倓虚法师 | 天津大悲院复兴缘起

《影尘回忆录》

湛山倓虚法师说门人大光记述

第十九章 天津大悲院复兴经过

(一)缘起

　　天津原为河北省会，后改为直辖市，面积，约五十多方公里，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地点跨五河注沽河之会口，握北宁津浦两铁路之交点，水道有渤海及各大河流，水陆交通，均极方便。商业之繁盛，冠于北部各省，与上海、广州、汉口、同称为中国之四大商埠。

　　天津和上海，为中国最繁华之都市，上海的庙宇和出家人比较多。天津的庙统计起来，大小也有几十处，在这些庙里，并没有正式留单接众的十方丛林。只有一处清修院，乃李嗣乡之家庙，请清池和尚住持留单接众，凡一切朝五台山僧人，多在此院挂褡，所需经费皆李家担任。以后因受其法徒宗祥连累，被褚玉璞封闭。后经靳云鹏改组为佛教居士林，平常住几位师父做佛事。有时南北过往僧人，可以在这里休憩几天，所以天津的庙，多是小的庵堂，出家人在这里住，都做应酬，很复杂！

　　宣统元年，政府颁布废庙兴学令，首以天津为试验区，当地绅董，出面组织废庙兴学委员会，没收各处庙产。开会时，以公共钱财，大吃大喝，极尽耗费。还有一些地痞流氓，藉此机会发财。拆庙固属为不好的事，可是天津一般出家人，也弄得太不像样，简直是笑话百出。可是话又说回来，天津过去的佛法，就寄托在他们这些人身上，败坏佛法的是他们；住持佛法的也是他们，如果没这一般出家人，天津就没有佛法，在家人想找出家人念经，也找不到。有人曾说：“在天津住的出家人，都是大菩萨，行菩萨道，明知在天津赶经忏是走下坡，可是他仍然发心要去。”因此若干年来，让天津一般人，知道有佛法，有时请出家人念经做佛事，这都是一般赶经忏的好处。其实并不是我袒护赶经忏的，与他们遮丑，实际情形确是这样。在家人到任何地方都应当赞叹出家人，有居士当我面挖苦天津出家人的，我就这样答复！

　　据说：天津在试办废庙兴学的时候，伽蓝菩萨还显过灵验。当地人组织废庙兴学委员会，举出来若干人为委员。在委员之中，又推出来三个主任委员，一个正主任委员，两个副主任委员。会后决议立学堂，佛像拉倒，僧人赶跑，并借此机会，大设宴席，相对畅饮。有一次开会，席间正主任委员，也是当地有名耆绅，出来小圊，忽然倒地下没气了。同人等把他架到屋里，问他“怎样？”他说：“不好！我看关老爷从屋里出来，气愤愤的呵声，‘我让你拆庙！’说着一刀砍在我腰里，把我吹倒了……”再往下问时，什么话也不说，像得羊羔疯一样，口里直吐白沫，露两个大白眼珠子，大伙忙把他抬回家去，夜间不治而死。所有当地绅董和一些拆庙委员们，睹此情形，都很害怕！吓得打抖擞。接着第二位绅董(副主任委员)夜间也看见关夫子派周仓去了，他正在堂屋门口站着，忽然一声“哎呀！关老爷来杀我，我以后不拆庙了……”说着倒地下没气了！这是和那位正主任委员同一晚上的事。

　　第二天，另一位绅董，因他和死去的那两位是一正两副，都是主任委员。他看那两位，因做坏良心违犯因果的事，都遭到现时的报应，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心里很害怕！于是预备不在家，到天后宫娘娘庙去躲避，免得周仓爷再找来。早晨起来，这位绅董，对家里人没言语，悄悄走出来，拐弯抹角，恐怕人看见。可巧走到半道时，对面来一人，这人不是别人，是他们拆庙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两人打对头越走越近，躲避也来不及。见面后，这位委员首先问道：

　　“到哪去？副主任！”

　　“不到哪去，闲来溜达溜达。”面上还佯作很沉静的样子。接着那位委员很惊惧的又问：

　　“你知道吧！”

　　“不知道！”他又佯问了一句“有什么事？”

　　“咳！”委员说：“不幸得很！大概因为做亏心事啦！不然或许为拆庙逐僧办学堂，触犯天怒，昨天头二绅董都被周仓爷显灵砍死了！”

　　“真的吗？”

　　“这还能说瞎话不成！”说着第三位绅董——副主任委员，一阵头昏也倒地下没气了。他本来欲到天后宫娘娘庙去躲，不想却死在半道。这位委员吓得已是魂不附体，赶紧给他家里去送讯。以后那些主张拆庙的人，见来头不好，种种事情不顺序，自动把委员会解散了。从此拆庙逐僧之风稍煞，可是天津差不多的庙子都被他们拆掉了。所剩的有城外千佛寺、海光寺、河北天纬路大悲院。千佛寺出家人正派一点，外边有联络，没被拆掉。海光寺是天津的古迹，在日租界，沾日本人光，没被拆掉。大悲院早被法院、消防队、警察、占用了，出家人多赁房子住，以买卖式经忏应酬为生活。

　　一九三四年，甲戌，天津居士们，组织甲戌讲经会，请法师讲经。那时曾提议请能海老法师在天津住持修庙，后来不知因什么缘故不成熟，遂作罢论。

　　一九三五年，我正在青岛湛山寺料理修讲堂斋堂，天津甲戌讲经会，请我去天津，讲一部楞严经。时李唐民居士等即提议在天津修庙，不过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说完之后，并没去进行，事情遂搁下了。

　　一九四〇年，我又去天津讲经，有周叔迦、靳云鹏、龚心湛、王绍贤、刘鹤龄、刘子明、赵化民、张伯龄、李唐民、等诸位居士发起，在天津修庙。原因天津虽是一个人文会萃的大商埠，并没一个十方丛林，致使十方过往僧人，无一挂单休憩之所，很为遗憾！因此有在天津修庙之议。那时并没预备修大悲院，居士们领我看好几处地方，都不相宜。末了经大家商妥，择定天津河北天纬路大悲院，(原是传法丛林，荒凉已久，)为复兴十方丛林地址。当经诸居士，与大悲院禹山和尚取得同意。以后禹山和尚又在天津给我来一封信，把意思说明，过后，我们在天津见面会谈，他很同意把大悲院复兴为十方，并言明如果我去复兴时，他把庙完全交出来，只要有他当辈的吃住，其他什么事不再问；可是如果别人去接他不往外交。

　　关于修庙的事，我在别处已经经过好多次，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一提到修庙就发怵！当时我曾写信坚辞，当面也辞过若干次，也曾经介绍过别位大德，去天津经营建修，但都没获允许；而且别人去时，禹山和尚的庙不往外交，对人信不极。诸位居士，也激励我，说天津是你的家乡，应当在这里修起个庙来。时周叔迦居士，主持中国佛教学院，屡屡来函邀请，在此盛情难却之下，我乃答应了。当时我曾这样想，我已这么大年纪，穷和尚哪里有钱修庙，反正力量是大家的，不过我做一个撮合人，把各种力量集中起来，把各种因缘和合起来，就算我对大众的责任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