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讲义：明代杂剧

一、明初藩王与杂剧的贵族化。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行藩王分封制，二十六子中除两个夭折外，其余二十四子俱封为王。为防止藩王权力膨胀，酿成叛逆之事，朝廷向藩王赏赐剧本及乐户，希望他们醉心伎曲，消磨意志，远离政治。

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云：“洪武初,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

朱元璋死后，诸子为争夺皇权，兄弟相残。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名，发动军事政变，即位为永乐帝，迁都北京。

朱棣以藩王身份政变夺位，故对诸藩特别警惕，防范极严。他采取种种措施，削弱藩王实权，使他们逐渐成为有名无实的富贵闲人。而诸藩府王孙为避免灾祸，韬光养晦，也转而醉心于黄老道术及戏曲音乐中。

当明初之时，北杂剧尚挟元末之势，颇为流行；而戏曲作家也多为由元入明之遗民，如《太和正音谱》所录“国朝十六人”，均为北杂剧作家。

凡此种种，遂致明初藩王与杂剧结下不解之缘。

事实上，朱棣本人也爱好杂剧，燕邸中聚集着贾仲明、杨景贤、汤舜民等杂剧作家，“宠遇甚厚”，“每有宴会，应制之作，无不称赏”；即位后又将他们带至南京。

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云：“人云宪朝（即成化帝朱见深）好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殆尽。又武宗（即朱厚照）亦好之，有进者，即蒙厚赏。”

其中，宁献王朱权、周宪王朱有燉对明初杂剧发展，作出了尤其重要的贡献。

朱权（1378-1448），朱元璋第十七子，原封于辽左之大宁，以善谋著称，有“燕王善战，宁王善谋”之说。朱棣起兵时，曾允诺“事成当中分天下”。然即位后，朱棣不仅未践前诺，连朱权要求改封苏、杭的请求，也未予批准。而是将他改封南昌，严加监控。

朱权虽心中多有怨望意，但为避免朱棣猜忌，也只能退讲黄老道术，种花艺竹，鼓琴读书，以求自保。

朱权撰有杂剧12种，今存仅《卓文君私奔相如》、《冲漠子独步大罗天》2种，后者即以道教故事为题材，表达超然脱世之意，然偶尔亦流露出作者内心之苦闷：

一篇词上叩苍穹。一片诚心，一瓣真香。诉只诉一世人一世荒唐，一事无成，一计无将……（第四折）

朱权还编撰了明初首部戏曲研究专著——《太和正音谱》，该书包括“乐府体式”（分析杂剧流派及风格）、“古今群英乐府格势”（品评元明203位杂剧作家作品）、“杂剧十二科”（以题材将杂剧分为十二类）等多项内容，是一部将杂剧理论、史料及北曲曲谱集于一书的重要著作。

周宪王朱有燉（1379-1439），号诚斋。朱元璋第五子朱橚之子，其父曾因擅离封地及谋反，两度获罪朝廷。朱有燉封为周王之后，谨小慎微，日与翰墨声伎相伴，远祸全身。

朱有燉撰有《诚斋传奇》31种，是明代杂剧史上作品较多的作家，约占现存明代杂剧总数的六分之一。

其中《牡丹仙》、《八仙庆寿》等10种属于歌舞升平的喜庆剧，《小桃红》、《十长生》等10种属于度脱入道的神仙剧，《烟花梦》、《香囊怨》等9种属于节义道德剧，《豹子和尚》、《仗义疏财》属于《水浒》英雄剧。

明初杂剧缺乏元杂剧直面现实的斗争精神，多宣扬神仙道术与风花雪月，具有浓厚的粉饰太平色彩。就连《西游记》杂剧的结尾，也有“祝皇图永固宁，释如来愿长生，保护得万里江山常太平。普天下田畴倍增，民乐业息刀兵”，反映出明初的时代心声。朱权《太和正音谱》曾云：“盖杂剧者，太平之盛事，非太平则无以出。”

由于作者多为藩王及文学侍从，故明初杂剧追求华丽雅致的语言风格，逐渐背离元杂剧的质朴纯真。

从艺术体制上看，则颇有突破，如朱有燉剧中角色可以独唱、对唱、轮唱、合唱，贾仲明《升仙梦》四折皆用南北合套（末唱北曲、旦唱南曲），杨讷《西游记》杂剧（共六本二十四出）超越了元剧四折一楔子的常规，凡此，均为明代中叶以后杂剧的南曲化奠定了基础。

二、明中叶以降杂剧的文人化。

第一阶段（成化至正德）：康海与王九思。

康海（1475-1541），号对山，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及第，任翰林院编修，才华超群，“前七子”之一。正德五年（1510），坐刘瑾党罢官。与王九思同里、同官、同党，又是亲家，关系甚笃。王曲成，康亲为搊弹，其琵琶极精。

康海代表作《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杂剧四折，据马中锡小说《中山狼传》改编。写东郭先生冒着极大风险，救下一条被人追杀的中山狼，孰料危险过后，忘恩负义的狼却要吃掉东郭先生。

此剧是对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好心遭恶报等人世丑态的曲折描摹与绝好讽刺。剧中借老人之言：“那世上负恩的好不多也”，接着列举了“负君的”、“负亲的”、“负师的”、“负朋友的”、“负亲戚的”五种人物，“你看世上那些负恩的，却不个个是这中山狼么？”

传闻康海写此杂剧，乃为谴责李梦阳之忘恩负义。然史无凭据，或出误传。此外，明代王九思、陈与郊、汪廷讷皆撰有同名杂剧，可见其时“中山狼”现象颇多。

康海另一部杂剧《王兰卿贞烈传》，乃为歌颂贞妇王兰卿而作。其影响所及，生活中康海的儿媳杨氏、侄女康氏、王九思侄媳张氏，竟皆殉夫而死。

有意思的是，康海一生先后娶妻尚氏、张氏、季氏、杨氏、耿氏、赵氏六位，妾韩氏，凡七人。

王九思（1468-1551），号渼陂，弘治九年（1496）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吏部郎中，后因坐刘瑾党罢官归里。“前七子”之一。

杂剧代表作为《杜子美沽酒游春记》，乃以杜甫《曲江》诗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四句敷衍而成。写大诗人杜甫在长安城郊春游时四顾萧然，触景生情，对奸相李林甫的罪恶深为不满，愤然不受翰林学士之命，渡海隐居而去。

此剧情节极为简单，重心乃在于借杜甫之酒杯，浇作者心中之块垒，揭当道之黑暗，叹个人之不遇。

第二阶段（嘉靖、万历时期）：徐渭《四声猿》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山阴人（今浙江绍兴），屡试不第。尝为浙闽总督胡宗宪军中幕僚，抗倭有功，后屡遭迫害，一度精神失常，曾九次自杀未果。后又因杀死继妻入狱七年，出狱时已53岁。晚年卖字鬻画为生，困顿潦倒而终。徐渭诗、文、书、画俱佳，袁宏道称其 “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徐文长传》）。

杂剧《四声猿》包括《渔阳弄》、 《玉禅师》、《雌木兰》及《女状元》四剧，乃“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明王骥德《曲律》），誉为“明曲之第一”（明澄道人《四声猿引》）。

《渔阳弄》写汉末名士祢衡击鼓大骂曹操故事，借此声讨明代奸臣严嵩；

《玉禅师》写临安府尹柳宣教雇用妓女红莲，破了高僧玉通和尚的色戒，玉通和尚含羞自尽，后投身为柳宣教的女儿柳翠，淫荡无比，沦为娼妓，藉此进行报复，此剧表现了政权与佛权之间的冲突，并对其进行了无情的嘲弄；

《雌木兰》写木兰女扮男妆，替父从军，卫国立功的故事；

《女状元》写黄崇嘏女扮男妆，考取状元，获得官职故事，流露出鲜明的赞美女性色彩，当然，也寄托了其仕路蹭蹬、抱负难展的苦涩与悲哀。

四剧并无明显关联，何以名为《四声猿》？历来多有探讨。较为普遍的说法，乃取古渔歌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之意，“则猿啸之哀，即三声已足堕泪，而况益以四声耶！其托意可知已”（明澄道人《四声辕引》）

《四声猿》乃所谓“组剧”，根据此类作品的一般规律，大多在主题上具有某种关联性。“悲愤”说或可信之。

此外，明代中后期杂剧尚有：

许潮《太和记》（以二十四节气为关联，一节一剧，一剧一折）、冯惟敏《僧尼共犯》、孟称舜《桃花人面》、汪道昆《大雅堂杂剧》（包括《高唐梦》、《五湖梦》、《远山戏》、《洛水悲》四种）等。

总结该时期杂剧，具有如下特征：1）作者多为文化水平较高的文人；2）文辞典雅；3）主题多所寄托；4）篇制短小；5）情节性减弱，议论抒情性大为增强。

换言之，明杂剧出现了明显的文人化、案头化倾向，而其原有之民间性、搬演性则不断弱化；其功能由取悦观众，转向抒发作者情怀。终于在传奇的繁盛景象中，杂剧逐渐失去舞台，失去观众，走向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