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中华百科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认为既要继承，又要扬弃，更要创新发展传统文化。

所谓传统文化，系指传统社会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为两翼的学术思想和文化传统。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传统文化大家。在他的数万册藏书中，收有大量经、史、子、集线装古籍。其中最爱读的历史书籍占有很大比重，既有正史又有野史稗史，既藏有上古史《尚书》《春秋》《左传》以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历朝纪事本末》《读史方舆纪要》《清史稿》，又藏有明清近代史学家李贽、赵翼、魏源、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史著、史论，以及现代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历史著作和各种通史、断代史、史论等著作，还藏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和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对于传统文化典籍，毛泽东不是收藏而已，而是认真阅读，汲取知识智慧，用以指导革命实践。毛泽东“不动笔墨不读书”，对于他认为重要或欣赏的地方，常常画有直线、曲线，有的在句末、句旁加以圈点；需要着重强调的地方，画有双直线、直线加曲线，双圈、大圈套小圈；对于他不同意的地方，则画有三角、叉等记号。毛泽东阅读古书常有批注，喜欢的书籍就会写上“好”或“略好”的评语。有的批注则联系实际，写上几百乃至上千字，或赞或叹，或争论或批驳，纵情挥洒，极具本色。

毛泽东最喜欢史书，阅读次数最多的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为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以时间为纲的编年体史书，有别于司马迁以人物为主的纪传体《史记》，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和安危之道，以便作为历史借鉴，警示后人。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资治通鉴》之名。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共294卷，300多万字，毛泽东一生读了17遍，认为“这部书写得好”；“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喜读《二十四史》，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二十四史》由《史记》《明史》等24部史书组成，上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迄明朝崇祯十七年，记载了中国4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共有3200多卷，约4000万字，毛泽东通读了一遍。其中读得最多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有的史册、篇章还读了二遍、三遍和四遍。《晋书》有几册封面上分别写道：“一九七五，八”；“一九七五，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毛泽东不仅通读《二十四史》，而且写出了许多评论，认为“《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毛泽东不仅评论整部史书，而且评价史书中的某些篇章，认为《新唐书》中的《严郢传》“写得不错”；《吴通玄传》“写得好”。对于《前汉书》《后汉书》，认为“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毛泽东深爱着中华民族，历史知识渊博，文化根基厚实，因而对传统文化有着全面而正确的认识。最基本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毛泽东看来，传统文化是先秦以来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在中国人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近代以来，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产生了半封建文化。无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文化，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都要坚决反对半封建文化，而对于传统文化则要坚持辩证的观点，“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与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首先，要继承传统文化。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要充分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全党要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继承的前提是学习，读懂弄通传统文化。毛泽东从小就学习传统文化，“读过孔夫子，五经四书，读了六年”。在以后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传统文化典籍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继承更重要的是运用，毛泽东是运用传统文化的典范。学界研究认为，毛泽东的著作拥有大量的关于传统文化的内容，在哲学层面引用最多是孔子的言论及儒家的著述。无论是以史为鉴，还是摘取零碎的历史和语言资料，毛泽东运用传统文化都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潜移默化沉淀于他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之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简明运用传统文化，充分论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意义，“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服务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即使今天读来，敬佩之情仍油然而生。

其次，要扬弃传统文化。毛泽东尊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却认为“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传统文化确是博大精深，但既有精华又有糟粕，需要继承的是精华，而不是糟粕，“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继承传统文化只能是扬弃，即批判地继承，也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由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和儒家思想，更多地采取了批判的态度。1939年12月，他在给张闻天一封信中说：“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即便如此，毛泽东也不是否定孔子，更不是否定传统文化。他1955年在一个按语写道：“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毛泽东扬弃传统文化，较多表现为发挥“评论员”的作用，即对传统文化典籍有自己的看法，有所评论，而不是亦步亦趋。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颇有争议的皇帝，贬多褒少，毛泽东却从中华民族统一大业角度给予高度评价。1970年6月，他在会见外宾时说：“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就是这个修长城的皇帝——秦始皇。中国这个词有两说，一个叫瓷器，一个没有A字，就是CHIN（秦朝）。这个皇帝可做了些事情呢。人家骂他可骂得厉害”。还专门写了一首批孔颂秦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读〈封建论〉呈郭老》）。

再次，要创新发展传统文化。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6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信上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无论古为今用，还是推陈出新，都是要求创新发展传统文化，为现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服务，“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毛泽东指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即使“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创新发展必然要求批判改造传统文化，“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知仁勇的范畴应理解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毛泽东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更大手笔，就是以现代中国为主体，在中西“结合”上做文章，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学于古而不泥于古，取于西而不迷于西，进而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