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宗是由印度弥勒、无著、世亲创立的宗派。此宗主要依据有《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因为是依弥勒说、无著记录整理的《瑜伽师地论》为根本教典而立的宗，所以叫瑜伽宗。我国玄奘法师译传此宗并糅译十师之说为《成唯识论》，故此宗又称法相唯识宗，亦称慈恩宗。它的教义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为总纲，以转识成智转依为宗旨。
亦译“瑜伽行派”、“大乘有宗”，古印度大乘佛教的派别之一，与“中观宗”相对。公元五世纪中，由无著、世亲两兄弟所立。相传无著曾受到弥勒菩萨的启示，诵出《瑜伽师地论》，为教义的根据。无著著有《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等。世亲初习小乘，后随兄习大乘，著有《唯识三十颂》等。
瑜伽宗和中观宗在否定客观现实世界方面宗旨是相同的。但瑜伽宗在否定客观世界的同时，又肯定思维意识（阿赖耶识）的真实存在。主张“实无外境，唯有内识”、“外无内有，事皆唯识”，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识的幻化。
南北朝时传来中国。唐玄奘法师翻译传播，并与弟子窥基建立唯识宗，即法相宗。
法相宗，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因强调不许有心外独立之境，亦称唯识宗。由于创始者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常住大慈恩寺，故又称慈恩宗。法相宗是中国众多佛教派系中以法相立宗的大乘佛法派系，也是直接修证和修炼佛法的融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最高佛学宗派。法相宗源起于到印度游学18年而后回国的唐代高僧玄奘，是玄奘全面学习印度佛教理论和全程考察释迦如来业迹、了悟佛及佛法之后而创立的有益于修行、修炼、修持的方便之门。法相宗微妙玄通，深不可识，非专业人士难以窥其奥妙。唯真正懂佛法、知佛性、明佛理的人可以由此踏上坦途。与着眼于佛性的禅宗不同，法相宗着眼于佛法，是研究佛法和实践佛法的佛学宗派。所谓法相，在实践上是指摄受一切的形式及方式方法，在理论上是指法的宗旨、核心要义，法的渊源、流派、变化等，以及方法论。在这里，法相宗的“法”，在狭义上是指佛法的“法”，而“佛门”又称为“法门”。法相宗的“相”，在狭义上是指法的形式，法的源流变迁，以及法的程式、结构、体制等。整个“法相”这个词就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是法与相的辩证统一。而在事实层面上，法相是指佛的法相。法相宗是一个极具先锋作用的佛学宗派。它在理论创新上富有睿智，蕴含着依法而治的法治思想，在实践拓展上具足功效，表现出法如利剑的威力及锋芒，敢破敢立，能破能立，不惧邪魔与妖孽。玄奘当年本是想到印度去搞清楚在当时纠结不清的唯识理论，结果却是利用身在印度这个难得的机会，实地考察了释迦如来的事迹及留存下来的遗迹，全面学习和了解了印度佛教修行的理论及实践方法。这就像一个人去寻找银子，结果却发现了金子一样，玄奘由追究唯识论的真谛而涉足到佛法，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了“法相”这个极具核心作用的辩证观念，其影响和意义极其深远，特别是在修证佛法的实践问题上具有风向标的指导作用。在中国佛学历史上有两个来自于印度的真实：一个真实是达摩祖师来自于印度的佛门，其源流由下而上地追溯可以上溯到如来拈花微笑传法于摩诃迦叶。这是“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中国禅宗的源头，其核心概念是“佛性”。另一个真实是玄奘在印度游学18年，来来回回地行走在印度大地上，流连忘返于释迦如来的遗迹前，学习研究于印度当时最高的佛学殿堂，师从于印度当时最权威的佛学大师，并就佛学问题在印度各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探讨活动，在印度佛学界赢得了“解脱天”和“大乘天”的赞誉。玄奘回国后致力于佛教经书的翻译工作，其翻译活动达到了相当于国家编译局的规模，翻译了数以千卷的经书，并被誉为“正遍知”和“法门领袖”，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视为“国宝”。撇开数以千卷的经书译作不谈，玄奘留给后来人的核心概念就是“法相”，而“法相”在修炼佛法的实践中具有核心指导作用，是无字真经。作为单刀直入的佛门实践的一种遗风，法相宗在当代亦有新的发展。现代法相宗以佛法及其实践为对象，着眼于研究性挖掘性地继承和创新原始佛教以来的佛学理论、方法、技术及其奥秘，以及人类其它修行学派的先进理念及方法，着眼于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及其方法论，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开放性地吸收了人类文明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特别是在思想上，以数学和逻辑为工具，即以现代高等数学学科体系为思想理论的基石和底盘，以因明逻辑、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名辩逻辑、数理逻辑等为实用逻辑工具；在知识上，以佛的知见为基础，以前人实践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为殷鉴，以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人文知识为常识，以了义为常态，理性、冷静、务实地对待一切；在实践上，以原始佛教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最基本的观点和方法，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切入点和落脚点，不失时机地引入新技术和新观念，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开拓佛法实践的新境界、新局面和新愿景。主要奉古印度大乘佛学瑜伽一系学说，其所依经典，即以《瑜伽师地论》为本，以《百法明门论》《五蕴论》《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杂集论》《辨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大乘庄严经论》《分别瑜伽论》等十论为支的所谓“一本十支”为主要典籍。《成唯识论》为其代表作。此宗的判教，依据《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判释迦一代教法为有、空、中道三时。第一时有教。为破异生实我之执，于鹿野苑说阿含经等，昭示四谛、十二因缘、五蕴等法，是为初时我空之说。第二时空教。为破除诸法实有之执，在灵鹫山等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开示诸法皆空之理，令中根品，悟彼法空，舍小取大，是为第二时法空之说。第三时中道教。为破除执着有空，于解深密等会，说一切法唯有识等，即心外法无，破初有执；内识非无，遣执皆空；离有无边，正处中道；是为第三时识外境空之说。此三时教的说法，有依释迦说法年月先后来区分的，称年月次第；有依了义与不了义来区分的，称义类次第；还有兼年月次第与义类次第来区分的。三性说。三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无著世亲等瑜伽行派认为，诸法实相应有两方面，既不是有自性，如名言诠表所说，也不是一切都无所有，而是远离有无二执以为中道。这样即有虚妄分别与空性两面：依分别的自性说为“依他起性”（相对真实）；依分别的境说为“遍计所执性”（妄想）；又依空性说为“圆成实性”（绝对真实）。法相宗继承此说，且结合唯识说，以为三性也不离识，谓诸识生起之时，现似见分与相分两分是依他；意识从而周遍计度，执为“能”、“所”二取，则是遍计所执。该宗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认为世界现象都由人的第八识即“阿赖耶识”所变现，而前七种识再据以变现外境影像，缘虑执取，以为实在。又认为在阿赖耶识中蕴藏着变现世界的潜在功能，即所谓种子。其性质有染有净，即有漏无漏两类。有漏种子为世间诸法之因，无漏种子为出世间诸法之因。从而说明未来出世者种姓有声闻、独觉与菩萨三乘之别，又有不定为何乘之“不定种姓”与三乘也不得入的“无种姓”，因而建立五种姓说。这与向来所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不同，是该宗中心思想之一。五重观法。为与唯识说相适应，主张用唯识观。窥基在《大乘法苑义林章》的《唯识章》中特别提出从宽至狭、从浅至深、从粗至细的五重唯识观。五重观是：(a)遣虚存实识。此观有情的遍计所执性法，纯属妄情臆造，毫无事实体用，故应遣除；至于依他性法仗因托缘依他而有事实体用，是“后得智”之境，又圆成性是诸法之理，为“根本智”之境，均不离识而应留存。是为唯识观的初步。(b)舍滥留纯识。虽观事理皆不离识，而此内识有所缘相分和能缘见分。相分为内境，见分心仗以起，摄境从心，并简别有滥于外境，所以只观唯识，为第二步。(c)摄末归本识。摄见相二分之末，归结到自心体分之本。因见相分皆识体所起，识体即为其本。今但观识体，为第三步。(d)隐劣显胜识。隐劣心所，显胜心王。心王起时必隐劣心所，为第四步。(e)遣相证性识。心王犹属识相，今遣相而证唯识性，得圆成实之真，为唯识观最究竟之阶段，即第五步。因明学说。因明原为瑜伽行派所创。世亲门人陈那有更大发展。玄奘在印度游学时，曾到处参问因明，造诣极高。临回国前，在戒日王所主持的曲女城大会上，立了一个“真唯识量”，书写在金牌上，经过18天，无一人能驳倒它，创造了因明光辉的典范。回国后，先后译出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和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门人竞作注疏。其中以大庄严寺文轨和慈恩寺窥基所作最为流行。窥基对因明作法，多有发展，主要有：区别论题为“宗体”与“宗依”；为照顾立论发挥自由思想，打破顾虑，提出“寄言简别”的办法；立论者的“生因”与论敌的“了因”，各分出言、智、义而成六因，正意唯取“言生”、“智了”；每一“过类”都分为全分的、一分的，又将全分的一分的分为自、他、俱；推究了有体与无体。玄奘（602～664），名陈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滑国故城）人。梵文名：摩诃耶那提婆奴（大乘天奴），在印度辩经胜利后，更名为：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世称三藏法师。三藏是佛教典籍的三种形态，经藏是佛说的佛经，律藏是戒律，论藏是后来的弟子们来著书立说，解释佛经及戒律等是了不起的著作，只要精通经藏，律藏，论藏的人就可以被称之为三藏法师，除玄奘大师外中国的三藏法师有很多，例如比较熟的就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是对精通此三藏者的尊称，而当今佛教界为了尊重古德先贤，故即使今天也有法师通达三藏也不用这个名号，21世纪没有三藏法师之名以尊重古德，但不乏有三藏法师之实者之高僧大德存在，大多云集在中国大陆，新加坡，日本等地）。大雁塔相传是玄奘大法师从印度（古天竺）取经回来后，亲自督造专门从事译经和藏经之处。大雁塔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玄奘，曾在这里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创立佛教宗派。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个有多重贡献的高僧，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遍学了传入中国的各家经论，但也看到其间所隐含的相异之处，特别是在同一个瑜伽行派的体系里，在中国佛教中又形成摄论学派和地论学派的重大差别，而在地论学派里，又分化出南北二道。隋唐诸宗，立宗的趋势是侧重一点而融合各家，玄奘也想解决这些分歧，他选择的也是西行求法的道路，希望在印度能找到统一国内诸家异说的经典。玄奘带回并译出大量经典。组织法相唯识理论，而有法相宗的创立。（一)万法唯识，本宗依唯识论，说明宇宙万有悉皆心识之动摇所现之影像，内外二界，物质非物质，无一非心识所变；能变识有八，所变法则森罗万象。(二)五位百法，法有任持自性、轨生物解二义，乃一切万有之总称。一切万有悉皆保持其自性，常不改变，是为任持自性；以保持自性，故能成为轨范标准，令人生起一定之了解，是为轨生物解。一切诸法，即森罗万象，在瑜伽论归纳为六六○法，世亲更于百法明门论中立百法，分为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等五位。此等五位百法，皆不离识，即唯识所现。(三)种子现行，百法中，除无为法之六法外，其余之因缘所生有为诸法，皆从种子生起。种子，于第八阿赖耶识中，能生起色法、心法等万千诸法之功能，犹如草木之种子。(四)阿赖耶缘起，宇宙万有皆由识所变现，色境、声境、香境、味境、法境分别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意识所变现。乃至末那识，恒以阿赖耶识为对象，变现实我实法之影像。又诸识之转变有因能变、果能变二种。因能变唯在第八识，对此而立阿赖耶缘起之名。(五)四分，即：(1)相分，一切所缘境。(2)见分，诸识之能缘作用。(3)自证分，证知见分之作用。(4)证自证分，更确认自证分之作用。(六)三类境，即性境、独影境、带质境。(1)能缘之心对所缘之境时，唯以现量如实量知彼境之自相，称为性境。(2)由于能缘之心妄想分别所变现之境界，称为独影境。(3)境相兼带本质，即主观之心缘客观之境，虽有所依之本质，而非为彼境之自相，称为带质境。(七)三性，一切诸法之体性相状，有遍计所执、依他起、圆成实等三性。(八)五性各别，一切有情本具声闻、独觉、菩萨、不定、无性等五种种性。本宗复依解深密经无自性品立三时教，以判释释尊一代所说之教法。三时即第一时有教，第二时空教，第三时中道教；前二时为方便未了义教，止于偏有偏空，第三时说超越诸法最深远不可思议中道真实义之最极圆满教，为了义教。大慈恩寺是世界闻名的佛教寺院，唐代长安的四大译经场之一，也是中国佛教法相宗的祖庭，迄今已历1350余年。“慈恩寺大雁塔”，位于距西安市区4公里的慈恩寺内，始建于公元652年，相传是慈恩寺的第一任主持方丈玄奘法师（唐三藏）自天竺国归来后，为了供奉和储藏梵文经典和佛像舍利等物亲自设计并督造建成。唐高宗和唐太宗曾御笔亲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述三藏圣教序记碑》。寺院山门内，有钟、鼓楼对峙，中轴线之主体建筑依次是大雄宝殿、法堂、大雁塔、玄奘三藏院。钟楼内悬挂明代铁钟一口，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公元1548年）铸造，重三万斤，上铸有“雁塔晨钟”字样。为著名的关中八景之一。寺内牡丹亭种植有名贵牡丹70多种。净慧长老参礼法相宗祖庭大慈恩寺大雁塔是一座楼阁式砖塔，塔高64余米，塔基边长25米，共有七层，塔身呈方形锥体。全塔采用磨砖对缝，砖墙上显示出棱柱，可以明显分出墙壁开间，具有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风格。附近还有曲江池、杏圆和乐游原等景点，风景秀丽。大雁塔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是必游之地。由于西安市区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大雁塔已倾斜了1米有余。大雁塔系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由唐三藏玄奘，为安置从印度带回的经像、舍利，奏请高宗允许而修建。现塔高64.5米，共七层，塔底呈方锥形，底层每边长25米，塔内装有楼梯，供游人登临，可俯视西安全貌，令人心旷神怡。塔上有精美的线刻佛像，有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有中国名塔照片展览、佛舍利子、佛脚石刻、唐僧取经足迹石刻等。大雁塔北面的玄奘三藏院，殿上供奉有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和铜质坐像，殿内壁面布满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生平事迹巨幅壁画，为铜刻、木雕和石雕。是当前规模最大的玄奘纪念馆，供游人瞻仰参观。联合国教科文组来此参观，誉玄奘三藏院为当代敦煌。洛阳龙门东山香山寺是韩国唯识宗（法相宗）祖庭。玄奘的高足新罗人圆测被尊为“海东瑜伽之祖”，圆寂后起塔于香山寺。关于本宗之传承，于佛陀入灭后九百年，印度有弥勒出世，说瑜伽师地论；无著禀承其说，着大乘庄严经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世亲亦出摄大乘论释、十地经论、辩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更有所阐明；不久无性亦造论注释摄大乘论，又有护法、德慧、安慧、亲胜、难陀、净月、火辨、胜友、最胜子、智月十大论师，相继制论以注释世亲之唯识三十颂。神昉着唯识文义记；玄应着唯识开发；圆测作解深密经疏、成唯识论疏等，门人有道证，著有唯识论要集，新罗僧太贤从其学，制唯识论古迹记，世称海东瑜伽之祖；盛张教纲著有瑜伽师地论略纂、成唯识论述记及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乘法苑义林章等，集本宗之大成。门人惠沼着成唯识论了义灯，破斥圆测等之邪义，其下复有道邑、智周、义忠等。智周作成唯识论演秘，发扬成唯识论述记之幽旨，并注解其难义。此外，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成唯识论了义灯、成唯识论演秘，合称为唯识三疏。日本之智凤、智雄、智鸾、玄昉等皆出智周之门，均有所承学。其后，以禅及华严等宗勃兴，本宗教势顿衰，宋代以后稍见复兴之迹。至明代，智旭制成唯识论心要，明昱作成唯识论俗诠，通润作成唯识论集解，广承作成唯识论音义等。本宗总取《华严经》《解深密经》《如来出现功德经》《大乘阿毗达磨经》《入楞伽经》《厚严经》等六经及《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大乘庄严经论》《集量论》《摄大乘论》《十地经论》《分别瑜伽论》《观所缘缘论》《唯识二十论》《辨中边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等十一论为所依，又特以《解深密经》及《成唯识论》为凭据，以成一宗之旨。关于本宗之传承，于佛陀入灭后九百年，弥勒菩萨应无着菩萨之请于中夜从兜率天降至中印度阿逾陀国之禅堂，说《瑜伽师地论》；无着禀承其说，着《大乘庄严经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世亲亦出《摄大乘论释》《十地经论》《辨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更有所阐明；不久无性亦造论注释《摄大乘论》，又有护法、德慧、安慧、亲胜、难陀、净月、火辨、胜友、最胜子、智月等十大论师，相继制论以注释世亲之《唯识三十颂》，瑜伽宗风遂披靡全印。唐代玄奘入印，师事护法之门人戒贤，具禀本宗之奥秘。返唐后，翻传本宗经论，弘宣法相唯识之玄旨。受教者颇多，以窥基、神昉、嘉尚、普光、神泰、法宝、玄应、玄范、辨机、彦悰、圆测等为著名。其中，神昉着《唯识文义记》；玄应着《唯识开发》；圆测作《解深密经疏》、《成唯识论疏》等，门人有道证，着有《唯识论要集》，新罗僧太贤从其学，制《唯识论古迹记》，世称海东瑜伽之祖；而窥基绍承玄奘之嫡统，住长安大慈恩寺，盛张教纲，世称慈恩大师，着有《瑜伽师地论略纂》《成唯识论述记》及《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乘法苑义林章》等，集本宗之大成。门人惠沼着《成唯识论了义灯》，破斥圆测等之邪义，其下复有道邑、智周、义忠等。智周作《成唯识论演秘》，发扬《成唯识论述记》之幽旨，并注解其难义。此外，《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成唯识论了义灯》《成唯识论演秘》，明代，智旭制成《唯识论心要》，明昱作《成唯识论俗诠》，通润作《成唯识论集解》，广承作《成唯识论音义》等。日本方面，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道昭入唐，从玄奘学法相宗义，回国后，以元兴寺为中心而传法，称为南寺传；元正天皇灵龟三年（717，一说二年）玄昉入唐，从智周学法，返国后，以兴福寺为中心而传法，称为北寺传。日本法相宗为奈良时期（710～794）、平安时期（794～1192）最有势力之宗派之一。佛法之修行之四大门即：信、解、行、证。故若信而不解，解而不行，即无由断证。更何况不信、不解、不行，甚或虽饱览佛经，却于如来正法，不能起正信、正解，乃至种种曲解、邪解，谬解；如是不但自不能起正修行，更会误导他人。佛法之显教大致分为性宗与相宗二大部，而相宗即是唯识学、或法相学，或二者和称为“法相唯识”然而“法相”与“唯识”是不一样的；如前所说，所有的瑜伽部，乃至小乘的大毗婆娑论、六足论，及介于大小乘之间的俱舍论，都可以说是属于广义的“法相”之学，故法相学含义较广，它可以包括一切大小乘的法相之学。至于“唯识”，则是大乘的不共法，小乘法没有。因为唯识学所研析的众多“名相”也是属于法相所摄，故亦通称大乘唯识学为“法相宗”而“法相宗”一词便俨然成为唯识宗的代名词。实则，据理而言，“唯识”得成一宗之名，因为“唯识”一词之中，即有自宗的主张。但“法相”一词，则毫无特色、主张，且为多宗所共用，故实不适合成为一宗之名。然以历代以来皆如是相传，故亦姑且随顺“传统”，亦时随而称之为“法相宗”或“相宗”；但读者诸君须知“法相”与“唯识”之别。显教中的性宗，则是大略概括了一切显教中涉及“法性”，或以参研“法性”或“本性”为主的宗派，举凡禅宗、中观、三论、般若、乃至华严、天台等学，都可以说是研修“性宗”之学。在中国历代，性宗之学可以说是“独占”了整个“佛教市场”；至于“相宗”，则只有在唐初，于玄奘大师及其弟子窥基法师、普光（大乘光）、法师等之弘传，昌盛一时，唐后即趋式微，乏人问津；及至明末，方有藕益大师、憨山大师、明昱（yu）法师等之研求提倡，才稍稍振兴；其后却又告式微。至于民初，又有一些佛学家，主要以白衣为首，大力倡导法相唯意识学，于是唯识学又再度引起大家研究的兴趣。然这些唯识学者，他们研究唯识学的最初发心，是有鉴于禅宗在中国高度发展，而禅宗之末流则流于空疏、不精确、不确切、乃至不切实际之口头禅，因此欲提倡法相精确之唯识学，以纠正禅宗末流之弊。这等发心原无可厚非，然而却矫枉过正，只看到禅宗末流之弊，而不见禅宗正法之善；于是由本为救禅流之失，转而一心、全力地抨击所有禅宗，乃至广义的性宗，亦加以讥毁，这些学者的一些出家弟子或再传弟子，继承其志，发扬光大其说，大事“以相破性”这实在是对唯识之义，多有误解及曲解所致。其实，诸有智者皆所共知，如来大法犹如“如来之一体”而性相二宗，即犹如“如来之左右手”奈何众生不解斯义，却拿着如来的“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再“以双手打头”；这岂是如来说法之意？如来说种种法，岂是要使众生执其所说之一部份法，而互相斗争，互相是非？此实大悖如来说法之旨。盖如来所宣说无量妙法，皆是以大悲、大智，依众生根机，方便引摄，皆令入无上菩提之行，即所谓：“一切法皆为一佛乘故”可怜众生愚昧，闻说妙法，不自修行，乃依我执我见，大起诤斗，因而谤法、破法、讥毁正法者，所在多有。由于唯识学历代研究者少，可供参考的注解实在不多，且又多是文言文，再加上经典的本文及注解之文，皆深奥难解，因此现代人即使发心要学唯识，也困难重重。笔者（成观法师）有鉴于此，一来欲令佛弟子凡发心欲学唯识者，皆有门可入，至少于经论之文皆能解得，且于其旨得正信通达；二来，众生若普遍能阅佛典、于其中得正信解，即不虞为恶知识所惑、所欺诳。三来，以此宣扬如来唯识正旨，令法界众生普遍得正知、正信解；如来所说一切妙法，实不互相违逆，亦不乖隔；以如来之法“前善，中善，后亦善”故；诸佛子于如来圣教，莫自斗诤、莫起违逆之意，更勿兴谤；应顺佛教，信解奉行，灭度超越诸障：烦恼障、所知障、报障、恶业障、法障、魔障、直趋无上菩提。“唯识学”之义，一言以蔽之，即是“助道心理学”或“修道心理学”。兹释如下。近代由于科学昌盛，因此大众都十分崇尚科学。而于佛教中，亦有此风尚。其中以一些唯有识学家之见，更为显著。他们看到唯识学中诸多法相，及其脉络分明关系，觉得唯识学“很科学”而且唯识所研究的主题，亦都是“心理学”方面的，所以他们便把唯识学当作“佛教心理学”来研究。其实这是不正确的：1.唯识学虽然“很科学”但它究非科学；因为佛法虽然可以“很科学”但佛法是超越科学的。同理，唯识学也非“佛教心理学”因为心理学是世学（世间的学问），所谈的是“世谛”，而唯识学则是“出世法”所参究的却是“出世谛”，出世之正理；故两者不可混同；更不可因唯识学与心理学在题材上有少许相似之处，就因此令佛教徒觉得自己“身价百倍”或赶上时髦，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因为若这样想，即是：“以世法为贵”以及“以世法来判别佛法的高下”－－也就是这些观念的错误，而令某些佛学家以“科学”的标准，来重新为全体佛法作“判教”的工作，从而导人疑、谤种种佛法。2.若定要说唯识学是种“心理学”则须知它并非“普通心理学”，而是“助道心理学”或“修道心理学”这是一切学唯识的佛弟子，必须要知道的事。因为佛及菩萨慈悲开示唯识正理，都是为了帮助佛弟子修习菩提正道，不为别的，故是“助道心理学”；又，唯识学所处理的“心理问题”，都是修道者在修行过程中会碰到的种种现象、问题、或困难，以及如何去面对、排除等，因此它是“修道心理学”。故此“助道心理学”其内容、题材、及目标大大不同于处理世间凡夫心理的“普通心理学”。因此，“唯识学”可以说是一套专为佛法修行人设计的“修道心理学”，故不能把它当成一门“学术”来“研究”。那么“唯识学”的“唯识”二字，究竟是什么意义？“唯识”之意义为：一切万法皆是识的变现，皆是依识的‘自证分’（本体）所变现的‘见分’及‘相分’此外并无他物，故说“唯有识”易而言之，即华严经所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华严经此语的一半，“唯心”的部分，即在“性宗”圣教中，广说开阐之；而此语的另一半，“唯识”的部分，则在“相宗”之圣教中，广说开阐之。故知，“性宗”的“唯心”与“相宗”的“唯识”，在真实的内涵上，实无差别，只是所对的根机不同，所施的方便有别，如是而已；是故当知，性相二宗并非敌对，而是相辅相成，如鸟之双翼。又，如“密中有显”，“禅中有净”、“净中有禅”，只是广略开合不同，主伴有异。例如若对相宗之机，而广说相宗之法，而略说性宗，乃至点到为止。反之，若对性宗之机，则于经中广说性宗之法，略说相宗，乃至点到为止。至于显密的广略开合亦如是。1.令学者广种善根－－以诸菩萨没有只学一法便得成佛者，皆是三大阿僧祗劫修无量福德资粮，广度众生，然后方得成佛。2.令菩萨于法知所会通－－诸法之性本通，众生以自心闭固凝滞，故于法滞碍不通：以心不通故，法亦不通，若其心通，法自然通达；如来欲令众生借着于法性之会通，而达“心通”之目的，故作是说。3.为令诸菩萨速去法执，断除所知障、法障，故如来说法，“性中有相”，“相中有性”，悉令断除对法的偏执。再者，有些经典，所对之根机为圆熟之大机，于彼等经中，如来即为之开示性相融合之无上法教，例如：解深密经、楞伽经等皆是。其次，“唯识学”之意义，可再从“唯识”二字，及“五位百法”来研讨，便可更为详细：一切万法，唯识无境，以一切外境皆是诸识所变现的‘相分’，故诸尘境界、山河大地、有情无情，皆是此识所变现者，并无实体。行者作如是“唯心识观”，了达自心，不迷于境，于是从修断中，渐次断除烦恼、所知二障，而不受境转，心得解脱，证“唯识实性”（即‘圆成实性’），得大菩提。唯识百法，大类分析“一切法”为“有为法”及“无为法”，这两大类法即摄尽世间、出世间一切万法。世尊开示此法，为令诸佛子了有为、证无为，其宗旨则在出世的无上圣道，亦即圆成实性（见唯识三十论颂及成唯识论）。故知如来一切所说，皆是为了救济一切有情出于有为生死之苦轮，达于涅盘、菩提（此即所谓‘二转依’）的出世圣道。可叹当今末法，有人讲说如来法，却作颠倒说，令人贪着世间法，于有为有漏之福，种种营求，却自诩为“修行大乘”，或说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殊不知这是误解及曲解禅宗六祖大师之意。六祖是说：“不离世间觉”，并未说“不离世间迷”，此其一；又，“不离世间觉”之义为：不能离于对世间有情的悲心、菩提心，而能证得大觉；此是正义。因此祖师之意，并非教你继续贪爱，恋着世间，而能证得大觉。是故莫错用心。若错用心，错解佛经，一切所修，枉费辛勤。故知“正见”之善根在学佛上，极其重要：以正见故，能正思维，抉择正法；如是一切所修，功不唐捐。这四位之法，总名为“有为法”，也就是说，这四位法即该摄一切有为法尽。如来如是开示，为令众生了“心”为本，其他一切有为诸法，若色若心等，皆是心体（心王）之作用与变现。如是了已，行者返求自心，不向外驰求，得达其本。唯识学之义，为令行者了知心识的作用中，普遍一般的条件，共有五个：作意、触、受、想、思。唯识学之义，为令行者知修行中诸善法生起之相、状、及要件，共有五个：欲、胜解、念、定、慧。所以，修行人想要修行善法、或“断恶修善”，或“灭罪生善”，必须具备这五个条件，才能奏效。这就显示了唯识学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令人“断恶修善”。而佛法中所谓“善”，不是世间法中之善、或有漏福报，而是能成就无漏圣道之究竟善法，共有十一个（信、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轻安、不放逸、行舍、不害）。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学佛是为了断烦恼’的“烦恼”，到底是什么？“烦恼”依唯识百法，则分为二大类：根本烦恼及随烦恼“根本烦恼”又称大烦恼，简称为烦恼，共有六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随烦恼”共有二十个：忿、恨、覆、恼、嫉、悭、诳、害、骄、无惭、无愧、掉举、惛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乱、不正知。读者大德您若仔细看一下这六大烦恼及二十个随烦恼的内容，便知为何唯识学是“修道心理学”之因；因为这些烦恼及随烦恼，只有对佛法的修行人（要证菩提的人）来讲，才是大病，才是恶，才是须断除；若是世间凡夫人及外道人，并不以此为当除之病；因此，狭义而言，唯识学上修断之事，乃至广义而言，一切佛法上的修断之事，所欲断之恶、烦恼、不善法，皆是以此六根本恶及二十随恶为代表。是故修学唯识法相，不但不会与他宗抵触，而只会令所修、所知更为充实、明晰、精当；易言之，即令行者更加清楚要‘修什么善、断什么恶’。故此三位心所有法（善、烦恼、随烦恼），即指出了一切唯识学的基本要干：修善断恶。换言之，唯识学的基本目的是什么？即是教人修善断恶，以断恶故，故能证真，通达趣入第六位的“无为法”，若通达无为法，即是三乘贤圣。唯识之义，为令行者了知：除心所有法外，尚有与心不相应的行蕴所摄之法，以及内外的十一种色法，以俾于修行时不迷于色、心等内外诸法。此为令知唯识学最终之目的，不在名相言说，而是与一切如来所说法一样，在于“断惑证真”，达于无为之境。此乃唯识宗与一切佛法之共相。而且，由于唯识学是大乘法，故亦与其他大乘法一样，其最终之修证旨趣悉在于“六无为法”中的“真如无为”。此“真如无为”即是世亲菩萨的唯识三十论颂所说的“唯识实性”（唯识三十论颂曰：“此诸法胜义，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识实性。”）亦称“圆成实性”。因此唯识瑜伽行者所欲修证者，即是“大乘共法”的“真如无为”；然此真如法却是不与其他四乘法共的：不但不与人乘、天乘、乃至不与声闻、缘觉乘共，更不与外道共。唯有大乘根人，方能正信解、修证、趣入。此亦是一切如来成佛的“密因”（大佛顶首楞严经），一切诸佛的“因地法行”、“净圆觉性”（大方广圆觉经）。是故当知，释迦如来及弥勒菩萨（未来佛）于唯识诸经论中开示之真如及唯识性，实与大乘诸经论中所开示之真如，无二无别，悉是最高、最上之法，以诸如来皆是“乘真如之道而来，故称如来”，诸正见佛弟子，皆应如是知。由以上从“唯识”及“五位百法”的分析，则更可了知“唯识学”实际的意义及旨趣，皆是为了修证无上菩提，亦为护持如是正义故，普令有情皆各得正信解故，以期一切有情，于如来正法悉得解行相应，共同护持正法，远离魔事，疾入无上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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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丨瑜伽宗（法相宗）发布于2024-01-22 00:47: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