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杨家将戏中的“忠君”糟粕毒害观众

文章作者：范民声 盛钟健

京剧中描写杨家将故事的传扰剧日数量相当可观,情况也十分复杂,其中有的戏以英雄人物作为题材,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人民对爱国英雄的崇敬,如描写穆桂英、杨排风等一类的戏;特别是解放后,经过整理加工和重新创作的杨家将戏,如《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挡马》等优秀剧目,更焕发出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有的是赤裸裸地为叛徒作辩护,为杨家将的英雄们脸上抹灰的坏戏,如《四郎探母》《雁阴关》之类。这两类戏思想倾向比较鲜明,还容易分清泾渭,而更多的戏,例如描写杨继业父子故事的那一段戏,思想内容复杂得多。在这些戏中,一方面宣扬了杨继业父子抗辽保国的英雄事迹,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倾向,另方面又存在严重的封建槽粕,若不剔除,就会毒害观众的心灵。

举例来说,京剧《金沙滩》《李陵碑》《洪羊洞》等就是这类戏的典型。单从表面看,这些戏所选择的题材不能说不好:《金沙滩》写杨大郎等为了挫拜敌人阴谋,毅然“代主赴会”,终至壮烈牺牲;《李陵碑》写杨继业兵败被困,坚真不屈而死《洪羊洞》写奋战一生的杨延昭临终时尚频频以国事为念。从这方面来说,这些戏都表现了一定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说具有民主性的精华。但是这些戏同时又包含了严重的封建主义思想毒素,尽管其中的托兆、显圣等鬼神迷信成分现在演出时一般都已删除,但那种带有封建色彩的宿命论观点和属于封建主义伦理范畴的“君臣、父子、兄弟之义”,却仍在全部戏剧冲突中充斥泛滥。在杨大郎决定“代主赴会”的时候,我仍在看到了杨家将英雄气概的同时,还看到了那种哭哭啼啼、莫名其妙的所谓兄弟、父子之情;在杨继业兵败粮尽之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的安危,却是对自己家族失败的悲痛。更荒唐的是杨五郎,竟然会在金沙滩一战中吓破了胆,并居然觉悟到“朝也杀来暮也杀,杀来杀去杀自家”,于是“杨五郎解开其中意,要用金刀削头发”,索性逃避红尘,做起和尚来了。这不是十足的失败主义吗?

不过,以上这些还不能算是这些戏中主要的封建性糟粕。这些戏中主要的封建性糟粕还应孩是作为封建道德主要杠杆的“忠君”思想。

这种“忠君”思想象一根黑线一样,贯穿在一系列的杨家将戏中。而且它和剧本的爱国主义思想混在一起,用爱国来作为忠君的保护色,使观众极易受到迷惑。这种“忠君”思想表现在人物之简的关系中,也表现在正面人物的性格行为中。

我们先看杨家一门和最高统治者皇帝之间的关系。如果从历史真实来着,杨家父子英勇抗敌的行为和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对外苟安妥协应该是有矛盾的,是冰火不能相容的。但是在这些戏中,却是一再强调宋朝皇帝对杨家“恩重义深”,以及杨家对皇帝的“感恩知遇”、“披肝沥胆”。金沙滩战役以后,宋太宗为了追恤功臣,杨家父子不说死的活的,一概得到特殊的封婚。其中五郎不愿接受封赠,要在五台山出家,宋太宗居然“千言万藉劝不搏,哭得为王心内焦”。在杨六郎告御状的时候,竟然也是“君也哭来臣也哭”,宋太宗也会为杨家的不幸掉下伤心之泪。在《太君辞朝》中,宋仁宗不忍太君离去,继则双泪淋淋地亲到长亭送行。封建统治者在这些地方被描写得多么富有“人情”啊！对统治者的这种“深情厚意”,杨家父子当然是“感恩戴德”、“感激涕零”,一而再、再而三地“拜谢龙恩”,并称赞皇帝“真乃有道明君”。剧中的这些描写,实际上是宣扬一套“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表现了封建统治者理想中的君臣关系。

京剧中很多杨家将戏是以“忠”、“奸”对立作为主要冲突的。特别是杨家和潘仁美的对立,更常被大书而特书。我们这里不妨再看一看,潘杨两家的仇恨的内容和实质到底是什么:潘仁美为了想做皇帝,命儿子潘豹在天齐庙摆投擂台。杨七郎不服潘家权势,上台打死潘豹,于是潘杨两家结下深仇大恨。潘仁美以后一再勾结辽邦、陷害杨家,一方面是为篡夺江山,另方面也是为了要报“杀子之仇”。如果单从正义与非正义、抗敌与卖国的矛盾来说,潘杨两家的斗争是有意义的,鞭挞潘仁美也可以说是歌颂了杨家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这些剧目并不只从这方面来描写潘杨之争。在很多地方,它仍还同时告拆观众说:潘仁美企图篡夺赵家的皇位,而杨家则是在竭力捍卫赵家的利益;潘杨两家的仇恨在谁该做皇帝的问题上开始,以后又发展到两个家族之简的斗争。作者为什么要大量描写这些难以区分善恶是非的斗争呢?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要为宋朝皇帝找一只替罪羊,说杨家父子所以遭受不幸,不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无能,而全是潘仁美一人之过。如果不是潘仁美“屡进谗言,蔽惑圣听”,那些“有道明君”就不会做出对不起杨家的事来。二是企图在这些剧目中树立起封建社会中“忠臣”与“奸臣”的两种典型。那些企图篡夺皇位、“馋言惑听”的是“奸臣”,而忠心狄耿、捍卫王室利益,纵受冤屈,仍不失“君臣之义”的则是“忠臣”。清代宫廷大戏《昭代萧韶》的序言中有几句括可以代表统治者对这个简题的看法:

兹《昭代萧韶》者,因宋代之遗闻,表杨氏之忠,诛妄人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诚臣子之楷模,而导扬之善术也。……乃激忠而劝节,其效因有补诗书之所未逮者也。

这正好说明了,封建统治者总是企图利用“忠臣’,和“奸臣”正反两种典型来教育自己的臣下部属的,而潘杨之简的斗争就是他们进行这种教育的教材之一。清代统治者把杨家父子看作为“臣子之楷模”当然是根据《昭代萧韶》中的人物来说的,但在京剧中,写杨家将的忠于王室同样也很突出,而且它往往是在戏剧冲突最尖锐的时候表现出来。杨继业被困两狼山时,杨延昭卧病不起时,都没有忘表示对皇上的忠诚,临死之前,都先要拜谢了“吾主爵碌之恩”,才敢死去。甚至连那个出身草莽的孟良也不例外,在洪羊洞自刎前,也要来一下“眼望南朝屈膝跪,拜翻宋王爵碌恩”。老戏《黑松林》里佘太君在听说杨延昭领人刺死潘洪之时,她竟然要将全家“俱以绳捆索梆,宫门请罪”,说什么“纵然一死,也落得个青史名标,万古流芳”。孟良、焦置不服,要杀上金殿讲理,她却说“我杨家一门忠烈,焉能作叛逆之事”。在众人听从了她的主张后,她就能:“想我杨家遭这样灭门大祸,他等不肯远离,情愿死在一处。这才是我死为忠,子死为孝,女死为节,尔等大家成全老身一个义字。”这里的佘太君简直成了典型的死心塌地的封建忠臣。不但如此,这些戏还告拆我们,杨家的“忠心保主”是世代相传的。请看在《洪羊洞》中杨延昭临终时嘱咐杨宗保的一番话:“宗保儿近前来听父教训,一桩桩一件件要记在心,我杨家扶宋室世代忠正,莫辜负宋王爷爵碌之恩。”这样的封建家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所竭力提倡的。

由此可见,在以上分析的那些有关杨家将故事的京剧传统剧目中,属于封建道德的“忠君”思想和属于人民观点的爱国主义是同时存在的,它们的中心思想是用红黑二线混合拧成的。在这些戏中,杨家将既是捍卫祖国边疆、抗御强敌侵略的爱国英雄,又是恪守“君臣大义”、满脑子“忠孝节义”的封建忠臣。今天我们来重新认识这些剧目的时候,就必须把两者分别清楚,也就是要分清精华和糟粕。“忠君”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是不能混淆的。“忠君”思想是统治阶极的观念,它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某一统治集团,某一统治者个人的意志;爱国主义是人民的观念,它从祖国民族的利益出发,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尽管这两种观念会在某些具体人物身上同时存在,但它们之简的本质区别却不容混淆。

京剧杨家将的戏,人民欢迎它,需它有人民性,并不是因为里面有了“忠”的观念,而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符合人民利益的爱国主义精神。

又是“忠君”思想,又是爱国主义,这两者既然是不同阶极的观念,那怎么会在剧本中得到统一的呢?为什么剧作者要同时宣扬这两种思想呢?我认为,这首先要从杨家将故事的历史发展来看,应该看到这个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被篡改歪曲的事实。

杨家将故事在南宋时就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了,南宋话本中就有关于杨家将的篇目,可惜现在已无从得知它们的内容。以后在元代、明代的戏曲、小说中,这个故事已经相当完整和系统化,元杂剧中的《谢金吾》和《昊天塔》中所提到的一些情节,明代的章回小说《杨家将演义》的产生,都说明杨家将故事已有一定规模。它们虽然难免夹杂着一些糟粕,但基本倾向则是宣扬爱国主义的。例如,《杨家将演义》描写杨继业碰碑殉国的那个场面,就十分动人地表现出杨继业及部下将士浴血苦战、坚持不屈、至全部牺牲的壮烈情景。自从清代的宫廷大戏《昭代萧韶》出现后,杨家将的英雄品质却受到了极大的歪曲。那些御用文人为了投合清代统治者的口味,不惜在杨家将英雄们身上涂墨擦灰,把他们打扮成“忠臣孝子”的模样。企图很明显,就是要利用杨家将故事来作为“毅忠教孝”的手段。

京剧杨家将戏虽然不一定都出自《昭代萧韶》,也有一些是从各地乱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前辈著名的京剧艺人常在宫廷演戏,不能不受到宫廷艺术的影响,因而也就必然会在《昭代萧韶》中汲取一些东西搬到自己的杨家将剧目中去。特别应提出的是,在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亲自领导一批御用文人把《昭代萧韶》翻改为皮黄戏,情节关目都由慈禧亲自确定。这个御制的杨家将戏虽然并没有完全保留在舞台上,但它对京剧杨家将剧目的形成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

经过清代统治者篡改后的杨家将戏,和原来在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戏精神上有着很大的变化。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但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是有限度的,是以不违反统治阶极利益为前提的,而且由于加强了“忠君”观念,常常得到冲淡和削弱。

造成这些剧目具有两重观念的第二个原因是古代人民思想上的局限性。

关于“人民”的概念是有历史性的。古代的人民,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一方面是革命的、和统治阶级相对抗的,另方面又由于小生产者地位的限制,会不自觉地接受统治阶极的思想影响。封建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阶极利益,必须为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遒德观点例如“忠孝节义”之类披上“全民”的外衣,要求整个社会服从它们。而人民则是一方面反抗这种思想统治,另方面又会不自觉地接受它们的影响,这是一个历史现象。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中有一些封建性的糟粕,正是这种历史现象的反映。

京剧杨家将戏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同时,经过历代艺人们的加工创造,在表演艺术上也有许多宝贵的成就,若能很好地去推陈出新,不仅可以繁荣今天的京剧舞台,而且也可以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