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谈

近日某机构发布了国内高净值家庭财富40城榜单，仅在我所处的这座二线城市，净资产超过600万元的家庭数量就有将近3万个。

这不禁让我各种羡慕嫉妒，但恨还不至于。

为啥是600万元？大概是因为约等于100万美元，而后者又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富裕家庭的标准。不过净资产这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应该不多，大家还是更习惯用收入来比较财富的多寡，比如一年或是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听说在某一线城市的征婚市场里，男方要是没有百万年薪根本就不受待见，这就有点太离谱了。这种与现实脱节的高预期可能与误导性宣传有关，就像某国擅出女团，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就给人留下了该国盛产美女的印象。可事实上呢？只要真正去走过一圈的人都知道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

而在我所擅长的历史领域，因为错误引导而导致人们留下离谱印象的事例其实也不少。比如那些紫绶朱衣、大权在握，坐拥华府豪宅、奴仆遍地，挥手之间就能决定升斗小民生死荣辱的古代官员们，工资到底有多高？

在古时当上官就是人上人，个个看上去都很有钱

其实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因为历朝历代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先秦时普遍实行封土赐田制，也叫“公食贡”或“士食田”，就是按照官爵的大小给官员分配面积不一的土地，就算是俸禄了。至于官员拿这块地用作何种用途，又能收获何种产出和多少产出，天子和国君才懒得管。到了秦汉因为分封制被郡县制所取代，所以官员们也没地可分了，就改发粮食作为替皇帝效命的报酬了。不过官员又不是牛马，光吃粮食就能活，而拿粮食交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所需不但麻烦，还容易滋生腐败，所以从东汉末期到隋唐的官员工资发放形式又改成了钱粮并用、以粮为主。直到两宋以后，给官员开工资才以银钱为主，禄米等实物为辅。

又是土地，又是粮食，又是银子或者铜钱，更别提经常还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在明朝时有个官员（名字记不住了）有次发工资时，领到的居然是几百只竹筐，气得这位老兄写诗大发牢骚。而在历朝历代各种钱物的价值又存在很大的差别，那么该如何衡量和比较，而且还能让读者老爷们不用费脑子就能看得明白？

反正又不是写论文，我就采用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以粮食为一般等价物，产量统统按照1.5石/亩计算，单价则固定为1.8元人民币/斤（取去年末稻谷收购价和市售大米均价之和，再取平均值。因为当工资发放的粮食，有的朝代给磨，有的不给）。而银钱的价值，则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还是参照粮价）。至于像竹筐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了省事我只好当作没看见……

拿粮食当一般等价物还是挺靠谱的

所以本文得出的结论肯定经不起严谨的推敲和考证，但起码能勾勒出一个历史的大概原貌。所以读者老爷们也无须争论开喷了，纯当一乐儿不也挺好玩的吗？

在此可以先揭晓一下本文得出的若干结论之二——比如为啥明朝的官员总跟朱家皇帝不对付、成天嚷嚷着要恢复两宋时士大夫的待遇？原因之一就是同为三品官，两宋官员的合法工资收入起码是明朝同行的73倍！换你你能乐意？再如现在要是谁一年就赚到1万来块钱，那基本上可以去领低保了，可同在明朝这个收入水平却可以跟一个七品县令相媲美了。

看上去觉得挺荒谬的吧？其实无论是两宋高薪养士还是明朝苛待官吏，都自有其道理所在。

01

先秦三代太过久远，留存的资料更少，当工资发的土地又太难衡量价值，所以我们就不去管他了，直接从一统天下的秦朝说起。

老商的一通操作，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

秦能横扫六国如卷席，居功至伟的有很多，比如始皇帝、王翦父子、李斯等等，但归根到底还是得感谢商鞅。

因为老商搞出了个军功授爵制。教科书告诉我们在这一制度下秦兵只要在战场上斩首一级，就能获得“公士”的爵位，朝廷会授予他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名。但很少有说到其实公士还可以享受固定年薪的待遇，那么有多少呢？不多也不少，年俸50石粟米。

秦朝的1石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1公斤，也就是3000多斤的粮食——哪怕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这些粮食也足够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让一个普通家庭远离饥馑之苦了。

所以为啥秦军的战斗力那么强？因为他们解决了“为何而战”这个困扰历代军队最大的难题。对于秦军士卒而言，跟他们作战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敌人，而是一座座田宅、一囤囤粮食和一个个的奴婢。只要能剁下一个或是更多的脑袋，这一切就应有尽有，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玩命：

“秦被甲百馀万。山东之士被甲蒙胄而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资治通鉴·卷三·周纪第三》）

但商鞅其实也是个大忽悠。按照他设计出的这个全是套路的军功爵制——光靠砍脑袋的本事在事实上能升到第4级爵位的“不更”就不错了。因为爵位一高就意味着有了担任低级军官的资格，而秦法规定哪怕是担任最低级的伍长（指挥一伍，合计5人），也得全伍杀敌数量超过战损才记战功。要是当上了百将，如果不能在战斗中斩获首级连自己都得被砍脑袋，要想晋爵不但要取得战斗的胜利，其指挥的百人队还得斩首超过33级才算“盈论”，这个难度不说有如登天，但也相差不到哪儿去。

毕竟甭管在哪朝哪代，首级功都是非常难拿到的，也不是杀死个敌人就能拿到那么简单。

而一般平民出身的秦人，爵位能升到第8级的“公乘”基本就是天花板了。但这个爵位所能带来的经济待遇，已经足够其家庭终生过上富足的生活了——当然这也就是说说，因为秦朝才过了15年就没了，再高的爵位也过期作废了。

但汉朝基本继承了前秦的20级军功爵制，所以平民依旧可以靠杀敌卖命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不过秦汉平民相较于以后历朝倒是更容易出人头地了，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那些重臣勋贵们能从皇帝那里得到的合法收入，就有点拿不出手了。

比如地位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三公——秦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西汉为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东汉又改为司徒、司空和太尉——来说，在秦朝担任过丞相、还有个彻侯爵位的李斯，理论上每年能合理合法的往自己家拉回数量高达160吨的粮食，但按照我这套折价公式，只相当于人民币57.6万元。而这种情况到了汉朝就更糟糕了，因为还被“降薪”了，比如官爵比李斯一点不差的萧何，年收入可能只有33.7万元。至于中低级官员就更惨了，像是被尊为百里侯的县令，忙活一年下来可能还赚不到10万块钱。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秦汉时还没有九品十八阶的官阶制度，官员除了职务以外，主要还是靠俸禄的多少来区分“大小王”。比如我们常在影视小说中看到的所谓两千石大员，而比两千石高的有万石、中两千石和真两千石，低的有比两千石、千石以及八百石至百石。当然百石并不是待遇最低的，因为还有斗食和佐吏这样的“少吏”——其工资水平因为太低，所以俸禄往往不是按年或按月发放，经常是发日薪，生怕一时接济不上就断了顿，要是不小心饿死了那就更丢人了……

因为斗食和佐吏这样的小吏要是发日薪的话，差不多就是1天1斗米的样子，所以后来人们才把这些不起眼的基层小官称作“斗食小吏”。

汉朝官员的合法工资较之前朝同行其实是下降了

另外汉朝官员的品秩，比如两千石，并不代表着其实际俸禄的额度就是两千石粟米，往往会按照品秩的高低有所浮动。而浮动的原则，就是“贵减贱增”——像万石大员每月发米350石，折合一年4200石，远少于万石标准；像两千石的封疆大吏年俸折米1440石，比实际品秩低了560石，但折减的幅度就远低于万石重臣；而从千石的中级官员开始，实发工资就比应发的高，像千石年实发1080石，六百石实发840石，百石官更是实发192石，增幅接近百分之百。

这确实是种更公平也更人性化的薪酬制度，也让刘家皇帝花出的每一颗粮食都发挥出了最大的价值。

但哪怕一年3、50万元的最高收入，也就相当于今天某些大厂普通员工的薪资水平。那么秦汉时的官员的工资为啥会这么低？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就是我的计算方法不科学。毕竟秦汉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财富总量很低，所以粮食的实际价值很高，是绝对的硬通货。但你要问我当时的粮价到底是个什么水平，说实话我也查不到相关资料，只能这么凑合了。

再一个就是能在秦汉、尤其是汉朝当官的，绝大多数都是出身勋贵世家，最次的也得是个土豪。所以人家压根就不差钱，更用不着靠工资来养家糊口，出仕图的是权位、是名声或者是理想，谁还差了那两个小钱钱？所以汉朝立国以后给官员大幅降薪，也没见掀起啥波澜，更没见谁跳出来哭穷，因为不在乎嘛。

在秦汉时能当官的都是不差钱的，压根不指着那点工资过日子

另一个事实说出来可能令人匪夷所思，那就是哪怕秦汉两朝的皇帝给大臣们开出堪比两宋的高薪，后者除了买地买奴婢外，还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就拿娱乐项目来说，在那个年头除了喝酒和泡妞外，几乎就没啥可玩的，以至于西汉14帝中有12个无聊到了男女通吃的地步：

“汉兴，佞幸宠臣，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其后宠臣，孝文时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谈、北宫伯子；孝武时士人则韩嫣，宦者则李延年；孝元时宦者则弘恭、石显；孝成时士人则张放、淳于长；孝哀时则有董贤。孝景、昭、宣时皆无宠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时，驸马都尉秺侯金赏嗣父车骑将军日磾爵为侯，二人之宠取过庸，不笃。宣帝时，侍中中郎将张彭祖少与帝微时同席研书，及帝即尊位，彭祖以旧恩封阳都侯，出常参乘，号为爱幸。”（《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第六十三》）

事实上在秦汉时达官贵人们想吃口好的都是种奢望，毕竟大吃货帝国要到唐宋时期才初见雏形。以当时匮乏的食材和调味品、简陋的烹调技术以及时人古怪的口味，一个现代吃货要是穿越过去估计会绝望得活活把自己饿死。

所以无论秦皇还是汉帝压根就用不着给官员们开高薪，开了也没啥用，还不如省了干点正经事。

02

从汉末到南北朝是个持续了近400年的大乱世，朝兴国灭如家常便饭，史料记载也很混乱且多有缺失。因此要想搞清楚在此期间冒过头的40多个政权都给官员们开多少工资，那可真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所以我就绕开麻烦，从两汉一杆子直接支到隋唐。

在隋朝当官应该比表中收入高，但我查不到相关资料

根据史料记载，隋文帝杨坚立国后曾考虑过给官员发工资只发粮食弊端太多，决定钱粮并举。可问题是我查了一大堆资料，也没查到隋朝的公务员有领钱的记录，自然也无从统计。所以老杨要是真的发过钱，那么隋朝官员的工资水平肯定比上表中数字要高，而且要高得多。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隋唐、起码在中唐以前市面上的行情是“粮贱钱贵”。不仅是初唐盛世时，哪怕是国祚仅有37年还乱了至少一半时间的隋朝，粮食也不是啥稀罕物儿。否则败家子杨广哪有资本发动500多万军民远征高句丽？早就统统原地饿死了。事实上仅是隋朝存放在洛阳府库里的存粮，直到唐贞观十一年（公元737年）还没吃完。而唐朝立国后的130年间，除了偶尔发生饥荒外粮价一直稳定在20文钱/斗以内，贞观年间甚至有过低至3文/斗的时候，让唐太宗李世民成天头疼谷贱伤农的难题——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粮价最低的时期，也导致了要是皇帝老儿继续光给他的大臣们发粮食的话，那些家底儿薄的官员除了能塞满一肚子白饭外，想扯几尺布做件新衣裳都费劲。

初唐不愧盛世——在现代以前能让百姓吃饱肚子的日子，真的不多

所以唐朝的皇帝只好给官员们发钱，虽然发得不多，但架不住那会儿的钱值钱啊！比如一品大员的年俸中以货币形式发放的只有322贯钱（1贯等于1000文钱），最低的九品官年薪只有21贯，但初唐时1贯钱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约4000元，又是一个史上最高，所以这就不是一笔小钱了。

唐朝的工资货币化，使得官员工资水平涨了老大一截

也正是拜工资发“现金”所赐，唐朝的三品官（初唐一二品常为空衔，正三品官包括侍中、中书令、十六卫大将军、六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冠军大将军、怀化大将军、上护军等）年薪一跃突破了百万大关。哪怕中晚唐时币制大乱、铜钱的实际价值光速贬值也不要紧，因为粮价的升值速度更是堪称超光速，钱粮兼收的唐朝官员工资非但没有缩水，貌似还比开国盛世时的同行们赚得更多了。

唐亡后的五代十国我们不去管他。再之后的两宋，仅在薪资待遇上堪称是官员的天堂。

与汉唐等外向型王朝截然不同，经历过五代十国那个“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卷九十八（晋书）·列传第十三》）乱世的宋太祖赵匡胤打一立国起，心思就在内不在外。对他及其子孙而言，开疆拓土、扬威域外的荣耀，远远比不上让老赵家安坐江山重要。所以两宋319年间的18位皇帝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能苟、特别能“忍辱负重”，不被外族逼上绝路了，基本上连会咬人的兔子都不如。

不过赵家皇帝虽然外事无能，但在内治上却绝对有一套，压箱底的绝招除了崇文抑武外，就是花钱买平安——别人是高薪养廉，但在两宋贪污腐败从来算不上什么大事。赵家皇帝花大价钱要买的，不过是一颗不造反的忠心而已。

两宋官员工资高得离谱，都要拜赵家皇帝花钱买平安的思路所赐

比如宋真宗赵恒就曾亲作《劝学诗》一首，告诉天下贤才只要肯乖乖听话，那么房子、票子、妹子什么的就应有尽有：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别以为赵恒是在开空头支票，人家老赵家的皇帝可大都是讲究人：

“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冬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及宣微使不带节度使，或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二百千。春、冬各绫十匹，春绢十匹，冬二十匹，绵五十两。自宰相而下，春各加罗一匹……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料钱、衣赐随本官。翰林学士承旨、学士，龙图、天章阁直学士，知制诰，龙图、天章阁学士，已上奉随本官，衣赐如本官例，大即依本官例，小即依逐等……主簿，五千，春、冬绢各三匹，丞，簿各绵十五两。灵台郎，三千，保章正，二千。春、冬绢各三匹，惟灵台郎冬随衣钱三千。”（《宋史·卷一百七十一·志第一百二十四·职官十一》）

宰相一级每个月基本工资就是300贯，吃穿住行皇帝全包（包括但不限于公屋、车马、仆役、米、绢、柴薪甚至油盐酱醋）。就算是司天监这种清水衙门中品级最低的小官（保章正），基本月薪也有两贯，宰相有的福利也基本都有，只不过减等而已，收入远高于民间的小康之家。

所以在两宋，只要通过科举入了仕，哪怕是最萌新的九品官不计入各种津贴和实物收入，仅现金收入就能达到近40万元/年。这可是个能让秦汉三公都目瞪口呆的数字，就算是到了今天，又是哪个级别的公务员才比得上？

在两宋只要官居高品，那么“小目标”就真的就只能算是个小目标

更别提那些高官了。比如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啥的——只要在朝廷中枢摆上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年收入放在今天就是妥妥在千万之上。像范仲淹、包拯、王安石之类比较清廉的宋朝高官，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好像应该是挺穷的，但事实上人家可是领过好几十年高薪的主儿，哪怕光靠死工资也能攒出好几个小目标，那还穷个毛线？

更何况两宋不禁土地兼并，对官员经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所以工资只是官员收入来源的一小部分。所以说在两宋只要当上官，那就意味着成了人上人，要是当上高官，那绝对过的是神仙日子。

毕竟历朝历代官员收入之丰，无出两宋之右。

当然两宋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著名的“三冗”，使得这个以富庶程度能冠绝历代的王朝，始终尴尬的被财政赤字所困扰，不得不一次次的改制、变法，结果还闹得朋党相争，最终与其说是亡于外患，不如说是死于内讧。

也不知道设计出这套“高薪养忠狗”制度的赵家先祖要是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

03

同样乱糟糟的元朝我们继续不管他，直接说明清。

明太祖朱元璋可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出身，从小受尽了贪官污吏的迫害，所以最恨这帮人间渣滓。等到称帝立国以后，老朱虽然不得不养着几万个官儿替他打理江山，但该不待见照样不待见他们，而且逮着机会就往死里整他们。仅洪武四大案，朱元璋就摘掉了将近10万颗脑袋，其中大部分都是当官的，等于差不多将大明朝的官场换了两茬儿人。

就算侥幸逃过一刀的，老朱也不想让他们好过。

明代官员工资水平之低，同样是空前绝后的

比如在经济收入上，朱元璋对于官员的苛刻简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不但不发钱只发粮食（这到后来还成了个隐形福利，因为大明宝钞的贬值速度简直堪称可怕），而且哪怕是朝中的一品大员，一年也只能领到1044石粮食，至于七品的县令就只剩下90石了，不入流的小吏更是只有36石。

这个工资水平低到了什么程度？连1500多年前以待遇低著称的秦汉官员，合法收入也至少是大明同行的5倍以上。更不用提享受超级高薪的两宋了，直接差了将近百倍。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即便官员的俸禄低到这个份儿上了，还不能足额发放，其中40%的粮食还要被折算成其他实物强行摊派给倒霉的大明公务员。至于发什么，主要看朝廷收实物税收上来了什么，或者官库里啥玩意滞销了，比如前文中提过的竹筐。反正皇帝就说这玩意值40%的工资，谁反对都无效。

那么一个老老实实的单纯靠工资收入养家糊口，能过上啥样的日子：

“间幸其舍，负郭穷巷，复仁方垩壁，急呼其妻抱杌以坐帝。帝曰：‘贤士岂宜居此。’遂赐第城中。”（《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五》）

洪武年间的宏文馆学士（品秩应该在六品左右）罗复仁人品非常好，人送外号“老实罗”。一天朱元璋闲着没事满南京城溜达，正好走到罗家，就打算去串个门。没想到进门后简直没处落脚——两三间歪歪扭扭的破房子，家里连个能坐的椅子都没有，而老罗当时正在亲自修理房顶的破洞，看见皇帝陛下驾到还吓得从梯子上掉了下来。自家的大臣穷酸到这种程度，老朱也觉得面上无光，就赶紧赏给老罗一座豪宅。

光靠死工资过日子的明朝官员有多惨？穷匮潦倒的海瑞就是榜样

更典型的例子则是海瑞，那可是个连亲朋好友的礼物都不收、公家发饷多发了七钱银子都得退回去的主儿，百分之二百的纯靠那点死工资度日的主儿。而这位最高做过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的大明第一清官，一辈子过得穷困潦倒，还得靠老母和妻女织布种地才能维持生计。临死时家徒四壁，连丧事都办不起：

“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明史·卷二百二十六·列传第一百十四》）

可大明朝只有一个海瑞，而且这样的人物哪怕是千百年来也找不出几个。所以绝大多数的明朝官员，哪怕仅是想少遭点罪，也得想些歪点子搞点外快。

这样一来，吏治还能有个好？

有了对官员如此苛刻的皇帝，君臣关系也注定没个好。终明一朝，士大夫的“崇宋”之声不绝于耳，除了要求朱家皇帝恢复宋朝文官的政治特权外，经济待遇也是个重要的话题。毕竟都干着同样的活儿，俸禄却相差数十甚至近百倍，换谁心里都没法平衡。

可惜按照朱元璋设计出的那一套经济制度，他的子孙哪怕有心替官员们加薪，也掏不出那么多钱来，最多也只能对他们大捞外快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

清朝因为开国时的文明程度太低，所以基本照搬了前明的典章制度，官员的薪俸制度也大体如此。不过在康雍乾三代时对财政制度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在“我大清”当官的收入水平扶摇直上，几乎达到了仅次于两宋的水平。

当然在其中居功至伟的是雍正皇帝胤禛发明的养廉银，这玩意也成了清朝官员合法收入的主要来源。不过关于这个话题别人说过很多，也不生僻，所以我也不想浪费笔墨，直接说点新鲜的。

清朝官员工资水平之高，仅次于两宋

因为清朝原本的那套官俸制度，对于汉官是非常不公平的。而养廉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有着胤禛平衡满汉关系的考虑。

举个例子——乾隆皇帝弘历执政前期的满人第一宠臣非其小舅子富察·傅恒莫属，爵授一等忠勇公（还曾要封俩一等公，被傅恒婉拒），官职更是一大堆，仅位列正一品的就有保和殿大学士（位居诸殿阁大学士之首）、领侍卫内大臣和太保；横跨康雍乾三朝的汉官第一人当然是张廷玉，爵封三等伯，官职也当过保和殿大学士；最后一位是曾被弘历倚重为“真宰相”的刘统勋，曾担任过领班军机大臣和正一品的东阁大学士，但未获封爵。

因此在未实行养廉银制度前，傅恒凭一等公爵（异姓公爵比照宗室镇国公）可领年俸银700两、禄米700石，凭正一品官职领年俸180两、禄米180石，折计年收入约47万元；张廷玉凭三等伯爵可领年俸460两、禄米460石，官品收入与傅恒相同，折计年收入约25万元；刘统勋则只有正一品官职的俸禄可领，折计年收入不到10万元。

要知道清朝可不像明朝那样对于宗室、外戚参政有着各种各样的忌惮和限制，对于本族人当官更是有着各种优待和扶持政策，弄到个爵位不能说轻而易举，也不能什么太难的事情。相反汉官就不同了，终清一朝获封公侯的才区区29人而已，还大多是像吴三桂、孙可望、年羹尧这种不得好死的货色。所以同样是一品大员，满官的合法收入可能比汉官高出数倍——哪怕是像张廷玉这样的三朝元老，也只能拿到相当于傅恒一半的俸禄。

在未实行养廉银制度前，清朝官俸制度对于汉官非常不公平

本来就被区别对待，要是连经济待遇都差得如此悬殊，试问汉官心里能没有怨气？

尤其是早在康熙年间，满洲旗人就已经腐化堕落，大清朝廷越来越离不开汉官。所以康雍乾三帝一直都在试图平衡满汉关系，胤禛推出养廉银制度的初衷固然是出于吏治日趋败坏这个痼疾，但他显然也有趁机提高汉官待遇、平衡满汉关系的考量。

还是那三位——有了养廉银之后，傅恒年收入就变成了327.5万元，张廷玉和刘统勋则分别为314.6万元和290万元。这样一来不但收入大大提高了，降低了贪腐风险，同时干一样的活满官的收入仍稍高一筹，可体现其尊贵地位；而汉官与满官的收入差距被大大缩小了，总不至于再满腹怨气了吧？

04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对这篇文章不以为然——自古以来有几个官儿是靠那点俸禄过日子的？

这话说得一点毛病没有。在帝制这个前提不变的情况下，要说十官九贪可能是过了，但要说十个官儿里有九个半在工资以外都有别的赚钱路子，这个比例肯定还是偏低了。毕竟在大多数的朝代，皇帝更关心臣子们是不是忠心，至于经济问题还真没几个在乎的。

只要帝制不改，像“和大人”这样的贪官就无法绝迹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

从秦汉到隋唐的千余年间，想当官的前提基本都是看家世出身，所以官场几乎被勋贵和士族所垄断。这个群体本身就不差钱，他们更看重的是家族的繁衍生息和对社会资源的全盘控制，因此需要权力和名声来保驾护航。在这种情况下，钱财虽然也很重要，但优先级显然没那么高。

这也是在那个时期官员俸禄相对较低，但世家豪门出身的官员在经济问题上栽跟头的却较少的原因。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水平高，个个清如水、廉如镜，而是分工不同——那时候的一个大家族就像是个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企业，内部自然也要分出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那些被推出去代表家族当官的子弟，应该是属于干投资的活计，想要获取的是权力和名声，赚钱反倒跟他们没什么关系。要是有人借机大捞特捞，其实败坏的是家族的整体利益，往往不用皇帝动手，族长就要收拾他。

因此当时的贪官污吏，大多数外戚和宦官这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群体。反正他们名声也不好，权力往往也无法传承，所以只能在赚钱上花心思。

而从两宋开始，随着士族门阀的彻底灭亡，庶族地主出身的士大夫因科举大兴而崛起，成了官场的主流力量，从此贪官污吏横行才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科举一出，贪官横行，而且高薪也无法养廉

为啥？因为士大夫和世家子弟出身的官员最大的差别，就是权力再也无法世袭了。在科举时代，哪怕某人做官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只要子孙不争气考不上进士，那么家族的前途就得一夜回到解放前。

所以对于士大夫而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是绝对的真理。尤其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身寒微，也没有家族可以指望，所以只能亲自上阵大捞特捞，而且还得赶紧捞——要是哪天下台了，还捞个毛线？

这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要是摊上个“脏知府”呢，又得捞成什么样子？

所以不管是两宋高薪养士，还是明朝往死里抠搜那点俸禄，都无法改变贪官污吏横行这个现实。

毕竟问题是出在了制度上。所以才出现了两宋之前的官儿们为了权力才不那么贪，而两宋之后的官儿们为了权力才拼命的贪。

明崇祯末年，面对大兵压境的闯逆，朱由检试图用文明的方法向大臣们借钱以筹措军费，结果只借到了区区20万两银子。就连他的老丈人周奎都贪污了周皇后变卖嫁妆凑出的那点银子，还能指望那些跟朱由检没亲没故，唯有口头上的那点“忠心”的大臣们什么？

我总觉得朱由检自杀不是为了殉国，而是被他的大臣们气的

要知道周奎能过上人上人的日子、能捞到大把的银子，全靠有个当皇帝的女婿。要是女婿完蛋了，他会是个什么下场连傻子都不会想不到，难道周奎会想不到？之所以如此，除了贪欲和侥幸心，大概就是朱由检太跟他讲道理了。

李自成进京后，据说制作了5000副夹棍。在大刑之下，不但周奎乖乖交出了全部家产（《明季北略》说有70万两），更是从满朝文武手中搜刮出了7000万两之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