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上工夫与《论语》之点

儒家做工夫最重要的是落实到“事”，即做实事。否则，所谓的工夫就流于空谈。对于“事”，也被解释为“事物”。朱熹针对“格物”的解释，就是“物即事也”。其解释“格物”主要是认识论，获得真理。而王阳明则更重视实践论。事与心存在辩证统一关系。针对“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王阳明认为：“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其中包含两个方向，一个是即事求理，一个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朱熹的思路是向外求理，向事物求理，属于第一种方向。王阳明是向内求理，但却把“理”作为“良知”致力于事物上去，形成了重视践行的风格。朱熹的“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被概括为“性即理”的思路。王阳明的思路也可以概括为“事上功夫”。这就是把做事作为一种功夫，通过做事磨练心性。把事情做成。这本身就是很大的超越。所谓事上功夫，就是要做事工程中体现出功夫来。做事颠三倒四，不知所以，就不行。而是要认真地把事情搞清楚。看看怎样做事才好。事上磨炼。做事，就是要咬紧牙。把事情做准确，做到位。做事的方法，都是最重要的功夫。

儒家在做事的时候，能够使用智慧。儒家能够处理事务，能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学问和人品都要涵养。涵养就是功夫，是生活时间上的一件件小事培养出来的，而不是自己看书得来的。儒教徒要接物，要应事，比如要在事上磨练。仅仅是平时看书有点感觉，然后在静中有所体验是不够的。儒教最重要的修炼不是仪式，而是生活。不是生活上的逃避和主静，而是生活上事事致良知。绝对不是认识了理就够了。儒教必须在事上磨练。这个才符合体用一源的教义。否则自己就是一偏。仅仅是静的功夫又不够。关键是要在事物上致良知。人不能够在事情上动坏心思。要对得住自己的心体。要让它时时勤抚拭，莫使染尘埃。与物同体的教化，仅仅是一个可能性而已。敬就是良知。这个功夫不是一下子就有的。道理都这样平铺放着。然而却搞复杂了。人的生性，所导致的欲望可以是真是的，然而人的生性确实虚妄的。 《二程遗书》记载： 

见一学者忙迫，先生问其故。曰：“欲了几处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尝似贤急迫？”

事上功夫在工夫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人还要在事功中做到诚敬。这也是程颢所言的动亦定。显然儒家是主张做事的。

据说，“实事求是”是刘德所创立的经学思想，后来成为湖湘学派的内在精神，被镌刻在岳麓书院。这也是事上工夫的体现。

《论语》就非常重视事上工夫。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论语》提到“敬事而信”，把敬事作为外王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事的动词用法——“事父母”“事君”是说为父母服务、为君主服务。事父母就是依父母做事，是一种“依动用法”。《礼记》也提到：“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致丧三年。事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有方，服勤至死，方丧三年。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事亲就是侍奉双亲。要求是“有隐藏而没有冒犯”。亲人之间最不能说实话。这种动词用法还表现在“孟懿子问孝”的回答之中。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事之以礼，就是按照礼仪要求为之做完后事。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儒家对做事的要求是“敏于事而慎于言”，对做事要敏感，看问题也犀利，对任何事物有一个敏锐的感知与判断，知道其发展趋势，却保持缄默。敏当然还有勤勉的含义。敏尤其是不能当勤劳来理解。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有事就是有任务，有要做的事的时候，弟子就去为之服务、为之付出劳作。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这里的“每事问”就是“每物问”，对每一个“物”进行提问。因为在太庙里，有的只是各种文物。孔子显然是针对每件物询问背后的故事。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孔子倡导事君，即以君主为主事，服务于君主的事业。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里是“君使臣事”。所谓的“使”就是君主“指使”，君主具有指使、奖惩的权利。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这里对“成事”“遂事”表示一种宽容，对过去的事不予追究，而更重视当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这里有“官事不摄”之说，意思是如果引起“官事”（官司），官府不予追究。管仲享有一定的特权。官事就不是私事。官事就相当于公共事物，即引起了公共事件，不是一个人的分内之事。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这里再次出现了“事父母”。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事君数”一般的解释是数次谏君，就容易自取其辱。事君就是谏君。朋友数，就是数次谏议朋友。这样也就疏远了。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这里出现了“事上”就是为君上服务。说明中国古代强调任何“事业”都要有主有从。主事者是最重要的角色。主事者即主权者。而儒家做事很重要一定就是为主事者、主权者服务。而不是自己主事主权。君子长期处于一种无权的状态。儒家倡导服从精神。与之相反，其他流派则倡导独立自主的智慧。儒家不倡导反抗精神。当然服从也是正规的服从，而不是服从错误的命令。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这里提到了“公事”，而不是私事。公事构成了政治的基础。政治就是处理公共事务。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孔子说“何事于仁”，其意思是这对于“仁”而言不算是最根本的“事”。如果必须达到圣人的标准，尧舜都做不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虽然有王道事业，但也不能尽到极致。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还是要求“临事而惧”，强调对事务表示一种敬畏、小心的态度，而不是过于轻浮孟浪。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所谓的“笾豆之事”就是具体的操作，而君子则要管控大局。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从事于斯就是按照这个要求做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服事就是为之服务、为其做事，以殷商统治者为事主，为之做事。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多能鄙事就是能够从事多种粗鄙的工作。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这里“事公卿”“事父母”就是为他人做事、服务。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比如“政事”是儒家四科之一。做事本身需要功夫，政事更是要“正”，要忠。孔子所言的“四科”都是功夫。德行、政事、言语、文学。事即功也。事功这个概念也是存在的。做事而有功。功即德也。事—功—德三者是合一的。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这里甚至是事鬼神，就是要服务于鬼神，以礼仪祭祀鬼神，从而与鬼神取得和谐。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这里以道事君，就是事从君主，为君主事业服务、做事。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宗庙之事，就是宗庙里的各种事物。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请事斯语就是请求按照以上的话语从事。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先事后得”就是要先做事，后有所得。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里强调“言不顺、事不成”。事的成立必须有逻辑，有名分，有一定的正当性。言不顺就是无法用道理说服其他一起共事的人。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孔子在这里区分了“政”与“事”。政是政令，是规范化的政治行为。而事则是一些无结果的纷纷扰扰的事端事务事态事件，不够对外的正常的政治操作。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孔子还是注重做“大事”，而不是“见小利”，要安心做大事。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执事敬”就是对事务要保持敬意，要保持尊敬的心态。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易事而难说”就是容易共事，却难以取悦。君子保持固定的状态，不会贪恋外物。小人却难以共事，却容易取悦，因为小人追求利益，即使不符合道义，却依然能够取悦。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事君无欺，就是不要欺骗。“而犯之”就是说领导是可以被“冒犯”的。领导没有那么脆弱。

卫灵公问阵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这里区分了“俎豆之事”与“军旅之事”，说明了二者的区别。儒家更倾向于文教、祭祀，而不是诉诸武力。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这里的“工欲善其事”就是要把事情做好。孔子给出的建议是“利其器”，进而给出“事其贤者”“友其仁者”的建议。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为君主做事要敬重其事业任务，而把食物放在后边。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所谓的“有事”就是针对颛臾生起事端，也就是挑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针对做事，孔子给出的建议是“敬重”。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阳虎说“好从事而亟失时”不是智慧的表现。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古代人做事，不是单干，做自己的事，而是事父、事君，跟着君父一起做事。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孔子认为粗鄙的人不可以“事君”，为君主做事。所谓粗鄙，就是患得患失，乃至于“无所不至”，即在策略上容易投机取巧。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里的“事人”就是“事君”，为君主做事。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子夏的意思是百工是要做事的，君子是“学以致其道”。道与事的区别是什么呢？道强调了一种更高尚的追求。而“成其事”则仅仅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二者也并不一定割裂。儒家既要成其事，又要致其道，而不是空谈心性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