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民族气节--中华百科

本文摘自梁宁森《朱熹的民族气节及对朱子学者的影响》。

朱熹生活于一抗战派之家, 从小就受到民族气节的影响。他的父亲朱松就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 因反对秦桧的议和决策, 被秦桧陷害, 绍兴十二年(1142年) 被罢官。第二年, 岳飞被秦桧杀害, 次年, 年仅47岁的朱松报国无门,心怀抑郁而死。朱熹从小就受到父亲爱国抗战思想的熏陶。青年时期的朱熹受到刘子羽、刘子翚等人的影响，他在荒山深谷苦读之时, 便希望能早日出仕, 报效国家。对南宋长期被强敌压境, 随时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有着深深的忧虑。

抗金名将、朱子义父刘子羽

朱子恩师刘子翚

南宋时期, 始终存在着北方落后民族金的入侵, 山河破碎, 神州陆沉, 而朝政日非, 奸邪当道, 人欲横流, 道德沦丧, 世风日下, 百姓苦不堪言。在赵构、秦桧的政治高压下, 刚心摧残, 士气消磨, 延续下来, 孝、光、宁三朝在金的面前一蹶不振, 而大多数的官僚阶层也是“黑白杂糅, 贤不肖混淆,佞谀满前……江左物素号怯儒, 秦氏和议又从而销靡之, 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复有生气矣。”

当时“朝廷之上, 忠邪杂进, 刑赏不分, 士大夫之间士趣卑污, 廉耻废坏, 犹顾以为事理之然。”面对南宋王朝的统治危机, 朱熹忧心如焚。在南宋那种“暖风吹得游人醉, 只把杭州作汴州”的社会氛围下, 宋廷上下追求安逸享乐, 一时成为风气。这种苟且偷安,物欲横流的情景不能不引起朱子的忧愤,他感慨万端地说:“也是教化衰, 风俗坏到这里是怎生! ”

作为一个思想家、理论家,他敏锐地看到这种社会风气对社会、对国家的危害, 所以他要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 拨乱而反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克己复礼, 一如将水去救火相似。”他要用“天理 ”这个精神之水 , 去扑灭那个“物欲”的邪恶之火, 他把这看做是救国的根本。朱子的这些主张不仅是针对一般士大夫的, 也包括最高统治者皇帝在内。朱熹很重视对帝王的教育 , 他要求君主要亲贤臣, 远小人。主动接受有德大臣的熏陶, 做到方行不逾规矩。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当朝大臣畏惧权臣, 纵容皇帝。自己也多次上书进谏皇帝, 多次引起“龙颜大怒”, 这种为民族大义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做法令人起敬。

朱子《纲目》：崇正统而抑僭伪，贵中国而贱夷狄

当时, 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 很多有民族气节士人都要求“尊王攘夷”来实现汉民族的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朱熹成了其中一个典范, 他的一生中自始至终都主张收复被金朝统治者侵占的中原土地。朱熹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 经过对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弊端的认真分析和对我国历代治乱兴亡经验的深刻反思, 构建成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和文化思潮。它含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 其主要目标和思想核心是救亡图存,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实现中华民族的永享太平。

朱熹理学体系中的“诚正修齐治平”的路线正是围绕这个目标提出的。甚至朱熹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尊君亲贤”、“恤民”等一系列规范都是围绕这一“攘外必先安内”的宗旨提出来的。他希望重振国家纪纲和社会秩序, 恢复汉民族固有的伦理道德风尚, 其思想劝化与行为约束的重点是南宋子民。这对增强民族凝聚力、稳定社会人心是进步的、积极的。坚持“大一统”思想, 严“华夷之辨”民族精神始终是朱熹理学的主旋律, 也是它的灵魂和核心所在, 并始终贯穿于朱熹一生的言论行动之中。

朱熹时时关心国家大事, 多次向朝廷上书,力主抗金和收复中原失地,认为“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 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与爱国主义精神。1162 年 6 月, 朱熹应诏上《封事》, 他向宋孝宗说:“今日之计, 不过修政事、攘夷狄。然计不时定者, 讲和之说误之也。”朱熹以“修政事”和“攘夷狄”为两件大事, 而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 这就是“修政事”是手段、是条件, 而“攘夷狄”则是目标、是结果。如果政事不修, 则夷狄就无法攘。所以朱熹接着又说:“数年之外, 志定气饱, 国富兵强, 视吾力之强弱, 观彼畔之浅深, 徐起而图之, 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这是一个积极稳妥而必操胜券的战略方针, 也是朱熹数十年来对待民族矛盾问题的总方针。

1188年11月, 朱熹上宋孝宗《戊申封事》, 仍主张“复仇雪耻”, 只是由于数十年来南宋的国力越来越弱, 国内形势有很大变化, 内部矛盾重重, 朱熹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更是忧虑重重, 希望先自强然后图之。正如杨复所言:“先生曷常忘复仇之义哉? 但以事不可幸成, 政必先于自治。能如是, 则复中原, 灭仇虏之规模, 已在其中矣。”

朱文公遗像

朱熹作为一个坚决的主战派, 自高宗至宁宗四朝, 从垂拱殿奏事, 崇政殿讲书,行宫便殿奏札, 都竭力反对和议, 主张恢复中原, 言词恳切, 义理威严。朱熹认为靖康之祸,“始终为讲和所误。”对于金人的入侵, 朱熹认为对敌人是不能讲宽宏的。对敌讲和, 则敌人就会得寸进尺,“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动, 力足则大举深入而我不及支。”朱熹认为秦桧之罪“上通于天, 万死而不足以赎。”在浙东任内, 他下令毁永嘉秦桧祠。主张将秦桧党羽汤思退、王之望、尹穑等“枭三人首于都市”。他无论在任地方官或奉旨家居期间, 所为所想多属安邦定国大事, 常为壮志难酬、报国无门而兴叹。奸佞当道, 他宁愿林泉高卧或奉旨养亲,据统计, 他一生共辞官60多次。

朱熹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时, 站在主战派一边, 一直希望收复失地, 结束南宋半壁山河的局面。他认为, 当时朝廷政治腐败, 国力虚弱,只有首先把朝廷纪纲整顿好, 励精图治, 把国家治理好, 然后才谈得上抗金收复失地。朱熹继承了李侗的观点,认为当时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三纲不振,义利不分”。在宋金和战的问题上, 朱子的民族气节十分鲜明。晚年朱子对金的态度,由主战转而主守, 非但不说明他丧失了民族气节, 相反, 这正是表现了一个理论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和对国家、民族的负责态度。

南宋建国以后, 对金的战争屡战屡败(虽然有几次小的胜利) , 究其原因, 主要是: 其一, 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内部为私欲所蔽, 抗战的决心并不坚定, 人心涣散,钩心斗角。其二, 从军事、经济等形势看,宋、金力量相当, 南宋并不具备全面反攻收复失地的实力。这两点从隆兴初年张浚北伐失败中得到了集中的暴露。所以, 隆兴战败后, 朱子的态度急骤改变, 从积极主战而变为主张“合战、守之计为一”。希望能找到一条收拾人心的道路, 再图恢复。若不能速胜, 则应先图强, 这是朱熹一贯的态度,1162 年孝宗刚即位朱熹便上奏到 :“愿断以义理之公, 闭关绝约, 任贤使能, 立纪纲,厉风俗。数年之后, 国富兵强, 视吾力之强弱, 观彼衅之浅深, 徐起而图之。”

朱子忧国之诚, 始终未变。到了晚年,朱熹并没有对复仇无望而变成妥协派。只是认识到了数十年来南宋的国力越来越弱, 国内形势有很大变化, 内部矛盾重重, 万难取胜于金, 从南宋朝廷的大局着想, 还是以励精图治, 以图他日能再复中原为上。而在朱熹内心, 我们可以体会到的是他的爱国之情和对南宋前途的忧虑。黄勉斋说:“先生平居, 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之阙失, 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直到晚居考亭沧州时,仍念念不忘“国家遭汴都之祸, 国于东南, 所谓大体者, 正在于复中原, 雪仇耻”。

朱熹的民族气节对其传人影响深远。朱熹的“华夷观”, 对其学生有极大影响。朱子学者遵循朱熹“华夷之辨高于君臣之分”的观点,一般都具有民族气节。南宋的黄榦、蔡沈、陈淳、真德秀都是讲究民族大义的。他们反对屈膝求和, 主张抗金。他们爱自己的宋国, 反对金国的侵略。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气节,与朱熹这一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黄榦

蔡沈

真德秀

到了元代, 朱子学受到了元政权的推崇, 但真正的朱子学者却不愿仕宦朝廷, 有的还积极进行反抗, 他们中的很多人隐姓埋名, 深居山林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 为士人所罕知。他们忠实于朱熹的民族气节思想,是真正的朱子学者。如熊禾、陈普、吴海等人。他们誓志入元不仕, 不为异族服务。他们遵守了朱熹主张抵抗异族入侵、提倡民族气节的思想。熊禾、陈普在南宋末年曾任过去时地方官, 入元后朝廷几次征召不出, 甘受贫困, 宁可饿死。郑仪孙在宋亡后隐居山林不仕; 敖继公中进士后归里务农, 邱葵力辞元官吴海生活在元朝末年, 也未曾出来仕元。元朝时朱熹的传人忠义死节之士甚多。

熊禾( 1247- 1312 年) , 字去非 , 号退斋, 又号勿轩。咸淳十年( 1274 年) 进士, 曾任汀州司户参军。他一生崇拜朱熹的民族气节, 南宋灭亡后, 他砥节不仕元朝, 隐居在武夷山筑洪源书堂, 从事讲学和著述。他是宋末元初具有民族气节的优秀知识分子的典范。从学于朱熹的再传弟子, 是元代福建朱子学的主要代表。

明朝时朱子学者大多能积极出仕, 建功立业。明末在清朝入关时, 很多朱子学者加入了抗清行列。著名朱子学者黄道周当时正在福建武夷山寓居, 研究朱子理学。1644 年, 清兵入关。在国难深重之际, 他毅然出山, 到南京辅佐福王。次年, 南京沦陷,黄道周等人又立唐王聿键为帝, 建都福州,他当了吏部尚书, 后率师出衢州, 与清兵遇于骛源, 战败被执, 不屈被斩。

殉国死节的黄道周

清朝贵族以北京为首都建立起大清帝国, 在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领域实行高压和利诱并用的政策。但受到了朱熹民族气节思想影响的真正朱子学者却不受清王朝的利诱, 以著名朱子学家吕留良为代表。吕留良著书阐明民族大义, 提出“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 实际上是不承认清朝贵族为合法的中国统治者。清朝统治者认为,要统治中国, 就要用儒家思想, 要用儒家思想, 就必须用程朱理学, 但又害怕朱熹强烈的民族大义对清廷的不利影响。因此借着吕留良案, 大兴文字狱, 希望扼杀朱熹民族气节对朱子传人的影响而用之。……

自居遗民的吕留良

纵观朱熹的一生, 其民族气节始终未变, 并通过其理学的传播,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朱子学者。正如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朱熹逝世后, 为文往哭之所言:“所不朽者, 垂万世名。孰谓公死, 凛凛犹生! ”

朱子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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