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书法大师于右任在台湾的最后岁月--中华百科

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受到国共两党共同尊重的长者有两人，一为孙中山，一为于右任。

身为国民党监察院长的于右任，生活俭朴，家里除文房四宝外，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身上穿的是土布袍子，鞋袜也是土布做的。

于右任到了晚年，对大陆及家乡极其思念，有时甚至夜不能眠。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写了一首情深意长、影响海内外的哀歌《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这首诗最初本不是诗，而只是于右任先生的临终遗言。

能让耄耋老人如此牵肠挂肚的故乡，定不止是“落叶归根”这般简单。实际上，于右任极其思念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最爱的妻子高仲琳一直留在大陆。

高仲琳是陕西三原人，生于1881年，较于右任小两岁。1898年，戊戌变法这年，高仲琳便与于右任结为了夫妻，这年，她17，他19。于右任在前方打拼的日子里，她一直为他稳定后方，她不仅未曾让她为家里忧心过任何，甚至还亲手为他缝制青鞋、白袜、衫褂、衣裤。

于右任在前方辛苦，她的妻子在后方的艰难他也时时看在眼里，他总对妻子说：“快了，很快，等战打完了，我们一家子便不用总分开了。”然而，让于右任和高仲琳怎么也没想到的是：1949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便是夫妻此生永诀之时。

1949年4月，于右任被裹挟到了台湾，而此时妻子高仲琳则留在了大陆。据说，这之后不久于右任曾为接妻女折返到重庆，但妻子却已因等不到丈夫而从约定地点重庆折去了成都，两夫妻就此错过。

这一年，于右任年已71岁，而妻子也已69岁。这样的年纪，本该是这对少年便结成姻缘的夫妻携手作伴的日子，可偏偏：命运却生生拆散了他们。

1958年，正是于右任与他的发妻高仲林的金婚之年。于右任想起，年轻时自己曾对妻子说过“等结婚50周年纪念那天，我要把你打扮得美美的带你去咸阳桥拍照。”可如今，金婚纪念日终于来了，他们也都好好地活着，但彼此却因一湾海峡而只能互相遥望。

叹息了一整日后，于右任为解相思苦，提笔写下了那首名为《忆内子高仲琳》的诗歌，诗中，他满怀悲怆地写到：“两戒河山一枝萧，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白头夫妇白头泪。”

1961年这年，于右任妻子整整80岁了。按照“男做高，女做满”的规矩，这一年，应为高仲琳过大寿。想到自己竟无法陪伴妻子过大寿，于右任不觉悲从中来，他提笔给“信使”吴季玉去了一封长信。

信中，于右任倾诉了自己对妻子的思念，也表达了自己不能陪伴她过八十大寿的遗憾。

后来，吴季玉收到信后感怀不已。随后，在他与章士钊的奔走下，这个消息被周总理得知了。周总理得到消息时，距离于右任妻子的80大寿已经过去了一星期。周总理找来了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要求他以女婿的名义为于老夫人做八十大寿。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高仲琳终于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八十大寿。

当有关妻子大寿的信和照片转到于右任手中时，他将信和照片看了又看又捂在胸口含泪连连道：“谢谢濂溪先生（周总理化名）！谢谢濂溪先生！”

妻子大寿一年后，极度思念妻子、子女和故乡亲人的于右任在孤独中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他满怀着悲痛、沉郁写下了文开头的遗言。

在这份遗言之后，他又下了另外两句话，这两句话分别被写在两张纸条上，这两句话和文开头大约可以算作于右任先生的补充遗言，上面写道：“我百年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于右任入院后，病情日重，但他仍时刻不忘国家的兴衰与统一。1964年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去看他。于很高兴，似有许多话要对杨讲。“院长有什么事情吩咐我？”于右任伸出一个指头。杨亮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问道：“院长，我不知你讲的是什么意思，你用笔告诉我行不行？”于右任点头同意。杨亮功递给于一枝笔，不料于右任握不住，无法写出来。过了一会，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3个指头，杨亮功又问：“院长是不是对举债赴美国留学的三公子于中令放心不下？”于右任摇头，表示不是这个意思。杨亮功只好对他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我再来问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一下头。此后，于右任的病一天重一天，并陷于昏迷。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与世长辞，终年86岁。

于右任去世后，杨亮功向几个朋友讲过此事，请他们帮助解开此谜，没有一个人能解。后来，于右任留下的这个谜团引起了陆铿的兴趣。陆铿左想右想，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于右任的“ 1个指头、 3个指头”：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陆铿与一些友人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多数人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