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文化|朱子理学基础--中华百科

本文摘自《朱子文化简明读本》。《朱子文化简明读本》是一本介绍朱子文化的普及性读物，力求以通俗的语言，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到朱子在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地位。

一、理气论

“理气论”是朱子学的理论基石，“天理”是理学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将“理”或“天理”视为宇宙的本体，即“理”或“天理”是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宇宙的普遍规律和绝对真理，“天理”又通过“阴阳”二气演化成天地万事万物，这是朱子“理气论”哲学的实质与核心。朱子的“理”与“气”的关系学说揭示了世界是由必然性和偶然性构成的整体。如果没有“理”，宇宙的发展将变得无序而不可探索，如果没有“气”，宇宙的发展将固定不变，也即没有探索的必要。朱子的“理气论”弥补了孔孟儒学在本体论上的缺陷。

(一)“理”贯天人，实而永恒

朱子认为，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规律的存在(即“理”)。 “理”是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因为天下事都是有道理的，为君臣的有为君臣的道理，为父子的有为父子的道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出入起居，应接事物，都有它各自的道理。有道理，就要探讨它、研究它，大到君臣之义，小到事物之细，都应知其所以然与所当然。“ 所以然”是讲事物是什么，“所当然”是讲事物应当如何。即事物存在的根据和存在的状态，都由一个“理”来决定和节制。天地万物都因有“理”而存在，也因“理”而变化、发展所以“理”是天地万物存在、变化、发展的根据和本原，是万物秩序之源。朱子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此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按朱子的说法，“理”先于天地而存在，有“理”才有天地万物，“理”在宇宙中无始无终，即使山河大地都塌陷了，“理”仍存在。

朱子学的“理”是宇宙万物中唯一的本体，但它却是“无形存在的实体”。“无形”，即人们用眼睛看不见的，无形无影，难以感知和捉摸。“实体”，即它无处不在，贯穿并主宰天地万物而流行，像一只无形的手，起着“统领”的作用，并以贯通和散用两种形式来彰显它自身的存在:“贯通”是“理”纵向流行于天、地、人与物之间;“散用”是“理”横向蕴含在万事万物的特性之中，而从不湮灭。朱子说:“天地之间，阴阳交错，而实理流行，盖与道为体也。寒暑昼夜，阖辟往来，而实理于是流行其间，非此则实理无所顿放。”所以说，“天理”流行，无穷无尽，无边无涯，无处不在，实而无形。总之，“理”贯天人，实而永恒。

(二)气分阴阳，化生万物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气”的学说，北宋张载对“气”的学说做了完整的论述，并把它看成是宇宙中唯一的物质，具有本体的性质。朱子对张载的“气”学说做了继承和创新，把它纳入到理的本体论中，提出“以“理’为本，‘气’依附于‘理”的新观点。

横渠先生（张载）

朱子说:“天地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气与质也。”即天地衍生万事万物，其终极依据是“理”，实现万事万物的诞生是由于“气”，“理”规定了天地万物诞生的前提(必然性)， “气实现了万事万物诞生的目标(偶然性)，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与“隐性”的“理”不同，“气”是“显性”的，是有体有质的事物，是构成万事力物的基本元素。“气”有三种特性:“气”与“理”一样，充满宇宙而无所个在:“气”在构成上是二元的，分阴阳二气;“气”是运动的，生动活泼，变化无穷。这三种特性具备了化生万物的前提条件。由于“气”分“明阳”，运动不止，可以化成百般状态，如动静浮沉，上下升降，屈伸往来，纵横交错，同时又运转流通，连续无间断，决无停息等。通过这样不断运动，阴阳相配和凝聚造作，在宇宙中可以排列组合出多种事物的形态，朱子认为，这就是宇宙化生万物的过程。他说: “人物之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聚成形，则形交气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理”是无形而统一，“气”是有形而运动，二者的共同作用，创造出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人与万物之间同得天地之理而有性，同得天地之气而有形。

(三)理一分殊，月印万川

“理一分殊”是朱子理学本体论中极为重要的哲学命题，朱子以此来阐释“一理与万物”“一理与万理”的关系，阐释“理”是宇宙统一的本原以及产生出千差万别事物的原因。“理一分殊”的原理是理气论的基石，也是“理”之所以能成为本体的逻辑依据。正因为有了“理一分殊”，朱子建构的理学世界方具有了逻辑性和辨证色彩，进而超越孔孟儒学，并获得了与佛学平等的学术对话地位。

所谓“理一分殊”，就是说“天理”只有一个，它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通过万事万物的特性彰显出来，即万事万物有一个总的“理”，但每一个事物、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理”，不过这是总的“理”通过万事万物表现出来的“分殊”而已。朱子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朱子用“月印万川”这样的具体场景来形容这个原理。他说，天空一月映现，在众多江海湖泊中可以看见无数月亮，但无数月亮终归来源于一个月亮。大地、江海、湖泊中的所有月亮都是天空中月亮的印像。不过，朱子自己也觉得借用禅宗“月印万川”说明“理一”与“分殊”的关系并不很恰当。因此，朱子更多的是用植物的生长来作比喻从而使得解释更加生动而通俗，他常说:“理一分殊”就像一粒粟下种，长出一株粟苗，这株粟苗长大开花，花结成果实，又成了粟，还复本形; 一穗粟有百粒，粒粒饱满，又将这百粒粟下种，长出百株形态各异的粟苗，每株粟苗长大又开出无数粟花，无数粟花又各自结成百粒，花又结成果实，又成了粟，又还复本形;尽管这样生生不已，但初始只是由一粒粟分化去。在这个比喻中，喻为“分殊”的每粒粟都具有喻为 “理一”的完整基因和生物全息。

“理一分殊”是朱子理学中最具哲学思辨色彩的命题。“理” 或“天理，是宇宙间最为普遍、最一般的规律，而这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中又分出许多特殊的规律，各事物的规律又统一于总规律，即“理”。在宇宙观上，“理分殊”的原理揭示我们生存的世界是一个生机盎然、多姿多彩、和谐有序的世界。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认为这是一种“有机宇宙哲学”，尽管这样的“有机哲学”和“有机自然观”与以机械唯物论为特征的近代科学差距很大。目前，现代科学却又超越了西方近代机械论，呈现出整体化发展的趋势和向有机论复苏的倾向(李约瑟语)。所以，朱子“理一分殊”学说所包含的思维睿智，在现实中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李约瑟：“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

二、宇宙论

古人把上下左右四方的空间称为“宇”，把古往今来的时间称为“宙”，在春秋时期，宇宙被称为“大一”，即至大无上的意思。生不已，大化流行是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观，如《易经·系辞传》所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的社会活动要效法于天，所以得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重要结论。《易传》云:“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北宋理学家张载指出，人作为宇宙中的智慧生命，应该和宇宙一样，担负着“参赞化育”的神圣使命。因此，中国的字宙观与西方的宇宙观不同，它是和人生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生生不息，天地同“仁”

朱子的宇宙观是对先秦以来的宇宙观的集成。创新出新的生命宇宙观解释了人和宇宙之间的基本关系。朱子认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是宇宙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他说:“只天地便广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穷。”“一言以蔽之，日‘生’而已。”从而确定字宙运行的最基本待征是“生生不息”，“生”是天地的最高道德体现。为什么呢?朱子认为，宇宙的本体“理”，本身就蕴含有“仁”的因素，含有了“仁”因素就有了生机，就像埋在泥土里的谷种一样，遇到时节就会生机盎然。朱子指出:“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对言，则仁与义礼智一般。”即从宇宙的根本来说，仁是它的最根本因数，所以宇宙万物都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意志”，对于人的生命来说，也包含着仁、义、礼、智等“理”在人性中的体现。因此，朱子认为，“仁”是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是宇宙意志的根源，人的生命本性必须符合字宙的本性，所以，人性中就必然含有“仁”的因数而蓬勃发展，但“仁”在人性中是个跳动的因数，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来的特性有所不同，如侧隐之心、羞恶之态、羞恶之情、辞逊之礼、是非之辩。因此朱子说:“‘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发而为恻隐，为羞恶，为辞逊，为是非。’这样，就把孔孟儒学中原本仅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仁”的终极情怀上升到宇宙存在的根本依据，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

朱子对宇宙存在的依据做了总结: 一是“仁是天理之统体”，二是“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即“仁”是宇宙万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力和源泉，宇宙的本质是“仁”，发展趋势是“善”，体现出“生”的现象。因此，由宇宙意志规定的万物之间的仁爱与和谐构成了自然生命史和人类社会史进化的全过程。为了进一步揭示宇宙万物由其“仁”所规定的不竭不灭的意志，朱子还用人们常见的四季更替来说明这个原理。朱子说:“春为仁，有个生意;在夏，则见其有个亨通意;在秋，则见其有个诚实意;在冬，则见其有个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尝息!本虽凋零，生意则常存。大抵天地间只一理，随其到处，分许多名字出来。”因此，春天万木复苏，是“仁”的本意，夏天是“仁”的兴盛，秋天是“仁”的目的，冬天是“仁”的潜伏。虽表现形式不同，但“仁”的规定并未消失，生机也未尝歇息。朱子还换了个角度来进一步阐述，也就是从“生意”的方面来阐述四时的统分，他说:“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冬则生意之藏也。”所以，春天的“万紫千红”正是“仁”集聚奔放的季节。

(二)天理在人，终有明处

中国古代哲学一再阐述一个古老的原理:人类之性蕴含着天地之性。朱子在这方面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探索，他的“人物同源”学说揭示了天地万物和人都含有宇宙精神的基本信息规定但又有区别的深层原因。

朱子认为，人和动物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在宇宙万物中，人是唯一禀受“理”而无所偏的生命体;人的意识之所以具有“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天赋，是因为宇宙的终极根据——“理”在人性中贯通无阻;人之所以在宇宙中处于中心的地位，是人性所赋有的“仁义礼智信”之“理”在人世间的彰显。所以，对于人来说，人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和道德实践是“理”在人世间舞台上的全息和彰显，“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一个道理。在人，仁义礼智，性也。”对于“理”来说，“理”必须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展现他的智慧和生机，所以朱子说:“天理在人，终有明处。”对于整个自然来说，天地之性与人性是一致的，前者在自然界中表现为金、木、水、火、土等五行，后者在人世间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等五德，是“理”在不同结构系统内的彰显。由此可见，人是宇宙演化的最终目的，是“无形宇宙本体”在展示它的智慧和力量时创造的有形的生命载体，也是宇宙精神的“活化物”。宇宙的睿智不仅规定了其本身的意志，而且孕育出了能够执行该意志的生命体——人类。问题的关键和人类未来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作为执行宇宙精神的生命体如何去理解宇宙真正的“旨意”。

(三)民胞物与，参赞化育

人类很早就已觉察到宇宙万物中存在着和谐有序、生机盎然的现象，以及人类自身在天地中的特殊性，并且把握了其跳动的脉搏，提出了包括有神论在内的各种学说。几千年来，天人关系的探讨一直是哲学家关注的重要命题。北宋理学家张载提出了“天人关系”的新论断，他在《正蒙·乾称》提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认为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所生，性同一源，本无阻隔，主张爱一切人、一切物。

朱子“生命宇宙论”系统地解释了张载这一名句所蕴含的真理，并以此发现了宇宙内在的逻辑关系和系统的和谐秩序，那就是“字宙有其存在的最根本依据，宇宙有其意志或本质，人是宇宙发展的最高目标”，揭示了宇宙是与人的发展相和谐的自我衍生的生命系统，从而得出了宇宙的目的是创造执行宇宙精神的生命体，担负着宇宙所赋予的智慧和力量，是贯彻宇宙意志“仁”的全息生命体。因此，宇宙的目的就是人的使命，天人合一的本质是宇宙的目的与人的使命高度一致、完美和谐，人在宇宙中也应该仿效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就是万事万物是我们的同胞，共同参与推动了宇宙万物的和谐与发展。这些观点体现了朱子思想中人与宇宙、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对于今天宇宙物理学的研究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朱子的生命宇宙论思想反映了宇宙内在规律与人类思维规律的一致性，宇宙的原则和人类社会的原则的一致性，人类与宇宙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宇宙的最终目的与人的终极使命是相互协调的。宇宙的精神是“仁”，作为执行宇宙意志的人类的终极使命就是必须“仁民而爱物”，超越具体的社会历史情景，复归于大自然怀抱，民胞物与，参赞化育。

朱子自画像

三、心性论

(一)天赋本性，万物同源

人与物的本性是什么?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朱子认为，“性”即“理”，即“天理”在万物中的彰显，万物得“理”便为“性”。“性”分“人性”与“物性”，人得“天理”称“人性”，物得“天理”称“物性”。因此，人性，是人的本性和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物性，是物之“理”，是万物存在于天地的基本存在依据。“性” 无形无影，一旦从“隐性”转为“显性”却又自有条理，还可验证。

从“性”与“理”的关系看，万物是同源的。朱子认为，人性与物性都源于“理”，“性”对于人和物来说都是生之“理”。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使其成形，而“理”就赋其上，于是产生人与物。人与物因此而各得其所赋之“理”，人的“本性”在世间体现为五常之德，物的“性”表现为五行之要。因此，人与万物“本性”都源于“理”，体现为“性”，在终极上，万物同源、万物一理。

从“性”与“气”的关系看，人与物有所不同。人性中有“天地之性”，即人之性皆同受“天理”而成，人性中含有“天理”是最本质的资质，“天理”为人所禀受，安顿在人身上，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之性”，或者说“天命之性”。其内涵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它至纯至善，不受污染，这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的终极原因。但是，朱子认为，人性是完善的，而物性则有欠缺;人性有道德纯粹性，而物性只有自然性。这种差异是“天赋”的结果不同，这是人与物在“禀气”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因为，人与物所禀的“天理”虽相同，但“气”则有精粗厚薄的差异，人禀气之精华，得形气之正，所以能全其性，能知人伦，而有仁义礼智之性;而物禀气之粗(渣)，得形气不正，所以不能全其性，物(草木禽兽)不知人伦，没有仁义礼智之性。

(二)性无不善，心有善恶

既然人是禀受了“天地之性”，赋予了“天理”之精华，那为什么人世间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呢? 一代代哲学家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如“性本善”和“性本恶”的命题就争论千年还没有结果。

朱子认为，性的本原是善的(性本善)，基本依据在于“性”来源于“理”，即“天理”。“天理”是至纯至善的，“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天理”是恶的，那么在宇宙间现存的人与万事万物的运行法则将是无序的。这点与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存在即是合理”的观点基本一致。

人的产生是“理”(上善至纯)、“气”(有纯有渣)结合的结果。所以，人的个体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之分，但二者不可分离。无“天地之性”，人不得产生;有“天地之性”，无“气质之性”，人也不得产生。朱子说的“天地之性”，是专指性的源头而说的，并不包括本性发展过程;“气质之性”，是指“理”“气”相杂而形成的人性，具有“理”与“气”的双重特征而交混，即“天理”安顿在人的“形”“气”之中，又受气质“污染”而形成“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在道德内涵上既包括道德理性，又包括感性需求，是“天理”和“人欲”的综合体，故“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朱子认为，“天地之性” 与“气质之性”是人性中善恶的来源。善性根源于“天地之性”(理)，恶性则根源于“气质之性”。这样，朱子就通过辩证的方法把“性善”和“性恶”两个对立的观点统一起来，把“性本善”和“性本恶”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可以这样比喻，人性是一条河，它的本质和源头是清澈的，但随着流过的地方增多，清澈的河水就慢慢变得浑浊了。这些学说为朱子的教育思想建立了巩固的理论基础，对当代的教育仍具有启发意义。

“性”在现实社会是抽象的，它在人的思维实践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这就关系到“心”的哲学范畴。

朱子认为，心为知觉思虑，具有认识的功能，知觉是人心的属性与功能，其心对物的感应，心通过知觉而获得对事物的体认。心除了有知觉的功能外，还具有思虑的功能，对于个人来说，心是全身的主宰。但是，就本原来说，心有“未动”和“已动”，即“未发”和“已发”两种状态。朱子认为，“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即在思维实践中，在没有受到任何环境因素(这个“环境”涵括了自然人的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影响的情况下，此时思维尚未展开，思想还处于“空白”时，那么心在思维中体现为“性”，称为“未发”，这个“未发”就是个体处在无思无欲的状态，此时的“心”是满满的“正能量”，心的本源——“性” 就凸显出来。当思维实践在环境和心理的影响下，对外在的物质有所需求时，心就体现为“情”，处于“已发”的状态。情，就是情感，喜、怒、哀、乐，是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也是情。“情”是“性”知觉于外物而表现出来的具体情感，因此，情会波动、变化万端。所以，朱子说:“静是性，动是情。”当然，心虽然是通过知觉而获得对事物的体认，但是人是形气之体，心又是出于形气之魂，就有需求和奢望，大部分是合理的生存需要，如饥而思食、渴而思饮、寒而思衣等，但也有欲，即贪欲。所以，朱子说:“心有善恶，性无不善。”

(三)心统性情，主敬涵养

因为心对性情有管摄、主宰作用，即“心统性情”，所以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当心为“未发”(静)，“性”存于心时，要以心主宰“性”来彰显“天理”。二是当心“已发”(动)，“性”表现为“情”时，要以心来主宰“情”，使“情”符合“性” 的原则。可见，人要控制自己的“心”，因为心对善恶有掌控的作用。

怎样控制自己的“心”呢?那就是主敬和涵养。因为人天性本善，但如果不加以主敬涵养，即心不对“性”加以把握，就会受到环境的干扰而丧失本性。理学家提出要有存养之功。所谓存养，就是指在平时要加强道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善性的根本。换句话说，就是指人的理智之心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要加以把握和控制，并且要经常察识其心。“察识” 就是省察识心，即遇事时反省察识其心是否遵循道德原则，使情不离性善的轨道。

朱子主张把未发已发、存养与省察结合起来，就是要通过心的主宰，把“性”与“情”统一起来，强调心主宰性情两端，把平时的道德修养和待人接物遵照道德原则而互相沟通。强调心的主宰作用，使“性”与“情”不离心的统御。这个思想为明代王阳明的“心学”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圣庙祀典图考》朱子像

四、格致论

(一)格物致知，修身明理

在朱子理学中，格物致知不仅是认识方法，同时也是道德修养的功夫和方法。朱子的格致论强调治学、修身要以格物为先，格物就是“即物而穷其理”，也就是到事物中去穷究它的道理，即向外求知的方法。朱子认为“格物”不仅是格自然之物，而且还应“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所谓致知，是指格物所得到知识的扩充和道德的升华。这里所说的“知”，不仅仅是自然界的物性之知，也包括人际交往的德性之知。所以，格物致知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学习者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认识方法。格物、致知二者是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穷究了一事物之“理”(格物)，心中也就求得了这事物的“知”(致知)，致知须以格物为基础，格物以致知为目的，二者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何谓“格物致知”?朱子认为，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和人的意念思维都是“物”，但道德人伦是最重要的物，“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紧底事，舜看来，惟是于人伦最紧要。”物莫不有“理”，格物即是穷究事物之理，也就是领悟事物之“理”。朱子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即“格物”就是接近事物，考察事物，就是要去实践，去探索，这里的“物”，是总体的抽象，外延极大，可指宇宙中一切事物，涵括物质的，非物质的，如人伦道德等:“致知”就是完全彻底掌握了事物的道理、本质、规律。只有掌握了宇宙万物的规律后，才可以理解“天理”。朱子强调，格物的目的是为了“穷理”，“格物只是穷理，物格即是理明”，所以《大学》说的“格物致知”，就是“穷理”的工夫，就是要求懂得人伦之理，就是“入德”之门。虽然朱子的“格物致知”接近自然科学的方法，但是，朱子格物的最终目的不是探索自然规律，而是要弘扬与实践人伦道德，也就是朱子的“格物致知”论是从道德中来，又回到道德中去。

(二)知行在我，天理在物

朱子对《大学》的“格物致知”，作出精详的补充。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人的心灵是巧妙的，每个人都有认识、理解事物的能力(“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所以，认知事物关键在于自己，自己要行动起来，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去接近事物，去认真实践。一是天下事物都有各自的道理(“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事物从“天理”中来，就蕴含着丰富的“理”，每种事物都蕴含着“天理”，只是对事物的“理”没有极力去探求，导致我们的认识才会不全面不彻底。三是《大学》开篇就教人在面对天下所有事物时，都要根据已有的认识，更加努力地去探求万物之“理”，以求达到认识的极点(广度、高度、深度)。这样长久地用功，终有一天会突然领悟，并将各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那么所有事物的表面现象、内部联系和精微、粗浅的道理，我们就都会认识到、都会清楚明白。

为什么要“格物致知”呢?朱子认为，在于唤醒人们心中的“天理”。格物致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朱子认为，通过“格物”来引导、启发，进而领悟蕴含在物中的“天理”，以此来唤醒人们心中本有的善良德性——“仁”。这是因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知在我，理在物”，要使人们心明眼亮而掌握“天理”，就必须“格物”，必须“即物穷理”，如果“理不穷”则会“心不尽”。我们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前是这个道理。同时，格物也有求是非之义。朱子说:“‘格物’二字最好。物，谓事物也。须穷极事物之理到尽处，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须体验得一个是非。若讲论文字，应接事物，各各体验，渐渐推广，地步自然宽阔。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体验去。”意思是，格物是穷至事物之“理”以达到透彻的理解，这样就会有是非之别，是的要力行，非的要清除。凡是自己身心上认识得都要体验出一个是非来，像讲论文字、应接事物，都要一个个体验考察，逐渐地推广开去，这样接触的事物就多了，认识自然也就宽阔了。就像曾子“三省吾身”那样，只管如此地体验探索下去，通过格物，穷尽事物之“理”，求出是非，去非存是，这就唤醒了心中本有的善性——“仁”。

为什么“即物穷理”就能使人心明眼亮、洞察“天理”呢?朱子认为，这是因为物具“天理”，心也具“天理”，物和我、外和内都统一于“天理”，明白了外物的“理”，也就唤醒了心中的“理”;反之，要认识外物之“理”，就要用心中的“理”去照见外物，“内外未尝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则因其理之自然而应之，便见合内外之理”。总之，是以体察物之“理”为契机，而着力于向内看，向自己的内心看，省察自心，对比外物，对比古圣贤，务求得到对于仁义礼智的真切体认。

(三)日久为功，豁然贯通

朱子认为，“格物致知”的过程，就是知识积累的过程、道德行为善化的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量变就会达到质变，“一日豁然贯通”，道德修炼就达到了“仁”的境界。他还认为，孔门教人，就是让人今日理会一点，明日理会一点，时间久了，也就自然贯通了。朱子还用耕田来说明这个道理。朱子说:“孔门教人甚宽，今日理会些子，明日又理会些子，久则自贯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则自周匝。虽有不到处，亦不出这理。”“贯通”是“积累”的必然结果，“‘积习(积累)既多，自当脱然有贯通处’，乃是零零碎碎凑合(积累)将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穷尽“人心”至极之“理”，用力久了，积累多了，就会“脱然贯通”“自然醒悟”，掌握“天理”，看透众物表里精粗，心明眼亮，仁之境界也就达到了。孔子主张学贵于行，朱子称为实学，如果离开扎实功夫，悬想圣贤之“仁”，或无目标无选择地“格”一草一木，都是达不到 “豁然贯通”“自然醒悟”境界的。同样，人的道德品质和精神面貌也是通过扎实功夫，即实践表现出来，又是在实践中才能形成，所以朱子强调“格物致知”是知行统一的原则。只“玄想”不实践，言行不一，知行分离，这是修德的重要弊病。朱子反复强调发扬孔子实干精神与学以致用，就是要纠正知行分离、言行不一的弊病，这也是他把“格物致知”作为重要道德教化方式为“学者立身进步之要”的原因。

五、存天理、灭人欲

(一)天理与人欲

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朱子认为，“天理”是“仁”，循“天理”就是“义”。“天理”应包含道理、规律、秩序、准则，既是天之大理，又是物之小理，是事物本来之规律，也是社会之秩序。“存天理”中的“天理”，不是神圣的宗教用语，与基督教的“上帝”含义不相同，而是一种贴近生活的解释。“天理”是多种含义的词汇，正如现代哲学中的“物质”定义一样，不能把它看成是具体的物质，如岩石等。“人欲”是种心性学的用语，与生活中理解的“人欲”是有区别的，通俗解释，“人欲”即是非正当的“欲”，是贪欲、私欲、邪欲等，也就是超出了人本身心理需求的欲望，并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甚至违背道德、违反法律来获得欲望的满足。此外，朱子理学中的“灭人欲”与“遏人欲”并用，“灭”字，以文言文涵义，并不一定作“消灭”解，而有遏制、节制之意。因此我们不能把“存天理，灭人欲”与“禁欲主义”等同起来。

(二)天理、人欲是辩证关系

朱子认为，在心性学上，“欲”是“情”发出的，正如“情”有“正”与“不正”之分，在现实生活中“欲”也有适当是否之分。“人欲”又不完全等同于“欲”，适当的“人欲”是指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正当要求，朱子说:“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岂能无?”即人们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吸水，像这样的欲，怎么能没有呢?由此可见，朱子并不否定人们追求维持下常发展和生存的欲望，即肯定欲在一定限度的合理性。朱子所讲的“欲”是辩证的:一方面是指人们在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以及社会伦理标准的、普遍的、共有的生活需求之欲，即正常的欲，这种欲是合理的，是“天理”，不仅不能灭，而且还要保护、要发展。另一方面是指乱于情而有的欲，即超出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伦理标准，追求美味美色的欲、超出节度的欲，以及图一己之私的欲，即贪欲。这种欲不是人们正常的欲，是不合“天理”的欲，是人欲，应予以消灭。既然如此，为什么“欲”前要加“人”呢?这是问题的关键，首先，“人欲”是和前面一句的“天理”相对应。其次，是人有两面性，既有自然性又有社会性，是人类脱离动物界，又未完全脱离动物界所呈现出的人性特征。

(三)天理、人欲应在具体的环境中理解

朱子对“天理”“人欲”在不同的场合的论述非常多，并在具体的环境中，“天理”和“人欲”有不同所指。对于执政者来说，“天理”就是“天下为公”，就是“大道”，“人欲”就是“一己之私”。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这些是“人欲”，是“邪门”。朱子的“存天理，灭人欲”观点也是针对南宋社会危机的现实而提出的。金兵入侵中原腹地后，南宋迁都临安，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统治阶层不但苟且偷安，反而加紧盘剥百姓，贪图享乐。朱子正是针对统治阶层而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力图使统治阶层尤其是最高统治者能够以“正君心”为大本和希望南宋士人能“识个廉退之节”，即遏制私欲、“存理克欲”，为全国作出榜样，扭转社会风气。同时，“存天理，灭人欲”还针对社会时弊，反对豪强官吏过分纵欲贪婪、掠夺财富、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此外，“存天理，灭人欲”还是对整个南宋官场的告诚。朱子说:“大抵近年习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显然行之，而每区区委曲于私恩小惠之际。”对此，朱子有“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的精彩论断，即当官不论职位高低，做事都要公正。如果公正廉明，即便是一般官员也让人钦佩；而如果办事不公正不康明，就是宰相，最后也不好收场。

朱子文化|朱子理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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