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艺人的抗战京剧

 周信芳演出《文天祥》后台扮戏（1955年，北京）

“九一八”事变对京剧界震动很大，一些具有爱国心的艺术家们为了鼓舞士气，激发民众的抗战意志，在极短的时间内冒着风险创作出了一批具有爱国情怀的作品。这些作品为了适应抗战的需求，历史背景多发生在战乱时期，渲染亡国之痛，并且通过塑造的人物形象宣扬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忠贞不屈的抗争精神，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由于抗战京剧强烈的抗敌色彩，它们大多遭到禁演的下场，但是依旧鼓舞了民心和士气。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从此中国开始了14年艰苦卓绝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国民党政府却抱着不抵抗主义，滋长敌人的野心，加剧人民的灾难。在此危急的形势面前，很多文化界的作家、剧作家因为抗战需要从事京剧创作，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戏剧改革家们欧阳予倩、田汉等人，还有以前从不创作京剧的作家如老舍等人，他们都看到了京剧的巨大影响力，创作出很多京剧作品。而本文主要选取的是那些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感的京剧艺术家们，就是我们俗称的“名角”或“大腕”，他们放弃优裕的物质利益，冒着人身安全甚至生命危险以传统京剧为媒介和武器宣传爱国情怀，激发人们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志。他们和田汉、欧阳予倩、老舍等人不同，他们往往不是重新创作，而是在旧有的剧目上进行改编加工，使之更适合现实的抗战主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旧瓶装新酒”，借传统京剧来为抗战服务的。

一、易代之际的亡国之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对京剧艺术家们震动很大，他们出于抗战的需求，创作出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作品。他们编演的作品多发生在易代之际，主人公大都有受异族统治的悲惨遭遇，相似的背景、共同的遭遇使得这些内容更容易引起当时人们的情感共鸣。艺术家们以古映今向人们传达当亡国奴的痛苦，希望唤醒大敌当前那些还在醉生梦死、苟且偷安之人，激起民众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意志。

揭开抗战京剧序幕的是“人称南麒北马关外唐”的著名老生演员，人称“麒麟童”的周信芳先生。“九一八事变”对周先生影响很大，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他为此不愿意再演传统戏剧，决心要演一些能唤起民心的剧目，经过日夜努力，他和编创人员很快编写出连台本戏《满清三百年》，从中精心整理出《明末遗恨》《洪承畴》《董小宛》三个经典剧目，并在“九一八事变”短短40天后的10月28日就开始上演第一本《洪承畴》。这几个剧的历史背景都是发生在明末清初易代之际，选取了崇祯皇帝、洪承畴、董小宛三个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人物，通过明朝因腐朽而亡国的惨痛历史告诫世人勿忘亡国教训，渲染亡国之下的种种痛苦，激发民众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其中《明末遗恨》艺术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这出戏是在潘月樵旧有剧目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周信芳在戏中饰演崇祯皇帝，通过他之口表达出了沦陷区人民的痛苦:“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而当公主问崇祯“儿有何罪”时，他以颤音回答：“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项大罪！”这沉痛的话语和精彩的唱腔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在场的观众，强烈地引起观众的共鸣，达到了极强的宣传效果。周信芳后来又排练了《徽钦二帝》《文天祥》，一个历史背景是北宋末年，一个是在南宋末年，都是民族危难之际，都要对抗外来侵略，前者要对抗的是金兵，后者对抗的是蒙古铁骑。不知是否受到周信芳京剧的影响，1933年，南京大世界戏院经办人顾无为，也同样选取亡国之君崇祯皇帝作为主要人物，宣传亡国之痛，激发人们的斗志。他创作的京剧《痛哭山海关》讲述明末吴三桂引清兵进关而导致明朝灭亡的故事，由上海名伶李吉来饰演崇祯皇帝。其中《杀宫》一场崇祯帝念道“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世上什么最苦？亡国最苦”时，激起观众的强烈共鸣。

“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于1932年举家迁往上海，梅先生很快就改编创作了具有明显抗敌精神的作品《生死恨》和《抗金兵》，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这两部戏的历史背景都是发生在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入侵的时代。《生死恨》本是来源于元代陶宗仪的笔记《南村辍耕录》中卷四“妻贤致贵”的一则小故事，到了明代开始演化为情节曲折的传奇作品，明代董应翰据此创作了《易鞋记》，沈鲸创作了《分鞋记》。梅兰芳创作《生死恨》时有意把一个中国人一贯喜爱的大团圆结局改编成了悲剧结尾，渲染了主人公的悲惨境遇。讲的是在兵荒马乱之中大批无辜百姓被俘，主人公士人程鹏举和少女韩玉娘被发配到金国官宦人家，不幸做了奴仆，他们经过被婚配、被分散，最后短暂团聚却随即死别的故事。明代传奇讲的是几十年后程鹏举作了高官，依然信守诺言未忘其妻，派人持鞋寻访，最后夫妻得以团聚。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生死恨》重点突出他们夫妻二人被敌人俘虏的悲惨遭遇，程鹏举夫妻二人原本都是宋国大臣后代，出身优越，可是在战乱中却沦为俘虏，成为低贱的奴仆，没有人身自由和尊严，在“俘虏婚姻”制度下被迫婚配。所幸的是他们二人心意契合，成为美满夫妻。玉娘在丈夫逃走后，被张家逐出家门，历尽种种磨难，流落尼庵带发修行，辗转重返故国后，虽然夫妻重逢，但是玉娘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最后与鹏举诀别而殁。其中“磨房”一场戏淋漓极致地渲染了玉娘做奴隶的艰辛，“自从为奴在番营，蓬首垢面受苦辛，买卖奴隶家国恨，任他宰割比畜生，皮鞭打来鲜血淋，一死艰难且偷生，王师北伐何日进，父母的冤仇海样深”。这种生不如死的亡国奴的痛苦何尝不是当时沦陷区所有中国人的悲惨写照。“夜诉”一场是重头戏，除了梅兰芳的演唱如泣如诉，真切感人外，在服饰、道具、舞台布景等方面都非常用心，营造出凄凉哀婉的意境，衬托出韩玉娘国破家亡之下不但与亲人分离，忍受思念之苦，而且在肉体上也被人欺压蹂躏的悲惨景状。

“九一八”事变后，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的“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就演出了《亡蜀鉴》《费宫人》等戏，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费宫人》的历史背景是明亡之际。“费贞娥刺虎”的故事见载于《明史·列传·后妃二》，宫女费贞娥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决心报仇。李自成将她赏赐给了手下大将罗虎，在成亲的当晚，费贞娥将罗虎灌醉将其刺死，自己也自刎而死。清代大才子袁枚为此写过《费宫人刺虎歌》，清代文士陆次云著有《费宫人传》，京戏、昆曲中均有《刺虎》一剧，将罗虎改为“一只虎”李过。1930年，梅兰芳赴美首演，《刺虎》便是压轴戏。梅兰芳在美演出期间这出戏最受欢迎，是演出次数最多的，派拉蒙电影公司还特意为他拍摄《刺虎》片段，使得此戏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中国戏曲有声短片。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程砚秋根据昆曲《铁冠图》改编为《费宫人》，是一个包括“撞钟”“焚宫”“守门”“杀监”“刺虎”“祭坟”的综合本，表现了丧权辱国的可耻，国破家亡的可悲。梅兰芳和程砚秋的《刺虎》各有特色：“《刺虎》一折，程砚秋使出浑身解数，他与梅兰芳的《刺虎》相比各有千秋。梅以唱功、神情取胜；程以做表、身手见长......”俞振飞在此剧中以昆曲官生演崇祯皇帝，将一位穷途末路的亡国之君演绎得真实感人，入木三分。最后一场戏，程砚秋饰演的费宫人全身素缟去煤山崇祯帝的灵前祭奠，抒发亡君之悲亡国之痛，令人痛断肝肠，从而激励民众奋起抗战的意志和决心。

二、宣扬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忠贞不屈的抗争精神

抗战京剧中塑造的人物无论是英雄人物还是普通百姓，他们身上都迸发出不屈服强敌的抗争精神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他们的英雄气概和光辉事迹激励大敌当前的中国人积极投入到抗战中去。这些人物主要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一）名垂青史的英雄豪杰。

在中国戏曲的人物形象谱中，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英雄豪杰构筑了这个民族精神的“脊梁”，其中梁红玉就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在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巾帼不让须眉，她的英勇故事在民间一直广为流传，其他剧种也多次借用这个故事。梁红玉作为一个英勇的抗金女英雄，地位低贱，只是一个妓女，并且古代社会女子都依附于男子，所以史书中不见其名，只称为“梁氏”，见于《宋史·韩世忠本传》。明代张四维所撰的传奇《双烈记》是最早以此为题材的戏曲作品，讲述了梁氏夫妇英勇抗金的故事，并第一次为她取名为“红玉”。到了清代，京剧演员梅巧玲、胡喜禄、徐小香、路三宝等人都扮演过这一角色。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尚小云和欧阳予倩在抗战时期都不约而同选中了这个题材，显然都看到了这个角色的现实意义。1933年梅兰芳首先在上海编演了激发抗敌斗志的《抗金兵》，又名《战金山》《黄天荡》，由传统剧目《娘子军》改编而成，后来欧阳予倩又根据梅兰芳的剧本改编为《梁红玉》，尚小云30年代末又在梅兰芳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剧名为《梁夫人》，50年代经过进一步修改后定名为《梁红玉》。故事写的是巾帼英雄梁红玉本为妓女遭人虐待，被韩世忠所救后感其恩义，以身相许。后来金兀术侵犯中原，韩世忠守润州，面对金兀术十万大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梁红玉和韩世忠夫妻二人不仅率领八千之士奋勇迎敌，还联合各路英雄前来助阵。在金山江上，梁红玉为了鼓舞士气亲自上场擂鼓助阵并获得大胜。梁红玉勇猛气概不输男儿，这一英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爱国情怀。梅兰芳和尚小云通过干净利落的武生动作，出色的擂鼓技巧，完美地塑造了梁红玉这一巾帼英雄的光辉形象，成为“梅”“尚”两大流派的代表作。

《文天祥》是麒派名剧，故事写的是宋末时期元兵南侵下，爱国英雄文天祥的英勇事迹。文天祥在皇帝昏庸无能，奸臣贾似道当道的情况下，领兵抗击元兵，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元主忽必烈竭力诱劝文天祥归顺，但是经过三年牢狱生活，文天祥丝毫没有动摇，并在狱中作长诗《正气歌》，以历史上忠节之士自期，表示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意志。元朝对他无可奈何，只得把他处死以除后患。文天祥一介文人在面对蒙古铁骑的凌厉攻势之下，在满朝大臣都坚持投降的情况下绝不屈服，坚持战斗到底，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句。《文天祥》创作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由于敌人阻止和破坏，未能上演，但是周信芳绝不屈服，而是将《文天祥》和另一出无法上映的《史可法》的戏单贴到舞台的两旁。观众进到剧场一看以民族英雄命名的剧名便对内容心领神会，因此这无声的戏单就是对敌伪的无声抗议，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情感。直到1950年5月，周信芳才在上海天蟾舞台正式演出《文天祥》，他以精湛的演技和饱满的热情，塑造了这位流传千古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得到戏剧评论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文天祥临死前大义凛然地说：“俺的头可断，身可杀，俺的忠心休想移动分毫”。可想而知，如果此剧在抗战时能够演出，肯定会极大地鼓舞人们的爱国热情，这也是此剧难以上演的原因所在，敌人也恐惧这样的影响力。

（二）普通人物的爆发力。

有一些人物在和平时代本来有着幸福快乐的人生，但在国破家亡之时迸发了惊人的力量，选择了同敌人斗争的复仇之路，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展现了爱国气节的可贵。《费宫人》中的费贞娥只是一个16岁的小宫女，专门服侍崇祯皇帝的女儿长平公主，如果没有亡国，她虽然是一介奴婢，但也能平安到老，即便是亡国，她还可以继续做奴婢，不至于丧失生命。但是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崇祯皇帝煤山自缢，死前刺杀公主，引起费宫人的愤慨，她决定复仇，易装假扮公主自投罗网，被李自成赏赐给猛将“一只虎”李过。费宫人于新婚之夜刺死“丈夫”后自杀。梅兰芳的《生死恨》在歌颂忠贞不渝的爱情的基础上强化突出了主人公勇于反抗侵略者的坚强意志。这对夫妻本是宋朝大臣之后，在宋朝都过着优越的生活，可是在战乱中都做了俘虏，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在新婚之夜，玉娘就劝丈夫逃回故土，投军抗敌，而鹏举也不甘欺凌做一个低贱的奴仆，渴望回归故土奋勇杀敌，最后他果然克服种种困难回到故土，在反抗侵略者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

（三）忠贞烈妇

在古代社会女性地位低下，往往无法直接上战场杀敌，她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劝说自己的丈夫或者儿子爱国杀敌，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在劝说自己的儿子或者丈夫无效的情况下，她们依然奉行坚决不投降的原则，选择自杀的方式效忠国家，这种忠贞不屈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激励了人们的斗志。

程砚秋在“九一八事变”后，创演了抗日京剧《亡蜀鉴》，在北平地区最早吹响了抗日号角。《亡蜀鉴》取材于《三国演义》第一一七回，又名《江油关》《李氏殉节》等，改编自川剧，湘剧、秦腔、滇剧等其他剧种也都有此剧目。1935年10月28日，程砚秋首演于北京中和园，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不屈服敌人的光辉女性的形象。故事讲的是三国末年，魏将邓艾袭蜀，偷渡阴平，直攻江油。江油守将马邈不思奋战，意欲投降，但是其妻李氏大义凛然，不愿意投敌，苦口劝谏丈夫。马邈根本不打算战斗，表面上应允妻子，实际上却偷偷地开门降魏。李氏明白真相，发现事情无法挽回后只好愤而自尽。剧中李氏规劝马邈时的唱腔，情真意切，义正辞严，十分感人，特别是最后自刎前与娇儿诀别时充满了激情，尽诉不堪亡国之辱的一腔愤懑：“实可恨儿的父，怕死贪生，卖国求荣降了贼人。我那苦命的儿啊，儿生在乱世间遭逢不幸。好山河一旦间化为灰尘，娘不作降臣妻苟延性命。尽节而死，仰不愧天，俯不愧人，九泉下去见先人，但愿得儿长大以雪此恨。”

周信芳创作的《洪承畴》讲述洪承畴降清的故事，在鞭挞“不抵抗主义者”和投敌汉奸的同时，极力赞颂他母亲的节烈行为。降清的洪承畴因父死奔丧却被母亲责骂，办完丧事后，傅氏见丈夫已死，儿子失节，已生无可念，便纵火自焚以全洪家忠义的名声。其实在历史上洪承畴的母亲根本没有骂过他，更没有和他决裂，当然也没有举火自焚的事情，而是一家老小欢天喜地跑到北京去和他团聚了。因此，此剧通过重新演绎，塑造了一个刚强忠义的母亲形象，借此宣扬坚定的民族精神和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三、团结一致共同抗战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要求停止内战,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之后发出了建立统一战线，联合国民党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难能可贵的是京剧艺术家们也有这样的意识，他们在作品中借人物之口多次表达了团结一致，共同御敌的思想。

《抗金兵》中梅兰芳借梁红玉之口强调了各位将领一定要同心协力，共同迎战：“据我看来，金兵自入侵中原，我国将帅俱都各自为战，不相呼应，以致屡战屡败。那金兵看我朝中无人，因此又大举南下。如今，若不同心协力，共同破敌之策，只怕到那唇亡齿寒之时，就悔之晚矣！众位元帅，想我等身居重镇，当以国家为重，救民为先。倘再犹豫观望，贻误军机，岂不被天下人笑骂我等！众位元帅，要再思啊再想！”梁红玉总结了敌我双方的局势，呼吁大家要团结一致，不要互相观望，各自为战，应联合起来才能获得胜利。所以，此剧在突出梁红玉巾帼英雄的同时，也写了各路豪杰好汉共同御敌的情节，正是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才以弱胜强，打败金兵。

历史上的宋徽宗除了杰出的艺术才华外在治理国家方面可谓一无是处，也无气节可言，但是周信芳为了表现亡国之痛和抗日救国的热情，在《徽钦二帝》中彻底改造了宋徽宗这个人物形象，对他进行重新定位。周信芳饰演的宋徽宗不乏清醒的头脑，对过往的错失进行了深刻反思，这一点在《我的儿休得要怨天怨地》一段唱词中深刻地表现出来：“在朝中悔不听忠臣言论，反把那狗奸贼当做了腹心。悔不该在宫中贪淫失政，悔不该兴土木劳财害民。悔不该联金邦自弃边境，悔不该领人马自毁约盟。那金人一个个不肯归顺，我只知道求合约、献金银、忍耻辱、暂偷生，谁知道总难图存。”这是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一味退让的辛辣讽刺。并且他还忧国忧民，抱有拯救国家之志，绝不放弃恢复故土的希望，他在被押送北方时还不忘鼓励百姓：“只要万众心不死，复兴中华总有期。”希望民众团结一致，勇于抗敌，最后取得胜利，这又何尝不是借宋徽宗之口表达周信芳乃至全中国人民的心愿和希望。

由于抗战京剧直接宣扬抗战，抗敌色彩浓厚，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因此遭到了敌伪当局和英租界的干预，一些戏也嘲讽了国民党的无能和腐败，不符合国民党政府一贯主张的投降主义，因此，抗战京剧最终都遭到禁演的下场。虽然这些遭到禁演的剧目上演次数不多，但向人们传达了当亡国奴的痛苦，激励民众的反抗意志，连演戏看戏的自由都没有，这难道不是亡国的一种悲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