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王阳明语录（三六）：言语般若的论道

学王阳明语录（三六）：

言语般若的论道

今日学习王阳明《传习录|第三十五节。

该节讲“言语般若”是以朱子一样的大儒家学者具有的智慧，专在“穿求文义”上下功夫，认为“天道”靠精密的分析而求得，而王阳明一样的圣人，是在“精一”上下功夫，认为“去人欲存天理”，心即理。

在撰写这一篇笔记之前，个人“岚林谷”先根据原文内容，纯手工搓一首“七言律诗”，《言语般若的论道|：

圣人精一智无穷，般若难言意自通。
析理何须循旧法，存养只在省察中。
事时举止合天理，闲处存思悟太空。
莫效朱熹强解析，当如君子慎其终。

手搓这“三言两语”，虽然字粗，但理不糙，其中的主题思想，是围绕圣人“精一”功夫的智慧所创作。

先看首联，点明圣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其般若难以用言语表达。

再看颔联，指出无需遵循旧有朱子的分析方法，去获取天理，其实存养天理就在于省察自身中。

又看颈联，描述在做事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符合天理，在没有做事时，要通过存养和省察来领悟天道。

最后看尾联，批判了朱熹靠分析而得天理的观点，鼓励人们应当像君子那样慎终如始。

下面，精读原文十遍。

问：“‘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此言如何？”
先生曰：“恐亦未尽。此理岂容分析？又何须凑合得？圣人说‘精一’自是尽。”

从字面上简要解读原文，大概意思如下：

陆澄问王阳明先生：“朱熹说，‘用分析的方法，将天理了解到极致，使其不杂乱，然后将了解到的天理，归纳合并在一起，让其包罗万象。’这句话对吗？”

先生回答道：“不完全对，天理岂是靠分析得出来的？又何必归纳总结在一起？圣人说到‘精一’已经是最正确的了。”

此文非常重要，越读兴趣越浓厚，情志越清新，内心越宁静。

王阳明的回答，共讲述了三个问题，而且直接了断，不拖泥带水，毫不含糊。

第一，天理不是靠分析就能得出结果的。天理无处不在，只是有的人因“人欲”蒙蔽了心，而觉察不到而已。

第二，天理存在无需总结归纳在一起。若将天理归纳为一，就是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三，圣人讲的“精一”，是对“存天理”的最完美解读。所谓“精”，就是针对某一事物，可以通过分析法，来获取更为精妙的认知。所谓“一”，是整体统一，即便在分析过程中，精密分析到每一步，每一个细节，天理并没有离开，还在以整体的姿态发挥着作用，也就说每一个分析的细微之处，都应该体现天理。

综观朱熹讲的：“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不难发现，朱熹的说法，把“精”和“一”分成两个步骤，分别进行。

个人“岚林谷”认为，如果精密分析，脱离天理独立完成的，所得的结果，恐怕很难与天理相容。所谓“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这一步，也根本没法进行下去，精密分析的成果，最终不过是“闭门造车”的东西，没有任何用处。

就拿如今的“科研”来说，理论分析，只是一个方面，通过实验证实其正确性，通过科学成果的转化，为社会服务，这些事情，在科学研究的中，显得更为重要，准确说“理论联系实际”才是正道，理论与实践不可分割。

由此可见，天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从自然界获取的认知，和从社会中获取的意志，应该合在一起，共同作用于人们的行为。小到日常的衣食住行，大到卫星上天，甚至“改朝换代”都是这个样子，无一例外。

讲到“改朝换代”，就想到宋儒大家朱子的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必然会产生“揣度圣意”这种事。这也是儒家的本职所在，但能不能成为圣人，难说！

若不能学为圣贤，那么一切“揣度圣意”，洞察天理的行为，都应是“无边的罪业”，轻者毁己功德，重者祸国殃民。

若要做到对“天理”“精而不乱”，“大而无余”，非常难，因为对集权者的“圣意”不好揣度，既使是“精神上纯然为一”的圣贤之“意图”也是不好揣度的。

这就是“佛无定法”，“佛法不说”，所表达的意思一样，非要用一种方式说出来，那都是为了教育人，而临时假设的一个说法。比如所谓的科学便是如此，假设论，求证论。

个人“岚林谷”认为，“天理”与“佛法”在某程理解领域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信仰，但展现的方式是一样的。

王阳明的这一段话，讲述的重点就是“圣人之学”与“穿求文义”的区别，肯定又批判朱子那种“天花板”级别的“言语般若”。

所谓“言语般若”，南怀瑾先生曾经提到，这世间有一种人，在“言语”领域，有特别的天赋，有极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总能微言大义、精准表达出，前人不曾表达过的意境，很快抵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

“般若”缘于佛学，本身是用言语表达不出来的“智慧”。“言语般若”只是“般若”的一种，与真正的智慧，不能完全等同起来，与至高无上的“智慧”更没得比。

所谓“智慧”，人人敢说，口口呼之不停，但真知本意的不多。个人“岚林谷”在《博弈圣经|中查阅到一种说法，“智慧是文化进程中的执行力”，这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一致的。

智慧，是一种执行力，体现在“知”的基础之上，不断创造出的“日日新”之执行力，一切过去了的，不代表真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无时无刻体现在当下，体现在“知与行”的高度统一上。

回到原文，朱熹讲的将“天理”分析得“精而不乱”“大而无余”，只是一种“耍嘴皮”的功夫，最多只能上升到“言语般若”的层面，如此之人，一般都是平平凡凡而已。

王阳明曾经对这种人评价过，认为他们多在“文义上穿求”，少在“心体上用功”，“看得多，讲得过去。只是他们的为学，没卵用，“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

王阳明作为“两个半圣人”之一，“畏天地，畏大人，畏圣人言”。王阳明的圣言，是不必言明的，也是不好揣度的“圣意”。

人世间，不是每个时代，会出圣人，但是从来不缺乏某种具备“言语般若”的人。

朱熹在《大学或问|中，将这种“言语般若”，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讲“析之极精不乱，说条目功夫；然后合之尽大无余，说明明德于天下”。

朱熹的目的是“说明明德于天下”，把天下治世的道理，精解得天花欲醉。陆澄之所以提这样的问题，是讽刺当朝与世道，确实有这样的“听众”与“信徒”。

他们赞同朱子理学，相信用分析的方法，来格物，可以做到极其精微，而不会紊乱，然后综合这些事物的理，可以包罗万象，而无有遗漏。

个人“岚林谷”，无比感慨，不得不说，在“文义”穿求上，极少有人能如朱熹一般，下过常人难以企及的“小学功夫”。

正因为如此，朱熹才会张口，即是“言语般若”，极精微到不紊乱的程度。这种“小学功夫”，又极容易带人入门。不谈“为学目的”的话，做学问就应当如此。

问题是，做学问，并非只有“穿求文义”去理解圣人，这一条路径。其实，像王阳明求学问是为了自己做圣贤，这是一条“高大上”的，无尚光明的大道。这条道，是为了找一条天下人个个做圣贤的路子，是为了解决好各自面对的具体问题，从而使人人获得此生的完满。

个人“岚林谷”认为，在“穿求文义”上，耽搁得愈久，便愈难逃离，这种“言语般若”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王阳明一针见血地指出，细枝末梢上开出的花越精致，越容易让人忘掉树的根本。天理，天然存在于人的心体之中，并非依靠分析而来。“学为圣贤”只是本心使然，又岂能靠分析来的天理，堆砌出一个“圣贤”供人模仿呢？

此前，王阳明也谈过此问题，他认为“下学”与“上达”不可分作两件事，“下学”是为了“上达”，要求“上达”，就必须下学。

甚至说，此时的“下学”，是为了彼时的“上达”，“下学”之时，心中念想、无时无刻，不包含着“上达”，所有的“上达”，又无处不体现着，“下学”的功夫。

就拿一位有经验的果农来说，为了让果树结出像样的果子，总是善于梳理果树的枝杈，绝不会因为某个枝条有了规模，就任其肆意生长。毕竟，多一分营养输送，给无用的枝条，就少一分供给，本该获得营养的果子。

如此看来，“言语般若”固然惊艳，听来令人赏心悦目，读来朗朗上口，但若无助于“学为圣贤”，终究只是无用的枝条。

反而，在“言语般若”上内耗得越久，越会偏离为学者的初心。

所以说，文义穿求，不以“学为圣贤”，充其量不过是，泛泛之谈的“言语般若”，仅此而已。

2024.4.26日晨
全文3214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