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尊严的时刻—当代作家访谈录》读书笔记二--中华百科

##读书笔记#周梅森#作家

阅读章节：

曹文轩×《把文学当作艺术品经营》

周梅森×《我所做的仅仅是追上了时代》

摘录内容：（补读书笔记一中漏记）

莫言：

1.一个人的经验是有限的，很快就会用完，要想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就得扩展故乡、超越故乡。故乡是原点，要不断向外扩展，天南海北、耳濡目染、道听途说的故事都可以挪到这里来，把别人的经历转化为自己的故事，当然这需要艺术的改造。

2.我觉得作家应该关注这种物质富足背后的问题，要写出人们精神深处的新的焦虑和新的希望和追求。

3.对现实的敏感性是考验一个作家的重要坐标。

周梅森：

1.作家少放节日“礼花”，多一点真诚的对火热现实生活的观察、思索、投入和产出。

2.我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又不想做官，所以就可以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写作。

3.我不认为可以把道德作为衡量当官工作的能力，道德是绝对靠不住的。从制度设计上来说，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出身、什么背景，只要摆到了权力的位置上，就要设防。

4.祁同伟身上的恶，其实是时代之恶。

5.作家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要有一个基本评价。我的评价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好的时代。我谈一切问题，不管是小说里写的社会阴影面积有多大，最基本的出发点都是对时代的充分肯定，在肯定基础上再来谈问题。

6.由于我们的文学长期以来忘记了应该引导世道人心的诉求，很多都是在封闭小圈子里自我欣赏，离广大受众太遥远了。

7.无论被贴上什么标签，我都在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讲真话，起码不讲假话。

8.新闻给人看到的是一件一件孤立的事情，看到的是冷冰冰的数据，比如他贪了多少亿、买了多少套房子。在这其中看不到人物的内心，看不到人物的灵魂，看不到人物行动的轨迹。人的内心复杂性是新闻报道无法解决的问题。

曹文轩：

1.文学具有悲悯情怀是先验性的，也就是说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是因为它有悲悯情怀。

2.做“感动”文章，并不是做煽情文章，并不是让自己宝贵的文字沦为矫揉造作的感伤。这种“感动”是千古不变的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

3.一个长销书作家才是真正的畅销书作家。

4.一个再深刻的思想都会时过境迁，衰减为常识。而美却随着时间的奔流永远保持它的光泽，它的新鲜，它的蓬勃的生命。

读感：

作家的美学追求和“在场”的现实感

与曹文轩的对谈是在曹文轩获得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之后，国际安徒生奖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曹文轩认为自己获奖是长久坚持文学创作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结果，与该奖项的宗旨原则相契合。

文学之美永远保持光泽

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笔触简淡平和，呈现出古典主义的美学气质，谈到这个问题时，曹文轩似乎对于自己作品中的美有一种更加本质的追求和偏爱。他说：“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变成常识，只有一个东西是永不衰老的，那就是美”“我希望用极致的语言来进行描写和叙述，而同时在它的背后流淌着诗意。不是那种充满激情的诗意，而是那种悠然富有情调的诗意”。当下不少作家对作品中的思想情有独钟，甚至大有“除却巫山不是云”之意，“思想成为唯一的诉求的唯一的追求”，曹文轩将这种现象称为“恋思癖”，他认为这种癖好严重地伤害了文学，真正伟大的作家如托尔斯泰、鲁迅那里，思想、审美、悲悯情怀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是立体的。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一些当年扛大旗的先锋作家仍然不断先锋，进入了封闭的文体试验游戏中，作品丧失了作为文学的可读性，拒绝与读者和解，多少有些孤芳自赏，如同变成“窦仙儿”的后期窦唯，形成独特的风格是好的，但也要防止风格本身变成套子。莫言在采访中谈到自己写作风格更加简洁质朴、平和宽容的转变，“年龄大了，一种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缺陷、不足，对别人越来越宽容；还有一种人是越老越偏激，写东西‘混不吝’”。当然，这不是说那些在自己的胡同里进行试验的作家就是没有价值的，但追求思想性戕害了文学性的时候，多少有些背离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曹文轩说：“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是因为它有悲悯情怀，它是文学娘胎里带来的”。曹文轩谈到自己的美学趣味与自己生长环境的关系时有一个有意思的表达“一个站在水边的人无法不干净”，这一方洁净的水不仅是指故乡环境，我想更是一个中国作家的精神源头，怀着悲悯之心观照现实、反映现实我们的文学传统中极其有价值的地方，作品中“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完美融合，是作品的美德，也是作家的美德。

作家需要介入现实

“对现实的敏感性是考验一个作家的重要坐标。”（莫言语）我们熟知的路遥、莫言、贾平凹、余华、阎连科等作家都对作家生存的现实进行了深度参与，介入其中，将一些问题展露在眼前：《许三观卖血记》《炸裂志》《蛙》更是展示了时代前进过程中某一个节点中惨痛的社会环境和现实。八十年代，莫言的《白沟秋千架》中的“暖”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没有文化，生活不如意；而《红唇绿嘴》中的覃桂英则更多的有了现代农村人的特征“她的见识、智慧是高于大多数农民的，她本来有光辉的前途，但因为偶然事件，命运急转直下，以至于变成了一个不安分的、想把自己丢失的机会捞回来的、始终保持着战斗精神的人”。现实不仅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也是作家身体和心灵所在的场域，现实无法逃避，但现实有可能被遮蔽，此时，作家的使命就召唤他们拨开迷雾，让更多人看到现实、反思现实。国际安徒生奖组会评价曹文轩“他用美妙的笔触描绘了巨大挑战下儿童的复杂生活”。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反应苦难的内容，这是他对人性、存在和世界的感知和判断之后的选择，“苦难本质无法拒绝。与其逃避它不如接受它，永远在面对它的时候保持优雅的风度，与其仇恨它不如面对它的时候抱有感恩之心”。他想要传达的其实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生活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面对儿童，可能更多的作品想要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无忧无虑的桃花源般的存在，但的确如此：生活中的苦难时常发生，我们不能活在幻觉中。

按照目前的大众认知，儿童文学是一种类型文学，官场小说也是，当年钱钟书在《围城》中所揭示的知识分子中间的鄙视链在今天也是存在的，似乎类型文学都被标榜“纯文学”的一些作家瞧不起，但作为读者，不能被这些具有流量和舆论影响力的言论和偏见导入误区，其实这些作家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现实，甚至更直接、更勇敢。

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切切实实火了一把，18年电视剧播出，至今在社交媒体中间仍广泛传播，这个反映官场和社会现实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的痛点，成了老百姓的嘴替，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周梅森说自己“并没有走到时代的前面，我所做到的也仅仅是追上了时代”，当今大概无人敢说自己能走在时代的前面，仅仅贴着时代的地面行走已经变得相当不易，现实的变化够快，现实也足够庞大复杂，早已吓跑一些作家，躲在深山老林，躲在形式的丛林中游戏。但周梅森“不管外部什么说法，不管这样的写作是否被认为落伍、观念陈旧、老套，我都顽强地坚守着对现实的思考，对时代的观察、积累”。这是需要勇气和底气的，周梅森的底气是“我早就财务独立了，能够写自己想写的作品”。对于现实，周梅森选择的是直面的态度，“一定要有勇气面对生活，不管生活多么残酷，也可能会惹来麻烦，但作家必须要有勇气”。

周梅森将巴尔扎克视为自己的文学榜样，因此在面对社会上对“政治小说”“官场小说”这类作品评价不高时能清醒地为自己“辩护”。巴尔扎克所处的年代是法兰西社会剧烈变化的年代，他见证了贵族的衰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也深切感受了金钱摧枯拉朽和改变一切的力量，对现实的体察汇入作品，写出了《人间喜剧》《高老头》等面对时代、面对当下作品，这并不妨害他是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是伟大的作品。时代巨变，作家的“在场”很重要。“当前的社会时代是惊天动地的，老百姓关心的是大时代下的困惑，自己明天要到哪里去？他的奋斗还能不能为后代打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