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讲义：清代文言小说

一、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清代文言小说的两大系统。

清代是文言小说创作的又一高潮期，产生了以蒲松龄《聊斋志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品。

具体而言，清康熙时《聊斋志异》问世，初以抄本流传，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严州太守赵起杲与余集、鲍以文等人合作刊印《聊斋志异》十六卷，之后翻刻不断，流播甚广。影响所及，产生了诸如和邦额《夜谭随录》、沈起凤《谐铎》、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等小说，皆拟聊斋而作。

乾隆末，纪昀（1724-1805）《滦阳销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先后问世，至嘉庆五年（1800），由其弟子盛时彦合刻为《阅微草堂笔记》。

由于纪昀曾担任礼部尚书及《四库全书》总纂官等职，此书印行后影响甚大，产生了诸如许仲元的《三异笔谈》、俞鸿渐的《印雪轩随笔》、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等作品。

从小说文体特点来看，《聊斋志异》呈现出“一书兼二体”的特征，即既有笔记体，也有传奇体，其精彩篇章多以传奇体写就；而《阅微草堂笔记》则纯属笔记体。

有意思的是，纪昀曾经阅读过蒲松龄《聊斋志异》，并发表了独特的见解。盛时彦《姑妄听之跋》（1793）以“先生尝曰”方式，引用纪昀之语云：

《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

……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闻而见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诚莫逮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

“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遂成为清代文言小说两大系统的代名词。所谓“才子之笔”，指描摹细微曲折，文辞讲求情采；而“著书者之笔”，则指叙事简约，文辞平朴。

盛时彦《姑妄听之跋》云：“读先生之书”，“与才子之笔分路扬镳”，他总结纪昀小说的特点为：

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迥出天机，则文章亦见焉……夫著书必取镕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

总之，《阅微草堂笔记》所体现的，是清代乾嘉学派重视文献考证的色彩，是崇尚汉学而引发向汉魏小说观念的回归。

小说观念的差异，深刻地影响到小说创作实践。相同的题材，蒲松龄和纪昀表现出来的文学趣味，有时大相径庭。

譬如以狐女故事为例，此乃《聊斋志异》小说精华所在，诸如《婴宁》、《青凤》诸篇，狐女温柔可爱，情节曲折多姿，正是蒲氏着意处。

但是，《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有若干狐女故事，其文学重心却不在人物形象或情节设置，而在于考辨议论。

纪昀《如是我闻》卷三载：

故城刁飞万言，其乡有狐女生子者，其父母怒之。狐女涕泣曰：“舅姑见逐，义难抗拒，但子未离乳，当且携去耳。”越两岁余，忽抱子诣其夫曰：“儿已长，今还汝。”其夫遵父母戒，掉首不与语。狐女太息抱之去。此狐殊有人理。但抱去之儿，不知作何究竟。将人所生者仍为人，庐居火食，混迹闾阎欤？抑妖所生者仍为妖，幻化通灵，潜踪墟墓欤？或虽为妖，而犹承父姓，长育子孙，在非妖非人之界欤？虽为人而犹依母党，往来窟穴，在亦人亦妖之间欤？惜见首不见尾，竟莫得而质之。

《聊斋》未能入选《四库全书》，一方面源于小说观念的限制，另一方面可能也夹杂有纪昀的私人因素。

《滦阳续录》卷六载：

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举于乡，始稍稍治诗、古文，尚未识门径也。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后依朱子頴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沉沦不返，以讫于亡。故其遗诗遗文仅付孙树庭等，存乃父手泽，余未一为编次也。惟所作杂记，尚未成书，其间琐事，时或可采。因为简择数条，附此录之末，以不没其篝灯呵冻之劳。又惜其一归彼法，百事无成，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存其名字也。

二、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一）生平及版本。

1、蒲氏生平。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柳泉居士。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十六日，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一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六岁。山东淄川（今淄博市）蒲家庄人。蒲氏一生可分为六个阶段：

1）读书进学（19岁之前，1640-1658）

出生于一个渐趋败落的地主家庭，父亲蒲槃一度弃学经商，家境颇富，四十无子，遂散财“周贫建寺”，后得四子一女，蒲松龄为第三子。自幼聪颖，“经史皆过目能了”，父甚钟爱之。十八岁时，娶妻刘氏，年方十五。

十九岁，应童子试，在淄川县、济南府、山东道连得三个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得到山东学政、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至此，蒲氏的生活颇为顺利。而其家庭背景，也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譬如《聊斋》中的男主人多为破落子弟，小说也描写了不少商人的故事。

2）十年应试，屡败屡战。（20-30岁，即1659-1669）

蒲氏与诸友人张笃庆、李希梅等人结社、苦读，数次参加乡试，均未中式，所谓“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旅思》）。期间，《聊斋志异》或已开始创作。

3）南游作幕宾（31-32岁，1670-1671）

由于兄弟分家析产，数个儿女次第降生，蒲松龄不得不作稻粮谋。康熙九年（1670）秋，蒲氏应同邑孙蕙之邀，赴江苏宝应县做幕宾。游历宝应、高邮、扬州等地，增广见闻，也搜集了许多小说素材，“途中寂寞姑言鬼”（《途中》），譬如曾在旅店中读到王子章《桑生传》万余言，蒲氏后据此改编为《莲香》。

然孤身在外，亦颇为凄苦，“半夜闻鸡欲起舞，把酒问天天不语。但闻空冥吞悲声，暗锁愁云咽秋雨”（《夜坐悲歌》）。此外，蒲氏科举情结未了，为赶康熙十一年（1672）乡试，遂于康熙十年（1671）七八月间辞归故里。

4）游学生涯（33-39岁，即1672-1678）

这是蒲氏生平中较为模糊的一段，大致忙于游学、应试及设馆于同邑王氏家中，所谓“载笔而耕，卖文为活”，“场屋中更更漏闻”，“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聊斋自志》），承受着贫困及落第的双重压力。

5）毕家坐馆三十年（40-70岁，即1679-1709）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馆于同邑毕际有家。毕氏乃明代户部尚书毕自岩之子，曾任江南通州知州，家富藏书，对蒲松龄也较为尊重，通过毕家，他还结识许多文人，其中包括毕际有妻子的从侄、著名文人王士禛，王士禛也成为《聊斋》小说的最早读者及评点者。蒲松龄与毕家感情颇深，“居斋信有家庭乐，同食久如毛里亲”（《赠毕子韦仲》）。

坐馆期间，蒲松龄又参加了数次科举考试，却因种种原因而不中，譬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48岁）秋试，因“越幅被黜”，据《六部成语·礼部》载：“书卷之时，误隔一幅，不相连接，谓之越幅”，盖因书写违式而被取消考试资格。

康熙二十九年（1690，51岁）秋试 “二场再黜”，据研究，此次乃因蒲氏在第二场时生病，导致无法完成全部考试。

《聊斋·司文郎》一篇，写王生第二次应试，因“犯规被黜”，其鬼友宋生连呼：“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正是蒲氏对自己科考经历的真实摹写。

期间《聊斋志异》不断创作，并开始以抄本方式流传。

6）归家晚景（71-76岁，即1710-1715）

辞馆归家的蒲松龄，生活较为安定，心情也渐放松，“世事年来方阅尽，眼中只觉海天宽”（《春日》），“穷途返后名心死，但求一身佳耳”（《齐天乐》词）。但语及科举事，不免仍有伤感，譬如长孙蒲立德进学，蒲松龄作《喜立德采芹》诗，有“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句。

康熙五十年（1711，72岁）冬，援例拔贡，年迈的蒲松龄顶风冒雪，赶到青州参考，终于成为一名老“贡生”，并“候选儒学训导”，这也是他终生最高的社会身份。

康熙五十二年（1713，74岁）九月，相濡以沫的老妻“刘孺人”病逝，这对蒲松龄打击甚大，他写下“五十六年琴瑟好，不图此夕顿分离”，“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悼内》）等诗，仅过年余，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二十二日酉时，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

是年，小说家曹雪芹诞生。

雍正三年（1725），邑人张元为撰墓表，蒲家镌刻于碑，供于墓前。文革时，墓掘碑毁。1980年，蒲松龄纪念馆依原碑拓片重镌，今犹存。

2、主要著述。

除《聊斋志异》小说之外，蒲松龄著述甚夥，主要有：

1）《聊斋文集》现存十三卷，共五百三十九篇；《聊斋诗集》现存五卷，外加“续录”、“补遗”，共一千零三十九首；词现存一百一十八阕。

2）《墙头记》、《丑俊巴》等通俗俚曲十五种。

3）《闹馆》、《钟妹庆寿》等戏曲三种。

4）《婚嫁全书》、《省身语录》、《滋川蒲氏族谱》、《怀刑录》、《日用俗字》、《农桑经》、《药崇书》、《鹤轩笔札》等杂著八种。

今人盛伟编有《蒲松龄全集》三册，约二百六十万字，学林出版社（上海）1998年12月初版，乃目前最为齐备的蒲松龄著述总集。

2、《聊斋志异》版本情况。

1）手稿本。

《聊斋志异》完稿后，无力刊刻，遂以抄本方式流传，其手稿则由蒲氏后人保存。清同治年间，蒲松龄七世孙蒲价人移居东北，将手稿携至沈阳，后传于其子蒲英灏，应灏曾任职于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中，并将《聊斋》手稿半部借给依克唐阿阅读，孰料依克唐阿入京猝亡，遂致半部手稿遗失。

另外半部手稿，后由蒲英灏传给其子蒲文珊，民国二十二年（1931）初，曾借与奉天省长袁金铠阅读，袁氏以珂罗版影印二十四篇，题《选印聊斋志异原稿》，并将原书还给蒲家。

1950年，蒲文珊将半部手稿捐献给国家，交由东北图书馆（现辽宁图书馆）收藏。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予以影印出版。1995年北京图书馆、2001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又分别影印出版。

手稿本残存八册，卷一、四、五、十完整，卷二、三、九、十一部分残缺。共计二百三十七篇，其中有一百九十篇乃蒲松龄手迹，余为他人代抄。书眉有蒲氏过录的王士禛评语。

2）清康熙、乾隆抄本。

由于小说的文学魅力，《聊斋》在刊刻前曾传抄一时，留下不少清代早期的抄本。迄今发现者有如下五种：

A）康熙年间抄本

残存六册，共二百五十篇，系根据手稿本抄录，十分重要，今藏山东省博物馆，尚未影印出版。

B）铸雪斋抄本

十二卷，共四百七十四篇，另有十四篇有目无文。较二十四卷抄本多出《产龙》等十三篇。此本系“铸雪斋”主人张希杰于乾隆十六年（1751），据济南朱氏雍正元年（1723）抄本过录，而朱氏雍正抄本乃据蒲氏原稿抄录。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

C）乾隆年间二十四卷抄本

共四百七十四篇，较铸雪斋抄本多出《夏雪》等十三篇。避乾隆“弘”字讳。1962年发现于山东淄博周村附近，今藏山东人民出版社。有齐鲁书社1980年线装影印本、1981年平装影印本及1981年排印本。

D）雍正年间抄本《异史》

十八卷，题“聊斋焚余存稿”，共四百八十八篇，铸雪斋抄本有目无文的十四篇，此抄本均存。原康生旧藏，今藏中国书店。有中国书店1980年影印本。

E）乾隆黄炎熙选抄本

十二卷，现存十卷，共选二百六十篇，今藏四川大学图书馆，未影印出版。

3）清乾隆时期刻本。

A）“青柯亭”本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严州太守赵起杲与余集、鲍以文等人合作刊印《聊斋志异》十六卷，共四百二十五篇。是书扉页题“青柯亭开雕”，故称“青柯亭”本。此乾隆三十一年（1766）初刊本，较为少见。乾隆三十二年（1767）上洋李时宪、五十年（1785）杭州油桥陈氏、乾隆六十年（1795）均据此本翻刻。

B）王金范刻本

乾隆三十二年（1767）刊刻，题《聊斋志异摘抄》十八卷，共二百六十五篇，分为二十六门，属于选本。尤其是删削了每篇之后的“异氏曰”，颇为研究者所诟病。有齐鲁书社1998年排印整理本。

4）选刊本

A）步云阁刻本，据青柯亭本节选，十一卷，共一百四十篇。乾隆六十年（1795）刊行。

B）《十八种新书聊斋志异》，乾隆间刊本，五卷，五十八篇，题“古歙江绍莲梅宾摘抄”。

C）《聊斋志异精选》六卷，共五十八篇，道光七年（1827）刊刻，题“古剿小芝山樵选”。有黄山书社1991年排印本。

D）清咸丰元年（1851）拙愚堂选抄本，六卷，八十篇，系据乾隆三十二年（1767）王金范刻本选抄。

5）评注本。

A）乾隆间溧阳（今江苏）王大镛评本，未刊，上海某氏藏。

B）嘉庆间方舒岩评本，未刊，安徽省博物馆藏。

C）何守奇评本，十六卷，道光三年（1823）经纶堂刊本。

D）但明伦评本，十六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朱墨套印本。

E）四家合评本，十六卷，光绪十七年（1891）四川合阳喻焜三色套印本，将王士禛、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四人评点文字合刻。

F）吕湛恩注本，道光五年（1825）姑苏步月楼刊本，初为注释单行本，后始与小说原文合刻。

G）何垠注本，十六卷，道光十九年（1839）花木长荣之馆刊本。

6）学术整理本。

A）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收录四百九十一篇。中华书局上编所1962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版、1984年第二次印刷。

B）朱其铠校注《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收四百九十四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1990年第二次印刷。

C）任笃行辑注《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本，齐鲁书社2000年初版，乃目前最好的学术整理本。

D）张友鹤选注《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1956年初版，已多次重版，印数高达一百四十余万册。

（二）从异类形象看《聊斋》的小说史意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云：

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1）温柔的“情狐”。

如《青凤》、《婴宁》、《莲香》、《鸦头》、《娇娜》等篇。突破、改变了之前多属“妖狐”、“淫狐”之类的民间印象及文学面貌。

“情狐”成为《聊斋》最吸引读者的人物形象。

清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卷三载：

东昌一书生，夜行郊外。忽见甲第甚宏壮。私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欤？稔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踯躅不行。

清朱梅叔《埋忧集》卷一《钟进士》篇载：

平湖钱孝廉……以赴选入都，至通州，日已暮，寓舍满矣，惟屋后楼房之间相传有狐妖，无敢宿者。钱欲开视，众皆以为不可。钱笑曰：“何害？余向读《青凤传》，每叹不得与此人遇。果有是耶，当引与同榻，以遣此旅枕凄凉。”立命启之。

事实上，这种特殊的文学影响，早在《聊斋》的创作过程中就已显现。《聊斋志异·狐梦》载：

余友毕怡庵，倜傥不群，豪纵自喜，貌丰肥多髭，士林知名。尝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别业，休憩楼上。传言楼中故多狐，毕每读《青凤传》，心辄向往，恨不一遇，因于楼上摄想凝思。

后毕氏果然与狐女欢会，狐女更有一问，“君视我孰如青凤？”，又恳求毕氏云：“聊斋与君文字交，请烦作小传，未必千载下无爱忆如君者。”

2） “花妖”的寓意。

《黄英》叙顺天人马子才，“世好菊，至才尤甚。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后来在外出求取菊种的途中，结识了菊精幻化的姐弟黄英、陶生，并娶黄英为妻。

小说写陶生与人饮酒，醉后现形，其想象之奇特，之浪漫，可称文学作品中精怪现形之冠：

陶起归寝，出门践菊畦，玉山倾倒，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高如人，花十余朵，皆大如拳。马骇绝，告黄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马俱去，戒勿视，既明而往，则陶卧畦边。

后来，陶生饮酒过量，再次现形：

陶卧地，又化为菊，马见惯不惊，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观其变，久之，叶益憔悴，大惧，始告黄英，英闻骇曰：“杀吾弟矣。”奔视之，根株已枯，痛绝，掐其梗，埋盆中，携入闺中，日灌溉之……盆中花渐萌，九月既开，短干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浇以酒则茂。

有意思的是，生活中的蒲松龄就有“菊癖”，甚至真的有过醉倒菊畦的生活体验。

蒲松龄《十月孙圣佐斋中赏菊》诗云：

我昔爱菊成菊癖，佳种不惮求千里。朝夕眩眩目睛劳，月上桔槔声未已。重阳设酒绿畦傍，散发共坐花香里。传枝羯鼓频相摧，醉到荒园迷坠履。作客离家三十年，菊径就荒菊根死。今如异域逢故人，眼豁胸放心欢喜。白成明锦聚似云，紫作朝霞散如绮。主人高雅能延宾，具酒罗浆多且旨。饮少辄醉独先眠，犹觉寒香到枕边。

《黄英》篇尾“异史氏曰”亦云：“植此种于庭中，如晤良友，如对丽人，不可不物色之也”，流露出对菊花的偏爱。

此外，由于陶渊明爱菊，故菊花通常象征着文人清贫、高洁的品格。蒲松龄亦爱菊，但他对菊的精神象征、对文人的高洁之气，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

小说《黄英》中，马子才听到陶生劝他“卖菊亦足谋生”，极为不满：

甚鄙之，曰：“仆以君风流雅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

后来，马子才娶了黄英为妻，黄英和弟弟经营花卉业，赚了许多钱财，盖了豪宅，“享用过于世家”，此时，马子才“耻以妻富”：

马不自安，曰：“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福，我但祝贫耳。”黄英曰：“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

黄英为马子才在园中另盖一茅屋，让他单独住在里面，但他寂寞难耐，不久又搬回豪宅居住。

小说通过对迂儒马子才的善意嘲讽，透露了作者的精神立场：即文人可以在保持精神高洁的同时，创造和享受物质的富裕，而不必固守“清贫”，这与蒲松龄作为一名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颇相契合。

3）稀见的“男魂”。

《聊斋》之前的人鬼相恋故事，绝大部分是女鬼+男人的模式，这或许是古代中国社会男权思想在文学中的反映。

元明戏曲表演角色分工中，有“魂旦”之设，即专门扮演女鬼的演员，与所谓“老旦”、“花旦”、“刀马旦”之类并列，但是并无相应的“魂生”一角，说明戏曲舞台上也少见男鬼身影。

《聊斋志异》为读者提供了多个痴情的男子鬼魂形象，譬如《连城》中的 “乔生”、《阿宝》中的“孙子楚”等等。

《连城》中的乔生，“少负才名”，“为人有肝胆”。史孝廉征诗择婿，乔生应征，得到史家女连城的赞赏，暗中赠金，生叹曰：“连城我知己也”，于是对她“倾怀结想，如饥似啗”，后来，史孝廉将女许给盐商之子王化成，“生始绝望，然梦魂中犹佩戴之”。

不久，连城病重，有西域僧声称能治，但需要男子膺肉一块，王化成不允，史孝廉言“有能割肉者，妻之”，乔生闻而往，“自出白刃”，割肉与僧，“血襦袍裤”。连城病愈，史家欲兑现诺言，但遭到王家告官威胁，史孝廉以千金谢生，乔生怒曰：“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货肉哉！”

《连城》中乔生与连城相逢一笑、魂魂留恋一段，写得极为哀婉动人，足称《聊斋》写情文字之翘楚：

生告媪曰：“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不谐何害。”媪代女郎矢诚自剖，生曰：“果尔，相逢时，当为我一笑，死无憾！”媪既去，逾数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归，睨之，女秋波转顾，启齿嫣然。生大喜曰：“连城真知我者。”会王氏来议吉期，女前症又作，数月寻死。生往临吊，一痛而绝，史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无所戚，出村去，犹冀一见连城。

乔生的鬼魂来到冥界，遇到生前友人顾生，顾生“即把手将送令归”，但是，乔生不愿复生，叹息云“心事殊未了”，在顾生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同是鬼魂的连城：

见生至，骤起似喜，问其所来，生曰：“卿死，仆何敢生？”连城泣曰：“如此负义人，尚不吐弃之，身殉何为？然亦不能许君今生，愿矢来世耳。”生告顾曰：“有事君自去，仆乐死不愿生矣。但烦稽连城托生何里，行与俱去耳。”

后来，经过顾生的努力，阴司同意乔生与连城一起“返魂”重生，两人来到乔家，却因为害怕复生后又不能相守，“徘徊不敢遽生，寄厢中者三日”，最后，还是连城说“丑妇终须见姑嫜，戚戚于此，终非久计”，“乃促生入”，乔生才鼓起勇气，迈向人间。

两人复生后，王化成又告官，将连诚夺去，“生愤懑欲死”，最后经过两人抗争，有情人始成眷属。

青柯亭本《聊斋志异》此篇尾有“王渔洋”评语一则：“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诸本篇尾均有“异史氏曰”：

一笑之知，许之以身，世人或议其痴。彼田横五百人岂尽愚哉！此知希之贵，贤豪所以感结而不能自已也。顾茫茫海内，遂使锦绣才人，仅倾心于蛾眉之一笑也，悲夫。

可知蒲松龄于男女爱情外，又寄托着士子怀才不遇的感伤。

4）异类的组合。

古代小说中包含有众多鬼魂、狐精、花妖、仙道等形象，大多自成系列，独立发展。

《聊斋》则出现了若干异类的“组合”，这显示出蒲松龄对于异类的塑造和设置，已进入炉火纯青的艺术“自由王国”。

譬如《莲香》叙述鬼女、狐女及书生之爱情故事。

《莲香》叙桑生同时与狐女莲香、鬼女李氏交往，两女初则相互争宠、猜忌，一如人间之情敌，譬如：

李笑曰：“君视妾何如莲香美？”曰：“可称两绝，但莲香肌肤温和。”李变色曰：“君谓双美，对妾云尔。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欢。

莲香言“是真鬼物，昵其美而不速绝，冥路近矣”，李氏云“必淫狐之惑君听也，若不绝之，妾不来矣”，情绪十分对立。

后桑生因与鬼女相交而病，莲香赶来相救，两女初次相见：

李女欻入，卒见莲香，返身欲遁。莲以身蔽门，李窘急不知所出。生责数之，李不能答。莲笑曰：“妾今始得与阿姊面相质。曩谓郎君旧疾，未必非妾致，今竟如何？”李俯首谢过。

莲香以药救生，两女共同照顾，桑生与狐女、鬼女相爱厮守的动人情景：

李亦每夕必至，给奉殷勤，事莲犹姊，莲亦深怜爱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数夕不至，偶至，一望即去，相对时亦悒悒不乐。莲常留与共寝，必不肯。生追出提抱以归，身轻若刍灵。女不得遁，遂着衣偃卧，踡其体不盈二尺。莲益怜之，阴使生狎抱之，而撼摇亦不得醒。生睡去，觉而索之已杳。后十余日，更不复至，生怀思殊切，恒出履共弄，莲叹曰：“窈娜如此，妾见犹怜，何况男子。”

最后，鬼女李氏借章燕儿之体复生，嫁为桑生妻；莲香产一子后，暴病而卒，临终云“如有缘，十年后可复相见。”果然，十四年后，莲香转世为韦氏女，前来相聚，三人“共话前生，备喜交至”。

仔细玩味，本篇之中，莲香是第一主角，蒲松龄对狐女的喜爱，似乎略胜鬼女。小说篇末有王士禛评语：“贤哉莲娘，巾帼中吾见亦罕，况狐耶！”

譬如《嫦娥》叙述仙女、狐女与书生之爱情故事。

太原宗子美，欲娶林妪养女嫦娥为妻，林妪索值五百金，子美无力措办。时西邻迁来寡媪，有女名颠当，雅丽不减嫦娥，宗生遂与之相悦。一日，复遇嫦娥，女责其背约，生以实情相告，女赠以金铤，宗持之与妪，遂得与嫦娥成婚。

嫦娥嘱咐宗生，俟颠当来时，窃其胁下佩囊。后颠当至，宗生取其胁下所佩紫荷囊，颠当觉之，变色曰：“君与人一心，而与妾二！负心郎，请从此绝。”遂遁去。

后来，嫦娥亦在夜间被强盗掳走，宗大悲。

三四年后，子美赴试入都，偶遇颠当，相见甚欢，颠当又告知其嫦娥的踪迹，宗生依言前往，果然见到嫦娥，嫦娥始以实言相告：她乃月中姮娥，谪至人间，今期限已满，将返天界。言毕而遁去。

宗大哭失声，不欲复活，因解带自缢，恍惚觉魂已出舍，伥伥靡适。俄见嫦娥来，捉而提之，足离于地，入寺，取树上尸推挤之，唤曰：“痴郎！痴郎！嫦娥在此。”忽若梦醒。少定，女曰：“颠当贱婢，害妾而杀郎君，我不能恕之也。”

后颠当果至，伏地叩头，但求赦死。原来，她是西山狐女。于是，仙女嫦娥、狐女颠当以及还魂未死的宗子美，组合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

嫦娥“持重不轻谐笑”，“乐独宿，每辞不当夕”；而颠当“慧绝”，“工媚”，常与生寻欢取乐。一次，颠当表演童子拜观音，嫦娥解颐，坐而蹴之：

颠当仰首，口衔凤钩，微触以齿。嫦娥方嬉笑间，忽觉媚情一缕，自足趾而上，直达心舍，意荡思淫，若不自主，乃急敛神，呵曰：“狐奴当死！不择人而惑之耶？”颠当惧，释口投地，嫦娥又厉责之……自是每见颠当，每严御之，颠当渐惧。

后来，宗子美、颠当与婢女嬉乐时，失手致其死，婢女之父欲告官，幸得嫦娥化解，方免诉讼。乃召诸婢，遍加呵责，又呼颠当，为之厉禁。

谓宗曰：“今而知为人上者，一笑嚬亦不可轻。谑端开之自妾，而流弊遂不可止。凡哀者属阴，乐者属阳，阳极阴生，此循环之定数。婢子之祸，是鬼神告之以渐也。荒迷不悟，则倾覆及之矣。”宗敬听之。颠当泣求拔脱，嫦娥乃掐其耳，逾刻释手，颠当怃然为间，忽若梦醒，据地自投，欢喜欲舞。由此闺阁清肃，无敢哗者。

此处，仙女嫦娥仿佛就是世俗家庭中一位持重庄严的正妻主母，而狐女颠当，则是顽皮好戏、稍涉浪荡的小妾；嫦娥身上的仙气已十分稀薄，代之而存的则是道学气息，满口“循环定数”之类的劝惩之言，她甚至还将狐女颠当改造成了一名循规蹈矩的女子。

很显然，蒲松龄在小说中的叙述重点，并不在于仙道法术，而在于人间家庭伦理。小说将仙女、狐女、男魂等小说类型元素，融为一篇，显示了蒲松龄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丰厚积累及其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