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勤政是安徽滁县人，在浙江经商，生意上很顺利，还颜有积蓄，因此不免饱暖思淫欲。他认识一个有夫之妇，二人相恋，时常暗渡陈仓，可是他还不满足，想进一步引诱那女人脱离家庭，一同私奔。那妇人受他的教唆，把丈夫害死。丈夫家人告官后，王勤政大惊，孤身一人连夜逃到浙江省江山县，以为可以逃脱罪责。他投宿旅店后，店小二给他上了两份餐具及伙食，他很奇怪地问：“我只是

一个人，怎么你给我两个人的伙食呢？”店小二说：“我看到有一个披发的人跟着你一起同来，明明有两个人，所以给你两人的膳食。”王勤政听了，大惊失色，知道有怨鬼跟着他。他知道罪不可逃，就向当地官府自首，接受法律的制裁。

                     （二）

张桢是元朝时代的人，在江苏高邮担任县尹的官职。高邮有一个守城的千户，绰号叫做狗儿，家中有一妻一妾，妾向狗儿说了妻的坏话，狗儿就与妾一同把妻子崔氏杀死，并将尸体埋在屋后的地下。那知隔了一天，崔氏的怨魂就附在一个七岁的小女孩身上，这个被冤魂控制了的小女孩竟独自跑到县官衙门去，向张桢控诉狗儿与妾杀死崔氏的罪状，还说明埋尸的地方。张桢就率领了属下官兵，到小女孩所说的埋尸之处，果然挖出崔氏的尸体，立即把狗儿与妾拘捕，讯明无误，处以极刑。(《元史》第一八六卷记载)

     以上为正史所载，极为可靠。已故近代大科学家王季同居士，亦曾证实有怨魂作怪的事，在他所著的《佛法与科学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有一案例：“无锡人贺康，办了一个蚕桑传习所，四川女子刘廉彬做他的帮手，大概因为两性的恋爱问题，刘廉彬上吊死了，刘家人上告贺康逼死她。初审判决了，上诉到苏州高等法院，贺康也就被提到苏州，拘留在司前街监狱里，监狱很优待他，允许他在院子里散步。一天黄昏时候，他忽然倒在廊下，面色惨白，主管人赶紧把他救醒。醒后旁人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承认看见了刘廉彬。”以上是一位大科学家记载的近事，殊属可信。或许有人要说，如果真的有鬼，岂不令人可怕吗？但是只要你不做亏心事，是用不着害怕的。倘若仍有害怕的话，那么请你心中常念“南无阿弥陀佛”，也会毫无恐惧的。1959年12月19日台北市《大华晚报》第4版报道；“本市武汉大旅社经理姚嘉荐被谋杀案，因为凶犯时常闹鬼，使本案得以顺利侦破，足可为杀人作歹者戒。”特附于此，尤可为有力证明之一。

                       （三）

      屈打成招，最易造成冤枉，故现行法律严禁用刑逼供。《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审问被告，应出以恳切之态度，不得用强暴、胁迫、利诱、诈欺及其他不正当之方法。”屈打成招的供词，法官不能作为犯罪的证据。《法令月刊》第七卷第十期载有阮大仁所作“浙江冤狱之一的杭州一师中毒案”一文，实在足以证明因果报应，现节录该文大意如下：“1923年3月10日，浙江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发生师生中毒的惨案，经公医鉴定结果，系饭中含有砒霜中毒所致。该校学生俞尔衡，曾负责学生自治会伙食，经刑警队认定有嫌疑而予拘捕。俞尔衡在刑警逼供之下，屈打成招，自认是在饭中放砒霜的凶手。刑警将俞移送法院起诉，法院受刑警队供词影响，将俞尔衡判处死刑。俞不服上诉，向法官说明被刑警屈打成招面受冤狂的经过，但浙江高等法院仍予判处死刑。俞尔衡在法院上厉声地对承办法官说：“这件事并不是我做的，你判我死别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果然，承办此案的浙江高等法院熊庭长，在俞尔衡执行绞刑后的半年，忽然得急病面死。”这是当时浙江司法界发生过的人人音知的事实，后来经法学家阮大仁撰文公开发表。所以，要避免冤狱，法官固应审慎，警察尤当负责。深望从事警政的同志们，今后努力精研科学的侦查技术，使真正犯罪者无形遁形，良民不致受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