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小国，它在历史上曾是我们国家的“铁杆小弟”，也是视我们国家为学习楷模的“三好学生”，它向我们虚心求教，就连自己要改个名字，也要煞费苦心征求我们的意见——这个小国就是日本。

大家对于日本都不陌生，但如果说“日本”这个国名，是由一代女皇武则天酒后即兴给改的，相信很多人会感到很吃惊。这其中究竟有何缘由，让我们回溯历史，一探究竟。

大国附从，亦步亦趋

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看，日本比我国要晚得多，当我国已进入秦汉文化发展成熟期的时候，日本尚处于弥生时代早期的原始社会阶段。

我国史书对那时候的日本岛称之为“山岛”，如：《后汉书·倭传》所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凡百余国”；《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录∶“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山岛”即为日本国名雏形。

我国进入东汉时期后，日本开始步入奴隶社会，日本岛上的众多部落逐渐演变成大大小小的奴隶制国家，其中最为强大的当属拥有28个属国附庸的“邪马台”。

东汉政权曾派使节对包括“邪马台”在内的日本岛上国家进行访问考察，《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对此做了详细记录，这也是中日间最早的正式交往历史。“邪马台”因在当时的日本岛上影响力最大，从而成为岛上各政权的代名词。

与日本岛相对原始的发展状况相比，当时的东汉无论在生产经济，还是政治文化方面都非常超前，这也吸引了岛内国家主动前来示好依附。

据《后汉书·倭传》所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自东汉时起日本始称为“倭”，而对方上贡我方赐印，则表明我国与倭国是一种君上臣下的附从关系。

至4世纪后期，在日本岛中部又一个大国开始强势崛起，并不断向外扩张，其族人逐渐成为整个日本岛人口主体，这个国家就是“大和国”。

伴随着大和国的膨胀发展，日本岛内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大和”。

这一称呼和“倭”同时并用，官方对内多以“大和”指代本国，但是对外尤其和中国交往，依然沿用“倭”称。（注1）

公元607年，“倭国”圣德太子派遣使节拜会当时的隋朝皇帝隋炀帝，同时呈送亲笔手书一封。

信的内容无特殊之处，但有意思的是圣德太子没有按照惯例在信的落款自称“倭国国王”，而是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圣德太子将自己称作“日出处天子”，把隋炀帝称作“日没处天子”，这在两国交往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这之前，中国一直对日本以“倭奴”相称，两国间是一种高下有别的主从关系，而圣德太子这封信明显是把自己和隋炀帝放到了一种对等关系上，隋炀帝看后大为不悦，对下属礼官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注2）。

此事貌似是圣德太子违背了两国间约定俗成的外交礼节，但细究其里，这其实是日本岛内民族自尊心开始增强的一种反应。他们已不甘心久居中国之下，想要谋求相互平等的外交地位。

好学自强 国名思变

公元645年，一场政治变革席卷整个日本岛，旧的奴隶主贵族世袭制被新的封建制度所取代，一个仿效当时大唐政权的封建集权国家出现在日本岛上，这一事件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促进了岛内政治、经济全面发展，而发展又进一步带动了他们民族独立意识，一种抵触“倭国”之称的民族情绪开始在岛内蔓延，《新唐书·日本传》所载：“倭国自恶其名不雅”。

在这种氛围下，当初圣德太子所提的“日出国”给了大家启示，《旧唐书·日本传》记载了“日本”名字的由来：“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一个用来摆脱“倭国”心理阴影的新国名就这样被提出来。

但是，当时的日本虽有所发展，但它对强盛大唐的依附状况并没有改变，现实中他们还是大唐的附庸国，他们要想正式改变国名必须得过唐朝政府这一关。

日本于公元630年开始，陆续向大唐派出多批遣唐使团，这些使团来到大唐后，一方面学习当时先进的管理制度、科技文化等知识，另一方面也受国内统治者所托，把一些重要信息传递给唐朝政府。

其中公元670年第六批遣唐使到访时，“倭国”即向当时在位的唐高宗提出更改其国名为“日本”。

但是那会两国间刚爆发过一场“白村江海战”，日本大败于唐，作为战败国来使，说话自然不被重视，加之来使河内直鲸在陈述其国内情况时，被认为有欺瞒嫌疑，所以此次更名不了了之。（注3）

时间转眼过了30年，在这30年里日本没有再向大唐再委派新的遣唐使团，但他们对唐朝的学习模仿却一直没有中断，他们效仿唐朝《永徽律》，制定了本国第一部成文法典《大宝律令》，这一法典汇总了刑罚条例和国家制度规范，对强化日本封建集权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这部律令的主要编纂者之一粟田真人，在完成了法典编纂任务后领到了一项新的任务——带领第七批遣唐使团出访大唐。

此批遣唐使团是遣唐使制度中断30年后的再次出访，意义重大，不仅要续接两国关系，重启对唐学习，还要继续完成上一批遣唐使团未完成的任务——让唐朝政府同意日本更改国名。

为保证此次出访能达成所愿，当时主政日本的文武天皇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让通晓唐朝文化的粟田真人领衔带队。

公元701年6月，四艘满载日本国内各行业精英近500人的大船，离开都城藤原京，从难波（今大阪）向着大唐方向进发，但船行至筑紫（今九州福冈）一带遭遇暴风雨，船只受损，不得已于次年6月从筑紫重新启航。经过2个月海上颠簸，粟田真人终于在大唐楚州登陆（今江苏）。

把酒承欢 得偿所愿

日本史书《续日本纪》曾记载了粟田真人一行抵达大唐地界后，与当地人的一段对话。当地人问粟田真人：“你们是哪里人？”

粟田真人回答：“我们是来自日本的使节，这是什么地方？”当地人告诉他：“这是大周楚州盐城。”

粟田真人很吃惊：“不是大唐吗，怎么变成大周了？”当地人答：“高宗皇帝已经驾崩了，现在是皇太后武则天即位，国号已经从大唐变为大周了。”

听到本地人的介绍，粟田真人心中忧喜参半：忧的是唐皇易人，且为女流，其对日本来使会是何种态度不得而知，此行更多变数；喜的是大唐自己的国号都已做改变，那作为属国国名变更也在情理之中了。

从粟田真人与本地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做自我介绍时，并未提“倭国”而是直接说“日本”，可见他此行已抱定更改国名的决心。

粟田真人一行向盐城驻防官吏递交了通关文牒，当地官吏立即着人快马加鞭向朝廷禀报，同时对使团成员予以放行。

702年10月，遣唐使团趋近京师长安，在京城附近的长乐驿，他们受到了朝廷派来的五品中书舍人热情迎接，见此粟田真人内心忐忑稍有安定。

其时已为人皇的武则天，对于“倭国”时隔30年再派来使是持欢迎态度的，一是其登基后希望能有外邦来朝，以示治下国威；二是当时新罗（今朝鲜）有日益强大之势，武则天也有借机拉拢“倭国”共对新罗之意。

在武则天召见粟田真人一行之前，先安排他们与朝中相关官员进行了会面，听他们详细介绍此行目的，再由各官员帮助他们做好与不同行业的学习对接。

朝中官员在与粟真人交流过程中发现，与以往岛国来使言行鄙陋、礼仪欠周不同，粟田真人不仅举止有度，而且学识渊博，谈吐不俗，官员们把他们对粟田真人的印象据实禀报给了武则天，这不禁也引发了武则天的好奇。

703年正月元旦，武则天在含元殿召见了粟田真人等遣唐使节，在朝堂问答交流中，武则天发现粟田真人果如大臣们所奏，气度高雅、举止大方，给武则天留下了非常好的第一印象。

当日武则天安排在麟德殿设宴款待来使，这让粟田真人有了与武则天更充分交流的机会，他暗下决心，要在宴会上完成文武天皇交代的更改国名的任务。

宴席过程中，粟田真人将自己这段时间留心了解到的武则天当政国策进行了一番恭维，还对武则天自创的则天文字极力褒扬，说得武则天心花怒放，频频举杯，竟不觉间有了几分醉意。

粟田真人眼见时机成熟，便将话题引向大唐国号变更，进而提到本国变更国名之想，心情大好的武则天当即同意了粟田真人的请求。沿用了几百年的“倭国”称谓就此变成了“日本”，粟田真人完成了他此行重要任务，日本也从此翻开了新的历史一页。（注4）

宴会过后，粟田真人留在长安对京城建筑、商业、佛教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考察，并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学到了很多之前从未接触过的知识。

704年7月，粟田真人回国复命，得到了文武天皇的高度褒奖，将其官位从“正四位下”擢升到“从三位”，并赐予大量田产。

羽翼渐丰 凶相毕露

武则天之所以容许日本改名，不仅仅是因为她对粟田真人赏识有加，更重要的还是与其个性相关。史学家岑仲勉曾评价武则天“任事率性，好恶无定”（注5），武则天本身就是个不愿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人，这一点从她自掌权、自创文字等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来。

正是由于武则天这种相对开明的态度，加之粟田真人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当时日本对中国政权的顺服、敬仰姿态，所以此事才能顺利达成。

更改国名后的日本进入奈良时代，这一时期的日本自身发展繁荣稳定，与大唐也继续保持了互动频繁的良好外交关系。

此后，中国与日本这两个隔海相望的国家各自演绎着自己的朝代更迭，只是大唐时期那种两国间紧密互动的关系渐去渐远。

进入13世纪，日本沿海开始出现一些以劫掠中国商船，袭扰中国沿海村落为生的海盗组织，而后随着日本本国南北分裂、战乱频仍，日本海盗现象越发猖獗，到我国明朝时期渐成东南海防大患。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也曾派使到日本以图恢复关系，共治海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国内战乱状态，无暇他顾，海盗现象愈演愈烈。

受日本海盗影响，我国上至朝廷下至平民，都重新拾起了那个被废弃已久的日本旧称——倭，将那些屡屡侵害沿海百姓，挑战海防边关的海盗称之为“倭寇”。

原本我国以“倭”指称日本毫无贬义，但此时重拾“倭”称，则开始明显带有了憎恶痛恨的主观色彩。后经明清两代政府断断续续清剿，加之战乱平息后日本政府加强海船管理，“倭寇”现象逐步停息。

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日本影响逐步加大，最终促使日本爆发了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开始抬头，与中、俄等国相继发生军事冲突，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走向对外侵略的道路。

我国作为日本的近邻，在日本对外扩张中深受其害，无论是清朝时期的中日甲午海战、八国联军，还是民国时期占领青岛、签订“二十一条”，抑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入侵我东三省、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的侵略野心在不断膨胀，给我们国家和人民持续带来深重灾难。

此时，我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称呼变为“日匪”、“日寇”或是“日本鬼子”。

日本岛国特点决定了他们具有依附性和侵略性两方面特征，站在我们国家历史角度看，日本这两种特征都有充分表现。

而作为日本自身来说，这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国家性格，不仅存在于他们历史上，在现今日本外交活动中依然有迹可循，它们影响着日本的国家形象，也引发了外在对他们称呼的不断变化。

从“倭国”到“日本”，名称并没有代表一个国家的尊卑，但从谦逊好学到侵略好战，这种国家性格的巨大转变，却对日本国家形象带来了迥乎不同的塑造。

参考文献及注释

（注1）《日本国名研究》（武汉大学学报 ，1999年02期，作者：覃启勋）

（注2）《隋书》（唐代纪传体史书，主编：魏征）

（注3）《新唐书·东夷传》（北宋纪传体史书，作者：宋祁、欧阳修、范镇等）

（注4）《史记正义》（ 唐代史书，作者：张守节）

（注5）《隋唐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作者：岑仲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