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第一提蓝桥监狱

       在更久远的清朝乾隆年间，有条名为下海浦的吴淞江支流途经这里，下海浦旁边有个为渔民祈福的下海庙，为了方便香客进香，建了座宽 6 尺长三丈的小木桥，被称作“提篮桥”——香客们总是提着篮子，带着贡品。然而那是很久之前的故事了，监狱让这个地名的意义被永久改变。“最早的提篮桥监狱，大门开在现在长阳路 111 号，后来逐步扩建，1916 年开始，监狱逐步向东向北扩展。到1935年，监狱基本定型，现在马路的南面是长阳路，北面是昆明路，再旁边是中山路，三面是马路。”在提篮桥工作了四十多年的徐家俊拿出一张纸，给我们画当年监狱的示意图，“后来监狱地方大了，就把昆明路到长阳路这一段马路围在监狱之中，作为监狱的组成部分。”
      今年 64 岁的徐家俊对提篮桥的历史如数家珍。他自 1972 年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就成了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一名狱警，后来“半路出家”成为监狱史办主任。他埋在故纸堆里整理出厚厚一本《上海监狱志》，也曾登门拜访迟暮之年的解放前老狱卒。
       自鸦片战争，上海的土地开始被外来者割据。英国人最初建起了这个监狱，管理者却不断易手，从公共租界工部局、侵华日军、汪伪政权和国民政府，到最后被新中国接手，提篮桥是近现代中国的缩微胶片，也是通往文明的另类桥梁。

百年前的“全球化”产物
       研究监狱史的荷兰学者冯克认为“监狱是全世界都迷恋的有威望的象征”。在伦敦，本顿维尔（Pentonville）监狱于 1842 年投入使用，在首都伦敦的建筑中，是除了议会以外最昂贵和现代化的地方，而“监狱改良的历史，也是一部全球化史”。
       提篮桥监狱诞生于 100 多年前的改良运动浪潮里。19 世纪末，出国考察的中国士绅记载风土人情之余，对监狱也颇多着墨。1876 年，工商界人士李圭在环游世界时，对美国监狱推崇不已：环境整洁，有食堂，被褥七日一换，生病可以治，狱中还有放风的地方！“故凡游览其中者，非特不觉其为监狱，即犯人监禁日久，亦忘其身在监狱也。”1890 年出使英国的薛福成，提到英国监狱亦满口赞誉，“牢狱亦亢爽洁净，不致釀为病疫，且设学堂、书库、庖厨于其中”。他们不仅为监狱的设施惊叹，而且还对西方牢狱的管理和“文明教化”方式印象深刻。西方监狱相比清朝方苞《狱中杂记》所描述的黑暗无人道的恶劣环境，有天壤之别。
      1887 年，会审公廨（会审公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外国租界内的司法审判机构）的英国鉴定人在报告中指出：工部局对监狱的控制“有益于文明，以便中国了解这种不动用野蛮方法的惩罚也是有效果的，而野蛮的惩罚盛行于中华帝国。”
      1903 年 5 月 18 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启用，它的正式名称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由于它位于“华德路”（后来更名为长阳路），也被称为“华德路监狱”。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新式监狱，因地处租界，在报章亦被称为“西牢”。

       相比中国士绅对西式监狱的推崇，中国民间社会对“西牢”的第一反应却是惊恐。上海滩两大报纸《申报》和《新闻报》都报道了租界监狱中的黄胆病“惨烈”情形。当日，《申报》甚至发表评论“何以西狱地甚清洁，并无凌虐索诈情形，而染病丧生者，竟较中国各狱为尤甚耶？”坊间流传着许多“西牢酷虐已甚，如此者大都九死一生”的传闻。提篮桥监狱启用后，一个名叫宋访泉的纵火犯听说自己要被关进西牢三年，竟然选择了“自缢于捕房”。
       从 1901 年到 1906 年，《申报》就没说过西牢什么好话，经常撰文细数西牢种种弊端：洗冷水澡，被其害者无不受病；坐卧皆席地，犯人多患足肿；吃得不符合华人习惯；不能入内探视；语言不通，“情意隔膜”。
1904 年 10 月《申报》报道：“关在公共租界牢房里的罪犯，每人每餐只给一碗饭和一些水。食不得饱，以致死亡人犯时有增加。”1906 年 5 月 4 日，华德路监狱罪犯因不堪狱官虐待和饮食粗劣群起抗拒，被狱官当众毙死 4 人，伤多人。
      1906 年 5 月 18 日，《申报》在头版刊载了《论商改西牢事》，借宋访泉事件评论西牢“华人犯罪者，不畏中狱而畏西牢，且一经押入，实亦瘐毙者多而生全者少。”这篇文章引起了工部局的注意，工部局不止一次开会讨论，认为报道失实影响恶劣，甚至有人提议提出法律诉讼。这场冲突，经过交涉，最后，《申报》派记者参观西牢，又在 6 月 18 日的报纸上发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公关稿才告结束。
       这次舆论转向至关重要。此后，清政府改良狱政的实质性措施出台。1907年，清政府通过了一项监狱改良法令，要求各省会城市和通商口岸应至少有一所模范监狱，按照扇形或十字形设计建造；刑部也支持给予刑罚和改良平等的地位。
      几年后，清政府自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监狱，是位于北京半步桥的京师模范监狱，于宣统二年（即 1910 年）动工，1912 年才竣工。未落成而清廷覆亡。

鸽子笼和进口锁具
       当时的监狱改良潮里，大部分中国模范监狱都以伦敦本顿维尔监狱为蓝本，但监造提篮桥监狱的英国人咨询了新加坡和蒙特利尔当局，最后参考了美国监狱的布局建造囚室，将传统木门换成了铁栅栏。“两排囚室，每一个都是鸽子笼般大小，背靠背，三面是墙，一面是镂空的铁栅栏。逃是肯定逃不出去的。”徐家俊打开一张历史照片，指着铁栅栏门上的锁说：“这是英国霍勃·哈脱公司制造的锁具，锁有三档锁舌，钥匙有十几厘米长。
       从监狱启用到现在，锁我们没换过，一直用到现在。它是精钢的，掉在地上铮铮作响，声音很清脆。”监狱走廊被分为内走廊和外走廊。两道走廊之间有铁丝网罩住，透过铁丝网，上层楼可以看到下层楼，一位看守巡查可以看三层，夏天空气能上下流通。“以前英国人管理的时候，还设了更表，看到表走到这个地方，就拿钥匙开一下，总控制室有个标记，走到这一圈以后，它要你在这个地方打一下，这也是当年进口的，为了防止看守偷懒，让看守不停地走。“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为扩展场地，把两道走廊间的铁丝网拆掉了，再用钢板水泥封死。这样走廊宽了。”徐家俊说。
1933 年，提篮桥监狱进行了一次重大扩建，扩建后的监狱有一幢“十”字状监楼专门关男性外国犯人，另有一幢“一”字形楼专门关外国女犯。“西人监”和关押华籍犯人的地方隔开，有电梯，每间囚室有 8 平方米，配有固定的单人床、小桌子、凳子，甚至有抽水马桶和灯。采光和通风也较好。外国犯人会受雇为园丁和洗衣工，所有犯人身穿蓝色哔叽囚服，不佩戴任何囚标。“以前里面还有一段给犯人送水送饭的小铁轨，现在拆掉了。”徐家俊说。“西人监”相对于华人监狱，伙食要好很多。平时，外籍犯人有面包、茶、蔬菜、汤甚至牛排供应，口味甚至会考虑犯人的喜好。在工部局档案里有一份 1935 年 6 月，招商投标承办华德路监狱外籍囚犯所需食品目录：椰菜、洋葱、马铃薯、俄国咸鱼、牛肉、大麦、麻油、鲜果、青果、橘子等。

       华籍犯人的衣服根据服刑时间长短，颜色、款式各不相同，干的活主要是制作垫子、服装、印刷品等，上海工部局的所有印刷品都是在监狱内印制的。几乎自华德路监狱投入使用开始，拥挤和疾病就相伴而生。最严重的一次是 1916 年脚气病流行，接着是 1917 年流感大流行，而肺结核一直存在，普遍而持久。
       1920 年进行了一次为期 18 个月的特别调查，结果发现 65% 的长期徒刑犯人都患有肺结核，其中 18% 在入狱时呈急性发作。因为过度拥挤，工部局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对监狱进行巡视后批准释放在押的病囚。
       1917 年 6 月，有一名复旦学生金国宝参观了提篮桥，写下了“参观西牢及感化院记”，他对监狱里的洗衣房颇感兴趣。“室内设两机，其一内盛沸水。衣入其内，疾旋之。为杀微生虫之用。数分钟后，取出另入一机，不数分钟，则水已滤出。”还看到另一个房间里，放着一台秤。罪犯每月要称体重，大多数都是增加的，减少的人“请医生研究其所以然而治疗之”。那正是监狱内为了防止传染病蔓延而采取的措施。
       监狱犯人的健康问题一部分原因也是食物的缺乏。由于犯人的健康和预算，分别由公共卫生署和工部局负责，两者之间常常步调不一。1906 年，华人囚犯甚至因不堪狱官虐待和饮食粗劣群起抗拒，被当场击毙 4 人。1932 年后，由于政局不稳，伙食质量进一步降低。1939 年，监狱不得不在犯人的膳食中加入鱼干碎屑以加强营养。1941 年，在严密的医学监督下，作为一项节约措施，监狱实行了为期三月的“削减定量试验”，即所谓“吃磅饭”，在罪犯规定的囚粮基础上每天逐渐减少，一直减到最低量，观察犯人的口粮最低限度。当时吃磅饭的罪犯，面无血色，脸部发青，有的在过磅时站不住就晕倒了，即使送医院，不久也就死去，致使死亡率达到最高点。

       在华德路监狱的整个历史中，没有任何犯人越狱成功。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 1929 年 4 月 9 日，59 名死刑犯等候处决已经两年，趁看守进囚室提押犯人去洗澡的空当，夺了看守的枪，企图越狱。结果越狱未成，四名印籍看守死亡，一名英籍看守受伤，开枪的死囚自杀。这次事件之后，巡查的看守人员都一律不准把枪带入监舍，必要时只准带警棍。还有一次是在 1948 年，轰动上海的金砖大盗陈元盛与同监室的三人在监狱医院向男护士借来钢锯锯条，把窗口铁栏杆锯断，用医用胶布粘好，外涂墨汁。在 1948 年 8 月 24 日，偷偷逃跑，陈元盛直到 8 月 30 日才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被抓获。
        其实，除却拥挤带来的疾病，华德路监狱的管理仍比中国旧监狱要好上不少。从 1909 年开始，华德路监狱开始按照欧洲的惯例实施“减刑制度”。对罪犯实行“记分”制度，表现好的罪犯最多可以缩短1/4 的刑期。同年底，有 137 名罪犯根据“记分减刑制度”的规定获得减刑。每逢英国国王登基纪念活动，华德路监狱就会大赦。譬如民国 22 年英国国王举行登基 25 周年大典，华德路监狱林青等一批在押犯就被大赦出狱。民国 21 年更是大赦 1983 人。
对于少年犯，以管理、教养并重，教他们文化和习艺，读教会书，甚至正规的学校教育。在民国 11 年，专门关押少年犯的“感化院”文化课改用中国国民小学课本，体操口令用英语。
      1937 年 7 月抗战爆发，四个月后上海陷落。8 月 17 日，数发炮弹击中了监狱包括医院在内的建筑物，9 人被炸死，60 多个犯人受伤，因为战争，监狱转移并释放了许多人。
      1941 年后，日军独占上海公共租界。华德路监狱由日本人控制。日伪时代，监狱内缺衣少食，囚犯死亡率很高，还有 500 名囚犯曾经被送到嵊泗修筑作战工事。被挑去做劳役的囚犯处境很悲惨，每日工作十小时之余，吃的只是苦酸味的白粥和发霉的黄豆。没有新鲜蔬菜，许多人甚至看守都得了夜盲症。干活时动作稍有迟缓，就会遭到日本监工的木棒敲击、皮鞭抽打，甚至被打死。徐家俊曾拜访过一位解放前的狱卒宋先生，他当时随队去嵊泗看管做苦工的犯人。由于水土不服，宋先生提前乘了木帆船返回上海。回来的路上，还带了几名生重病的犯人，路上缺医少药，3 名犯人死了，他和另两位中国看守就把尸体抛入了大海。到了 1943 年，国民政府彻底收回了租界和法外治权。不过很快到来的内战让监狱物资极度缺乏，不得不通过保释将犯人大量放出。到了解放前夕，仅剩下 650 名犯人。
那些被羁押的名人和狱中生活
       这座中国古老的现代监狱记录的许多历史已经不可考。荷兰学者冯克在做中国近代监狱历史研究的时候发现，关于英国人管理华德路监狱的档案留存很少。“在共产党进入上海接管监狱后，纸张极度缺乏。于是他们不得不将监狱档案装订成册的卷宗和高质量纸张拿来循环利用：账册被用来贴剪报，其他重要文件被用来写管理笔记和登记数据。那些获准查阅上海档案馆所不对外开放档案的历史学家发现：纸张的一面印有 1937 年虐待犯人的案例，另一面记有 1950 年共产党管理下犯人数据明细。”他在书中写道。尽管如此，通过档案记载和出狱后犯人的回忆录，人们依然能够想象当年铁栅之后的生活场景。

       章太炎是进入提篮桥最早的名人。1903 年 6 月，在提篮桥启用后一个月，他和邹容就因“苏报案”被捕，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在苏报发表，鼓吹革命，激怒清政府。因《苏报》馆地处租界，章、邹两人被租界的会审公廨判进提篮桥监狱服役，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两年，罚作苦工，期满逐出租界。他们两人入狱后同押一间牢房，吃的是粗劣的饭食，干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敲击石块、缝制衣服等各种杂活都干过。章太炎因为近视，在敲打石子时动作迟缓，遭到印度看守殴打。邹容更不适应监狱环境，抑郁成疾，在出狱前一天吃了工部局医院开的药吐血而亡。
       不过，章太炎在狱中获得狱卒允许仍研读国学，并将年轻的邹容视为接班人，每天都为邹容讲解经书、佛典乃至因明学，认为“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邹容在狱中诵读了 540 部首说解，为进窥经学做准备，还在狱中写了《狱中答西狩（即太炎）》：“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沧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国民军。”
       写过《李闯王》的左翼作家阿英将提篮桥称为“灰色之家”，他1929 年在租界被捕，一度被关押于提篮桥监狱。
他在回忆录中描述刚进监狱的“种痘”场景：先由作为医生助手的囚犯用刀在臂膀上拼命刮出血，然后注射一点浆进去，医生用眼斜睨一下，就算完了……种痘往往是只有溃烂，甚至不到一两月不得痊愈。牢狱生活，就在等待每天的三顿饭中度过，数太阳，轻轻的谈天，轮流讲故事。“饭是按座次拿，洋铁碗里有多少，各自凭天运。”“菜很少，每四天轮转一次，黄豆饭、鱼饭、肉饭以及菜饭，无论哪一餐，都附有蚕豆二十颗，要连壳吃，可以不生病。”“最写意的是在黄昏、晚饭后的一两个钟头之间，只有印度阿三守着，可以放肆地唱歌、说故事、唱戏、唱小调、做政治报告，一切都是自由的。”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关押在提篮桥。当时中共五位主要领导之一的任弼时、前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皖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江上青等都曾在提篮桥监狱关押过。“有些人进去的时候是化名，后来放出来写回忆录我们才知道他原来在提篮桥关过。”曾经翻遍党史寻找监狱亲历者回忆录的徐家俊说。
       共产党人刘俊的回忆文章里，提到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印度巡捕。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常有炮弹落在狱中，炸死、炸伤不少犯人，还炸坏了食堂锅炉。他们和印度巡捕甚至策划了一次越狱：趁乱偷出钥匙把政治犯都放走。不过后来这个计划未能实施。也有不少看守收钱帮犯人做事，譬如送信，带书。据阿英记载，“看守能够替囚犯送信，每信价格高到大洋 30 元。

       他们把信送出去，也会给犯人带一点回礼：虾米、蜜枣、板烟等。”以写《暴风骤雨》成名的作家周立波在提篮桥坐牢时，辗转借到一本花高价从狱外带进的《资治通鉴》，每晚借微弱的光线看书，封皮换了《圣经》，以掩耳目。
        而虐待囚犯的看守也不少，一份上海档案馆《为看守向上汇报情况 1928-1943》的档案显示，1942 年 3 月，编号为 74 号和 76 号的看守在犯人等待洗澡时击打其头部。“监狱组织过犯人搞翻译，解放前后都有。汪伪时期，有很多部长被关在里面，他们许多都有留学经历，翻译的多是法律类的书籍。”徐家俊说。不过，据说监狱里也有爱情故事。
      1946 年 3 月的《周播》杂志，发表了署名为“竹溪”的一篇文章。“竹溪”曾经在提篮桥监狱服过刑，被安排在印书间排字房做校对，生活很清闲，除了偶尔校对一两张校样，其余时间都在谈天和看书。一起工作的同事，也是囚友（1101 号）给他看了一封英文信，结果是一封情书：“亲爱的金发……我曾游历过许多地方，是世界三位女评论家之一。曾写过三本书。做过教员、看护妇、女飞机师，因为政治关系，被监禁在这里。我已经写了一首歌叫我的中国恋人，希望能唱给你听……出狱后我的通信处是瑞士领事馆转交凯妮·麦唐纳。”金发是1101 的朋友，他每天会送饭到女监，就认识了英国籍女犯麦唐纳小姐。“竹溪”假装那位“金发”给她回了信，竟收到了回信：“你真是我理想中的爱人，我为了你特地和我英国男朋友拆了，我们既是同命鸳鸯，我只指望和你永远在一起，不要分离。”
       傍晚监狱缓缓关上沉重的铁门。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中国仍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监狱，如今也将渐行渐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人监”还关过一批二战战犯。从 1945 年 2 月起，美军借用提篮桥“西人监”关押了数百名日本战犯和 20 多名德国纳粹。1946 年 1 月，审判日本战犯的美军军事法庭就设在监狱内，其中 5 名战犯被执行绞刑，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在狱中突发脑溢血死亡，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在狱中服毒自杀。与此同时在 10 月下旬，靠监狱东墙的一块土地被辟为刑场。汪伪汉奸常玉清、苏成德等人，被执行枪决。
        现在那片刑场已经被改为“新岸礼堂”，礼堂位置靠近监狱后门，是专门接待囚犯亲属的地方，门口常常排满等待探视的人。百年之后，历史大戏归于平淡，演员们纷纷离场。2013 年 7 月，在迎来首名囚犯的 110 年后，这座监狱传出即将关闭的传闻。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道，作为提篮桥监狱改造规划小组成员的上海同济大学学者阮仪三说：“我们会保留值得保留的部分，但城市改造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坊间关于提篮桥监狱要建成“监狱博物馆”“创意设计园区”“首饰展览馆”“创意酒店”的猜测很多。但提篮桥监狱官方对未来监狱走向讳莫如深。根据 2013 年 5 月 3 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提篮桥监狱早期建筑”为 1943 处不可移动文物之一。“如果真的要将监狱用作他用，重新安置里面的犯人就需要在郊外再建几个监狱，这是个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