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象迷踪《尚书·尧典》与“四仲中星”四仲中星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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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尧典》是其中的第一篇，相传是帝尧将“禅位”于舜时所作。这篇重要的政治文献，一开头讲的却是天文学问题——根据本书第一章的讨论，对于这个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现象，我们应该不会感到奇怪了。《尧典》谈天文，其中有如下四句话：

日中星鸟，以股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育中星虚，以股仲秋。

日短星昂，以正仲冬。

对于这四句话，古今学者有过许多不同的猜测和解释，现在大体已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理解，就是：春分(昼夜等长，故言“日中”)、夏至(白昼最长，故言“日永”)、秋分(夜昼等长，故言“宵中”)、冬至(白昼最短，故谓之“日短”)四个节气到来之日，可分别以被称为鸟、火、虚、昂的四颗恒星在黄昏时升到正南方的天空为标志。比如说，当看到“鸟”星在黄昏时升到了正南方天空(天文学术语称为“上中天”)，就可知道这天已是春分了，其余类推。

现代天体力学表明，由于岁差的作用，恒星在天球坐标系中的位置并非恒定不动，而是在缓慢地改变着，这种改变有严格的数学规律可循。因此，如果古代记载了某些恒星星象，现代学者就有可能根据岁差原理去逆推这些星象是什么年代的星象。由此再进一步，如果某种其年代已不可确考的古籍中记载了某些星象，就有可能从逆推这些星象的年代来判断该古籍的成书年代，或其中材料来源的年代。而《尚书·尧典》正是这样的一篇古籍，“四仲中星”又正是这样的一些星象。由于尧、舜、禹这些上古帝王到底是否实有其人，如果有其人的话又在什么年代，都是迄今无法定论的问题。在许多历史论著中，还将尧、舜、禹的时代称为“传说时代”。因此，推断《尚书·尧典》的年代，其意义自然就不限于这篇古籍本身，而是及于整个中国上古史了。

在现代中国学者中，最早从四仲中星论及《尚书·尧典》年代者，或许当推梁启超。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出版了梁启超的力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其第五章中说：

如《尚书·尧典》所记中星，“仲春日中星鸟，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因此可证《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

认为帝尧是公元前2400年左右时人，这种看法曾长期流行。从近年大量考古发现来看，这可能并非无稽之谈。一度极为盛行的疑古之风，已有明显转变。不过梁启超所据之“日本天文学者”及其研究，他并没有明确指出。而其时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名声很大的日本学者饭岛忠夫，却认为《尚书·尧典》中的四仲中星是战国初期（公元前400年左右）时的天象。

梁启超、饭岛忠夫等人的论述发表之后不久，竺可桢(他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于1926年在《科学》杂志第十一卷第十二期上发表了《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竺可桢的文章，可以说是奠定了这一课题的“研究规范”——他的结论后人不一定赞成，但此后的研究者却只能沿着他的路子走，因为舍此以外迄今还看不到更合理的方案。

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推算四仲中星的年代，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倒不是因为天文学理论本身的复杂，这些理论虽在外人看来极为抽象和复杂、但对天文学家来说，也只是套用一项公式而已。困难在于，在使用天文学有关岁差的公式之前，先必须确定以下几个问题：

鸟、火、虚、昂到底是今天的哪些星？要是弄错了，所有的推算再准确，也只能是无的放矢。

四仲中星在黄昏时升上正南天空，这里的“黄昏”——即当时人们观测四仲中星的时刻，到底是几点几分？时间上要是差1小时，天空的群星就要移动15°，那就差远了。

古人观测四仲中星，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观测的？因为我们必须知道观测地点的地理纬度，否则仍然无法推算。

所有这些问题，在《尚书·尧典》这篇短短的古文献中都无法得到解答。为此必须参证大量旁的古籍，对上面的问题做出必要的假设，在此基础上方能进行推算。但毛病也正出在这里：推断四仲中星是今天的哪几颗星、推断古人在几点几分进行观测、推断帝尧时的皇家天文学即星占学家在什么地方设立他们的观测点，难免聚讼纷纭，言人人殊，迄今也没有谁的

说法能够一言九鼎，成为定论。所以这个谜案又成为“学术操练”的典型课题。

竺可桢的方案，正是先对上述几个问题做出推断，而后再进行计算。他的结论是：

要而言之……则《尧典》四仲中星，盖殷末周初之现象也。

即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天象，与武王伐纣之年相去不远。对于这个结论，有人表示怀疑。近年又有学者重新尝试，得出四仲中星为公元前2100年左右天象的结论。①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

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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