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讲义：清代白话小说

一、清代白话小说概述。

清代是古代白话小说、尤其是章回小说的又一繁盛期，不仅作家与作品数量空前增多，还产生了《儒林外史》与《红楼梦》这样两部伟大的小说，特别是《红楼梦》，它代表着古代白话小说的艺术颠峰。

其它重要作品尚有：清初陈忱《水浒后传》、钱彩《说岳全传》、褚人获《隋唐演义》以及《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等才子佳人小说；清代中期李百川《绿野仙踪》、李汝珍《镜花缘》、夏敬渠《野叟曝言》、陈球《燕山外史》及李绿园《歧路灯》等等。

清代话本小说，失去了明末的繁盛姿态，无论是作品艺术质量，还是创作数量、流传广度与影响深度，均呈现出日趋衰落之势。

重要作品有：圣水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酌玄亭主人的《照世杯》、杜纲的《娱目醒心编》、古吴墨浪子的《西湖佳话》等。其中当以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最具特色，影响也最大。

二、曹雪芹与《红楼梦》。

1、《红楼梦》的作者、成书与版本。

曹雪芹（1715？-1763？），名霑 ，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一说河北丰润），本是汉人，明末入满洲籍，清初随清兵入关，因立有军功，曹家成为专为宫廷服务的内务府人员。曾祖曹玺的妻子当过康熙皇帝的保姆，祖父曹寅幼时曾为康熙的伴读。

由于这层特殊关系，曹家在康熙登基后倍受恩宠，康熙二年（1763），曹玺任江宁织造，其后曹家垄断此职达六十余年，江宁织造名义上只是一个为宫廷采办织物和日常用品的小官，但实际上乃是康熙派驻江南，督察军政民情的私人心腹，康熙六次南巡，其中四次由曹寅接驾，并以织造府为行宫，可见其尊显。

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繁盛如花的家境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康熙死后，曹家的境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雍正皇帝为巩固自己的新政权，开始肃清父亲的内外亲信，曹家以亏空的罪名被免职抄家，由此走向败落。

曹雪芹的生平事迹，今未得其详，只能从其好友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人的记载中探知少许：曹雪芹曾在一所宗族学堂里当过杂差，地位卑下，境遇潦倒，靠卖画为生；他个性豪爽放达，才华横溢。晚年流落到北京西郊的小山村（《红楼梦》就是在那里写成的），生活更加艰难，甚至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芹圃》）的地步。

乾隆二十六年（1762），爱子夭亡，不久，曹雪芹亦谢世，留下了一个新娶的继妻和一部未完的小说书稿，敦诚《挽曹雪芹》以 “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 这样哀婉的诗句，写出了其最后的凄凉。

《红楼梦》小说，最初以八十回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原名《石头记》，另有《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名。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梦觉主人序本，始正式题名为《红楼梦》。

《红楼梦》的版本分为两大系统：

其一为“脂本”系统，因附有“脂砚斋”（曹雪芹的隐名亲友）批语而得名，属于此系统的版本主要有:

甲戌本（1754），残存16回；

己卯本（1759），残存41或又两个半回；

庚辰本（1760），残存78回；

甲辰本（1784，即梦觉主人序刊本）存80回;

列藏本（即前苏联列宁格勒藏本）；

戚蓼生序本（1912）等。

其二为“程本”系统，全书一百二十回，由程伟元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次以木活字排印（简称“程甲本”），次年重加修订，再次以活字排印（简称“程乙本”），以后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大多以此两种版本为底本。

该系统版本的后四十回文字，一般认为是高鹗所补。

高鹗（1738-1815），字兰墅，祖籍辽东，属汉军镶黄旗，乾隆六十年（1795）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著有《高兰墅集》、《兰墅诗抄》、《小月山房遗稿》等。

高鹗所补的后四十回，有功有过，但总体上功大于过，它虽然在不少情节上违背了曹雪芹原著的设计（如设计“兰桂齐芳”），文字也不如前八十回精彩，但终究写出了全书的悲剧结局，尤其是“潇湘惊梦”、“黛玉焚稿”、“魂归离恨天”等段落，极富艺术感染力，精彩不亚于前八十回。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后四十回乃在曹雪芹旧稿的基础上增补而成，补写者不是高鹗，而是另有其人。

2、《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与三重悲剧。

1974年，余英时发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提出：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的线索。把握这条线索，我们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

《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但这个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现实世界是分不开的：大观园的干净本来就建筑在荟芳园的肮脏基础之上。并且在大观园的整个发展和破败的过程之中，它也无时不在承受着园外一切肮脏力量的冲击。干净既从肮脏而来，最后又无可奈何地要回到肮脏去。在我看来，这是《红搂梦》的悲剧的中心意义，也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世间的最大的悲剧。

余英时的观点产生了巨大影响，拥护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有意思的是，至1980年，在美国召开的一次红学会议上，余英时的儿子余定国发表《红楼梦里被遗忘的第三世界——旨在批评余英时的两个世界说》，认为在两个世界之外，还有“太虚幻境”这个第三世界。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余英时的论文，事实上也是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索隐派、新考证派、曹学派等《红楼梦》外在考证研究的一种发拨。余氏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典范”，即 “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换言之，提倡红学研究回归小说文本。

事实上，对《红楼梦》描述世界的讨论，隐含着对《红楼梦》主题层次性的辨析。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或曰爱情主题，或曰反封建主题，或曰政治主题，或曰家族衰亡史主题，或曰人生幻灭主题等等，各家都言之有理，却又都难成定论。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红楼梦》都是一部悲剧，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

光绪三十年(1904)，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首次借用叔本华的理论框架，认为《红楼梦》描写了人生的痛苦及其解脱之道，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中之悲剧”。此观点后来颇受。

那么，《红楼梦》演绎的是一出怎样的悲剧？

其一、爱情、婚姻、青春及生命被毁灭的悲剧：文学主题。

从文本角度看，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婚姻故事，乃是《红楼梦》小说情节主线。

“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对峙。

钗黛性格之比较：

林黛玉：多愁善感，以泪洗面；爱使小性，动辄恼人；心志孤傲，才压群芳

第五回《枉凝眉》曲：“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第四十九回，叙因说起宝琴，林黛玉想起自己没有姊妹，不面又哭了。宝玉劝她不要自寻烦恼：黛玉拭泪道：“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宝玉道：“这是你哭惯了心里疑的，岂有眼泪会少的。”薛宝钗：端庄贤淑，略显矫情；善良随和，感情内敛；或谓其有阴险之嫌。

第八回，叙宝钗翻看宝玉的“通灵宝玉”，只见上面刻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八字：看毕，又从新翻过正面来细看，口内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两遍，乃回头向莺儿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作什么？”莺儿嘻嘻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 宝玉便要宝钗取下来看看，果然也有八个字“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又念自己的两遍，因笑道：“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莺儿笑道：“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zan）在金器上——”宝钗不待说完，便嗔他不去倒茶。脂批（甲戌本）云：“请诸公掩卷合目，想其神理，想其坐立之势，想宝钗面上口中，真妙。”

第二十七回，叙宝钗扑蝶，无意中听到红玉、坠儿的私房话，遂有“金蝉脱壳”、嫁祸黛玉的行为。 宝黛爱情：超越了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是心灵对心灵的呼应与契合，已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爱情特性。他们的情感从第二十回 “宝黛论心” 到第二十九回 “二玉心事”，再到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含耻辱情烈死金钏》，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炽热的过程，一个由内含到外露，由隐蔽到公开的过程。

试看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 一段：

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既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又何必来一宝钗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你我虽为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命薄何。想到此间，不仅滚下泪来。

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你放心”三个字。林黛玉听了，怔了半天，方说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这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宝玉叹了一口气，问道：“你果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

林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从那一句上说起，却也怔怔的望着宝玉。两个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咳了一声，两眼不觉滚下泪来，回身便要走。

可惜天不遂人愿，这对有情人最终仍以悲剧告终。如果说，宝黛间是一出没有婚姻的爱情悲剧。那么，宝玉与宝钗之间，则是一出没有爱情的婚姻悲剧。

事实上，围绕着“悲金悼玉”的爱情婚姻悲剧，《红楼梦》小说还描写了众多青春女性的悲情人生，亦即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

试看 “金陵十二钗” 之结局：

元春：“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

迎春：“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

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梢”，“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

惜春：“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根据脂批，惜春“公府千金至缁衣乞食”）

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妙玉：“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NAO）泥中”；“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 ”；（据脂批：妙玉最终流落“瓜州渡口”）

史湘云：“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尘寰中消张数应当，何必枉悲伤”；

李纨：“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镜里恩情，更那勘梦里功名。那美韶华去之何迅……昏惨惨黄泉路近……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 ”。

秦可卿：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宿孽总因情 ”；

巧姐： “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

此外尚有晴雯夭亡，司棋撞墙，金钏投井等等。

号称 “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实质上乃是泯灭个性，蚕食灵魂，埋葬爱情、婚姻、青春和生命的墓园。

曹雪芹的爱情理想：钗黛合一、“兼美”（第五回）

其二、末世衰亡的悲剧：历史主题。

《红楼梦》中弥漫着强烈的“末世“之感。

小说第一回贾雨村出场时，有一段寓意深远的介绍：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

第五回中，王熙凤的判词为“凡鸟偏从末世来”、探春的判词为“生于末世运偏消”。

脂批也不时拈出类似的话语：

第二回叙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脂批云：“记清此句，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

第十八回叙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时，脂批又云：“又补出当日宁、荣在世之事，所谓此是末世之时也”。

末世衰败气象，集中体现于贾府为中心的四大家族。

《红楼梦》中的荣、宁两府，“功名奕世，富贵传流”，是康、乾时期封建贵族世家的典型代表，小说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为主线，贯穿起史、王、薛等大家族的没落，描绘了上及皇宫，下及乡村的广阔历史，广泛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贾雨村与冷子兴有一段对话：

子兴叹道：“老先生休如此说。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的人口也极多，如何就萧疏了？”冷子兴道：“正是，说来也话长。”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蓊蔚洇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

冷子兴笑道：“ 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如果说冷子兴与贾雨村的对话，还属于冷眼旁观的话，那么秦可卿与王熙凤的对话，则是局内人的肺腑之言：

凤姐听了，恍惚问道：“有何心愿？你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了……”（第十三回）

从情节层面来看，元妃省亲之时（第十七、十八回），贾府处于极盛，后逐渐走向衰微，直至抄家败落（第一O五回）。

抄家乃雍正皇帝铲除异己的常用手法，清初属于政治敏感话题，曹雪芹却以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细致描写了贾家被抄的详尽过程，充分展现了一个封建末世之觉悟者和叛逆者的坚强姿态。

令人遗憾的是，后四十回续写者 ，安排了“兰桂齐芳”、“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的光明尾巴，这完全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大大削弱了小说的悲剧力量。

事实上，《红楼梦》还不断使用侧笔的艺术手法，穿插进不少发生于贾府外围的情节，诸如贾雨村乱判葫芦案、门子的“护官符”、以及金哥、石呆子等十几条人命案子，突显了司法及吏治的腐败；而乌进孝的交租单，则清晰地揭示了尖锐阶级矛盾的存在，等等。

凡此，都扩展了小说的历史内涵与社会文化容量。

其三、人生幻灭的悲剧：哲学主题。

《好了歌》是《红楼梦》小说中十分引人注目的诗词，其核心思想便是跛足道人所阐发的 “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文虽浅近，其意则深，这是对于人生和社会经过深沉思考而达到的大彻大悟，是只有“翻过筋斗来的”才道得出的人生哲理。

“好”与“了”，其本质在于一个“变”字，小说以贾府盛衰、大观园的荣枯、宝黛爱情的悲喜，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封建“末世”社会纷纷扰扰的人生画卷，富贵、功名、生命、家庭，一切都处在不断的变幻之中，世上没有永恒的天道和天理，也没有“永保无虞”的治世良策，一个家族是如此，一个阶级、一个王朝又何尝不是如此？！

《红楼梦》因此具有了深邃的哲学内涵。

与《好了歌》相对应和接近的，是“色空”观念。“色”本为佛家语，意指一切有形的事物，其中亦包括人类五欲之一的“色欲”，佛教认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意为不论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皆为因缘所生，并非本来实有。

曹雪芹在“色空”之中，又掺入一个“情”字，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将“情”作为“色”与“空”的中介，综观整部《红楼梦》，无论是贾宝玉的“情不情”，还是林黛玉的“情情”，贯穿小说始终的就是这一个“情”字。但是，在那样一个封建专制时代，又岂能允许“情”的合法存在，“情”最终仍要被“理”所扼杀，黛玉的惨死，宝玉的出走，就是其中的明证。正鉴于此，曹雪芹才发出了“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悲叹。

小说第五回有《飞鸟各投林》一曲，总写十二金钗命运及其贾府兴衰之象，带有鲜明的“色空”意味：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已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红楼梦》的三重悲剧，在小说中并不是分离割裂的，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仅仅着眼于历史或政治，那《红楼梦》就不成其为小说；反之，若看不到《红楼梦》的政治历史层次，无疑也会缩小《红楼梦》的文化内涵；同样，若不能再深入一层，阐释《红楼梦》的哲学意味，也算不得真正把握住了小说的精髓。

换言之，只有将三重悲剧结合在一起，《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才是完整的、立体的、丰富多彩的。

3、心理描写：人物塑造艺术的新高度。

与外貌、语言、神态、动作等相比较，心理活动是小说人物最为隐秘也是最难展现的部分。

《红楼梦》以丰富而又细腻的心理描写文字，超越古代小说之文学传统，将人物塑造艺术推至令人惊奇的新高度。

具体而言，林黛玉的心理特征：多愁善感，复杂曲折。

前举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 一段，黛玉只是隔窗听了宝玉一句话，竟然“又喜又惊，又悲又叹”，久久不能平静；

譬如第四十五回，宝玉冒雨去看望黛玉，穿着蓑衣斗笠，黛玉说：“哪里来的一个渔翁！”宝玉说将来也送她一套，黛玉笑云：“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及至说出口：

方想起话未忖（cun）夺，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后悔不及，羞的脸飞红，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宝玉走后，夜深人静，雨打芭蕉，清寒透幕，黛玉触景生情，想到自己没有父母兄长，与宝玉的婚姻大事无人作主，前程未卜，不觉又滴下泪来。黛玉从“无心”到 “多心”，“多心” 源于“有心”，最后竟转为“伤心”，其微妙的心理流程被表现得细腻真切，真是写活了一个多愁善感的林妹妹。

宝玉的心理活动，则突出一个 “呆” 字。

第二十八回，宝玉听到黛玉吟唱葬花词：

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写宝玉挨打之后，宝钗前来探视：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好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

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心中自思： “我不过捱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

宝、黛之间的感情，深切灵魂，每多借助心理描写，表述得淋漓尽致，哀婉动人。

譬如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叙宝黛两人呕气，小说有大段心理描写文字：

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烦恼，反来以这话奚落堵我。可见我心里一时一刻白有你，你竟心里没我。”心里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那林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

看来两个人原本是一个心，但都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那宝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可见你方和我近，不和我远。”那林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见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远你了。”如此看来，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如此之话，皆他二人素习所存私心，也难备述。

宝玉气急砸玉，黛玉惊哭不止，袭人闻讯前来劝架。

袭人见他脸都气黄了，眼眉都变了，从来没气的这样，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同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坏了，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心里一烦恼，方才吃的香薷（ru）饮解暑汤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紫鹃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登时一口一口的把一块手帕子吐湿。雪雁忙上来捶。紫鹃道：“虽然生气，姑娘到底也该保重着些。才吃了药好些，这会子因和宝二爷拌嘴，又吐出来。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么过的去呢？”宝玉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黛玉不如一紫鹃。

又见林黛玉脸红头胀，一行啼哭，一行气凑，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胜怯弱。宝玉见了这般，又自己后悔方才不该同他较证，这会子他这样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里想着，也由不的滴下泪来了。袭人见他两个哭，由不得守着宝玉也心酸起来，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凉，待要劝宝玉不哭罢，一则又恐宝玉有什么委曲闷在心里，二则又恐薄了林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丢开手了，因此也流下泪来。紫鹃一面收拾了吐的药，一面拿扇子替林黛玉轻轻的扇着，见三个人都鸦雀无声，各人哭各人的，也由不得伤心起来，也拿手帕子擦泪。四个人都无言对泣。

除心理独白的方式之外，《红楼梦》亦多借助精心设计的语言及动作，来表现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

且说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旁边，因叫个小丫头子捧着方才那一盘子贺物，将自己的玉带上，用手翻弄寻拨，一件一件的挑与贾母看。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便伸手拿了起来，笑道：“这件东西好像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的。”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道：“是云儿有这个。”宝玉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宝钗听说，便回头装没听见。

宝玉听见史湘云有这件东西，自己便将那麒麟忙拿起来揣在怀里。一面心里又想到怕人看见，他听见史湘云有了，他就留这件，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睛瞟人。只见众人都倒不大理论，惟有林黛玉瞅着他点头儿，似有赞叹之意。宝玉不觉心里没好意思起来，又掏了出来，向黛玉笑道：“这个东西倒好顽，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你带。”林黛玉将头一扭，说道：“我不希罕。”宝玉笑道：“你果然不希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说着又揣了起来。

再如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龄官划蔷痴及局外”，写宝玉与黛玉呕气，适逢薛蟠生日，摆酒唱戏，宝玉遂推病不赴，转而去黛玉处道歉。后来，贾母命王熙凤将两人唤去，宝钗亦在场：

（宝玉）又道：“姐姐怎么不看戏去？”宝钗道：“我怕热，看了两出，热的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讪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丰怯热。”宝钗听说，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样，又不好怎样。回思了一回，脸红起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我倒像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

二人正说着，可巧小丫头靛儿因不见了扇子，和宝钗笑道：“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罢。”宝钗指他道：“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他们去。”说的个靛儿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当着许多人，更比才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讪去了。

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儿取个笑，不想靛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笑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作《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

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过了。宝钗再要说话，见宝玉十分讨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别人总未解得他四个人的言语，因此付之流水。

三、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1、吴敬梓的家世及科考经历。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关于吴氏家世生平，原本只有零散的记载。

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标点本《儒林外史》，请胡适先生作序，胡适因资料缺乏，仅撰成短文《吴敬梓传》。

民国十年（1921），胡适先生托书贾查访，终于发现乾隆刻本《文木山房集》四卷。

我是最敬重吴先生的，常常想搜求他的遗著，常常痴想他的诗文集也许有别本保存在世间。六七年前，我曾托北京的几家书铺访求《文木山房集》，竟访不着。所以民国九年我作《吴敬梓传》时，只从王又曾和程晋芳的诗注里知道他的诗四句。直到民国十年，带经堂书铺方才为我访得此本。此本共有赋一卷（共四篇）、诗二卷（共百三十一首）、词一卷（共四十七阕）；附刻他的爱子荀叔先生（烺）的诗一卷、词一卷。

利用别集资料，胡适编就《吴敬梓年谱》长文，附入1922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第四版《儒林外史》卷首。《儒林外史》作者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胡适不无得意地写道：

古来的中国小说大家，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都不能有传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现在吴敬梓的文集，居然被我找着，居然使我能给他做一篇一万七八千字的详传，我觉得这是我生平很高兴的一件事了。

另据清金和《儒林外史跋》（1869）称，吴敬梓有“《文木山房文集》五卷、《诗集》七卷”，“先生诗文集及《诗说》俱未付梓，余家旧藏抄本，乱后遗失”。

如能找到这个十二卷本《文木山房集》的话，对吴敬梓晚年（四十岁之后）事迹的了解，就可以更为清晰。

综合现有资料：吴敬梓出身于官僚家庭，但至其父辈，家道中落。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涉及八股、经史、诗赋等各方面。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其父被罢官，次年亡世，族中诸人纷纷前来侵夺家产，这一事件使吴敬梓看清了封建家族的虚伪性，感受到了事态的炎凉，性格由激愤转为任达放诞，人生的道路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一面挥霍放荡，一面乐施好善，迅速将父亲的遗产消耗殆尽。

吴敬梓《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第二首云：

昔年游冶，淮水钟山朝复夜。金尽床头，壮士逢人面带羞。   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

第三首云：

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年少何人，肥马轻裘笑我贫。   买山而隐，魂梦不随溪谷稳。又到江南，客况穷愁两不堪。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高老先生介绍“杜少卿”云：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着“不可学天长杜仪！”

雍正十一年（1733），吴敬梓三十三岁，怀着与家乡决绝的感情，举家迁往南京，所谓“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买陂塘》第二首），并写下长篇《移家赋》。

南京的居家生活，颇为艰难，吴敬梓经常要依靠朋友的接济才能维持生计，但仍广交文酒之士，扩大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也为创作《儒林外史》，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与绝大多数古代文人一样，吴敬梓也曾将科举视为唯一的荣身之道，他二十岁时中了秀才，但此后却屡试不第，所谓 “株守残编，落魄诸生十二年”（《减字木兰花 · 庚戌除夕客中》第四首）。

乾隆丙辰元年（1736），吴敬梓三十六岁，安徽巡抚拟举荐他入京应试博学鸿词科，之前，吴氏已满怀希望地参加了省里的博学鸿词考试，但偏偏关键时刻得病不能赴京。

曾向安徽巡抚推荐吴敬梓的江宁县学训导唐时琳，在《文木山房集序》文中写道：

既檄行全椒，取具结状，将论荐焉，而敏轩病不能就道。两月后病愈，至余斋——盖敏轩之得受知于二公者，则又余之荐也。余察其容憔悴，非托为病辞者，因告之曰：“子休矣！”

吴敬梓《丙辰除夕述怀》诗云：“相如《封禅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厄。人生不得意，万事皆愬愬。有如在罗网，无由振羽翮。”

叠经挫折之后，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态度，由热衷、到怀疑、再到绝望和厌恶，最终决定放弃 “诸生籍”，唱出了“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内家娇》）的悲叹，这样的经历和体验，乃《儒林外史》创作的直接动因。

《儒林外史》约创作于吴敬梓四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家庭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阶段，约乾隆十四年（1749）前后，小说基本完稿。开始仅以抄本流传，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五十六回，但据文献记载，另有五十回本、五十五回本等歧说，今均未见原书。

2、讽刺小说与小说的讽刺艺术。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设专章论述《儒林外史》，颇为精辟：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儒林外史》小说 “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来，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其结构形式十分独特。这种结构，看似松懈，但事实上贯穿着共同的主题，即揭示科举制度下文人士子的精神堕落及其相关弊端。

小说开篇第一回，借隐士王冕的故事“敷陈大义”，“隐括全文”，作者通过王冕之口，痛斥科举制度导致知识分子一味追逐功名富贵，预言“一代文人有厄”，为全书定下情节总纲。

1）热衷于科考的儒生：以周进、范进为代表。

小说第二、三回集中写周进和范进，两人都热衷于科举功名，并为之耗尽生命的能量。

先写周进，他应考到六十岁还是个童生，无奈到薛家集任塾师谋生，其间受尽别人的欺辱。先是因吃斋，受到新进秀才梅玖的嘲笑：

梅玖道：“我因先生吃斋，倒想起一个笑话，是前日，在城里我那案伯顾老相公家听见他说的。有个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众人都停了箸，听他念诗。他便念道：“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念罢说道：“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天才，呆是不呆的了。”又掩着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长斋，胡须满腮’，竟被他说一个着！”说罢。哈哈大笑。众人一齐笑起来。周进不好意思。

后来又被偶然路过的举人王惠，盛气凌人地“教导”一番，小说通过场景的对比，描述了周进的落魄境遇：

彼此说着闲话，掌上灯烛。管家捧上酒饭，鸡、鱼、鸭、肉，堆满春台。王举人也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碗去。落后，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周进也吃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

次早，天色已晴。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

周进内心的悲愤与屈辱，终于在某一天爆发了，这就是小说中著名的“撞号板”事件：

周进无事，闲着街上走走，看见纷纷的工匠，都说是修理贡院。周进跟到贡院门口，想挨进去看，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晚间，向姊夫说要去看看。金有余只得用了几个小钱，一伙客人也都同了去看，又央及行主人领着。行主人走进头门，用了钱的并无拦阻。到了龙门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

众人将他救醒后：

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死了人，为甚么这样号啕痛哭是的？”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他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众人询问原因：

金有余道：“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这舍舅本来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今日看见贡院就不觉伤心起来。”只因这一句话，道着周进的真心事，于是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

众人决定集资替他捐个监生，以便应试，周进闻之：

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众人还下礼去。金有余也称谢了众人。又吃了几碗茶，周进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

孰料时来运转，周进竟高中进士：

看看上京会试，盘费、衣服，都是金有余替他设处。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属。茬苒三年，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这周学道虽也请了几个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心里想道：“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广州上了任。

周进的故事叙述至此，另一位主人公范进登场。

有意思的是，范进在小说中的首度亮相，乃通过周进的视角写出，颇具戏剧性，又饱含辛酸之意：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也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齐楚的，蓝缕破烂的。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周学道看在心里，封门进去。出来放头牌的时节，坐在上面，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

因翻一翻点名册，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学道道：“如何总不进学？”范进道：“总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周学道道：“这也未必尽然。你且出去，卷子待本道细细看。”范进磕头下去了。

周进仔细审阅范进的文章，第一遍的印象是 “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第二遍觉得有些意思；读第三遍时，惊呼：“是天地间之至文，乃一字一珠”，遂录为第一名，范进因此中举。

于是，一场科考的喜剧闹剧，从荒唐开始，高潮迭起：

先是范进闻知，狂呼 “我中了”，竟至发疯；乡亲劝其岳父以巴掌打醒他，这个素日经常斥骂范进的胡屠户，此刻却十分害怕，一掌打下去之后，竟然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生理和心理“后遗症”：

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到第二下。范进因这一个嘴巴，却也打晕了，昏倒于地。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众人扶起，借庙门口一个外科郎中“跳驼子”板凳上坐着。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第三回）

卧闲草堂本评语云：

轻轻点出一个胡屠户，其人其事之妙一至于此，真令阅者叹赏叫绝。余友云：“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如此铸物像鼎，魑魅魍魉，毛发毕现。

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

突如其来的富贵，从天而降低的奇迹，范进的母亲难以承受，喜极而亡，小说第三回的描写，十分传神：

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来吃过点心，走到第三进房子内。见范进的娘子胡氏家常戴着银丝鬏（jiu）髻，此时是十月中旬，天气尚暖，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督率着家人、媳妇、丫鬟，洗碗盏杯箸。老太太看了，说道：“你们嫂嫂，姑娘们要仔细些，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家人、媳妇道：“老太太，那里是别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丫鬟和媳妇一齐都说道：“怎么不是！岂但这些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

2）人性的堕落与扭曲：匡超人与王玉辉。

小说用五回多（第十五至二十回）的篇幅，讲述了匡超人如何从一个淳朴的青年堕落为无耻之徒的经过。

匡超人的出场，乃由另一个值得的人物——时文选家马二先生眼中带出。小说第十五回，写马二先生到城隍山喝茶，见到一个摆拆字摊的少年，“虽则瘦小，却还有些精神”，手里拿着一本马二先生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此少年正是匡超人。

《三科程墨持运》成了两人一见如故的因缘，寓意颇深。

后马二先生资助匡超人回家探望生病的父亲，临行前嘱咐：

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 “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贤弟，你回去奉养父母，总以做举业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第十五回）

马二先生的一番话，为匡超人指明了人生方向。回家之后，除照顾父母，赚钱谋生之外，他一心苦读时文。终于时来运转，在众人的帮助下，竟取得优贡资格，贡入太学。

有意思的话，随着其科举之路的顺利迈进，匡超人的道德品行，却开始逐渐堕落。先是为了巴结权贵，停妻再娶:匡超人听见这话，吓了一跳，思量：“要回他说已经娶过的，前日却说过不曾。但要允他，又恐理上有碍。”又转一念道：“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有何妨！” 即便应允了。（第二十回）

他处处以名士自居，吹牛撒谎，招摇撞骗：

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 （第二十回）

曾经给他许多帮助的潘三哥，后来因事入狱，匡超人不但拒绝前去探望，还对别人说：

匡超人道：“二位先生，这话我不该说，因是知己面前不妨。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

（第二十回）

就是对其恩人马二先生，匡超人也不屑一顾：

冯琢庵又问道：“操选政的，还有一位马纯上，选手何如？”匡超人道：“这也是弟的好友。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第二十回）

小说藉此揭示了一个可悲的社会现实，在科举制度的阴影下，只有人品堕落之人，才能获得成功与荣耀。

再来看王玉辉，也是一个“面皮深黑，花白胡须，约有六十多岁”（第四十八回）的老秀才，其三女儿欲为夫殉节，他竟然道：

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竟是这样做罢。

数日后，女儿的死讯传来，母亲大哭不止：

王玉辉走到床面前说道：“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之后，三女儿被旌为烈妇，门首建牌坊，合县乡绅均来祭奠，欲请王玉辉上坐，“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因 “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下不忍”，他决定去南京游玩，“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后来在苏州山塘街旁喝茶，看见河中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理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清代天目山樵（张文虎）批语云：“追魂摄魄之笔！” 此处的“热泪直滚”与之前的 “仰天大笑”，恰成强烈对比！鲁迅先生云：“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深刻！”（《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3）沽名钓誉的假名士。

如小说中娄三、娄四公子、赵雪斋、杜慎卿等人，他们或因科场败北，或因自身条件的限制不能取得功名，于是这些不甘寂寞的 “聪明人”，就刻诗集，结诗社，写斗方，诗酒风流，相互标榜，号为“名士”，表面上风流潇洒，骨子里却忘不了功名富贵，且勾心斗角，贪财好色。

这群“名士”的丑恶行径，构成当时腐败社会的文化奇观。小说通过对几次诗会闹剧的描写，剥下了遮盖在“名士”身上的面纱，指出他们事实上也是科举制度的一种受害者。

4）少数科考成功者：以王惠、严贡生为代表。

王惠由举人而中进士，补授南昌知府，刚一到任，就四处打听敛财之道、盘剥之术：“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第八回）

从此县衙里多了三种声音 “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后江西宁王反叛，王惠随即投降做了逆官。

严贡生与匡超人，是《儒林外史》中仅有的两名以“优行”名义入贡的贡生。但就是这位严贡生，经常利用自己的特权和与官府的关系，无耻地讹诈百姓钱财，作威作福。

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寡妇含冤控大伯”，先写严贡生设计抵赖船费十二两银子，后写其仗势侵吞族弟的房产。

且看他如何赖钱？先是装病，然后从箱子里取出一方云片糕来，约有十多片，吃了几片，揉揉肚子，病就好了：

剩下的几片云片糕，搁在后鹅口板上，半日也不来查点。那掌舵驾长害馋痨，左手扶着舵，右手拈来，一片片的送在嘴里了。严贡生只作不看见。

少刻下船时，船家来讨钱：

严贡生转身走进舱来，眼张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问四斗子道：“我的药往那里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药？”严贡生道：“方才我吃的不是药？分明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刚才船板上的几片云片糕。那是老爷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胆就吃了。”严贡生道：“吃了！好贱的云片糕！你晓的我这里头，是些甚么东西？”掌舵的道：“云片糕无过是些瓜仁、核桃、洋糖、粉面做成的了，有甚么东西？”

严贡生发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个晕病，费了几百两银子，合了这一料药，是省里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了来的人参，周老爷在四川做官带了来的黄连。你这奴才，‘猪八戒吃人参果，全不知滋味！’说的好容易！是云片糕？方才这几片，不要说值几十两银子，‘半夜里不见了枪头子，攮到贼肚里’，只是我将来再发了晕病，却拿甚么药来医？你这奴才，害我不浅！”叫四斗子开拜匣，写帖子：“送这奴才到汤老爷衙里去，先打他几十板子再讲！”

最后，众船家只得哀求他高抬贵手，哪里还敢收他的船费。

总之，《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为追逐功名而忘了“文行出处”，把生活耗费在毫无意义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会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迷失了人生的价值，成为科举制度的可怜而又可悲的牺牲品。

当然，《儒林外史》也并非一片黑暗。在讽刺、批判的同时，吴敬梓也对知识分子的理想人生，进行了思考和探求，这集中体现在小说中真儒名贤的代表---杜少卿身上。

杜少卿淡薄功名，讲究“文行出处”，朝廷征辟，他装病拒绝，声称 ：“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跳出了科举世家为他规定的人生道路；

杜少卿傲视权贵，又乐于助人，汪盐商请王知县，邀他作陪，他断然拒绝，但当王知县落魄时，他又请其来家居住；

杜少卿敢于向封建权威挑战，对钦定的《诗经》朱熹注解，他大胆提出质疑。

杜少卿尊重女性，反对对妇女的歧视和摧残，他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携妻游览玄武湖，又对弱女子沈琼枝充满敬佩和同情之心；

杜少卿还尊重个性，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表面上狂放不羁，内心深处则忧国忧民，虽然家产耗尽，仍捐出三百两银子修泰伯祠，希望以道德教化来拯救世道人心。

总之，杜少卿身上，几乎集中了所有知识分子的美德，成为吴敬梓理想人生的代言人。事实上，这一形象之中，也晃动着明显的吴敬梓的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儒林外史》小说的结尾，写了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所谓“四大奇人”，他们的身份颇为特殊：

季遐年以写字为生，又以写字自娱；王太是围棋高手，又是卖火纸筒的小贩；盖宽化一手好画，又开茶馆谋生；荆元弹得一手好琴，却以裁缝为业。“四大奇人”的共同特点是自食其力，多才多艺，安贫乐道，高雅脱俗，过着“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生活。

很显然，“四大奇人”乃是知识分子高雅生活“琴棋书画”的化身，是作者精心营造的幻影，是文人化的市井贫民，是作者为深受科举之害的知识分子设计的崭新的人生道路，他们与杜少卿一样，集中体现着吴敬梓对理想人生的热切追求。

2、炉火纯青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吴敬梓对讽刺艺术的运用，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具体来说，包括这样三点：

其一、面向社会，挖掘根源，把诙谐的讽刺和严肃的写实结合起来。许多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的事情，经过作者的提炼和描摹，加上少许的夸张，便清晰地透出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

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病重之时，百般照顾，哭天求地，愿代一死，终于感动王氏，提出自己死后，可将她扶为正室，赵氏一听，“忙叫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一句话，便写活了一个在卑贱地位上挣扎的女性的可悲可叹之处。

其二、把握分寸，秉持公心，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和方式的讽刺。

小说对于王惠、汤奉等贪官污吏的讽刺，十分辛辣，毫不留情，但对于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范进、周进之类人物，则在讽刺之中，包含若干同情和叹息。

譬如小说中的马二先生，作者既讽刺了他迂腐古板、迷信科举、害人害己的行为，但亦费笔墨写了他的急人所难、诚笃善良；

再如对于匡超人，作者一方面谴责其堕落之后的种种劣迹，但又对他的孝敬父母、勤奋好学，给予了肯定。

其三、注意借助喜剧性的情节，来显示悲剧性的内容，增加讽刺的深刻性。

譬如小说第四回，写劣绅严贡生正对着客人吹嘘自己：“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就在话语之间：

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望着他道：“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道：“回去做甚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

再如小说第四回，写汤知县请新举人范进吃饭：

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尊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里拣了一个大蝦丸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鲁迅云：“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小说中类似的片段甚多，使读者不得不折服于吴敬梓对讽刺艺术的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