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马克思

老子和马克思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和思想家，他们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以及政治观、社会观、人生观等都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看到的社会现实不同，因此，他们的思想存在着诸多差异，尤其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看法，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老子思想则带有浓厚的历史唯心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老子只注重天道的普遍性，马克思则看到了人道的特殊性。

老子极力推崇天道，并用天道推论人道，用自然规律替代社会规律。在老子的观念里，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其他所有事物的发展一样，都遵循道的法则进行循环运动，都是前一过程的简单重复。为了摆脱物极必反、物壮则老的历史循环，老子极力反对发展生产力，劝说统治者“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等等。显然，老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存在着历史的局限，老子还看不到物质生产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作为基础和起点的东西，在老子那里却成了终点。尽管老子对理想社会有很多美好的设想，但由于没有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有效途径，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义的藩篱。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创建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才真正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从而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也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二、老子只注重圣人的作用，马克思却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作用。

老子看到了西周奴隶制社会的一切矛盾和罪恶都源于统治者的私欲私利，因此他极力渲染道的神圣伟大和至高无上，极力推崇“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极力宣扬自己的圣人学说，目的是通过圣人治国，实现无为而治。老子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英雄史观。统治者作为一个整体，其中当然不乏大德大贤之人，诸如黄帝、尧舜、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等，这些杰出的人物在历史上也确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这些人物的作用有限的，也是一时的。如果没有庞大的国家机器至上而下层层贯彻落实统治阶级的意志，如果没有底层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所谓的圣人也只能自拉自唱，孤掌难鸣。因此，希望通过少数圣人的“无为而治”实现天下太平，这只是老子的一种政治幻想。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才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由之路。

三、老子只注重上层建筑的作用，马克思则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在老子所处的时代，周王朝的分封制和井田制已经逐步瓦解，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之中，新生的地主阶级作为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要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和逐步壮大的实力来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一句话，他们要按照自己的、也是历史的逻辑在社会舞台上演绎自己的故事。老子没有看到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和制度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只是一味地强调，只要统治者实行无为的政策，就可以引导社会潮流、消弥社会矛盾和纷争，进而实现国泰民安，显然这也是老子的一厢情愿。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的理论科学地提示了社会变革的规律，因此更具实践特色。目前就我国而言，一方面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要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来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

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有时代的局限，老子的局限，是历史的局限，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倘若老子生活在现代社会，我想他的《道德经》一定会是另外一种写法吧。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才是后人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