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佛

    佛，汉语常用字，形声字。人（亻）表意，表示人对事物看不清楚；弗（fú）表声，弗有不正而使其正义，表示佛是看不清楚而想看清楚，最早见于《诗经》。《说文》：见不审也，从人弗声，仿佛也。“佛”又读作fó，是译音用字，是梵语佛陀的省称，意为觉者。

    在现代，除了仿佛用法外，主要已经用于佛教用语。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域传》：西方有神，名曰佛。作为宗教用语的“佛”，全称“佛陀”，是福慧两足尊，也就是福德和智慧修行圆满者。一切众生经过三大无量数劫的修行都可能会成佛。佛是脱离了轮回的、对于宇宙人生彻底明白的人，真正圆满觉悟的人，又被称为一切智人或正遍知觉者。佛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者，凡夫无一具足，声闻、缘觉二乘仅具自觉，菩萨具自觉、觉他，由此更显示佛之尊贵。也可以把佛理解成神通广大的神仙。

    佛者觉也，即得到了大智慧，将宇宙万物三界诸相均看透的人就是佛。佛和汉语中的“圣人”相近，但“圣”无法表达出觉悟和修行，所以当时的译经者用了“佛”这个词汇。“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换句话说：佛是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佛法与其他宗教的不同点：佛不是万能，佛不能赐我们以解脱，他只能教导我们，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才得解脱。佛不能使我们上天堂，或判我们入地狱。简单的说，佛就是“觉者”，一个觉悟的人。

   “佛”作为外来的圣，本指一种觉悟的智慧，并不万能，然而这也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如果不是万能的，或则有求必应的，拜你何用？于是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佛”一定要具备无上神通，并为我们带来利益，许愿还愿、求佛保佑升官发财成了中国化的“佛”的主要功能。

    梁武帝晚年对佛教情有独钟，他把佛教定位国教，对它的推广更是不余遗力。他不仅自己在等觉殿受菩萨戒，还号召王侯子弟，妃嫔姬妾，直到黎民百姓，都去受戒。据《续高传·慧约传》记载：“皇储以下，爰至王姬，道俗庶士，咸希度脱。弟子著籍者，凡四万八僧千人。”皇太子萧纲在《马宝颂》序中称梁武帝为“转轮皇”和“飞行圣”。释宝唱在《经律异相·序》中将梁武帝比同“等觉”和“遍知”，与释迦同一称号。在当时，梁武帝被全国民众看做“皇帝菩萨”。

    大通元年(公元527年)三月，有一日，他又到同泰寺去讲经，突然异想天开，要把自己施舍给寺里。这一下可把整个朝廷的官员吓坏了，因为国家不能一日无君啊!可无论公卿大臣们谁去劝说，梁武帝都不愿意回宫，还说我既然已舍身，就把自己交给了寺庙，由不得自己了。最后还是由朝廷和公卿大臣们集了一亿钱给同泰寺，才算把他赎了回来。可从此以后，梁武帝每逢改元换年号，便去舍身一次。他先后于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三次舍身给同泰寺，每次都是由国家拿出一大笔钱把他从庙里赎出来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民众一点一滴的赋税贡献。

    梁武帝信佛的结果，便是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批寺院地主，他们有田有地，强迫农民耕种，成为依靠朝廷和劳动人民养活的寄生虫。严重威胁到了统治者的统治利益，也为以后数次灭佛埋下了祸根。

    在梁武帝第三次舍身之后的第二年，即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发动叛乱。由于朝廷纲纪败坏，军备废弛，侯景几乎没受到什么抵抗就打到了建康。太清三年(公元549年)当侯景打进台城时，梁武帝只好自我安慰说：“江山从我手中得来又从我手中失去，这有什么可悔恨的呢?”最后，他被侯景软禁，活活饿死。

    有信徒问六祖慧能：梁武帝见达摩祖师时问：朕一生已来﹐造寺﹑布施﹑供养﹑有功德否？』达摩答言：并无功德。武帝很惆怅﹐于是送走达摩。为什么达摩说梁武帝没有功德呢？六祖评论说：造寺﹑布施﹑供养﹑只是修福﹐不可将福以为功德。功德在自身﹐不在于修福，修福是为了自己。就像我们平时，和朋友同事和谐相处，无非就是创造一个利人利己的环境。那什么是功德呢？内心谦虚，发自内心想帮助别人而不存回报之心，这就是功。所做的每一言，每一行，都合乎常理，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就是德。梁武帝不明白这个道理，达摩没有说错。唐杜牧有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