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武灭佛的政教冲突背后，离不开政治斗争和佛道较量--中华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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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进行的大规模灭佛运动，合称三武一宗灭佛，在佛教史上称为最大法难，又称三武一宗法难。之所以有如此大规模的灭佛事件，与佛教的发展影响到了皇权政治之外，也存在着佛道两教的暗中争斗以及官场上的政治斗争。

自北魏太祖拓跋珪开始，北魏皇室及贵族大都信奉佛教，一直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的早期，也依旧十分推崇佛教，由于拓跋焘受出身山东望族清河崔氏的谋臣崔浩的影响，转而信奉由寇谦之改革的新天师道，加上拓跋焘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于是主张崇道废佛。

此次灭佛表面上是皇帝崇道灭佛，以沙门私藏武器与盖吴通谋为由，又查抄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财宝，僧侣与室女私通等，而实际上则是胡汉之争、华夷之辩。

拓跋焘在崔浩等人的支持进行了北魏的汉化改革，尊崇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并规定北魏历代皇帝即位，都要到道坛受箓，以此作为鲜卑族统治中原的一种依据。于是便有了汉族士族与鲜卑贵族之争，由于鲜卑贵族支持佛教，大量供养寺院僧人，于是崔浩与天师道道士寇谦之合作，上疏请诛天下沙门，企图通过崇道崇儒灭佛以及修史等举措对鲜卑政权进行“和平演变”，实现汉化。

然而以太子拓跋晃为首的鲜卑贵族，虽下令焚毁了大量浮屠、伽蓝，却也有意放缓了执行法令的时间，暗中保护一些僧侣逃脱性命，并收藏了一些经文和佛像，尽力维护佛教的利益。

以道教调和胡汉关系没有成功，到了北周时期，宇文护则扶持佛教来消弥胡汉差异，统合人心，以到达解除与东魏、北齐对峙处于弱势的局面。由于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国库收入骤减，到了北周宇文邕时期，经过还俗沙门改宗道教的卫元嵩上书、儒释道三教辩论，开始禁佛灭佛。加上关陇集团的鲜卑贵族集团与汉族士族集团日渐融合，北周逐渐强势，佛教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原本各大寺院积累的大量银钱、田地，成为了国家财产，佛教也被迫进行了汉化改革，真正实现了沙门必须尊重皇权、政教分离的传统。

唐武宗灭佛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政治事件——牛李党争，将教派斗争终于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武宗时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李德裕此时任相，时常称赞牛僧孺而又信奉佛教的仇士良频繁诬陷刘弘逸、薛季棱、杨嗣复、李珏，在李德裕等四宰相劝阻下，杨、李才得幸免，于是道士赵归真、邓元起、刘玄靖等人在李德裕的支持下鼓动信奉道教也又想摆脱仇士良等人控制的武宗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尽皆还俗，而李德裕、张仲武等将逃亡幽州的五台山僧人以“游僧入境”之名，悉数斩杀。通过没收寺院的土地和财产，打压了以牛党为首的新兴的庶族地主，缓解了唐朝后期的财政。

由于佛教渗入政治生活方方面面，寺庙从不务农、不服徭役、不尊王法，另一方面吸收大量年轻劳动力，到处圈地，不断收刮着百姓的民脂民膏，成为朝廷打击的主要目标，而在灭佛时有道教和代表道教的势力参与，有朝堂上各方利益的争斗，也成为灭佛的主要原因。人类的未知及恐惧所发展出来的宗教信仰，不能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一旦触及到政治利益与社会基本的运行，便将会迎来不可承受的打击，无论佛教、道教皆如是，而所谓的因果报应、不得善终也不过是无用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