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教的向善思想——基于元代道教史籍的考察》--中华百科

善与恶的命题，是贯穿一切宗教内容的一根红线。一切神学宗教不论谈到崇拜上帝、安抚灵魂也好，还是天堂地狱也好，都是围绕着善恶的伦理观念展开和延伸的。就社会取向而言，道教具有鲜明的向善思想，认为积善修德是一切修道活动的基础，是成仙的基本条件之一。从这层意义上说，道教是一种劝善宗教。《抱朴子 ? 内篇》强调：“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1,p53]道教所说的“善 ”，含义十分广泛。教内将其概括为孝顺父母、忠事君师、慈心万物、忍性容非、谏净蠲恶、损己救穷等“十善 ”。

元代道教史籍中有关道教向善思想的内容也很丰富其中，社会意义最大、最值得称道的是那些以“普济群生”为宗旨，以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为施与对象的向善思想。如高道大德向统治者宣扬亲民爱民，利用自己高超的医术、道术为民众治病、救死扶伤，关心百姓疾苦、赈济贫民，主持斋醮，为百姓祈雨祷晴等言行，都是这种向善思想的集中反映。

一、以民为本亲民爱民的思想

元代道教史籍保留很多统治者征召高道的内容，受征召道士们谈论的话题很多，借机规劝统治者以民为本的思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丘处机在与成吉思汗的谈话中就涉及关爱百姓、休养生息的问题。他说，山东、河北，天下美地，“今尽为陛下所有，奈何兵火相继，流散未集，宜选清干官为之规划，量免税赋，使军国足布帛之用，黔黎复苏息之期，一举两得，兹亦祈福之一端尔”[2,p427] 。丘处机生于山东栖霞，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深知金末蒙元之际，中原人民所受的种种苦难。他在西行的路上赋诗云，“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 [3,p483] ，表达了其悲天悯人、心念百姓的情怀。这种宗教情怀也是他不顾七十多岁高龄，历尽千辛，行程万里，毅然西觐的精神动力。因此他有勇气直言劝谏，希望成吉思汗能适当免除当地人民的税赋。

丘处机雪山论道之后，全真教发展很快，主要成员接触帝室的机会相应增多，为全真道士更多地向统治者进言提供了机会。元宪宗二年( 1252 )冬，是时西蜀未全归附，有妄人诬告全真道众与蜀人相通，有司率兵大加按治，道众骇散。明年夏四月，忽必烈在藩邸行宫六盘，全真高道綦志远往谒见，以实哀诉。忽必烈在得知详情后，“降玺书抚慰始安”[4,p540] 。《宫观碑志》收《敕建普天黄箓大醮碑》记载，宪宗三年( 1253 )冬，王志坦借元宪宗召见之机表达了对民瘼的关注：“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爱民不能独治，遂立之君；皇帝代天治民，当于民兴大利、除大害，以奉承天心，则天降之福寿，如影响之映矣。”[5,p173] 希望君主能为民兴利除害。《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真常真人”条云，宪宗五年( 1255 )十月，宪宗召见李志常于行宫，李志常劝宪宗应效法古代圣君，有爱民之心[4,p536]。全真道士除向皇帝陈词，直言以民为本、关心百姓外，还经常对重要官僚阐述这样的思想。在金运将终，徭役丛出，民大不堪之际。《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洞真真人”条记载，丘处机高徒于志道每于执政者方便启导，屡寝其议，四方缁黄，多赖以安。于志道在京师及关中地区与众多高官友善，他的建议无疑会对当地官员有所触动。

全真道士向统治者进言救助了大量的黎民百姓，对此，时人早有赞赏。《甘水仙源录》卷十有李冶《七真传序》云：“自重阳始祖开真筌于金源氏正隆、大定之初，长春老仙翁(扇)真风于我国启运降极之际，中间陶铸群生，使之保合太和，各正性命，盖千万数。”“而俘卤之于齿、冻馁之残喘、狴犴之假息，所以起尸肉骼膏枯已痛，俾人蒙安乐之福者，又莫得而周知。”[6,p811] 认为全真教不但“陶铸群生 ”，使人“各正性命 ”，还救民于水火，“俾人蒙安乐之福 ”，这些情真意切的言辞是对全真道士普济众生、系念民众思想的最好褒奖。

二、为民治病积善成仙的思想

道教本长于医术，施药治病、救死扶伤是诸多善举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修道者得道成仙的条件之一。元代道教史籍通过大量的实例，充分阐释了这一思想。《庐山太平兴国宫采访真君事实》记述，唐代隐士李云卿每旦焚香祝曰：“云卿以医药救民疾苦，不务财利，尽未(为)来世，永无退心。神明灵通，必蒙加护。”[7,p697] 在这里，治病救人被赋予了更为神秘的含义，修道者通过自己的医术将救人与修仙结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道教中人为百姓治病的外在动力。元代道教史籍中有大量的高道治病救人的记述，集中反映了道教的救人修己的善德思想。如《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道士尔朱洞，“尝呕丹于其井中曰：‘后当为良药 ’，至今炎夏病者饮之必差”[2,p361]。道士刘玄和“自植松桧，凿丹井汲水，以疗人之疾，多获痊愈”等[2,p316] ，都是这种善德思想的集中反映。

从济人救苦的精神出发，全真道同样非常重视医药，把行医施药、救治病苦作为积累“真行”的重要内容之一。“假医术筑所谓积善之基”的说法[6,p760]，道出了全真教以医救世思想的实质。王嚞说：“药者，乃山川之秀气，草木之精华”“肯精学者，活人性命；若盲医者，损人之形体”“学道之人，不可不通 ”[8,p153]。明确阐明医药对人的重要性，对之精通与否，关系到人命的存亡，要求全真道士在内的学道之人应该掌握医药之术，救人活命。据《甘水仙源录》《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等史料，许多全真高道都有较为精湛的医术，王嚞、谭处端、王处一、马志希、陈知命、毕知常、金蓬头、杨明真、董守志等人，都以施医给药远近闻名，受其惠泽者众多。

三、周急济困救世成仙的思想

道教一向以周急济困、赈济百姓为善举。《太上感应篇》强调为人应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 ”。《文昌帝君阴骘文》云：“济急如济涸之鱼，救危如救密罗之雀 ”。元代道教史籍的周急济困思想也是与修道成仙联系在一起的，认为济世积善，终可成仙。如鄂州富商刘德本于唐僖宗乾符六年(879) ，“以米万硕散施饥贫 ”，庐山九天采访使闻其事，访之曰：“汝捐家财巨万以赈饥民，善行可嘉”[7,p698]。唐末，京兆人王琳多有善举，如放生葬死，资助贫妇等，九天使者化作凡人语琳曰，“公放生葬死多矣”“当享长年之福 ”。王琳因得长寿，且福及数代[7,p699] 。此处两例，都借神灵之口，宣讲了济物利生、必获救度的思想。

这种救世以成仙的思想还集中体现在全真教义中，该教将帮贫济困视为“真行”之一，是得道成仙的必由之路。《晋真人语录》云：“若要真行，须要修仁蕴德，济贫拨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为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9,p697] 此语实为全真教修道大纲，明确指出济贫拨苦、救人危难是全真教“真行” 的具体内容，道门中人当铭记于心。

许多全真高道用自己的言行对这一思想做出了准确阐释。如丘处机再传弟子李志远，屡有救助百姓之举，金卫绍王大安二年( 1210 )，秦境大旱，居民阻饥。李志远谓其属曰：“饿殍如此，安忍坐视？” 李志远至同邑富户赵三郎家中，备诉田里艰棘之状。在他的劝说下，赵“乃发廪粟付公賙赈”[6,p748] 。李志远不忍坐视饿殍惨状，正是其“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的生动写照。他至赵氏家中，劝诱化导，是其“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思想的具体表现。金哀宗天兴二年( 1233 )，汴京纳款，城中绝粮，人争北渡。李志远“继达汲郡，因以阴陟开谕津人创灵虚、天庆二观，以济南来之众”[4,p541]。创观救人，直接体现着李志远“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的情怀。

全真道士于善庆经常教育徒众说：“学仙者，存乎积累，赴人之急，当如己之急。”说明于善庆深得救人之急、积善求仙思想之精髓。正大二年 ( 1226 )，汧陇饥荒，于善庆以观中粮赈济灾民，过客无别。有的道士担心长此以往，本观生计将会受到影响，建议停止赈济。于善庆曰：“吾门一见其难而遽如许，不广甚矣 ”，意思是说：因为行善事有难度而即刻停止，是善德不广的表现，乃道门中人之大忌。于善庆用自己的言论表达了全真道先人后己、济贫扶弱的思想，使道众深受教育，也令“言者怵愧”[6,p748]。可见，全真道士的周急济困思想以真行践履为基础的，是切切实实的，远胜于那些空洞说教。又如，潘德冲住持纯阳宫时：“中条东西居民，每岁初或有贷粟于宫者，数踰千石。适时凶荒，道侣不赡，众议欲征之。师曰：‘岁荒人饥，夺彼与此，是岂仁人之用心哉’？”[6,p762]潘德冲在本宫“道侣不瞻”的情况下，并未征回贷给民众的粟米，体现了其修仁蕴德、济贫拨苦的思想。

元代道教史籍中有许多高道举行斋醮活动的记录，其中许多与祈雨祷晴有关，反映了道教惠及民生的思想。丘处机西觐路上及返燕京后，主持了很多醮事活动，多以为民祈雨祷晴为目的。如元太祖十五年( 1220 )，道众请斋醮于天长观，“时方大旱，既启醮事，雨大降”[3,p482] 。二十年( 1225 )九月，宣抚王公以荧惑犯尾宿，主燕境灾。将请丘处机作醮，问所费几何。处机曰：“一物失所，尚怀不忍，况阖境乎！比年以来，民苦征役，公私交磬。我当以观中常住物给之。”于是约作醮两昼夜，且“不惮其老，亲祷于玄坛 ”。二十一年( 1226 ) 五月，京师大旱，农不下种，人以为忧。行省差官赉疏请丘处机为祈雨，醮三日两夜，“斯须雨降 ”。二十二年( 1227 )，自春及夏又旱，丘处机作祈雨醮，“雨乃作”[3,p497-498]。

其他全真道士为祈雨祷晴也主持了不少斋醮活动。高道大德通过虔诚祷告，表达出民众的生存需求和美好愿望，寄托着人们的宗教情感，也折射出埋藏于道教中人内心深处的惠恩于民的宝贵思想。

在元代道教史籍中，全真高道的此种“真行” 不胜枚举。时人王磐说：“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己利人为行。”[6,p758] 正是对全真教周急济困、救世成仙思想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其向善思想的精炼概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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