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文献中的“太极说”所指考论

                                          问题的提出

我们在对周敦颐著作的研究中，经常会提到下面这则材料：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其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双行夹注：“而”下误多一“生”字）……

   关于这则材料，笔者此前曾有文章予以讨论。简言之，此文出自朱熹之手，大致作于淳熙六年（1179），地点是在福建延平。朱子作此文，是因为其在编订了“建安本《通书》”（此本简称为“建安本”）之后，又得到了“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此本简称为杨方“九江本”，以与祁宽所见的“九江本”和林栗所刊刻的“九江本”相区别），朱子遂参照杨方“九江本”，对“建安本”重新做了校对，形成了一个过渡性的《通书》版本，是为“延平本”。后来，朱子又在“延平本”的基础上编订和刊刻了“南康本《通书》”，“南康本”也是目前惟一传世的，由朱子所编订的《通书》版本。另外，此文中的“此本”，当为“建安本”中所收录的《太极图说》。

在此条材料中，“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双行夹注：‘而’下误多一‘生’字）”一句，很值得我们注意：此文中的出现“太极说”一词，其具体所指为何？是单指“建安本”所收录的《太极图说》，还是对杨方“九江本”和“建安本”中所收录的《太极图说》的通称？文中对此并没有明确的交代。不过，细审文意，此“太极说”，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朱子就是在“太极说”之下，展开对“此本”和杨方“九江本”之间比较的。需要指出的是，朱子这里对于“此本”和杨方“九江本”之间分别为“无极而太极”和“无极而生太极”的对错判断，并没有给出确切的证据。仅从版本学的角度看，如果杨方所得的“九江故家传本”确系出自于周敦颐老家，又没有经过后人改动的话，应该更接近于《太极图说》的本来面貌。那么问题就是，朱子为什么会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称为“太极说”？这究竟是出于朱子的偶然笔误、出于一种方便，还是另有其它原因？甚至是此前确实有名为“太极说”而实际就是《太极图说》的情况存在？对此问题，我们只有通过细致的考辨予以解决。

我们发现，在朱子的著作中，“太极说”一词曾多次出现。甚至“太极说”一词也出现在朱子的师友如张栻、吕祖谦、汪应辰等人的著作中。在上述文献中，“太极说”的具体所指并不惟一，至少有四种不同的所指，而以“太极说”指称《太极图说》，正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一

在朱子的著作中，“太极说”第一种具体所指，是指在《朱子文集》卷六十七中，确实收录有一篇名为《太极说》的文字：

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天道也；始于阳，成于阴，本于静，流于动者，人道也。然阳复本于阴，静复根于动，其动静亦无端，其阴阳亦无始，则人盖未始离乎天，而天亦未始离乎人也。

元亨，诚之通，动也；利贞，诚之复，静也。元者，动之端也，本乎静；贞者，静之质也，著乎动。一动一静，循环无穷。而贞也者，万物之所以成终而成始者也。故人虽不能不动，而立人极者必主乎静。惟主乎静，则其著乎动也无不中节，而不失其本然之静矣。

静者，性之所以立也；动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实，则静亦动之息尔。故一动一静皆命之行，而行乎动静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谓性”。

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徳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静而无不该者，性之所以为中也，寂然不动者也；动而无不中者，情之发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静而常觉，动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此篇名为《太极说》的文字，应该是朱子对于周敦颐之《太极图说》的一个发挥，但是其中也糅合了以《通书》和《中庸》为基础的性情中和论，这是其一大亮点。其中，“情之未发者，性也，……性之已发者，情也”云云，这也代表了朱子相对成熟的“已发未发说”，不过这并不能成为判断此文出自朱子之手的确切依据。

对于这篇文字，我们目前还有很多的疑问。

第一个疑问，此文的作者到底为谁？首先提出此疑问的是清儒王懋竑。王在其《朱熹年谱考异》一书中就提出：

夏四月 ，过江州，拜濂溪先生书堂遗像。

……洪本附《太极说》。按，《太极说》非朱子作也。说中止言阴阳动静，无一语及太极，又与《太极图说解》绝不相应。朱子《文集》、《语类》无及此者。南轩有“太极说”，尝刋于高安。朱子与书，谓其未安，须且收藏，以俟考订。岂此南轩作而误入朱子集耶？浙本以南轩《仁说》为朱子《仁说》，此或其类。今从李本，删去 。

王氏此文中提到的“洪本”，指编订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婺源洪氏本《朱子年谱》。“洪本”今不可见，因此我们不知道“洪本”将《太极说》附在此处的具体依据何在，也不知道其是否认为此《太极说》，就是作于淳熙八年（1181）。从王懋竑的议论来看，在“洪本”之前的诸多朱子年谱，都没有将《太极说》附在朱子这一年之下。

王懋竑认为，此《太极说》并非朱子所作，其提出的证据是：“说中止言阴阳动静，无一语及太极……朱子《文集》、《语类》无及此者”，王的说法未必然也，因为此文中的“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指的就是太极。这一点，在朱子的其他文献中是很明确的。我们也注意到，真德秀在其《西山读书记》中也曾提到此文:

静而无不该者，性之所以为中也，寂然不动者也；动而无不中者，情之发得其正者也，感而遂通者也。静而常觉，动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真德秀虽然没有在文中标注出此文确切的名称，但却明确标注其为“朱子曰”，说明他并不怀疑此文出自于朱子之手。此外，黄震在其《黄氏日抄》卷三十五中，也抄录了《太极说》中的部分文字（文字略有出入）：“《太极说》：静者，性之所以立也；动者，命之所以行也。实则静亦动之息尔。故一动一静，皆命之行而行乎动静者，乃性之真也” 。黄震在文中明确地称此文为《太极说》。我们认为，真德秀和黄震距朱子时代未久，其说法当接近事实。据此判断，此《太极说》为朱子所作，当无疑议。但是何以《朱子文集》和《朱子语类》中并没有其他文字提及此文，这确实是一大疑问。

此外，王懋竑还认为，此《太极说》系“南轩作而误入朱子集”云云，此说不确。对于张栻是否做过“太极说”的问题，陈来先生及其韩国学生苏铉盛(sho，hyun—sung)，以及德国学者苏费翔（Christian Robert Soffel），四川学者杨世文、栗品孝均有所考辨。[11] 据杨先生的考证，张栻对于《太极图说》的注释之作并未遗失，而是完整收录在明弘治刻本《濂溪周元公全集》当中（据传，苏铉盛君已经发现了张栻对于《太极图说》的注释之作的宋刻本，成果不日将发表）。杨世文先生进而指出，“张栻解义作成于乾道八年(1172年)，刻板于高安”。以杨先生所发现的《太极图说解义》与朱子文集所收录的《太极说》比较，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朱子文集》中所收录的这篇《太极说》，并非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因此王懋竑的这个判断完全是错误的。

关于此文的第二个疑问是，此《太极说》究竟作于何时？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并没有发现曾有文献提到过该文写作的确切年代，甚至在《朱子文集》和《朱子语类》中，再也没有提到过此文，所以我们目前无法对此问题给出任何答案。对于此文，笔者曾经使用《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多个大型古籍文献数据库做过逐句的检索，并没有发现有更多文献提到此文，甚至是其中的某句文字，因此对此问题只能存疑，以待贤者解决。

二

在朱子著作中，“太极说”的第二种具体所指，应该是指其自己所作的《太极解义》（朱子的《太极图解》和《太极图说解》，合称《太极解义》）。在《朱子文集续编》中，曾两次提到了“太极说”，指的都是《太极解义》：

其一:

伯谏相见，所谈何事？其精进固可尚，而贤者之自咎，亦不为过。前此相聚两日，固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躁之习又复发见，此亦不可不速扫除也。“太极说”近看尽有未精密处，已略刋正。其大者如乾男坤女，当为气化之人物（不知曾有人如此说否），其下化生万物，乃为形化者耳。又主义是指正与义而言，盖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学》所谓至善是也？ 

其二:

“太极说”修定，削去后语，只作一统论，意似亦无不尽也。“西铭说”在后，烦为细看，携过见喻。 

《朱文公续集》卷二所收，均为朱子答复蔡元定的书信，其准确的写作年代很难予以判断。陈来先生在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中，以为这两封书信的写作时间都在乾道六年（1170），并认为此二封信中提到的“太极说”即是朱子所作的《太极解义》草稿。陈先生上述判断的依据是，朱子在《答张敬夫十三》信中提到，“《太极解》后来所改不多，别纸上呈，未当处更乞指教”  云云（陈先生认为，此书信中的“太极解”，即彼“太极说”）。另外，第二封书信中提到的《西铭说》，当为朱子所作的《西铭解》。《西铭解》大约成书于乾道六年到乾道八年之间（1170-1172），则此二封信的具体年代也大致在此时间段内，或稍后不远。陈先生对这两封书信写作年代的判断，基本准确。

在这两封书信中，朱子既然可以把《西铭解》称为“西铭说”，也自然可以把《太极解义》称为“太极解”和“太极说”。

关于朱子的《太极解义》一文，学界也多有考证。如杨柱才教授即认为，《太极解义》初稿约完成于乾道六年（1170），而其定稿则完成于乾道九年（1173），但该书的公开刻板则在淳熙十五年（1188）。“太极说”即《太极解义》初稿的名称： 

……朱子完成稿本之前的撰作情形，因文献不足，难以知其详。《答蔡季通》有云：“‘太极说’近看尽有未精处，已略刊正。其大者如‘乾男坤女’，当为气化之人物，(不知曾有人如此说否?)其下‘化生万物’，乃为形化者耳。又正义是指正与义而言，盖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学》所谓‘至善’是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第1811页下。)此所谓‘太极说’，盖朱子稿本之初本，姑取此名称。陈来先生《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系此书于乾道五年己丑(1169)(69页) [21]，可以窥见《太极解义》初稿之前的情形之一斑。汪应辰《与朱元晦》(十五)云：“太极说”既欲指示人，岂免剖析，然其理则一而已矣，无可疑者。(《文定集》卷十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75页)此亦可见朱子初稿或称《太极说》。 

不过，杨教授在此文中亦同时指出：“按，朱子另有单篇文字‘太极说’(《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与此不同”。杨教授此文同时还对《太极解义》的定稿予以了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确定，无论是《太极解义》的初稿还是定稿，都与《朱子文集》卷七十六中所收录的《太极说》无关。值得注意的是，杨先生认为“太极说”仅仅是《太极解义》初稿名称的说法并不准确，正如本文后文所显示的，朱子在淳熙年间仍然有称《太极解义》为“太极说”的例子，上引朱子在审定“延平本”时，同样称《太极图说》为“太极说”。似乎在非正式场合中，朱子经常在将《太极解义》称为“太极说”或是“太极解”，这一习惯始终并未有所改变。

对于《太极解义》，陈来先生认为：“……真正从本体论上阐发理气关系，还是始于《太极解义》(按《太极图解》、《太极图说解》合称为《太极解义》)。据朱熹与张栻、吕祖谦论学书信，《太极解义》初稿写成于乾道庚寅(朱熹41岁)，中间经与张、吕诸人讨论修改，至乾道癸巳(44岁)基本定稿……”。陈先生把《太极图解》、《太极图说解》合称为《太极解义》，并指出《太极解义》初稿完成于1170年，定稿于1173年。其说与杨的观点略有差异。

诚如杨柱才先生上文所指出的，汪应辰在与朱子的书信中，也提到了“太极说”。此“太极说”，也是指朱子的《太极解义》：

又，某兀坐荒山，惟日仰瞻。奉八月二十八日赐教，慰荷无量……“太极说”既欲指示人，岂免剖析？然其理则一而已矣，无可疑者。上蔡所学精到，文词又足以发之，每服膺焉。来教所谕诚然，此学之所以不可已也。窃承有修言二书，甚渴见也。《易传后叙》、《传易堂记》，俟更检讨，别拜。闻次陈明仲家事，初不知闻，当作书报之也。

汪氏信中提到“奉八月二十八日赐教”云云，可知此信是对朱子八月间来信的回复（田按，文中所提到的朱子来信，当为《答汪尚书·熹伏蒙垂问庙制之说》，载《朱子文集》卷三十），其具体写作年代应该是在乾道九年（1173），文中“‘太极说’既欲指示人”云云，即是指朱子希望将《太极解义》正式公开这件事。

我们还注意到，朱子在绍熙元年（1190）与汪长孺的书信中，也提到了“太极说”，实际上也是指朱子的《太极解义》：

详此二说，长孺所论为近之。然语言之间，有未简洁处。大抵明道先生所谓全体此心者，盖谓?养本原，以为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亦此意也。未可说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于此而已也。叔权引援太广，反汨正意，更宜相与评之。《大学》“定静”，乃学者所得之次第，本文意自分明，与“太极说”中言圣人事者，字虽偶同，然指意逈别，不当引以为证也。

陈来先生将此信的时间定位绍熙元年（1190），也正是其《太极解义》正式刊刻后不久之际。文中既然提到“太极说”中有“定静”二字，则其仍然不是指《朱子文集》卷六十七所收录的《太极说》，而当是指《太极解义》。这条材料表明，从乾道初年到绍熙元年的这二十年间，朱子著作中所提到的“太极说”，主要还是指《太极解义》，似乎明确署名为《太极说》的文字，至此仍然没有完成。

上述两则材料还表明，似乎是受到了朱子的影响，朱子的友人们在围绕《太极解义》与朱子的讨论时，都在有意无意的将其称为“太极说”或是“太极解”，而“太极说”并非仅是指《太极解义》的初稿。

三

在朱子的著作中，“太极说”的第三种具体所指，是指张栻所作的《太极图说解义》。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王懋竑曾误认为《朱子文集》卷六十七中所收录的《太极说》一文，系“南轩作而误入朱子集”。  这是因为，张栻在乾道年间，确实也曾写作过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有关的文稿，而这也与张栻当时正与朱子展开过相关问题的讨论有关。在朱子的著作中，有一处文献明确将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称为“太极说”：

又，刘子澄前日过此，说高安所刊“太极说”，见今印造。近亦有在延平见之者，不知尊兄以其书为如何？如有未安，恐须且收藏之，以俟考订，而后出之也。“言仁”之书，恐亦当且住，即俟更讨论，如何？

陈来先生将此封书信的年代定在乾道七年（1171），此说未必准确。据现有材料看，此文中提到的“太极说”，当指张栻所作的《太极图说解义》，其刊刻年代当在乾道八年（1172），因此朱子这封信的年代更应该在此之后。不过，朱子此信的年代也不会晚于朱子自己决心将其所作的《太极解义》公开之后（乾道九年，1173）。

在这封信中，朱子劝诫张栻对于“太极说”，应该“须且收藏之，以俟考订，而后出之” ，不要匆忙刊刻，将他们之间的分歧公开化，朱子自己就没有急于刊刻其《太极解义》。

我们注意到，朱子的这封复信似乎与张栻的这封来信的有关：

又，近伯逢方送所论“观过”之说来，某前日《洙泗言仁》中亦有此说，不知如何？大抵以此自观，则可以察天理人欲之浅深；以此观人，亦知人之要也。岳下诸公尚执前说，所谓帘窥壁听者，甚中其病耳。伯恭昨日得书，犹疑“太极说”中体用先后之论。要之，须是辨析分明，方真见所谓一源者。不然，其所谓一源，只是臆度想象耳。但某意却疑仁义、中正分动静之说，盖是四者皆有动静之可言，而静者常为之主。必欲于其中指二者为静，终有弊病，兼恐非周子之意。周子于“主静”字下，注云“无欲故静”，可见矣。如云仁所以生，殊觉未安，生生之体即仁也，而曰仁所以生，如何？周子此图，固是毫分缕析，首尾洞贯，但此句似不必如此分，仁义、中正自各有义，初非混然无别也，更幸见教。

这两封信中都涉及了张栻所作的《洙泗言仁》和“太极说”，其写作年代大约在乾道七年（1171）前后，因此文中所提到的“太极说”，指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无疑。而朱子的复信，同样提示张栻不要急着刊刻此书，而是要等大家对此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之后，再行刊刻。 

再如，吕祖谦在给朱子的书信中提到：

“太极说”竢有高安，便当属子澄收其板。《精义》此间却不闻有欲再刋者…… 

此信中既然提到了高安和刘子澄，则文中的“太极说”显然是指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无疑。

四

朱子著作中“太极说”的第四种具体所指，是指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除了前引《元公周先生镰溪集》中的这则材料之外，我们还在《朱子语类》中发现了类似的例证：

《通书》一部，皆是解“太极说”。这道理，自一而二，二而五。如“诚无为、几善恶”，德以下便配着太极、阴阳、五行，须是子细看（?录）。

这则材料的确切所指明确，表明朱子确有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称为“太极说”的实例。

结论

上述考辨表明，朱子在对于“太极说”和“太极解”两词的使用上，是比较随意的。他通常会将自己和张栻、吕祖谦等人对于周敦颐的《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所有注释之作，都笼统称为“太极说”或是“太极解”。朱子的这一做法甚至也感染了张栻、吕祖谦、汪应辰和蔡元定等人，他们也都延续了朱子的这一做法。这一现象在乾道年间朱子与张栻和吕祖谦等人围绕《太极图说》反复讨论中，表现的最明显。后来，或许是为了将这类作品做出有效的区别，朱子等人才分别为其取了不同的名称。此后，“太极说”才开始仅指收录在《朱子文集》卷六十七中的《太极说》一文。另外，虽然朱子和张栻都有将自己的笼统称为“太极说”的实例，但吕祖谦却始终没有将自己所作的《太极图义质疑》 称为“太极图”的实例。

因此，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朱子说“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 云云，并非意味着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曾经一度以《太极说》的名称流传过，虽然朱子的这一用法造成了很大的误解，但是就朱子对于“太极说”一词的使用情况来看，他称《太极图说》为“太极说”更多是方便之举，我们没有必要对此产生过度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