，又将目光逐渐转向当代史：

《云合奇踪》（万历间删改《皇明英烈传》而成），写明开国诸臣事；《承运传》（万历间），写明永乐帝靖难（实即纂位）事；《于少保萃忠传》，写明正统、景泰朝故事；《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写明嘉靖间故事；《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所写事件发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而小说出版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警世阴阳梦》、《梼杌闲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剿闯通俗演义》等，所写均为时事，形成所谓“时事小说”或“新闻小说”。

入清之后，历史演义小说仍编撰不断，但乏善可陈。

清雍正间文人吕抚花费十年时间，杂采诸史，编撰成《廿一史通俗演义》，凡二百四十二卷、六百五十回。是书“起自盘古，终于明末”，蔚为壮观。编成后，“早欲将是书问世，以工价繁重，未能也。藏之笥箧者几三十年”。为节约成本，吕抚最终将原书删改为四十回，并改雕板印刷为自制泥活字印刷。并将其如何制作泥活字印书的过程，附刊入书，为古代印刷史研究，提供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

2、《水浒传》与明清英雄传奇小说。

其一、文体意义。

历史人物（帝王将相）——英雄好汉；

以事系人——以人写事；

《水浒传》最大的艺术成功，就在于塑造了一系列超伦绝群而又神态各异的英雄形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把许多性格相近的英雄，写得各各不同，正如明代小说评论家叶昼评论的那样：

《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

------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三回评

为了塑造人物形象，作者调动了诸多艺术手法：

人物比较映衬之法。

譬如小说常常故意创造类型相同的人物，描写冲突相似的情节，在犯中求避，互为映衬，在比照中突现个性。

“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横放晁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等，正是故意要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清金圣叹评论曰：“写武松打虎纯是精细，写李逵杀虎，纯是胆大”，“若要李逵学武松一毫，李逵不能；若要武松学李逵一毫，武松亦不敢。各自兴奇作怪，出神入妙。笔墨之能，于斯竭矣。”

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第四十三回“假李逵剪径劫单身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譬如写李逵莽撞，有时也写他率真，写他蛮横；而写鲁智深粗豪，有时也写他机智，写他精细。两者同属鲁莽英雄，但又有细微差别。

有时也通过无赖人物，映衬英雄人物。譬如“杨志卖刀”故事就通过对 “牛二”撒泼纠缠的描述，写出了一个英雄的屈辱。

以“环境变化”写性格变化。

与《三国演义》不同，《水浒传》还较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譬如林冲的性格从忍让躲避、息事宁人，到忍无可忍，奔上梁山，就是伴随着他从八十万禁军教头、到发配沧州、再到面临死亡的环境变化而变化的。

以个性化的语言，展现人物性格特点。

《三国演义》虽以通俗白话相标榜，但由于受到“历史演义”的限制，仍显得半文不白，以致有人称其“是白描浅说的文言，不是白话”（冥飞《古今小说评林》）。

《水浒传》则多用通俗白话写景、叙事。尤其是对于小说人物的对话，“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如第七回写高衙内调戏林冲的妻子，鲁智深赶来打抱不平，林冲道：“原来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拙荆，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就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而鲁智深则云：“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

两句话，鲜明准确地写出了林冲、鲁智深的不同处境、不同性格：一个是有家小，受人管，只能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另一个是赤条条无牵挂，义肝侠胆，毫无顾忌。

再譬如，同样被发配充军，面对狱卒要打“杀威棒”的威胁，林冲与武松的语言大为不同：

林冲是小心翼翼地送上银两，陪着笑脸说：“差拔哥哥，些小薄礼，休言轻微”，通过贿赂请求免打；

武松则声称：“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

不同的语言，显示了不同的性格和心理状态，林冲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武松则是威武不屈，强悍豪侠。

不仅如此，《水浒传》中人物语言的风格，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人物经历与性格的变化而变化的。

譬如林冲，最初面对高衙内调戏自己的妻子，他对鲁智深说：“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就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完全是忍让口气；

当高衙内步步紧避，欺人太甚时，他叹道：“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臢的气。”语含牢骚，已有反抗的萌芽；

最后在风雪山神庙，他忍无可忍，彻底爆发，对前来陷害他的陆谦等人喝道：“好贼，你待那里去！”“奸贼，我与你自幼相交，今日倒来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转眼间手起枪落，连杀三人。语气斩钉截铁，略显粗鲁，突显了其内心的愤怒与抗击的决心。

《水浒传》已初步显示了白话语言在小说人物塑造方面的艺术功能。

其二、文学影响。

《水浒传》开启了一个新的小说类型：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的传奇故事，称为“英雄传奇小说”。此类作品也描写历史事件，但仅作为情节展开的背景，重点乃在于展现英雄的传奇故事。其文学重心与历史演义不同。

明代较为著名的英雄传奇小说有：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岳飞故事）、《英烈传》、秦淮墨客的《杨家府演义》、孙高亮的《于少保萃忠全传》等等。

至清代，不仅有《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结水浒传》（即《荡寇志》）等《水浒传》的续书。还出现了所谓“薛家将”、“狄家将”、“呼家将”等叙述英雄传奇故事的家族式系列小说。

3、《西游记》与明清神魔历险小说。

其一、文体意义。

3 神魔小说人物之塑造方式：物性、神性与人性三结合。

所谓“物性”，是指作为某一动植物的精灵，保持其原有的形貌和习性，如蝎子精有毒刺、蜘蛛精会吐丝、猴子机灵、老鼠胆小等。这些动植物，一旦成妖成怪，就有了神奇的本领，具有“神性”。然而，作者又将人的七情六欲赋予他们，将妖魔鬼怪人化，使其具有“人性”，创造出独特的神魔小说之人物形象。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猴精孙悟空，他长得一副毛脸雷公嘴的猴相，具有机敏、好动的本性；他神通广大，有七十二般变化，但千变万化，往往还要露出“红屁股”或“尾巴子“的猴子特征。他是一只神猴，又是人们理想中的人间英雄。

他有勇有谋、无私无畏、坚韧不拔、积极乐观，却又心高气傲、极度自尊，争强好胜，容易冲动，爱捉弄人，带上凡人的弱点，乃至信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男不与女斗”等规则，打上了人间社会的道德烙印，成为一个三结合的艺术典型。

第三十四回“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那骗宝贝”，叙孙行者变作金角大王手下的小妖，去平顶山莲花洞，请妖怪老奶奶来同吃唐僧肉：

孙大圣见了，不敢进去，只在二门外仵着脸，脱脱的哭起来。你道他哭怎的，莫成是怕他？就怕他也便不哭。况先哄了他的宝贝，又打杀他的小妖，却为何而哭？他当时曾下九鼎油锅，就炸了七八日也不曾有一点泪儿。只为想起唐僧取经的苦恼，他就泪出痛肠，放眼便哭。

心却想道：“老孙既显手段，变做小妖，来请这老怪，没有个直直的站了说话之理，一定见他磕头才是。我为人做了一场好汉，止拜了三个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观音；两界山师父救了我，我拜了他四拜。为他使碎六叶连肝肺，用尽三毛七孔心。一卷经能值几何？今日却教我去拜此怪。若不跪拜，必定走了风汛。苦啊！算来只为师父受困，故使我受辱于人。”到此际也没及奈何，撞将进去，朝上跪下道：“奶奶磕头。”

半路上，悟空打死妖怪老奶奶，自己变做她的模样，混入金角大王的洞中：

两个魔头闻说，即命排香案来接。行者听得，暗喜道：“造化！也轮到我为人了！我先变小妖，去请老怪，磕了他一个头；这番来，我变老怪，是他母亲，定行四拜之礼。虽不怎的，好道也赚他两个头儿。”……两个魔头，双膝跪倒，朝上叩头，叫道：“母亲，孩儿拜揖。”行者道：“我儿起来。”

却说猪八戒吊在梁上，哈哈的笑了一声。沙僧道：“二哥，好啊！吊出笑来也。”八戒道：“兄弟，我笑中有故。”沙僧道：“甚故？”八戒道：“我们只怕是奶奶来了，就要蒸吃；原来不是奶奶，是旧话来了。”沙僧道：“甚么旧话？”八戒笑道：“弼马温来了。”沙僧道：“你怎么认得是他？”八戒道：“弯倒腰，叫‘我儿起来’，那后面就掬起猴尾巴子。我比你吊得高，所以看得明也。”

章回小说白话语言的成熟。

从白话语言角度看，《三国志演义》最不成熟，主体仍为浅近的文言，这当然也与其历史故事题材相适应。《水浒传》居中，已基本上运用白话描写、叙事及对话，但中古白话的色彩较浓，其明显标志是诸如“则个”、“兀那”、“兀自”、“恁地”、“则甚”，读来与宋元话本或元代戏曲宾白类似。

《西游记》的白话语言最为成熟，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即诙谐幽默、轻松明快，这是章回体小说成熟的语言标志。

《西游记》作者对白话语言的运用，极为丰富灵活。譬如，小说中常常通过嘲讽猪八戒的丑陋，来制造戏谑的阅读效果。这一看似简单的细节，小说表现得多姿多彩：

第18回，高老首次介绍八戒：“初来时，是一条黑胖汉，后来就变作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脑后又有一溜鬃毛，身体粗糙怕人，头脸就象个猪的模样”；

第20回，八戒刚刚踏上西天路途，投宿时：

老儿果然眼花，忽抬头细看，一见八戒这般嘴脸，就唬得一步一跌，往屋里乱跑，只叫：“关门！关门！妖怪来了。”

八戒自己的认识：

“我们丑自丑，却都有用”（第20回）

“我们是这般：乍看果有些丑，只是看下些时来，却也耐看”（第29回）；

“丑便丑，耐看，再停一时就俊了”（第74回）；

“丑自丑，还有些风味。自古道：皮肉粗糙，骨格坚强，各有一得可取”（第94回）。

八戒还常宽慰自己，开解别人，寻找平衡：

第23回，八戒欲人招赘他，就说：“娘，你上覆令爱，不要这等拣汉。想我那唐僧，人才虽俊，其实不中用。我丑自丑，有几句口号儿”，接说用一段韵文吹嘘自己的能干。

第54回，八戒欲西梁女王招赘他，人说：“你虽是个男身，但只形容丑陋，不中我王之意”，八戒辨解说：“你甚不变通。常言道：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见男儿丑？”

第93回，唐僧说：“呆子粗夯，悟空还有些细腻。”八戒就不服气，掬着嘴说：“除了师父，我三个的嘴脸也差不多儿。”

《西游记》中使用了数量客观的诗词韵文，这本是古代小说的文体特点。但《西游记》的韵文，十分生动传神，很多诗词实际上也用白话写就。譬如第81回，孙悟空自报家门道：

我也曾花果山伏虎降龙，我也曾上天堂大闹天宫。饥时把老君的丹，略略咬了两三颗；渴时把玉帝的酒，轻轻嘑了六七锺。睁着一双不白不黑的金睛眼，天惨淡，月朦胧；拿着一条不短不长的金箍棒，来无影，去无踪。说甚么大精小怪，那怕他惫賴罢脓！一赶赶上去，跑的跑，颠的颠，躲的躲，慌的慌；一捉捉将来，锉的锉，烧的烧，磨的磨，舂的舂。正是八仙同过海，独自显神通。

《西游记》使用了数百条俗语、谚语、歇后语，譬如仅猪八戒所说与吃有关的俗谚有：“糟鼻子不吃酒——枉担其名”，“曾着卖糖君子哄，到今不信口甜人”，“吃了饭不挺尸，肚里没板脂”，“斋僧不饱，不如活埋”等等。

《西游记》还经常熟练地运用谐音、双关、比喻、仿词等修辞手法，凡此，都增强了小说的谐趣色彩。

其二、文学影响。

《西游记》刊行之后，催生出《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行传》（《北游记》）、《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南游记》）、《八仙出处东游记》、《牛郎织女传》、《天妃济世出身传》、《封神演义》等近二十部作品，开启“神魔小说”新类型。

其中除《封神演义》较为出色外，大多为书坊主或下层文人东拼西凑之作，文学水平较低，“芜杂浅陋，率无可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然其民俗宗教文化价值，则不容忽视。

明末董说所撰《西游补》，具有较高艺术水平，值得。

《西游记》对海外游历或历险类小说，也有一定影响，譬如明代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清代的《镜花缘》。可惜中国海外活动甚少，此类小说未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