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而且，他曾组建起一支战斗力强悍、配有西洋火炮的湘军帮助清政府抵御太平军，还曾作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推行洋务运动，也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不过，似乎在更多人心里，对曾国藩更深刻的印象是《曾国藩家书》，是他识人的方法，是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精神偶像般存在的地位。

确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曾国藩的成功是要归功于他的识人手段的，而且他判断一个人能否为自己所用，是靠自己的经验与观察，而不会过多地考虑到亲疏远近。就算是自己的亲外甥，曾国藩觉得不合适，也会立即将其遣送回乡。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曾国藩出生于嘉庆年间的湖南长沙，他的家庭虽然是一个普通的耕读家庭，不过生活也较为宽裕，而且，他作为长子当然特别受到了其祖父和父亲的教育，他5岁启蒙，6岁就进入家塾读书。

曾国藩也没有辜负家庭的期待，在道光十二年就考上了秀才，后来又考中举人、进士，并由此进入了官场。

尽管曾国藩考了两次才考上了进士，不过，他的仕途倒是十分顺利。他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也深受道光皇帝的赏识，在道光二十六年就升任了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

到了道光三十年，曾国藩已经工部左侍郎，升到了二品官位。他在十年内7次升迁，连升十级，仕途可谓是十分顺利。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八旗军、绿营官兵对付太平军，可清军腐朽、战斗力落后，始终不敌。迫于无奈之下，清政府颁发了奖励团练的命令，试图利用各地地主的武装来遏制太平军。

于是，曾国藩就在自己的家乡湖南一带组建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之为“湘勇”，后来也被人称之为湘军。

湘军的领导人都是出生于耕读之家，他们和曾国藩一样，奉行程朱理学、主张学以致用。因此，湘军从一开始组建之时，领导层就考虑购买西洋火炮、制械，以先进的装备武装湘军。

为了筹措资金，曾国藩出售功名、卖官鬻爵，最终在咸丰四年组建起了一支1.7万人、装备有几百门西洋火炮的湘军。

此后，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率领湘军出省作战，为清政府收复失地，并攻陷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可以说是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也许曾国藩更为重要的功劳，是他早在咸丰十年时就已经提出要“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并在同治元年设立内军械所，并委托徐寿等人制造轮船，这是近代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次尝试。

最终，徐寿等人制造出了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同治六年，曾国藩还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尝试制造舰船，很显然，他想通过自己制造舰船和火炮建立一支近代海军。不过，最终由于经费困难等原因，这一计划被搁置了。

总的来说，曾国藩为官之时整顿吏治，带兵之时又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形成和发展，功勋卓著。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影响了好几代人，黄兴、蔡锷、张之洞等人都十分推崇曾国藩的治军方略，曾对此进行效仿和学习。

到了民国时期，蒋介石也曾提出要“效法曾胡”，就连毛主席也十分认同曾国藩“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的观点，并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可见，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对我国近代可谓是影响深远。不过，我们普通人很难用得上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在民间对于曾国藩了解更多的，还是《曾国藩家书》《冰鉴》等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和识人之术。

曾国藩的识人之术

曾国藩的识人之术高超是几乎没有争议的事情，就算是目高于顶的左宗棠也承认曾国藩有“知人之明”。

在左宗棠所写的《江忠烈公行状》中就有记载，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四年刚刚认识江忠源时，就作出了他“必立功名于天下”“以节义死”的判断。

当时，江忠源“嗜赌好色，不拘形迹”，可以说不少人都“看不上”他，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曾国藩对于他的判断。

几年后，江忠源转战江南江北，果然为国殉节，谥为忠烈，可见曾国藩识人之准确。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曾国藩识人的准确性。那是在淮军创立之初，曾国藩为李鸿章挑选人才，他让李鸿章将淮上的人才请到一起同吃同住，观察谁才是真正的人才。

李鸿章和曾国藩两个人悄然进入他们的“宿舍”之中，看到一个人坐在南窗前，虽然窗前有酒，但他正在认真翻阅《史记》。

曾国藩看到之后便对李鸿章说，此人可用。李鸿章听取了他的建议，先启用了此人，这一次，曾国藩也没有看走眼，因为他就是在台湾保卫战之中立下大功的淮军将领刘铭传。

有很多人误以为曾国藩识人的本领是“相面”，但实际上曾国藩识人不仅仅是看他的“面相”。

曾国藩鉴人，首先看的是一个人的气魄、精神和性格，他认为一个人要端庄厚重、谦卑含容、事有归着、心存济物。

也许一个人不可能在这四个方面都面面俱到，不过只要占到其中一条，那么至少“富相”“贵相”就能占其一了。

其中事有归着就是指一个人做事情要有始有终、能进能退；而心存济物则是说一个人要乐善好施，能够主动帮助弱势群体。

其次，曾国藩会看一个人的言语、形体和举手投足。例如，他认为一个人五官四体搭配匀称、步履稳重、腰板挺直那就是“贵相”。

又例如，如果一个人谨言慎行或是讷于言而敏于行，就是“优等”人物，会受到上级的信任和器重。

而且，曾国藩还特别关注一个人的眼神，如果一个人的眼珠子总是滴溜溜地转，或是总是目光游移闪烁、目光凶狠，那么他就会觉得这样的人是不可靠的。

此外，曾国藩还总结出了一套识人的口诀。他认为，看一个人内心的正邪，主要是看眼鼻；而看一个人是否真诚，则要看他的嘴巴。

那些鼻梁端正、眼神精亮、嘴唇圆润的人大多忠诚可靠，而反过来眼神飘忽不定，看起来“贼眉鼠眼”的人多半靠不住——至少也要先进行考验，再委以重任。

如果想要看出一个人之后的功名富贵，则看他的气概和精神。那些精气神足又有气场的人，往往自信而有领导力，前途不可限量。

想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主见、魄力，那就要看他的手掌和指甲。曾国藩认为，手指细长、指甲坚硬的人大多会依靠头脑发家致富，而手指粗短的人则缺乏主见和定力。

而一个人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就要看他的“脚筋”。如果一个人脚筋粗壮，那么他肯定身强体壮，能够经历得起人生的起起伏伏，能够“吃得苦中苦”。

最后，曾国藩指出，如果想要知道一个人的思维或是做事有没有条理，那就可以通过他的说话来进行判断。曾国藩在向朝廷举荐新人时，也会先与之交谈，如果对方巧言令色、大言炎炎，那么曾国藩就不会举荐对方。

当然，曾国藩鉴人也不是全靠这些口诀或是人的外貌、语言，在很多时候，他还会从细节处观察一个人行为，综合对他做出判断。

在曾国藩的外甥身上，这一点就有了很好的体现。

亲外甥投奔，却被遣送回乡

大家都知道，曾国藩用人虽然是广收人才，但他在真正用人方面却非常谨慎。

因为他觉得，选错了一个人才，轻则会影响同袍，重则会对未来的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所以，曾国藩对于投奔他的人，都是先笑纳，而后再进行观察，看看能否发挥他的长处。

而且，他虽然是“举贤不避亲”，但哪怕是亲外甥他也要量才取用。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就曾记载一个关于曾国藩亲外甥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湘军本来就是曾国藩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建立的，血缘、地缘是湘军中重要的情感联系之一，父子、兄弟乃至邻居同在湘军之中是很常见的现象。因此当曾国藩的外甥到湘军大营投奔他之时，曾国藩并没有拒绝。

曾国藩觉得，湘军正是用人之际，如果外甥是可造之才，那么他自然会多给外甥立功的机会。不过，曾国藩知道，自己离家多年，与外甥的联系也不多，所以他当然要先考察一下自己这个外甥，了解一下他的为人处世。

曾国藩考察的方式很特别，他请外甥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吃饭，想从其中看出一些端倪。外甥也没有多想，他见到舅舅对自己十分热情，也没有多想，一切行为都像在家里时一样。

可没想到的是，就是因为外甥在吃饭时的一个动作，导致曾国藩认为这个外甥“不堪大用”，立刻就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乡了。

原来，曾国藩看到他外甥吃饭的时候非常挑剔，不断地将米饭中的秕谷挑出来扔掉。

秕谷是指中空或者不饱满的谷粒，也就是那些不太好的大米，其实，当时军粮之中混有一些秕谷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那时候生产力低下，没有机械化生产、没有化肥，更没有杂交水稻。

如果说在太平盛世，人人都能吃得上饱饭，吃饭挑剔一些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可问题就在于，当时清朝已经腐朽落后，显示出了衰败的迹象，民间也是民不聊生，吃饭还要如此挑剔，就不对了。

而且，外甥家中虽然条件不是太差，在家中可以“娇生惯养”，但这是在军中，湘军建立之初为了筹措经费，曾国藩都想出了“买卖功名”这种做法了，当然是一粒米都不能浪费。

而外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像在家里一样大手大脚、浪费粮食，当然会引起曾国藩的不满。

于是，他就立即让外甥收拾包袱回家去了。

看到儿子回家，曾国藩的姐姐当然不太高兴，于是她就写信询问弟弟为什么不肯留下自己的儿子。

曾国藩回信解释道，军中的情况相当于赤贫之家，外甥初来乍到，还算是“客人”，吃饭的时候就要挑出秕谷来吃，显然外甥是一个很挑剔的人。

他担心外甥将来会见利忘义，遇到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背叛自己，所以没有办法将外甥留在军中。

其实，曾国藩就是担心自己这个外甥被姐姐娇惯坏了，无法适应军中艰苦的生活，才会将外甥送回老家。

也是因为曾国藩如此慧眼识人、知人善任，才能将湘军发展成为一支作战力强的部队、拯救满清于水火，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晚清中兴”，延续了满清的统治。

不过，曾国藩虽然识人的本领很强，却囿于封建礼教之中，还曾为此害苦了自己的女儿。

史料记载，曾国藩在翰林院当差时与袁芳瑛十分要好，袁芳瑛是个正人君子、博雅好学，他的儿子袁榆生也是机灵乖巧，曾国藩认为袁芳瑛教出来的儿子肯定错不了，所以尽管当时两人的儿女才六七岁，却已经订下了儿女亲家。

可没想到的是，袁芳瑛虽然是个正人君子，但却教子无方，对于儿子十分骄纵，导致袁榆生每天都是饮酒作乐、花天酒地。

可尽管曾国藩早已听说自己这位准女婿品格堪忧，但却为了顾全自己的名声、对得起自己的老友，仍旧将自己的女儿曾纪静嫁给了袁榆生。

婚后，尽管曾国藩曾多次试图教导、改变袁榆生，还给袁榆生官做，可袁榆生就像是扶不起的阿斗，不但仍旧花天酒地，还仗着自己“总督女婿”的身份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气得曾国藩宣布和袁榆生“断绝关系”。

但尽管曾国藩和女婿断绝了关系，可他却觉得自己的女儿已经嫁给了袁榆生，还是人家的媳妇，于是就要求自己的女儿回到夫家去尽“妇道”。

无奈之下，曾纪静只得回到丈夫家中，可袁榆生却对她不理不睬，不是在外花天酒地，就是在家与小妾寻欢作乐，导致曾纪静年仅29岁就郁郁而终，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可见，虽然曾国藩有识人之明，在很多时候为人处世也很值得称道，可他却始终未能走出封建礼教的束缚，还因此害了自己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