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儒视角下的先贤先儒的从祀

“醇儒”并不是一个官方给定的称号。官方给定的儒者身份主要是孔庙的祭祀对象。嘉靖九年，把祭祀、从祀对象划分为先圣、先贤、先儒三级。孔子为先圣。四配十哲以及孔孟的门弟子为先贤。历代著名儒者则为先儒。到清朝末年，东庑有79位先贤先儒从祀，西庑有77位先贤先儒从祀，加上四配、十二哲，一共是172位儒者。我们可以认为这172位儒者是“醇儒”。

就四配而言，宋度宗开始以“四配”（颜渊、曾参、子思、孟轲）享配孔庙。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曲阜孔庙则开始以四配附祀。

就十哲而言，唐玄宗诏令国学祭祀孔子时，将颜子、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子路、子游、子夏等十人享配孔庙，称为“十哲”。清朝增补朱熹、有若分别是第十一、十二哲。

就先贤而言，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与孟子的弟子们被视作“先贤”。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汉明帝在曲阜祭孔过程中并祭孔门七十二弟子。南宋时，又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从祀。

就先儒而言，唐太宗太宗下诏，每年太学祭祀时，将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生、孔安国、刘向、郑众、马融、卢植、郑玄、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等22位儒者配享。宋神宗时期又增加了“荀况、扬雄、韩愈”。明、清两朝将诸葛亮、韩琦、范仲淹、司马光、李纲、陆秀夫、文天祥、黄宗羲、王守仁、王夫之、顾炎武、张伯行等一批仁人志士纳入“先儒”。

《文庙祀典考》卷四十八云：“明初罢祀杨雄，嘉靖间复罢祀荀况等十人，改祀七人于乡。国朝复祀五人，尚有荀况、刘向、戴圣、杨雄、郑众、贾逵、马融、卢植、何休、服虔、王肃、王弼、杜预等十三人纯疵之。”明世宗时期罢祀荀子等十四位儒者。其理由分别是：荀况“以言性恶罢”、扬雄“以事王莽罢”、戴圣“以赃吏罢”、刘向“以诵神仙方术罢”、贾逵“以会附图谶罢”、马融“以党附势家罢”、何休“以注风角等书罢”、王肃“以为司马师画策篡魏罢”、王弼“以宗旨老庄罢”、杜预“以建短丧罢”、吴徵“以忘宋事元罢”。此外，还有秦冉、颜何“以《家语》不载，疑《史记》误书，奏罢其祀”。早在南宋时期，就“罢王安石配享从祀”的地位。此外，还有“申棠”与“申棠”实为一人，去其一。嘉靖九年还把“郑众”等七人“改祀于乡”。

总体而言，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其思想境界已经是圣人。所以，孔子必然是醇儒。172位儒者是圣人之下的醇儒。宋明两朝的罢祀说明对儒者的一种筛选，是醇儒理论的一次运用。其中的罢祀更是淘汰了品行有瑕疵的儒者，属于一种“纯洁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