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华百科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为古代治国十六字心传，最早记载于《书经?大禹谟》。即使放在现代，这十六字真言也不失其作为治国方略的先进性和代表性。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通读，其涵义为：人心居高思危，道心微妙居中，惟精惟一是道心的心法，我们要真诚的保持惟精惟一之道，不改变、不变换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这里要澄清一点，古代治国的本质在于治理百姓，因此历代社会均有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区分。贵族的重要工作在于治理百姓，而百姓的重要工作在于从事具体的劳作。正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古时候没有人权平等这一说。因此，要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才能理解这十六个字，也就是要依据统治者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但是，也不能将其片面地理解为防民之术。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于近代的思想变革有着较大的影响，他曾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从而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治国文化存在的价值。因此，他的这种观点并不足取。

单纯从字面上理解这十六个字不仅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会产生歧义。这是因为古代智者思维高深，但用词却十分简洁惜墨，体现了较高的文字修养，同时古代的语法与今天有所不同，许多的表达方式从今天看来是从“反论”的方法来叙述事情的。而且最要命的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当时的语境，因此用任何现代语言解释只会挂一漏万。尽管如此，这十六字仍大致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一是治国重在治理人心。一方面由于人心易变难测，又难以教化，容易失控，所以对百姓不得不有所防范。治国者须因事为制、随机应变，不可固守旧制，应把握“无德必亡，唯德必危”的尺度；另一方面，不仅要“知其危”，而要“知其所以危”，通过积极疏导，要从最易造成百姓心中纠结的社会问题入手，也就是要从百姓的根本利益和基本需求层面思考问题，防范社会的结构性利益失衡成为人心不稳的根源。要以“人道”还治人心，适时教化，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警惕因人心不稳导致民怨迭起，要扼制不确定因素的灾难性放大。

二是治国重在抓住事物发展的趋势。由于任何事物的发展趋势总是生于微毫之处，故在“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就要注重防微杜渐。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发展趋势生于微毫之处，往往不能被轻易察觉，也不容易区分，如同“道”一样。因此要格外细心，慎始敬终，要以“地道”（注1）格物致知，明察秋毫，保持必要的敏感性和判断力。因此，待人察物之机，关键在于观察细节，见一叶而知秋，不是人云亦云。（《道德经 ?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道德经 ?十四章》说，“博之不得，名曰微”）。

三是治国重在把握客观事物本质具有唯一性的特点，换句话说，万事万物不可能有二个或以上的真相，要以精纯专一的态度探究事物的本质，不被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要充分发挥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

四是治国重在切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要以不偏不易的务实态度（中庸之道）遵循“天道”（自然法则），从而守中固善，统率治国纲领。（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

《管子·霸言》中说，“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则从人道、地道、天道三个方面对如何把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允执厥中”分别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诠释。而这一精到的诠释又整体上体现了《管子·霸言》在“惟精惟一”方面的功力。

宋代的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解释道，“允执厥中”是尧传于舜的治国真言，也就是说凡事不可偏离“天道”（自然法则）。当舜在传授给大禹时，怕大禹小看了这句真言的份量，又另外想了三句一共凑了四句传给了大禹。朱熹认为尧所传授的四字真言一句顶一万句，舜所加的另外十二个字纯属多余，画蛇添足，只能作为尧所传四字真言的附注，毫无新意，只是为了不让后来的人对尧之真言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而已。（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引自《中庸章句?序》）。

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古代《易经》的观点来看，十六字应看作一个整体，而且只有“惟精惟一”是统治者在主观层面上把握所有治国真言的一把钥匙，也是古代君主及士人较为看重的四字真言。由于“惟精惟一”属于主观层面的把握，因而象征了主体。而其余十二个字只是象征了三个不同层面的客体，分别为人道、地道、天道，只能遵循和牢记，不能违背和超越。从而在总体上由主体和客体共同构成了体现整体性的阴阳格局。

明朝的王阳明（余姚人，名守仁，号阳明）是真正看破玄机的人。他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阐述道，“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无声无臭，至微而显，诚之源也。人心，则杂于人而危矣，伪之端矣。见孺子之入井而恻隐，率性之道也；从而内交于其父母焉，要誉于乡党焉，则人心矣。饥而食，渴而饮，率性之道也；从而极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则人心矣。惟一者，一于道心也。惟精者，虑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无不中，一于道心而不息，是谓‘允执厥中’矣”。

同是余姚人的清代思想家黄宗羲曾说，“（王阳明）谓人心之所有者，不过明觉，而理为天地万物之所公共；必穷尽天地万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觉，与之浑合而无间。说是无内外，其实全靠外来闻见，以填补其灵明”。（《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

另据记录王阳明行迹的《传习录》卷上记载，“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具有唯一性，探究事物的本质是精益求精的目的，而精益求精是探求事物本质的唯一手段。

对于“惟精惟一”的方法，王阳明回答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3页）

正是有了“惟精惟一”的治学态度，王阳明才能从旧理学中脱颖而出集心学之大成，并提出了著名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影响后世的哲学概念。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证实，以“惟精惟一”的务实态度探究事物的本质，确实是治国过程中破解一切问题的钥匙。

古代还将“惟精惟一”引申阐发为“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只有明晰了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就能因势利导，水到渠成。王阳明曾总结说“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由此想来，尧、舜、大禹时代统治者的智慧确实超出了我们现代人的想象。而“实事求是”后来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标识，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赋予了时代的内涵，而且又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这说明了古代哲学思想基因的强大生命力。

由此，可以明确一个事实，舜确实传承和发扬了尧的思想，并不是象朱熹所攻击的“纯属多余”（尧之一言，至矣，尽矣！（引自《中庸章句?序》）。舜出身于姚墟之地（今浙江省余姚），对于舜的理解可能是同为余姚人的王阳明更有灵犀吧。而不为后人所知的是，王阳明的心学（阳明学）正是从这十六个字发端，也就是说奉这十六个字为其正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