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情商就是组织关系的人际化

在中国，氏族转化为宗族。即若干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共同组成“宗族”。“宗族”构成了中国上古的核心。若干宗族的联合就构成了“方国”。进而产生了“家国一体”的形态。而在希腊，氏族解体之后，产生了家庭。家庭之上产生了城邦，逐渐超越了宗族化，更早地进入到原子化的市民社会之中。

中国的家庭形态，走过了“宗族”“家族”“家庭”三种形态。

西周与东周是宗族的时代，形成了了典型的封建制度。周天子之下有公侯伯子男爵位。爵位意味着封地。除了爵制还有官制。官则是大夫、卿、士。《春秋》提到了各种“官位”，比如“宰”“司寇”等，也都由公、侯、伯、子、男、大夫、卿、士及其子弟担任。所以，《春秋》“讥世卿”。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春秋末期，各国纷纷改革，而采取了官僚制度、郡县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消除统治阶层的“封建”，以“开阡陌”“初税亩”，实行土地私有化。一方面，中央政府增加了税收，防止出现强大的“分封”势力，另一方面，也承认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春秋末期，各国实际上也已经遇到了“封无可封”的难题。各国争夺土地的斗争也日益加剧。

地主阶级是以“复合型”家庭形态占有土地。复合型家庭即是“家族”，实行一定意义的“家产制”“家长制”“父权制”“夫权制”。同时，家族内部又实行一定意义的“分家制度”。国家通过“户籍制度”进而维护子女的“分家”而来的财产权，也维护父亲的分配权威。地主阶级的家族，向上有“宗族”，向下有“家庭”。所谓“家庭”就是“夫妻”为核心的寒门家庭。他们作为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经济”——最小的经济单位。而能够维护宗族不分裂为家族、家族不衰减为家庭的只能是较为丰富的土地占有与财富占有。这样的地主阶级就是“豪族”。此外，还有庄客、佃户等形态，即在自耕农之外，存在着地租经济。

在农业经济之外，中国还存在着商户、工户，他们虽然也有徒弟，甚至是自己家庭成员的经营，但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工商业都是农业经济的附属物，即使很繁荣最终依然要服务于农业经济。工商业即使很富有，也未能在政权上占据优势。中国的国家政权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措施。

中国没有诞生意大利式的城市共和国，产生那种强大的商人自治团体。商品经济陷入小农经济、地租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并不是产生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进行组织上的突破。实物地租是地主经济的主要来源。实物贡税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

中国古代社会就文明形态而言就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家族制度是其经济基础。而其上层建筑则是皇权-官僚政体。至高无上的皇权消除内部的任何挑战，官僚则是皇权的延伸，是整个国家的网络结构，是社会的中间支柱。这就形成了皇帝——官僚——民众（农工商）的三层结构。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与循环，乃至于保持官僚体制的广泛性，中国古代发明了察举制、科举制，让底层的“文士”可以向上流动。而这“文士”就从地主阶级中产生。官僚体系就是他们的游戏规则。

从组织形态而言，其经济基础的组织性是散漫的，甚至是原始的、落后的家族制、家庭制，乃至于是小农经济。其上层建筑的组织形态也是人际化的，而非集团化的。自由散漫构成了农耕文明的突出特点，最终在面临工商业文明入侵的情况下败下阵来。组织对抗的失败是中国在近代史上遭遇严重屈辱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但就市场社会层面、统治阶级层面仍然存在着其他的组织文化。

第一，就市场社会层面而言。中国古代存在着帮会、行会，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人往往形成了帮会，比如哥老会、丐帮、天地会等等。他们超越了一定的家族性，又借助于家族性。

第二，就战争时期而言，军阀割据形成了群雄逐鹿，形成不同的“集团”。这个时候，地主阶级形成了各种“势力”，就具有了武装组织性。比如，魏蜀吴三国就是三个组织。

第三，就非正式组织而言，中国自古至今形成了小团体。广义的官僚集团因为人数众多，往往会谋求结合成“团团块块”。汉初会形成功勋集团，甚至铲除了吕家的势力，扶植了汉文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一点点地把权力收回来。但随后又产生了围绕外戚的集团。东汉末年，太监会形成一个集团。曹魏政权内部围绕着司马氏形成一个权力集团。梁山好汉都可以形成一个集团组织。唐朝的牛党、李党，宋朝的新党、旧党。南宋的主战派、主和派。清朝的顽固派、洋务派，乃至于帝党后党。但是这种集团，都是非正规集团，往往形成一种山头主义、帮派主义、团团伙伙。北洋军阀所形成的皖系军阀、直系军阀、封系军阀等等都如此。从宋代以来，少数民族也融入了中华大一统之中，形成了一种部族集团。蒙元、满清都借助自己的部族进行统治。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为了防止割据，消除隐患，必须把社会结构打散，打散到小农状态，消除各种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防止出现“公司”，防止出现“集团化”现象，尤其是竞争性的割据性的“团体”，进而维护“大一统组织”。“大一统组织”就是全能组织，就是官僚集团。清朝灭亡很大的一点就是其中枢与地方、汉族与满清皇族的离心离德，进而使得其组织性严重的崩解。最重要的是其部族集团早在乾隆之后就开始消极、没落、衰败。其依赖的八旗、绿营、蒙古铁骑都被打垮。乾隆的时候，清军还具有很强的战斗力。随着军事组织的衰败，其文官治理能力也下降。自身组织的能力下降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