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儒鸣道原刻年代考

《诸儒鸣道》（今人亦有称之为《诸儒鸣道集》者，此以该书封面的书名为准）是我国第一部丛书，其中收录的著作都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更有不少是宋代孤本，其价值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当前，已有学者如田浩等，试图借助该丛书来研究道学早期多元化的历史面貌。但是，该丛书的编订者与原刻确切年代不详，这影响了我们对它的精确研究与应用。显然，解决上述问题，是我们深入研究它的一个必要前提。

   目前学界对于《诸儒鸣道》原刻年代问题的讨论，以顾廷龙先生和陈来师为代表。他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或从避讳与刻工的角度入手，或从版本学的角度入手。如，顾廷龙先生指出：

兹检其讳字，“慎”字缺笔，“惇”字不避，刻工有周彦、许中、毛昌、叶迁、洪新、陈明、李昌、王昌、李文、王永、李宪、方伯祐、洪悦、陈仁、黄琮、洪坦、刘志、陈祥等。他们大多于孝宗、光宗时代在浙江一带刻书，颇为知名，所刻《史记》、《汉书》、《论衡》、《文选》等至今仍存于世，故此本原刻当在孝宗（田按，1163——1189）时代无疑。

而陈来师则认为：

 《鸣道集》本《上蔡语录》与朱子定本相同, 当出自朱子定本, 只是卷末无朱子后序。《上蔡语录》取朱子定本一事进一步证明了《二程语录》不出于《遗书》, 它表明编者对朱子并无成见（实际上很难找到理由说明编者为什么要更改《遗书》或有意不取《遗书》）。它提示我们, 《鸣道集》有可能是在朱熹校定《上蔡语录》至编定《遗书》的十年之间编成的。

 上述二先生的观点皆持论有据，但也都有进一步充实的余地：

顾先生的说法太简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它。孝宗时代跨越二十八年，在这当中，不但朱子的思想实现了质的飞跃，他也经历了从默默无闻者到儒学领袖的变化。而此阶段中《近思录》、《伊洛渊源录》、《四书集注》的刊印，也使得朱子几乎垄断了道学的话语权。显然，《诸儒鸣道》是在孝宗初年面世、还是在孝宗晚年面世，这一点对于后人对它的某些研究结论，并不是没有影响。

陈来师重在论证“鸣道本的（特指《诸儒鸣道》中的相关版本，以下不再做出说明）《二程语录》不出于《遗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追问：《遗书》又是否出于《二程语录》呢？另外，虽然鸣道本《上蔡语录》系由朱子所编订，但它又是朱子所编《上蔡语录》中的哪一个版本呢？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判断《诸儒鸣道》一书的原刻年代。

一  从避讳角度看《诸儒鸣道》的原刻时间

避讳是我们判断某书（尤其是宋版书）刊刻年代的重要手段。早有学者指出，宋代避讳最严也最繁琐，甚至有回避宋钦宗的嫌名多达五十多字的例子。因此，从此角度来判断《诸儒鸣道》的大致原刻年代，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当然，使用避讳来判断某书的年代要慎之又慎。尾崎康先生就指出两种需要注意的情况：一是要注意忠实的覆刻本，二是要注意未必严格遵守避讳的情况。这些因素都会干扰我们的判断。

据笔者查对，《诸儒鸣道》中的避讳不算特别严格。以《淳熙重修文书式》（选定关键的文本依据）为参照，该书对于帝始祖赵玄朗的“玄”、“朗”二字，帝父赵弘殷的“弘”、“殷”二字，太祖赵匡胤的“匡”、“胤”二字，真宗赵恒的“恒”字，仁宗赵禛的“禛”字，钦宗赵桓的“桓”字，徽宗赵构的“构”字，均有避讳。同时，其对“玄”字的嫌名“眩”字等，“禛”字的嫌名“祯”字、“贞”字等，“桓”字的嫌名“完”字等，也均有所回避。但是，该书对于《淳熙重修文书式》中所列的很多嫌名却都没有回避，同时也没有回避宋帝祖“赵敬”之名“敬”字和哲宗赵煦之名“煦”字。

令人注意的是，诚如顾廷龙先生所言，该书于孝宗的嫌名“慎”字，均为字不成（缺笔），却基本上不回避光宗的本字“惇”字，以及其嫌名“敦”字。如：

例一，避“慎”字讳例：，鸣道本《濂溪通书·慎动》章，其中两“慎”字为字不成（缺笔）。又如：鸣道本《二程语录》之《二程先生语二之二》，“要修持他这天理则在德”条：“则须直不愧屋漏与慎独”，其中“慎”字为字不成。此页的刻工为方伯祐，因此不可能是由端平时重修的刻工所刻。

例二，不避“惇”字讳例：鸣道本《横渠正蒙书·乐器》篇：“皋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明励翼为迩可远之道”，其中“惇”字不避。

例三，“敦”字有避、有不避例：在《诸儒鸣道》中，“敦”字多数不回避。如鸣道本《二程语录》之《伊川先生语六》，“礼记儒行经解全不是”条：“诗便只温柔敦厚了却”，其中“敦”字不避，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在鸣道本《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一之一》， “大德敦化，于化育处敦本也”条，其中两“敦”字皆缺笔。不过，此页也很可能是出自端平二年的修补者之手。

综合避讳的基本原则和上述事实来看，《诸儒鸣道》的原刻时间肯定是在孝宗时代，即不晚于1163年。我们知道，从南宋初期到中期，避讳有日益严格的趋势。因此，该书的原刻时间更有可能在《淳熙重修文书式》发布之前，即孝宗隆兴、乾道年间，否则其不避哲宗赵煦的名讳，又不避“敬”字，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结论也能从下面的分析中得到印证。

二 从刻工角度看《诸儒鸣道》的原刻时间

刻工是我们判断某书刊刻年代与地域的又一有效手段。刻工们的工作年限与工作地点都相对固定。因此，我们可以以具有确定刊刻年代和刻工姓名的图书为参照，来确定与之具有数位相同刻工的另一图书的刊刻年代与地点。当然，“利用刻工鉴别版本时还应当注意刻工同姓同名、流动外迁、印版补修及影刻印本等问题”，也需要非常慎重。

经笔者查对，刊刻《诸儒鸣道》的刻工，除了顾先生所提到的之外，尚有陈彦、洪坦、方伯祥、李才、李正（？），以及单字刻工龙、济、中，明、昌、先、元、才、源、果，定、登、悦、志等多人。考虑到历史上单字刻工重名严重，而且对他们的记载也不多，故下文中对他们不予讨论。

   上述刻工基本上活动在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期间，绝大多数都为杭州地区的刻工。在《诸儒鸣道》的刊刻中，方伯祐所刻的页数最多，李宪、许中、叶迂、洪新、陈明所刻页数也较多，而李才只刻了一页，陈彦只刻了三页，洪坦只刻了四页。

在这些刻工所刻过的其它书籍中，以下几部最值得注意。

其一，《论衡》，三十卷，乾道三年（1167年）绍兴府洪适刊本，刻工为李昌、李宪、周彦、洪悦、洪新、陈明、李文、许中、王永等人，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多达9人（刻工高度类似，且此书有明确的刊刻日期）。

其二，《元氏长庆集》，六十卷，两浙东路安抚使乾道四年（1168年）刻本，刻工为毛昌、周彦等，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2人。

其三，《礼记正义》，七十卷，两浙东路茶盐司绍熙三年（1192年）刻本，刻工为方伯祐、李宪、周彦、李彦等，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4人。

其四，《三苏先生文粹》，七十卷，宋乾道婺州（今浙江金华）义岛青口吴宅桂堂刻本，刻工为陈明、陈祥，洪新、许中、叶迂等，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5人。

其五，《诸史提要》，十五卷，宋乾道间绍兴府学刊本，避“慎”字讳，刻工为洪新，洪悦、陈明、陈仁、李昌、李文、毛昌、王昌、许中等，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9人（刻工高度类似）。

其六，《东坡集》，四十卷，有孝宗乾道序，当刊刻于乾道九年（1173年），刻工为李宪、周彦、洪坦等，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3人。

其七，《周官讲义》，十四卷，宋讳至“树”、“竖”、“缘”，但应为宋初刻本，刻工为洪新、王昌、许中、叶迂，陈仁等，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5人。

其八，《北山小集》，四十卷，刻于乾道六年刻本（1170年），刻工为王昌、陈明等，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2人。

其九，《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绍兴年间淮南路转运司刊本，刻工为李彦、陈彦等，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2人。

其十，《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初刻于淳熙三年（1176），补刻于淳熙八年（1181年），即耿秉本，刻工为李宪、周彦、洪坦、洪新等，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4人。

其十一，《周易注疏》，十三卷，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刊宋元递修本，避“构”字，却不避“慎”字，为南宋绍兴年间刻本，刻工为毛昌、陈明等，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2人。

其十二，《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四十卷，该书编成于乾道三年（1167年），刻工为陈明、李昌、陈仁、许中、毛昌等，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5人。

其十三，《淮海集》，四十卷，宋乾道九年（1173年）高邮军学刊绍熙三年谢雩重修本，刻工为刘志、李宪等，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2人。

其十四，《周礼疏》，五十卷，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递修本（宋刻元刊本，最初刻版时间不详），刻工为毛昌、洪新、黄琮、李宪等，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4人。

其十五，《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宋乾道刊本，刻工为周彦、陈彦等，与《诸儒鸣道》相同刻工2人。

   另外，还有多名刊刻《诸儒鸣道》的刻工参加过《汉书》多个版本的刊刻和补版工作：李宪、许中、陈仁、陈明、洪新、陈彦、李文、王永、黄琮等。

   综合上述材料判断，《诸儒鸣道》主要由杭州地区的知名刻工所刻。这些刻工早在南宋绍兴初年即开始刻书（甚至还参与了北宋末年书籍的刊刻），而最晚直到绍熙三年还在刻书。该书的刻工与《论衡》和《诸史提要》二书的刻工重合数最多，其原刻时间应该与此二书最为接近，即当在乾道初年间。

三 从版本学角度看《诸儒鸣道》的原刻时间的上限

我们还可以从版本学的角度来判断《诸儒鸣道》原刻时间的上限。其基本思路是：《诸儒鸣道》原刻时间的上限，必定在其所收著作的相应的版本都出现之后。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横浦日新》、《横渠经学理窟》、《上蔡语录》、《二程语录》这四部著作形成的时间最晚。那么，对这几部书形成时间下限的考察，也就间接可以确定《诸儒鸣道》原刻时间的上限。

在这四部著作当中，《横浦日新》与《横渠经学理窟》的具体编订年代不详。但是，我们也可以借助其它资料来做出推测。

《横浦日新》是由张无垢（横浦）门人郎晔所记录的语录。该书编订的时间必定在张无垢去世之后（1159年之后）。因此，该书在晃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里并没有记载。又，朱子于乾道五年（1169年）在给吕祖谦的书信中亦提到：“比见婺中所刻无垢《日新》之书，尤诞幻无根，甚可怪也”云云，可知此书的编订时间要在此之前。

关于《横渠经学理窟》，张岱年先生曾提到：“何以《近思录》的《引用书目》中没有《理窟》呢？疑朱熹编辑《近思录》时尚未见到《理窟》，或者虽见到而以为不足依据而不取”。那么，《横渠经学理窟》最晚于何时编订？朱子在编订《近思录》时，又是否见到过此书呢？

朱子与吕祖谦编辑《近思录》是在淳熙二年（1175年）。笔者经文献检索发现，朱子在《文集》中提到过《横渠经学理窟》一次，却要在此之前：

《横渠理窟》亦有变服之说，但其制度皆不同。如熹前日所定，则与士庶吉服相乱，恐不可行。不知三家之说当从何者为是？亦乞批诲，当续修正也。

朱子此信当作于乾道八年（1173年），则《横渠经学理窟》的刊刻年代更要在此之前。显然，朱子在编辑《近思录》时，肯定已经接触过了《横渠经学理窟》一书。

关于《上蔡语录》，陈来师提出：“《诸儒鸣道集》本《上蔡语录》与朱子定本相同,当出自朱子定本”，这一点当无疑义。不过，此问题还有值得深入讨论之处。我们知道，朱子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编订完成了《上蔡语录》，是为初定本《上蔡语录》（下文简称初定本）。后来，朱子又于乾道三年（1168年），将“旧传谢先生与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掇其精要之语，附三篇之后”，是为后定本《上蔡语录》（下文简称后定本）。在此之间，社会上还流传有另外一个本子的《上蔡语录》，朱子曾提到：“熹顷年校定《上蔡先生语录》三篇，未及脱稿而或者传去，遂锓木于赣上，愚意每遗恨焉”，此版本也可以称之为“盗版本”《上蔡语录》（下文简称“盗版本”）。那么，鸣道本《上蔡语录》又是以这三者中的哪一个为底本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既然朱子已经提到，后定本与初定本相比，多出了“谢先生与胡文定公手柬”，这也成为我们判定鸣道本《上蔡语录》之底本的可信标尺：鸣道本《上蔡语录》在篇末确实收录了上述手柬：即“答胡康侯小简云”条、“又答简云盖如语录”条，可见其底本不可能是初定本。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鸣道本《上蔡语录》也没有收录初定本所有的朱熹的后序和胡宪的后跋，这也表明，其底本不可能是初定本。

那么，鸣道本《上蔡语录》的底本又是不是后定本呢？我们知道，今天通行的《上蔡语录》，只能是后定本（收录有朱子作于乾道三年初的《谢上蔡语录后记》）。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比较鸣道本《上蔡语录》与今通行本《上蔡语录》之详细条目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有数条证据表明，鸣道本《上蔡语录》的底本不是后定本。

例一，鸣道本《上蔡语录》比各种版本的通行本《上蔡语录》都多出了九章，并且唯独它才能与朱子在初定本《上蔡语录后序》中所提到的，“得先生遗语三十余章，别为一篇”云云是相符合的。由此可见，鸣道本《上蔡语录》中还保留着初定本的某些特色，它所据的底本不会是后定本。

例二，鸣道本《上蔡语录》中有一条云: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为生也;经德不回，非干禄也;言语必信，非正行也，天理当然而已矣。当然而为之，是为天之所为也。圣门学者，大要以克己为本，克己复礼，无私心焉，则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除了明正德九年本、鸣道本《上蔡语录》之外，各通行本《上蔡语录》在此条后都加有小注云：“‘语’原本作‘行’，‘人心’原本作‘心人’，今据《孟子》改正”。这条小注，应该是朱子在编订后定本时后才加上去的，因此才不见于鸣道本中。

例三，《鸣道集》本《上蔡语录》中，又有一条云: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此一句如何？谢子曰：“吾昔亦曽问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浅近，不如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最亲切有滋味’。然须是体察得理义之悦我心，真个犹刍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非圣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这一段，不见于所有的通行本《上蔡语录》中，而是后来被朱子编入了《二程外书》中。显然，朱子是在编订后定本时把这段文字移入《二程外书》的。这也表明，鸣道本《上蔡语录》所采用的底本不会是后定本。

例四，《上蔡语录》卷上，“问尧夫所学如何”条，“众人不敢仰视他”，各通行本段末又均有小注：“仰下原本有观字，今从《言行录》”。此小注显然是朱子后来编订后定本时所加的，故不见于鸣道本。

总之，鸣道本《上蔡语录》的底本最有可能是处于初定本与后定本之间的“盗版本”。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鸣道本《上蔡语录》中，并没有收录初定本所有的朱熹的后序和胡宪的后跋，也没有收录后定本所有的《谢上蔡语录后记》的原因。《诸儒鸣道》不采用后定本，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在其刊刻时，后定本还没有出现。

在《诸儒鸣道》所收录的十五部著作中，围绕《二程语录》的疑问最多。它与朱子所编订的《程氏遗书》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这也是我们在判定《诸儒鸣道》之原刻时间时，需要面对的大问题。赵振先生认为，《二程语录》与《二程遗书》为同一书,都是由朱熹编定的,只不过前者是初稿,后者是修订稿。但是，赵的论述尚缺乏一锤定音的证据。笔者认为，从对二者之题注的比较来看，它们均系出自朱子所编订，赵先生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理由如下：

其一，朱子于乾道二年在给何镐的书信中提到：“语录……向编次时有一目录，近亦修改未定”云云，据此可知，《程氏遗书》的目录和题注都是由朱子自己编订的。

其二，《二程语录》与《程氏遗书》在题注上有惊人的一致。尤其是在对某些卷目的调整和对某些内容的合并与整理上，二者也有完全一致。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不同的整理者，且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二程语录”原始素材的整理上，能如此一致。

总之，《二程语录》系为朱子所编订。据目前资料来看，朱子最早开始整理二程的“语录”，是在乾道二年。因此，《二程语录》的编订年代不会早于这一年。

通过对《诸儒鸣道》所收上述四部著作形成年代的分析可知，《诸儒鸣道》原刻时间的上限为乾道二年（11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