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养生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历代养生家、医家和广大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的防病保健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摄生保健的内容，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系统的养生方法，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卓越贡献，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为了使中医养生学能够得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有必要对其学术渊源、理论特点及形成发展历史有个大概的了解。兹简要介绍如下。

上古时期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如果从原始群居的猿人算起，已经历了近两百万年的漫长过程。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代，即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建立以前，大概可分为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等几个历史阶段。在这个时期内，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地认识了自然界，并通过自己的劳动，努力创造条件，以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维持自己的生存与种族发展。他们懂得了创造简单工具去寻觅、猎取食物以充饥；择居处、筑巢穴以避风寒、防野兽；存火种以照明、御寒、熟食；以及用语言、舞蹈等方式传递信息，表达感情等。

火种的发现和应用改善了人类茹毛饮血的饮食条件，人们吃熟食，不仅缩短了对食物的消化过程，使人体获得更多的营养，也防止了一些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患义。

火的应用，可使人类战胜严寒，温暖人体的肢体关节、胸腹、腰背，除驱散寒冷之外，我们的祖先还懂得了一些用火治病的简单医疗方法，如灸、（火芮）、熨等，用以治病除疾，养生防病。

我们的祖先原在河谷地区聚族而居，囚为河谷地区水源充足，土壤肥沃，食物丰富，可以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即使遇到自然灾害，被迫迁徙时，也总要进行一番选择，要“观其流泉”，“度其（阝显）原”（《诗经·大雅·公刘》），以定其新的居处。这说明，上古时期，由于生存的需要，人类已经注意到居住地域的环境条件的选择。不仅如此，由于“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庄子·盗跖》），说明古人筑巢穴、栖木上是为了躲避野兽，以防猛兽的伤害。而为了适应自然界气候变化，所以，“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木曾）（音“增”Zeng）巢”（《礼记·礼运》）。“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庄子·盗跖》），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改变居住环境以适应寒暑之变。在火种发现，并得到广泛应用之后，则又进一步懂得了筑房舍以安居，开窗户以透光、通气。如：“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礼记·礼运》）。足以看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我们的祖先逐渐懂得了居处环境的好坏，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手段。在原始社会，人类靠劳动寻觅食物、索取火种、制造工具、修筑巢穴，以充饥、御寒、逃避野兽、维持生命。劳动是人类使用工具来改变自然，使之适合于自己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同时，劳动也促进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开扩了眼界、增长了智慧、保护了生命、强壮了身体。劳动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如《易·系辞下》中有如下一段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上四下古），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垂衣赏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咸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概括地说明了上古时期劳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情形。由此可以看出，在漫长的劳动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生命规律，并学会运用自然规律去支配自然界，从而改善了人类生活环境，增长了智慧，强壮了身体，延长了寿命。这说明养生思想的原始萌芽在此时已经开始萌发。

先秦时期

一般认为，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历史时期，统称为先秦时期。为与上古时期区别，以夏朝的建立作为其上限。

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经过殷、商到周，奴隶制得到较大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也相应发展，其突出的标志是知识分子数量空前增加，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在先秦的学术争鸣中，人们关于世界本源、生命学说及人生现象等方面，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由于金属工具的运用及生产技术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的需求也在提高。在养生保健方面，则提出了主动改善个人、环境卫生，合理调配饮食等措施，并有相应制度，以加强防病保健。

一、先秦养生思想

先秦诸子也正是在探讨自然规律及生命奥秘的过程中，提出有关养生思想观点的。诸子论述甚众，难以求全，现仅就易经、道家、儒家、杂家等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作简要介绍。

（一）周易

《周易》是我们祖先生活及生产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对自然界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总结。它蕴藏着深遂的思想，以阴、阳来阐述宇宙间事物的变化规律，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万物时刻在运动着、变化着，天体的运转，地壳的变迁，四时寒暑，昼夜晨昏的更替，无一例外，人亦如此，《周易》将这种变化称之为“变易”。然而，这种变化无论在宇宙，还是人体生命活动，都有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而改变。因而，《周易》将这种规律称之为“不易”。了解了变易与不易的基本规律，就可以知道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渐变及突变的动向，因而可以遵循、掌握它。《周易》称此为“简易”。故《易·系济上》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现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周易》着眼于宇宙天地，立足于人类自身，以求得在认识宇宙运动变化规律中，探讨生命的奥秘，从而懂得生与死的缘由和规律。

《周易》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穷天人之际，探讨宇宙、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机理，进而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大法则。这种学术巴想，也直接影响着祖国医学理论。诸如：阴阳学说，天人相应学说等等，即源于易理。养生学中，顺应自然、调和阴阳，未病先防等原则，亦源于易理。故自古以来，即有医易则通之说。《周易》立论的目的在于掌握自然变化规律，着眼于自身的安危，强调审时度势，顺应自然，力求主观与客观的协调统一，以防患于未然。恰如《易·系辞下》所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循易之道也”。这种居安思危，未变先防的思想，正是中医养生思想的理论渊源。

（二）道家养生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是以老、庄为代表的。他们的学术思想在中医养生学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道家所主张的“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然循环的规律。自作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之中，道即是其基本法则。《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关于“道”的具体阐述。所以，人的生命活动符合自然规律，即“是谓深根，固抵，长生久视之诺，才能够使人长寿。这是道家养生思想的根本观点。

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贵柔”及动形达郁的主张，对中医养生保健有很大影响和促进。较简述其大要。

1、清静无为　清静，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心神宁静；无为指的是不轻举妄动。具体地说，就是《道德经》所谓的“少私寡欲”，因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宜“致虚极，守笃静，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其根，归根曰静”。人之神静，有如浊水，静之徐清。《庄子·天道》云；“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动则无为，……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这种清静无为以养科长寿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养生家所重视，浸透到养生学中养精神、调情志、气功导引、健身功法等各方面。

2、贵柔　归真返朴　老子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新生的东西是柔弱的，但却富有生命力；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柔弱者，生之徒”（《道德经》）。如果经常处在柔弱的地位，就可以避免过早地衰老。所以，老子主张无欲、无知、无为，回复到人生最初的单纯状态，即所谓“归真返朴”。

3、形神兼养　在于养生倡导去物欲致虚静以养神，但也不否认有一定的养形作用。《庄子·在宥》中说；“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庄子·刻意》说：“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所好也”。从而可见，我国古代的导引术是道家所倡导的，从其产生开始就是用于健身、治病、防病的。

（三）管子的养生思想

《管子》的作者承袭了老子关于“道”是宇宙本原的思想，但明确提出“道”即“精气”的观点。在养生方面，《管子》认为“精”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故主张存精以养生，指出，“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管子·内业》）。此外，他又提出存精的具体方法，则“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摧，福将自归”（《管子·内业》），主张虚其欲以存精。

《管子》还提出了起居有时、节制饮食、适应四时等重要的养生原则。如《管子·形势篇》云：“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累而寿命损”，这些养生原则是很实际的。

《管子》还十分重视精神调养，《管子·内业》中指出：“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保持乐观情绪，也是养生的重要内容，而调节情绪则可用雅情怡兴的方法。

先秦诸子提出的养生思想、原则和方法，渗透到医学领域，充实、丰富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为养生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儒家养生思想

在养生学方面，儒家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强调精神调摄　《礼记·缁衣》说：“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养心与养形是养生的重要内容，然而精神与形体之间，具有统帅支配作用的是精神。养生首先要强调精神调摄，而最好的方法是减少物质欲望，即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人生存在着欲望是正常的，然而只能在社会许可的条件下实现欲望，不可有过分地要求，这就需要遵循“礼”的原则。正如《论语·颜渊》中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还提出了君子三戒，即“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行则从礼、君子三戒等内容，即为寡欲。儒家关于精神调摄的原则，在中医养生学思想中得到了阐发和应用。

2、注意身体护养　这也是儒家养生思想的一个方面。合理的安排生活、注意起居有时、劳逸适度、饮食有节等，是护养身体的基本原则。反之，如果不注意这些原则，“寝处不适，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这是需要予以注意的。

3、倡导饮食卫生　孔子对于饮食卫生十分重视，为了保证身体健康，他提出了饮食保健的原则，即《论语·乡党》中所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饮食精，则营养丰富，脍宜细，则味道美，可增进食欲，有利于消化吸收。并且，提醒人们一定要食新鲜、清洁的食物，以防止疾病的发生。他指出：“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则不食；色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贪。”强调了食品要精细、烹调要得当，进餐要定时，经久变味、腐败发臭的食物不宜食用等饮食卫生要求。同时，也提出了调和饮食五味，要顺应四时的原则。

儒家的养生思想，是极宝贵的养生经验，因而为历代养生家所遵循。时至今时，仍有其实用价值。

（五）先秦杂家养生思想

《吕氏春秋》是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就养生思想而论，它是先秦诸子著作中，内容最丰富

的。其思想体系不仅承袭了道、儒两家的内容，也旁采了墨、法等家之说。全书计一百六十篇，涉及到养生内容者，约五十篇之多。现将其养生思想的主要学术观点简述如下。

1、毕敬之务，在乎去害　先秦杂家认为，人活百岁，是生命的自然寿限。而许多人未能活到这一寿限，究其原因，多由于在生命过程中受到种种危害和干扰。如果能找出原因，并采取措施排除这些危害和干扰，则有可能使人长寿，达到自然寿限。这即是“毕其数”。并指出，长寿之“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吕氏春秋尽数》），这一学术观点阐明了人的自然寿限及达到自然寿限的可能性，并指出去害是使人长寿的重要保证。而“去害”的具体措施，就是养生。

2、趋利避害，顺应自然　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趋利避害，这是杂家养生的原则。《吕氏春秋·尽数》说：“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何为害？五味太过，五者充形则生害，此其一，乃饮食为害；七情太胜，过胜则伤神，乃情志为害，此其二：六淫太过，太过则伤精，乃六淫为害，此其三。知其三害而避之，使之无过，自然神安而形壮，年寿得长。”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知本求因、趋利避害、颐养神形，是杂家养生思想的重要观点。

3、动形以达郁　《吕氏春秋》认为人之精气血脉以通利流畅为贵，若郁而不畅达，则百病由之而生，在《达郁》篇中指出：“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所由生矣。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同时指出，活动形体是使体内精气流通以保障生命活

动正常进行的有效措施，“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吕氏春秋尽数》）。经常运动形体，则精气流行，恶无由生。吕氏提出的这种动形达郁的主张是对养生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先秦杂家的养生思想，融合了道、儒、墨、法诸家之长，参以己见，故有其独特之处。“毕数之务，在乎去害”、“趋利避害，顺应自然”及动形达郁等主张，即是其代表，由此可窥及一斑。

二、先秦时期的养生实践

夏代以后，由于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改善。在长们的生活实践中，人们懂得了采取一些措施，讲究卫生，以增进健康，防止疾病。

（一）提倡讲究个人卫生

夏商时期，人们已经有洗脸、洗手、洗脚等习惯。如甲骨文中既有表示洗脸的“沫”字和表示洗澡的“浴”字。而在《礼记内则》中，则有：“五日则（火覃）汤清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火覃）汤清浴，足垢，（火覃）汤清洗”的记载，并认识到“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说明在周代，定期沐浴已成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二）注意饮食调养

注意饮食调摄的养生实践，大概在夏商时代已经开始，到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对于食物的分类已经很细致。据《周礼》记载，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管理饮食卫生的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同时，对病人的营养和临床结合起来，创造了“食治学”。对于饮膳烹饪，也注意到五味调和。《吕氏春秋本味篇》中云：“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多后少，其齐甚微，皆由自起。”

在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有与现代汉宇“酒”字相似的“**”字。同时，还发现酿酒场地遗址，说明当时的酿酒业已相当发达。随着酿酒的发展，酿醋、制酱、腌制食品也相继出现。饮食的改善，不仅可增加营养、开胃进食，也可以健身防病。如酒可以通血脉，行药势；醋可以健胃，并有收敛作用；曲可防治肠胃病等。

（三）导引健身

导引是我国传统的健身术，它将呼吸、动形和自我按摩等内容融成一体。如果说上古时期，人们作舞以宣导之以疗疾病是一种原始、无定型的动作的活。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导引已经发展成了保健功，现存最早的、且完整地描述呼吸锻炼的，是战国初的《行气玉佩铭》，说明这种行气保健动已形成一种专门学问。

（四）敬老养老

敬老养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这一传统大概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开始了。对老人的敬养，不仅是礼仪上的待遇，也是具有养生内客的，涉及到情志、起居、饮食等生活诸方面。《礼记·内则》中说：“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伙食忠养之”，“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侯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可以看出，当时在老人养生方面积垒了丰富经验。

（五）优生优育与胎教

先秦时期，在婚烟制度上，也提出了一些合理主张，如同性不结亲、必成年而婚配等。在《左传》中，即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之论。《周礼地官司徒》中说：“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这些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是十分有益的。

先秦时期，对于妊娠时期的养生保健也十分注意。如刘向《列女传》载：“太任（周文王之母）有身，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说明当时对于胎教已有一定的认识。

（六）环境卫生

先秦时期，对于环境卫生也十分重视。商代的甲骨文中，即有扫帚的“帚”字。《礼记内则》中，即有“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衣服，敛枕簟，扫室堂及庭”，说明清洁扫除在当时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及个人的日常卫生习惯。此外，在公元前四五世纪，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懂得了处理污水，当时即有所谓“陶窦”，据说就是当时的下水沟。对于粪便管理，史载更早即有“厕所”，《周礼》说：“宫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匽，即路厕。这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环境卫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注意环境卫生是保证健康的有效措施。

（七）药物养生

在先秦的有关文献中，对于延年益寿的药物已有不少记载，如在《山海经》中收集了药物百余种。其中，有一类为补药，如櫰（huai音怀）木、枥木、狌狌（按：同猩猩）等，具有强壮身体、增强记忆力、延年益寿的功效。这些药物为后世养生家、医家探讨抗老防衰、益寿延年的药物，开阔了思路，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三、《内经》奠定了养生学理论基础

《内经》总结了先秦时期医药学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先秦道家、儒家、杂家的养生思想为《内经》养生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内经》则是集先秦诸子理论及医药学实践之大成，为中医养生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将其要点归纳如下：

（一）对生命起源的认识

《内经》认为生命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素问·宝命全形论》指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认为自然界的阴阳精气是生命之源，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

（二）天人相应，顺应自然

《内经》把人与自然界看成一个整体，自然界的种种变化，都会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即天有所变，人有所应。因而，强调要适应自然变化，避免外邪侵袭。如《灵枢·本神篇》指出，要“顺四时而适寒暑”，《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则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四时顺养原则。《素问·上古天真论》又明确指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从而开辟了中医防病养生的先河。

（三）对生命规律的阐述

《内经》对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规律有精妙的观察和科学的概括，不仅注意到年龄阶段的变化，也注意到了性别上的生理差异。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男子八岁为一生理阶段，女于七岁为一生理阶段的生理阶段递变规律，《灵枢天年》以十岁为一阶段的递变规律，分别详细阐述了人的生理变化特点。

（四）对衰老的认识

《内经》详细论述了衰老的变化过程及衰老表现，并指出情志、起居、饮食，纵欲、过劳等一方面调节失当，是导致早衰的重要原因，并提出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素问●上古天真论》），初步建立了抗老防衰及老年病防治的理论基础。

（五）明确提出养生原则和方法

《内经》不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原则和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如调和阴阳，濡养脏腑、疏通气血、形神兼养、顺应自然等原则，以及调情志、慎起居、适寒温、和五味、节房事、导引按跷、针灸等多种养生方法。而且特别强调“治未病”这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将养生和预防疾病密切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内经》集先秦诸子之说，参以大量医疗实践，形成了中医理论体系，为中医养生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总之，先秦时期是我国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人类更好地认识自然，认识生命。长期的医疗实践，为医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而《内经》则是这一时期内医学发展的系统总结和结晶，它为中医养生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汉唐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制终于代替了奴隶制。汉、唐两代都曾出现过封建经济高度繁荣的景象，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对医学及养生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时期内，出现了不少著名医家和养生家，以及养生专论、专着。对养生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秦汉之际，特别是秦代“焚书坑儒”的高压政策被解除以后，道家、儒家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佛教的传入，也逐渐影响了我国意识形态及医学的发展。自隋代王通提出儒、佛、道“三教归一”的纲领后，三家之说便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推行于世，并且互相渗透、融合。其中，有关养生方面的内容，便被当时的医家、方士所继承，从而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

一、养生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汉唐时期的养生学思想发展，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①对养生理论的阐述往往是融医、儒、道、佛诸家养生思想于一体，各取其长。②汉唐时期的养生家，往往也是著名的医学家。其具有丰富的医学理论及临床实践经验。因而，对养生方法的论述，多具体、实际而有效。③这一时期的养生专论、专著，在理论上有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既承袭了先秦的学术思想，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并作为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以专门阐述。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兹将江唐时期有关养生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主要内容概括介绍如下。

（一）张仲景的养生思想

东汉医家张仲景，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医学理论，博采众长，著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其中，也从病因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养生观点。

1、养慎　养慎即调护机体以顺应四时之变，仲景认为：“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病则无由入其腠理”（《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明确指出，注意四时变化，外避虚邪贼风，是防病保健的一个重要方面。

2、调和五味　仲景特别强调饮食与养生的关系，“凡饮食滋味以养于身，食之有妨，反能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因而“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明确指出，饮食之冷热、五味之调和，以适宜为度，方可起到养生作用。反之，于身体有害。

3、提倡导引　仲景对导引吐纳也十分重视，他主张用动形方法防病治病，如《金匮要略》中云：“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

仲景的上述养生思想，具体体现了中医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原则。

（二）华佗的养生思想

华佗是与张仲景同时的医家，他继承了先秦《吕氏春秋》中的动则不衰之说，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动形养生的道理，如《三国志华化传》中载其论云：“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

华佗对导引健身术十分重视，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为模仿虎、鹰、熊、狼、鸟五种动物动作的导引法，称之为”五禽戏”。方法简便，行之有效，大大促进了导引健身的发展。

（三）王充的先天禀赋说

东汉时期的王充，在养生方面，提出了禀气的厚薄决定寿命长短的观点，在他所著的《论衡》中强调指出：“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不至百者，气自不足也。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寿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

王充还认为，生育过多，往往影响下一代健康，他指出：“妇人疏字者子活，数乳者死。……字乳亟数，气薄不能成也”。所谓“疏字”是指生育较少，少生少育则禀受父母之精气强，故子女健壮而寿命亦长；反之，“数乳”者，则禀受父母之精气薄弱，故子女体衰而寿命短，因而提倡少生少育。王充的这一思想，将优生与长寿联系起来探讨，是很有见地的，大大丰富了养生学的内容。

（四）《神农本草经》重药补

成书于东汉时代的《神农本草经》，共载中药365种，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药物为补养之品，计120种，多具有补益强身、抗老防衰之功效，提倡以药物增强身体健康，如人参、黄芪、茯苓、地黄、杜仲、枸杞等，均为强身益寿之品。后世医家据此而创制了不少抗老防衰的方药。

（五）方士之术的利弊

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如秦始皇、汉武帝等都追求长生不老，想方设法寻求长生不老方药。因而，社会上方士盛行，炼丹术、服石法、神仙术以至房中术等，曾风行于世。鼓吹和信奉炼丹、服石可使人不老不死者，此不但无益，反而有害，误服者多中毒暴死。故自汉以后，许多医家都指出乱取丹石之害。但也应看到，当时统治者的谋求长生，客观上促进了方士对炼丹、服石、导引等养生方法的探索。

东汉时期的魏伯阳，即总结了前人经验，著成《周易参同契》三卷，阐述了炼丹的理论和气功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亦如实地指出了金石对人的危害。书中有关气功的论述，至今仍有研究和参考价值。而其所述炼丹之术，在化学史上亦有重要贡献。

二、道家学说与道教养生术

西汉初期，统治阶级很重视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即指托名黄帝，渊源于老子的新道家学派，这时的道家思想，已经将阴阳、儒、墨、法等各家思想批判地吸收进来。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六一要旨”云：“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可以看出，这是承袭了先秦道家贵生、养神的思想。同时，也是对汉武帝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思想的有力批判。

汉武帝既崇尚儒术，又祟信神仙，然当时黄老之学声望甚高。于是，方士们逐渐将黄老之学与神仙术结合，形成为具有宗教色彩的黄老道。宣称他们的那套“养神保真”之法，可以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然而人不能永远活下去，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养生学应摒弃其荒谬的成仙思想，而取其养生之术。事实上历代道家养生名家几乎都是以其养生术而传世的。

道教所行养生之术很多，如外丹、内丹、服气、胎息、吐纳、服饵、辟谷、存思、导引、行蹻、动功等等，这是将古代所流行的养生之术，皆吸取进来，加以发挥。

由于道教注重养生，崇信神仙，故而将诸子之说，兵、农诸家之书及占星、阴阳、五行医经医方等数术方技诸家之书广为收集而为道教经籍。因而，道教经书之中，内容广泛而丰富，有关养生的书籍多收其内。

东晋医家葛洪，精研道教理论，在养生方面做出很大贡献。他从预防为主的思想出发，首先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认为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长寿。

葛洪对于导引、吐纳等养生术也十分重视。在他所著的《抱朴子释滞》中指出：“行气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首次提出了“胎息”功法，并详述其要领。

葛洪对炼丹之术也进行了研究，他在《仙药》中论及的植物的如灵芝、茯苓、地黄、麦冬、巨胜子、楮实子、黄精、槐实、菊花等，经现代研究分析证实，确有抗衰防老、益寿延年的作用。当然，他的金丹长生之论在养生方面并不足取，但在化学上却是一大贡献。

南朝的著名养生家陶弘景，精于医学，通晓佛、道，“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精研，便有养生之志”（《梁书·处士传》）。他辑录了“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的许多养生文献，而成《养性延命原》一书，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养生学专著。全书共二卷分为：教诫、食诫、杂诫、服气疗病、导引按摩、御女损益等六篇。

书中论述的养生法则和方术甚多，概括起来，大致有：顾四时、调情志、节饮食、宜小劳、慎房事、行气吐纳等几个方面。

《养性延命录》收集了先秦及两汉时期的养生文献，也反映了陶弘景的养生学思想，这本养生专集对于推动养生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三、佛家养生思想的传入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很难考定，但一般都以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入中国，明带始建白马寺为据。

随着佛教的传入，大量经论被翻译过来，当时传译的僧侣学者大都利用老、庄之学的概念来译解佛经，由文字“格义”到思想会通，经过长时间的消化和吸收，佛学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很大发展。公元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极盛时期。

佛学的传入，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仅据隋唐史书记载，传来的医书和方药书就有十余种。佛学本身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彻悟成佛”，然而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进行修炼，所以佛学中也含有与佛教教义结合在一起的有关养生健身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汉唐时期的养生家们既取其养生作用之长，纳入中医养生思想之中。例如：

参禅　禅是禅那（dhyana）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故称参禅。在修习禅定的过程中，有调身、调气、息心静坐的方法，静坐气功，只是修禅的形式或基础，并非修禅目的，但初学静坐的人必须懂得这些调身调气的方法，使身心保持健康状态，以保证修禅的顺利进行。这种方法是有强健身体，却病延年作用的。养生家则将此融入吐纳导引健身功之内，成为以静坐为特点的健身功法。

又如达摩《易筋经》原为佛门养生健身功法。达摩又称菩提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相传《易筋经》是他译写的，故称《达摩易筋经》后传于世。成为中医养生学中的健身术之一。唐代《千金要方》中记载的天竺国按摩法，也是由当时印度传入的佛教徒常作的一种体操式的按摩法。

佛学认为人体也是由自然界构成物质的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和合而成。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人之体温、热量，风为呼吸。一般说来，“四大调和”，人方可使田，一大不和，生一百一病，四大不调，生四百四病。所以，佛家也强调身体的和谐统一，这一思想与中医理论近似。孙思邈将其收入《千金要方》之中。

佛学讲求调理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存关系”，因而十分重视环境调养，植树造林，行医施药等公益事业。特别是植树造林，犹为突出。而寺院地址的选择，也是十分讲究的，多为环山傍水，山清水秀之处，环境清幽，景色宜人，既是佛教修行之处，又是养性怡人之环境，以宁静、空气清新、环境幽美为特点，为养生调摄增添了不少内容。

佛家有很多戒律，如五戒、十戒、普萨戒等。这些戒律多是对佛教信徒修行时的纪律约束，具体地说是对酒、色、食、财等诸方面欲念的节制和约束，以使人专心修禅，提高道德品质的修养。这种思想被吸收而融入养生学中，充实了养生学中“养神”、“固精、“节欲”等方面内容。

佛家的经典著作十分浩瀚，一部大藏经即有1076部5048卷之多，后世又续有增加。其中，有关养生的论述十分丰富。此外，隋代智（岂页）法师著的《六妙门》（即《小止观》）、《摩诃止观》（即《大止观》），以及阐述心理修养的《百法明门论》、《妙云集》等等，均是论述养生的佛教典籍。不仅对佛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于养生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值得进一步发掘、整理，以使其为社会、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四、道、儒、佛、医思想的汇通

汉唐时期，道、儒、佛思想盛行，三家之说影响着当时整个社会。并且互相渗透、融合。当时的道家思想——黄老哲学，已经融进了儒、墨、法、阴阳等诸家之说。而佛教的传入，也并非全部照搬，而多利用老、庄学说来译解佛经。实际上，被翻译过来的佛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合了中国的哲理。这种融合、渗透，自然也影响到中国医学。这一时期的著名医家之所以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发展，也往往是受其影响。不少医家于道、儒、佛之说有精深的研究，他们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吸收、融合、汇通了道、儒、佛的理论观点，使之成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充实、丰富和发展了养生学内容。在这一方面，只有代表性的医家，即是唐代的孙思邈。

孙思邈精通道，佛之学，广集医、道、儒、佛诸家养牛之说，给合自己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著成养生专论。不仅在《千金要方》中有大量养生论述，还著有《摄养枕中方》，内容丰富，功法众多，在我国养生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在养生学方面的贡献，大要有五：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治未病”的思想，以此为养生原则，提出了“养性”之说，在《千金要方养性序》中反复强调“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是以圣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

第二，奠定了我国食养学的基础。他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孙氏认为饮食是养生防病的重要手段，他在《千金要方》中，列食养、食疗食物154种，分谷米、蔬菜、果实、鸟兽四类，多为日常食品，并论述其性味、功效，以供人们酌情选用。此外，他还提出了老人饮食的具体要求。孙思邈的食养、食疗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强调房中补益。在《千金要方·房中补益》中指出：“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强调不可纵欲。为防止性生活不当而诱发某些疾病，在《千金要方养性禁忌》中指出：“男女热病未差，女子月血，新产者，皆不可合阴阳”。这些观点，都是很科学的性保健内容。

第四，重视妇幼保健。在《千金要方》一书中，他破历代医书之惯例，首例妇科三卷，次列儿科二卷，除疾病治疗外，对妇幼保健的论述甚详。算得上是世界上从社会角度强调妇幼保陆的第一人。

第五，融道、佛、儒、医于一体，收集、整理、推广养生功法。由于孙思邈用于道、佛之学，对其养生之理论及养生之术皆有精研，故在他的《千金要方》中，既有“道林养性”、“房中补益”、“食养”等道家养生之说，也有“天竺国按摩法”等佛家养生功法。不仅丰富了养生内容，也使得诸家传统养生法得以流传于世，是我国养生发展史上有价值的医学文献。

宋元时期

两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思想上倡导融道、儒、佛三教于一炉的所谓“理学”，又出现“新学”哲学流派，他们既有争论，又互有渗透，互有吸收和发扬，这对医疗保健有一定影响。在医药卫生保健方面，改进医事管理，发展医药教育，促进医药保健的发展。此外，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医疗保健取得成就提供了有利条件。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和发展，对医学的著述和传播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古代的养生学说，得到了较好的结承，并且有了进一步发展。金元时期，许多著名的养生家和医家，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养生方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充实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

一、养生保健方法的日臻完备

宋元时期，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也日益丰富发展。

北宋末年，官方出版的《圣济总录》，共二百卷，二百多万字，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及养生、杂治等分66门，内容十分丰富。该书前数卷大量论述了当时流行的“运气”学说，而且对养生保健的一些方法做了相当详尽的介绍。可见，当时十分肯定这些方法的效果，并倡导这些保健方法的适用。宋代宫廷编著的方剂专书《太平圣惠方》，不仅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而且载有许多摄生保健的内容，尤其注意药物与食物相结合的方法，如记述了各种药粥、药酒等。这些方法符合医疗保健的需要，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宋元时期，全面整理了前代本草文献，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同时期世界药物学领域占领先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元医家和养生家根据阴阳五行等理论对于药物的性味功用等多有发明，使其既适用于疾病辨治，又有利于防病保健。例如寇宗（大+皕=爽字形）编撰的《本草衍义》中，根据体质和疾病，选择相应性味的药物。指出只有明了药性，有的放矢，方可收到治病保健的目的。此外，张元素的《珍珠囊》，李杲的《用药法象》、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等，对此多有发挥，更切适用。

针灸学在宋元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闻名国内外的“针灸铜人”以及新的针灸专著，如《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资生经》、《十四经发挥》等，同时，又出现了子午流注针法，主张依据不同时间，选择不同穴位，达到治疗保健的目的。

宋代整理的《正统道藏》及其辑要本《云笈七签》，虽属道家书籍，但书中记述很多导引、气功、按摩等有关方法，对于防病保健具有重大的价值。

二、老年医学的充实和发展

在唐代孙思邈重视老年保健的基础上，宋元医家、养生家寻求新的老年保健方法，全面认识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丰富老年人的治疗保健原则和方法，促进了老年医学的发展。宋代陈直撰《养老奉亲书》，元代邹铉在此书的基础上继增三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内容颇为详尽，是老年医学专书。金元时期学术争鸣，对老年保健的理论和方法的认识更趋完善。

（一）强调精神摄养

根据老年人的精神情志特点，陈直指出：“凡丧藏凶祸不可令吊，疾病危困不可令惊，悲哀忧愁不可令人预报……暗昧之室不可令孤。凶祸远报不可令知，轻薄婢使不可令亲”。说明保持老年人情绪稳定，维持心理健康是非常必要的。邹铉还指出了心病心医的情志保健的原则。《寿亲养老新书》中载有一首诗：“自身有病自身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境静时身亦静，心生还是病生时”。说明了只有进行自身心理保健，才可杜绝情志疾病。

（二）主张饮食调养

对于老年人，合理调节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生冷不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则疾患”。因此，提出“老人之食，大抵宜温热、熟软、忌其粗硬生冷”，及“善治病者，不如善慎疾；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寿亲养老新书》）的主张；这是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的。朱丹溪对于老年人的饮食提出“尤当谨节”、“茹淡”，强调节制饮食，又要避免摄入燥热厚腻之物，以保养精气。忽思慧的《饮膳正要》、贾铭著《饮食须知》等，又都丰富了饮食调养的内容。

（三）提倡顺时奉养

《内经》提出四时养生法则，到宋元时期不仅尊崇其说，而且增广其法，从而丰富了顺时养老的内容。对于老年人，顺应四时的阴阳消长来保养身体，更为重要。故陈直指出，老年人要“依四时摄养之方，顺五行休王之气，恭怡奉亲，慎无懈怠”（《寿亲养老新书》）。朱丹溪亦指出：“善摄养者……各自珍摄，以保天和”（《格致余论》）。故养老大法，必然要依据天和的性质，顺四时变化而摄养，才能老当益壮。此外，邱处机著《摄生消息论》亦从不同角度对四时的精神调养，起居调摄、饮食保健等，都有所阐发和发挥。

（四）重视起居护养

老年之人，体力衰弱，动作多有不便，故对其起居作息，行动坐卧，都须合理安排，“竭力将护，以免非横之虞”（《寿亲养老新书》）。护养方法是：“凡行住坐卧，宴处起居，皆须巧立制度”。例如，老年之居室宜洁雅，夏则虚敝，冬则温密。床榻不宜太高，应坐可垂足履地，起卧方便。被褥务在松软，枕头宜低长，可用药枕保健。衣服不可宽长，宜全体贴身，以利气血流畅。药物调治，汗、吐、下等攻伐之剂，切宜详审，防止不良后果。总之，处处为老人提供便利条件，细心护养。

（五）注意药物扶持

老年人气色已衰，精神减耗，所以不能象对待年青人那样，施用峻猛方药，欲速则不达，反而危及生命。《寿亲养老新书》提出：老年人医药调治应采取“扶持”之法，即用温平、顺气、补虚和中、促进食欲之方来调治，切不可竣补猛泻，这些原则是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的。

三、食养方法的丰富

历代医家和养生家都非常重视饮食保健，因为这是防病治病、健体延年的基础。在宋元时期，由于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食养食疗不仅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取得显著的成就。

（一）四时五味养脏法

在宋元时期，对食养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化。蒲虔贾根据五味入五脏，五脏分别旺于四时以及五行生克理论，提出了四时的饮食五味要求：“四时无多食所旺并所制之味，皆能伤所旺之胜也。宜食相生之味助其旺气”。认为“旺盛不伤，旺气增益，饮食合度、寒温得益，则诸疾不生，遐龄自永矣”（《保生要录·饮食门》），这在食膳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意义。陈直对先秦时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的原则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在具体运用上明确提出了：“当春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酸增甘，以养脾气”；“当夏之时，宜减苦增辛以养肺气”；“当秋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当冬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咸而增苦，以养心气”（《寿亲养老新书·卷一》）的观点，这种饮食原则的好处在于既不使当旺之脏气过于亢盛，又不使所克之辨气有所伤代。刘完素提出以臊焦香腥腐五气助所克之气。他说；“是以圣人春木旺以膏香助脾；夏火旺以膏腥助肺；金用事，膳膏臊以助肝；水用事，膳膏膻以助心；所谓因其不胜而助之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摄生论》）。这可与陈直以五味平调五脏之气的见解互为发明、相得益彰。

（二）食养食疗的新进展

随着对营养保健理论认识的深化，食养和食疗方法更加丰富多彩。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撰《饮膳正要》一书，是一部古代营养学专著。它从健康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书中还具体阐发了饮食卫生，营养疗法，乃至食物中毒的防治等。附录版画二十余幅，文图并茂，为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和食疗专书，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古代食谱。另外，李东垣、朱丹溪等对饮食保健的有关原则和诸般宜忌也有很多精辟论述，也是他们身体力行的经验总结，更加丰富了食养的内容。

四、“金元四民”对养生学的主要贡献

（一）刘完素主张养生重在养气

刘完素在王充提出人之寿夭在于“先天禀赋”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主性命者在乎人”，“修短寿夭，皆人自为”的思想。这种“人主性命“说，说明只要发挥摄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境界。他重视气、神、精、形的调养，但尤其强调气的保养。对于养气方法，他认为当从调气、守气、交气三方面着手。他以：“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导引按跷，所以调气也；平气定息，握固凝神，神宫内视，五脏昭彻，所以守其气也；法则天地，顺理阴阳，交媾坎离，济用水火，所以交其气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论》）。这种调养之法可起到舒畅阴阳，灌溉五脏，调畅气血的作用。

（二）张子和提倡祛邪扶正

张氏主张用攻法防病治病，认为祛邪即所以扶正，邪去则正气自安，反对唯人参、黄芪“为补”的狭隘观点，他还提出“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当用药攻”（《儒门事亲》）的主张。他的养生保健的思想核心是“君子贵流不贵滞”的观点，并指出调饮食、施药物、戒房劳、练气功等方法。在防病保健中，还特别重视人与社会环境的整体观和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从而丰富了中医学中有关心身医学、医学社会学的内容。

（三）李东垣注重调理脾胃

李氏认为促成人之早夭的根本原因在于元气耗损，他说；“人寿应百岁，……其元气消耗不得终其天年”（《兰室秘藏·脾胃虚损论》，而“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这说明调养脾胃之气，维护后天之本，是防病抗衰，延年益寿的一条重要原则。调养脾胃的方法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调节饮食护养脾胃。他认为“饮食不节”是酿成内伤的一个重要原因，“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即伤，而元气亦不能充，则诸病之所由生也”。故合理饮食是防病保健的一个重要环节；二是调摄情志保护脾胃。李氏指出：“凡愤怒、悲思、恐惧，皆伤元气”。说明精神情志密切关系着生理变化，尤其易伤脾胃功能，因此，须从积极方面调摄，静心寡欲、不妄作劳，以养元气；三是防病治病顾护脾胃。东垣防治疾病之立法遣药，处处考虑到脾胃之升降生化机能，用升发阳气之法，注重调补脾胃。东坦以顾护脾胃而益寿延年的精辟理论为养生别树一帜，另辟一途，为后世实践所肯定。

（四）朱丹溪强调阴气保养

丹溪力倡“相火论”基础上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并一再强调阴气“难成易亏”，因而在治疗与养生上，都主张以滋阴为主。围绕保阴精，强调顺四时以调养神气，饮食清淡冲和以免升火助湿，节欲保精以息相火妄动，并为此而著《色欲箴》以戒众人。在老年病方面，认为老年阴气暗耗，相火易亢炎为害，故养老大法，总要在于承制相火的亢极。此外，朱氏对防病于未然的养生理论和方法也有所论述。

综上所述，金元四家的学术观点虽异，然崇尚养生则一。尽管他们所研究的专题各有侧重。所得成果也不尽相同，但等到合流之后，终于汇集成比较完整的养生理论和方法的体系。

此外，宋元时期还有不少养生专著，如周守忠的《养生类纂》及《养生月览》、钱称《摄生月令》、刘词《混俗颐生录》、愚谷老人《延寿第一伸言》、姜悦《养生月录》、韦行规《保生月录》、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书》、王珪《泰定养生主论》、瞿祐《居家宜忌》和《四时宜忌》等，均为养生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总之，在这一个时期，涌现出了不少养生学家及养生专著，尤其是金元的学术争鸣，更促进了养生学的发展。宋元时期不仅充实和发展了前人的养生理论、原则和方法，而且对老年病学的防治和摄生保健有了突出的发展，形年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中医养生学发展至此，其理论渐趋完备，其方法更加丰富。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统治阶级提倡孔孟正统的程朱理学，同时利用佛、道两教的思想，在一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于中有的弃士为医，有的转儒从医，又有很多医家非常重视实践，勇于创新，先后出现了很多著名养生学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并使养生学得到更大范围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医养生保健专着的撰辑和出版是养生学史的鼎盛时期。从明代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的580多年中所出版和刊行的养生类著作比明清以前2200多年间所发行的总量还要多，其发展之迅速和传播之广泛，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另外，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中外医学交流活动亦日益频繁，有养生专著被译成外文出版发行，西方医药学传到中国的也空前增多，这对世界医学和我国的医学和养生学的发展，都有一定促进作用。

一、养生重“命门”和治形宝精说

至明代，随着命门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以赵献可、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他们反对滥用寒凉药物主张用温补药物峻补命门。如赵献可认为命门真火乃人身之宝，并说：“吾有一譬焉，譬之元霄鳌山之走马灯，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而拜者、舞者、飞者、走者，躯壳未尝不存也”（《医贯·内经十二官论》）。此主张养生及治病，均以保养真火为要。

张景岳提出“阳强则寿，阳衰则夭”（《景岳全书·传忠录》）的论点，指出：“欲知所以生死者，须察乎阳，亲阳者，察其衰与不衰；欲知所以存亡者，须察乎阴，察阴者，察其坏与不坏，此保生之本法也”。其重视命门，在理论上较赵献可全面。张氏认为阳气阴精之根本皆在命门，“命门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故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府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即如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以命门之火衰也；阳胜于标者，原非阳盛，以命门水亏也。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叠出；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生”（《类经附翼·求证录》），故他特别注重用甘温固本法预防疾病。这对当时那种滥用寒凉，败胃伤阳，致成时弊的情况下，是有重要意义的。与此同时，张景岳还辨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与生命的关系，明确提出养生之要在于治形宝精的主张。张氏所论之形，实指精血而言。他认为形赖精血为养，养精血即所以养形。明确提出：“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类经·摄生类》），指出了节欲保精的重要性。另外，张氏又鲜明地提出了“中年修理”以求振兴的卓越见解。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这种强调中年调养，求复振兴的思想，对于防止早衰，预防老年病，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综合调养发展了养生方法

明清时期的养生家对于养生理论的认识，都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尽管在精气神的保养上各有侧重，但都强调全面综合调理，尤其重视调理方法的研究和阐述。

（一）调养五脏法

李中梓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编著《寿世青编》一书，在调神、饮食、保精等方面提出了养心说、养肝说、养脾说、养肺说、养肾说、为五脏调养的完善做出了一定贡献。高濂的《遵生八笺》从气功角度提出了养心坐功法、养肝坐功法、养脾坐功祛、养肺坐功法、养肾坐功法，又对心神调养、四时调摄、起居安乐、饮馔服食及药物保健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极大丰富了调养五脏学说。明末医家汪绮石著《理虚元鉴》，对虚劳病机的阐发、论治的大法，预防的措施都自成体系，主张肺脾肾三脏俱重。他说：“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尤其是对虚劳的项防，提出了六节、七防、四护、三候、二守、三禁的原则，对抗老保健有很大意义。

（二）药饵、饮食保健法

明代开始，药饵学说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万密斋、龚廷贤、李时珍、李梃等医家，继承了前人的成就，在理论上和方药的运用原则和方法上，都有阐发和提高，对医饵养生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做出了贡献。万密斋的《养生四要》指出：“无阳则阴无以长，无阴则阳无以化，阴阳互用，如五色成文而不乱，五味相济而得和也。凡养生却邪之剂，必热无偏热，寒无偏寒；温无聚温，温多成热，凉无聚凉，凉多成寒。阴则奇之，阳则偶之，得其中和，此制方之大旨也”。这个中和平衡既济的制方原则，对老年的药饵养生有直接指导意义。万氏认为这种保健方法，要从中年开始，未老先防，保健重点在于调补脾肾。同时，还提出了老年用药禁忌。

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主张老年保健用药应“温而不热，清而下寒，久服则坎离既济，阴阳协合，火不炎而神自清，水不滋而精自固，平补之圣药也”。又对老年的药饵摄生强调了两个原则：一是调补脾胃；二是提倡与血肉有情之品，补益气血，填精朴髓，以健身抗老，延年益寿。他首推鹿茸、鹿角，配合人参、地黄、枸杞、二冬、黄柏等制方。

《本草纲目》对于药饵和食养的论述也极为丰富。提供了有关饮食药物养生的丰富资料，书中还收集了很多食疗方法。李时珍推崇东垣脾胃之说，主张老年人应培补元气，调理脾胃，升发清阳，多用温补之剂，以延年益寿。

李梃认为药饵保健，用药宜平和、中和、温和，补虚在于扶培、缓补、调补，反对温热峻补和滥施汗、吐、下等法。李氏又在《医学入门》中指出了药饵养生中食补、峻补、唯补的偏弊，强调了“量体选药”的重要原则。

曹庭栋针对老人脾胃虚弱的特点，重视以粥养胃益寿，在《老老恒言》中编制药粥配方百余首，以“备老年之颐养”，可谓集食养保健粥之大成。

（三）综合调理法

明清时期的养生保健专书很多，多是强调综合调理，且要简要易行。冷谦撰著的《修龄要旨》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气功与养生保健专书，详细论述了四时起居调摄、四季却病、延年长生、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却病法等，书中多以歌诀形式介绍养生要点及具体方法，易于领会实行。万密斋的《养生四要》，提出了“寡欲、慎动、法时、却病”诸养生原则，对于违反这些原则而产生的疾病，皆列有药物救治方法。清代吴师机撰《理瀹骈文》，这是一部物理治疗专书。吴氏提倡膏、药外贴等理疗法，如引嚏、坐药、药浴等。他认为外治之理同内治之理，可以收到与内服汤丸相同的效果。还认为养生保健不能单纯依赖药饵，如果注意调节生活起居，陶冶性情，对健康则更有益处。吴氏在外治保健方面为养生开辟了一条新的门径。

三、防病保健强调动静结合

虽然在先秦时期就已初步提出了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但动静结合的养生理论和方法，则在明清时期才进一步明确提出来。李梃在《医学入门》中指出：“精神极欲静，气血极欲动”。提出静养精神，动养形体的辨证关系。方开《摩腹运气图考》（又名《延年九转法》）指出：“天地本乎阴阳，阴阳主乎动静，人身一阴阳也，阴阳一动静也。动静合宜，气血和畅，百病不生，乃得尽其天年”。人身之阴需要静，人身之阳需要动，从而提出了静以养阴，动以养阳的主张。人体要保持“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就必须动静适宜，切忌过动过静，否则就会造成阴阳偏颇，导致疾病。

清代养生家曹庭栋虽认为“养静为摄生首务”，但他却很重视动以养生的重要作用。如在《老老恒言·导引》指出：“导引一法甚多，如八段锦、华佗五禽戏、婆罗门十二法、天竺按摩诀之类，不过宣畅气血，展舒筋骸，有益无损”，并创“卧功、坐功、立功三项”，以供老年锻练之用。又如《老老恒言》载有散步专论，对散步的作用和要求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例如，闲暇“散步所以养神”、睡前“绕室行千步，始就枕”，“是以动求静”，有助于睡眠，强调了动静结合的重要性。

四、动形养生提倡导引武术健身

历代养生家都十分重视运动养生，导引、气功、按摩共同成为动形养生的三大支柱。对于导引之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马王堆的汉墓出土的《导引图》，就绘有40余种导引姿态的图象，内容十分丰富。以后历代都有不同的发展，到了宋代，在动作和方法上有了很大改进，如太极拳、八段锦等。明代以后，由于武术的发展和《道藏》的成书，又推动了导引术的进步和发展，在《遵生八笺》载有八种导引，除在国内广为流传外，并于1895年译成英文发行于国外。如明代正德年间罗洪先所撰《仙传四十九方》，载录华佗“五禽图”最为详尽，并指出：“凡人身体不安，作此禽兽之戏，汗出，疾即愈矣”，说明了导引保健的重要作用。清·乾隆时代，沈金鳌于《杂病源流犀烛》一书中，卷首列有“运动规法”，包括导引、气功和按摩等，这些方法多摘自明代曹士珩所撰《保生秘要》一书。可见，导引保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在明清时期，经过很多养生家、医家及众人的辛勤工作，提炼更新，使导引养生更加系统、科学，导引的形式更加丰富。例如，静功和动功与武术的结合，又促进了太极拳的发展，使其以独特的风格流传于国内外，深受人们喜爱，在养生保健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清·鸦片战争之后，卫国保家和练功健身的思想兴起，专论气功、导引、武术之著作也随之增多，其中比较突出的如敬慎山房主彩绘二十四幅《导引图》，将气功、导引、按摩熔为一炉，用于养心练精、补虚、防治疾病和强身益寿，有较高的实用价值。由于导引、气功、拳术熔为一体，使其有理、有法、有方，自成体系，便于练习，的确起到了“内炼精气神，外练筋骨皮”的保健延年之效。在此时期，由于武术流派的空前发展，不论道、佛寺院，还是山寨水乡，都有练功习武的时尚，使武术健身得到了很大范围的普及，发挥了良好的健身御敌的作用。这种独特的健身防身术至今仍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五、重视颐养老年人

自从唐代孙思邈提出“养老大例”之后，研究养生保健的对象郁非常重视老年人，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更为普及。

颐养对象重视老人还表现在：明清的养生专著大都联系到老年人的养生和长寿问题。而且还有不少养老专著，如《安老怀幼书》、《老老恒言》等，曹庭栋根据自己的长寿经验，参阅了三百多家的养生著作，针对老人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具体而实用，继承和发扬了中医养生学，为中医老年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龚廷贤《寿世保元》和龚居中的《万寿丹书》，亦有发挥之处。”

此外，明清时期的养生专著还有袁黄的《摄生三要》、胡文焕的《寿养从书》、河滨丈人《摄生要义》、息斋居士《摄生要语》、陈继儒《食色绅言》及《男女绅言》、冯曦《颐养诠要》、汪*《寿人经》、汪潘磨《内功图说》、尤乘《寿世青编》、黄克楣《寿身小补》等，均对养生保健做出了一定贡献。

明、清初期，中医养生专著大量发行出版，促进了养生学的深入和普及，在养生理论上丰富了明以前的养生学内容，提出了温补肾阳、治形宝精、调养五胜、动静结合等养生法则。同时，全面的发展了养生方法，使其具体实用。提倡导引保健、武术健身，使老年养生保健又得到深入发展。总之，在这一时期，使中医养生学发展成为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较为正统的、科学的、完整的专门学说。

近代与现代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与此同时，逐渐兴起全盘否定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恩潮，对中医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使祖国医学横遭摧残。中国养生学也因之而濒于夭折，养生著作很少，理论和方法亦无任何进展，其主要著作仅有蒋维侨的《因是子静坐法》、席裕康的《内外功图说辑要》、任廷芳的《延寿新书》、胡宣明编的《摄生论》、沈宗元的《中国养生说集览》等。总之，由于排斥、限制和消灭中医学的政策，使传统养生学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阻力，处于自发地、缓慢地发展阶段。

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祖国医学获得了新生，中医养生学也因之而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科学研究的重点已开始从临床医学逐渐转向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传统的养生保健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出现了蓬勃向上的局面。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防保健取得显著成就

解放后，在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的指示下，全国人民坚决贯彻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医药，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开展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广泛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并进行了大规模的防治传染病工作，在卫生、药物预防、除害消毒、隔离、人工免疫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效方法。在多种预防方法中把传统的中医预防方法和现代医学的有效预防措施相结合，收到了切实可靠的防病保健效果。在短期内，消灭了鼠疫、霍乱、天花、黑热病等急性传染病，其他如疟疾、麻疹、猩红热、白喉、脊髓灰质炎、流脑、痢疾、血丝虫病、血吸虫病等多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也得较好的控制和防治，发病率显著下降，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这是我国预防保健工作取得的重大成绩。

二、建立养生保健的科研机构

我国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系统地开展现代老年病学研究，之后成立了老年研究室，近年来全国各地又相继成立老年病防治研究所（室）及很多老年保健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广泛开展老年病防治的科研活动。为了适应形势的友要，有的科研单位成立了中医养生研究室，全面研究养生保健的理论和方法，有效地指导人们的健康保健活动。与之相适应的疗养事业，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闪，也迅速发展。目前在我国范围内已形成几十个风景优美、环地宜人，具有不同特点的疗养地和疗养区。根据不同环境气候特点，建立各种疗养院，既利用丰富的天然疗养因子，又采用传统的摄生保健方法为人们的健康服务。此外，近年来，各种类型的康复机构相继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普遍采用中西结合方式进行康复疗养。中国传统养生保健的理论和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三、理论研究不断取得进展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非常关心理论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近几十年，我国各地探索衰老与长寿的奥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老年病学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各方面的工作都不断取得新进展。对于抗衰老的理论研究，从中医延年学说和现代科学的角度进行多方面的探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衰老学说和延年益寿的方法。虽说这些学说尚未全面说清衰老这一复杂的生命现象的本质，但可能从不同角度和深度反映了衰老本质的部分真理。同样，对养生保健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不仅如此，有关科学研究单位对很多中国传统的养生保健方法，使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例如对气功、太极拳的作用机制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对抗衰老药物和饮食等方面的研究也正在积极进行中，而且不少方面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实践证明，对养生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养生保健实践活动的深入广泛开展。

四、开展社会性保健教育

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医学正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演进，中医养生学在这个医学模式转变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几十年来，大量重印或校勘注释出版了历代一些养生名著，包括一些道、儒、佛、武等家的有关摄生著作。在整理古代文献、总结临床经验，结合现代研究的基础上，对养生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从而先后编著出版了多种专著和科普著作，又翻译了不少国外有关养生保健的书刊，特别是普及养生保健的科普期刊杂忐。同时，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广泛宣传保健知识。通过医学、养生科普方面的社会教育，可使更多的人利用较少的时间学到较多的保健知识，使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都能够自我养生保健，提高民族素质和全社会的健康水平。

五、培养传统养生专业人才

培养人才是整个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各地中医高等院校相续建立针灸推拿专业，为传统养生保健开设有关课程。特别是从1987年开始，国家教委决定开建中医养生康复专业，逐步在中医院校筹办开设，并且把中医养生康复概论学科列为中医学院的课程之一，用以普及教育。除此而外，又开办多种培训班、社会养生康复班、老年养生保健班等，传授传统养生保健的理论和方法。中医传统的体育如太极拳、导引保健功等与医疗相结合，一直很受重视并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1988年中医药管理总局与世界银行合作，把中医养生康复专业列为贷款项目进行扶持。总之，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措施和方法培养人才，建立起中医养生康复体系，担负起全国人民的健康保健任务。

六、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自六十年代开始，我国就进行全国老年医学座谈会，促进了老年保健研究。近年来又进行了多种形式和各个系统的防病保健学术交流会及全国养生学术研讨会，对养生保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目前，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正努力寻求更好的保健方法，故此在世界范围内天然医学、身心医学及社会医学等相继兴起，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国传统的养生保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养生学，既有系统的理论，又有独特的方法和宝贵的临床经验，如养神、动形、食养、药饵、气功、针灸、推拿按摩等。随着中医药学宝库中的宝藏进一步挖掘，它将为我国及全人类的保健事业进一步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