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朱子文化简明读本》。《朱子文化简明读本》是一本介绍朱子文化的普及性读物，力求以通俗的语言，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到朱子在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地位。
一、禅风道雨下的古代中国与儒学
理学是在社会动乱、伦理失序、儒学根基动摇的情况下对孔孟儒学的重建。北宋以来，佛学中国化、道家上层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儒学一度式微。此时，河南洛学开始兴盛，为复兴儒学开了先河。北宋灭亡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理学入闽，经杨时、罗从彦和李侗的倡导以及受浙东、湖湘等学派的影响，朱子集理学大成，并弘扬兴盛，闽北更是成为朱子理学的摇篮。
(一)佛老中国化与儒学复兴
汉帝国崩溃后，中原地区出现了近四个世纪的大动荡、大组合，战争频繁，人口剧减，百姓流离失所，中国自西周以来延续的宗法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各少数民族政权或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有着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信仰系统，入主中原后，他们对儒学采取抵制或观望的态度。这种政治、经济和精神上的危机，导致对现实高度观注的儒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而佛学则由于关注人们的精神归属问题，反而在中国大地上站稳脚跟。
1.社会思潮风云激荡与儒释道的三足鼎立
春秋战国时期，儒学是诸子百家之一。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希望以儒学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和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此时的儒学在政治上虽获得“独尊”的地位，但在学术思想体系上却是被“神化”了，如“天人感应”学说的流传。汉明帝时，儒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在学理上却朝神秘化迈出一大步。整体上，汉代的儒学发展方向与西周以来中国宗法化、世俗化的文化并不融合。从大历史角度看，在中国思想史上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期的状态，儒学的哲学化并没有完成。
董仲舒
但是，此时的儒学与形成具有逻辑严密的本体论和辩证思维的佛学相比，有明显的缺陷:一是宇宙生成、君臣父子等基本概念都比较直观、世俗，缺乏系统的理论和高深的思辨;二是儒学的本体论不明确，缺乏统一的概念，佛学思想体系所赋有的本体论、思辨色彩及信仰系统都是儒学所缺乏的。
本体论的出现是人们在极度痛苦的环境中洞见人生终极意义的一个窗口，其历史意义在于改变了人类思维的面貌。佛家有抽象思维和高深的本体论，以及比较完备的理论框架和较深的思辩体系，对于宇宙的本质、人类的诞生、万物的变迁、人心人性、善恶的报应等问题的论说，在高度抽象的概念中展开，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人生的价值根源都能给出系统的解答，因此获得了身处苦难之中的民众的普遍接受，也影响着当时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故佛学尽管是外来宗教，但自东汉传人中国后，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已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并日益中国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家也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东汉末年逐步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在道教的形成过程中，经过葛洪等人的理论构建和推广，无论在经典理论还是宗教仪式上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逐步完善，它广泛吸收了原始道家、古代神仙方术、阴阳五行学说及民间信仰的内容构成了颇为杂驳的宗教思想体系。道家提倡的“阴阳二元论”以及关于宇宙万物与心、气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系统和学脉系统，至隋唐时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且日益深人民间，同时不断向上层社会延伸触角。
因此，“三教并立”“三教并重”“三教兼宗”之说泛滥一时。魏晋时期，玄学之风炽盛。玄学创始人王弼崇尚老庄之术，以老(老子之学)解儒注《易经》《论语》，使孔孟之道被割裂为体用两端。南北朝时期，虽然儒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但玄学、史学、文学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史载，南朝宋元嘉十五年(439) 十二月，文帝刘义隆并立玄学、史学、文学、儒学，虽然此时儒学仍在人们的视野之内，但已沦为“学科”。故宋司马光叹道:“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隋唐时期，朝廷虽然行科举，但帝王崇尚佛老。隋文帝就说:“朕于佛教，敬信情重。”李唐皇室尊崇道教，尊老子为其始祖，宣称自己是“神仙苗裔”。武则天曾诏曰:“释教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由于朝廷对道、释的推崇，儒学的地位渐渐衰微，儒者私塾讲学的“精舍”一词也一度被佛教占用，儒学夹杂于道、佛二教的缝隙中艰难生存，甚至成为佛老学说的“注释材料”。三教并立，儒学之风不振，成为三国至唐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要格局。
北宋以来，皇帝和朝臣沉迷于禅学，宋孝宗对儒佛道三家的态度是“以佛养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这种政治态度，影响着朝野的价值取向，甚至科举考试的阅卷标准。北宋时，王安石、苏轼等一大批朝中重臣和学者均对佛学有着很高的修养。
2.儒学复兴的号召
唐中期以后，士大夫阶层中的有志之士深切地感受到儒学边缘化的趋势，发出了“复兴儒学”的号召。唐代文学家韩愈写了《原道》， 提出了儒家道统说，指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就是韩愈所说的“道统”， 即儒家传道的脉络或系统，这为儒学的复兴树立了旗帜。
韩愈
宋代，由于实行“以文治国”，一批士大夫举起了捍卫儒家“道统”的旗帜。宋初胡瑷、孙复、石介同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开创宋代理学的先声，被后世理学家尊为“宋学”的先驱。继而周敦颐、程颢和程颐、张载、邵雍确立儒学的新形式——理学。程颢、程颐兄弟师从周敦颐，是理学的奠基人，世称“二程”。他们在继承孔孟“道统”的基础上，提出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从而确立“理”作为儒学的最高本体，其学说称为“洛学”。濂、洛、关等学说的形成为南宋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理学人闽，薪火相传
周敦颐、程颖和程颐、张载分别创立的“濂学”“洛学”“关学”， 使理学在北宋进人初步发展的阶段。但由于北方战乱不休，局势严峻，导致他们无法继续完成承接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而此时的福建学者借文化重心南移的契机，历史的承担起复兴儒学的重任。
濂溪先生（周敦颐）
“二程”：明道先生、伊川先生
1.薪火相传中的“ 延平四贤”
宋元丰四年(1081)， 游酢已成为程门入室弟子，他携杨时北上拜程颢为师，两人学成南归之时，师生依依惜别，程老夫子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满怀信心地说:“吾道南矣!”意指儒家的“道统”可以传到南方去了。
元祐八年(1093)，程颢已逝世八年，游酢与杨时来到洛阳向程颐请教。时值隆冬，恰逢程颐闭目瞑坐，二人不忍惊动先生，恭敬地站在一旁等候。程颐醒来发现他们时，门外积雪已经一尺多深，于是留下了一段尊师重道的佳话，“程门立雪”典故由此而来。
“程门立雪”的扬时
游酢、杨时归闽，倡道东南。杨时在建阳、武夷山设学授徒，传播“洛学”。杨时一生为官40余年，所到之处创立书院，招徒讲学，四方弟子不远千里来学。罗从彦听说杨时得二程理学之传，遂到千里之外的浙江萧山拜师，并师事杨时20多年。杨时十分器重罗从彦，认为千名弟子中，惟罗从彦可相与谈论儒家“道统”。与罗从彦同乡的李侗，得知罗从彦得杨时之学，二十四岁时慕名前往拜师，师生二人志趣相投，在罗源里杜门静业，一心志于二程理学。二程理学经杨时、游酢孜孜传承，程颢理学南传的寄望变成现实。因杨时是将乐人，罗从彦、李侗是剑浦人，三县时属南剑州管辖，故三人被世人称为“南剑三先生”，逐渐形成道南学派。
罗从彦
朱子的老师中，以李侗对他的教育影响最大。朱子二十四岁拜李侗为师，前后十余年，或面见李侗受学，或书信往来请教，朱子得以逐渐从沉迷佛老之学转向以儒学为宗的理学。因朱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县，与“南剑三先生”是“同乡”，且二者学脉同源，因此，后人把“南剑三先生”与朱子并称为“延平四贤”。
2.“ 道南理窟”中的理学积聚
从地域来讲，武夷山地区涵括崇安、建阳、建瓯、浦城等地，是福建理学道南一脉的落脚地和发祥地，展现出了理学思想和地域文化的融合。
首先，武夷山地区是理学家荟萃之地。五夫的“武夷三先生”都是当时理学大家，信奉“二程”，各有所长，如刘子翚的学问与湖湘学派有密切的联系，刘勉之的学问重点在于阐述道南学派，胡宪专长于《孟子》和礼学研究，他们开办书院，聚众讲学，培养出朱子、刘拱等一代理学大家。
李侗是罗从彦的弟子，是道南一脉的传承人， 继承了道南学说。李侗屏居樟岚水竹间40多年，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传播、实践理学，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学术体系。
朱子一生，除了九年外出为官外，50 多年都在闽北生活，其中在武夷山地区就生活40多年。朱子在闽北地区，创立书院，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朱子为母守孝三年，在建阳马伏建造寒泉精舍，在此与浙东学派领袖吕祖谦合作的《近思录》，成为世界有名的哲学启蒙著作。淳熙十年(1183) 正月，朱子受命祠官，在武夷山五曲营建武夷精舍，讲学授徒、著书立说。诸多弟子不远千里，负笈求学，门生遍布闽、浙、赣、湘等省，此外还吸引了众多著名学者到此讲学。有的门生后来或成为当地书院的主持人，传播儒学，或成为博学硕儒。
呂祖谦
朱子晚年定居考亭，招收弟子，教化人才，传播理学。他在此完成其理学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许多理学家慕名来到考亭与朱子切磋学问，研讨学术，形成了著名的“考亭学派”。
朱子去世后，诸多学者和朱子门生在武夷山坚守理学，传道授业。自宋至清，在此结庐读书讲学的名儒、理学家有90多位。
其次，武夷山地区为理学的积淀、碰撞、升华、发展提供了舞台。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承接了道南一脉，落地于武夷圣地创办书院，开展讲学、论道、授徒、著述活动。在这里，学者和学生，学生与学生，学者与学者之间自由地论学和辩道长达半个世纪。武夷山碧水丹山，景色宜人，又是佛、道两家的圣地，寺庙、道观和书院相隔不远。儒、释、道三家在此和谐共处，辩论义理，思想碰撞，促进了各种不同学说和思想的融合。
清乾隆年间，福建陆路提督马负书游览武夷山，对武夷山为理学集成的贡献称赞不已，题写“道南理窟”四字。乾隆四十二年(1777) 马负书之子马应璧任崇安县游击，将此四字刻于武夷山武夷精舍隔岸的晚对峰。“道南”即“吾道南矣”之意，“理窟”就是理学家荟萃之地或理学兴盛之地。
源于泰山，崛起洛阳，集聚于武夷，这是理学传承的路线。“道南理窟”既是赞誉以武夷山为腹地的闽北地区是理学南传和复兴的圣地，也是中国文化南移，并得到发展的重要表征。
二、朱子为孔孟以来集大成者
(一)对宋以前的诸子思想进行总结弘扬
朱子毕其一生之力广泛涉猎先秦诸子、天文、地理、史学、文学、训话、考据等学问，遍注群经，吸取春秋以来各家学说的基本精神，将它们纳入理学思想体系，从而改变了传统经典的体现形式，把中国文化从“五经时代”推向“四书时代”。
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有“十三经”，经过了汉至宋近1500年的发展方形成。汉代，把《诗》《书》《易》《礼》《春秋》称作“五经”。唐代，把《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与《诗》《书》《易》称为“九经”。唐文宗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宋代，又把《孟子》列人，合称“十三经”。
朱子推崇儒学，遍注群经。朱子注释《书经集传稿》时，正当“庆元党禁”，而朱子此时已年逾古稀。朱子虽身患重病，但仍坚持修改这部书稿。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去世，朱子也没有完成这部书稿。后来，朱子门人蔡沈隐居九峰书院十余年，方于嘉定二年(1209) 完成此书。
中国是“礼仪之邦”，但周礼繁缛，随着朝代的更迭，后人日益疏略，以致难以推行。为了让儒家的“三纲五常”实践于百姓的人伦日用，发挥人文风教的作用，朱子考订《礼记》，通过研究，对家庭礼仪进行整合，删繁就简，撰写了便于实行的《家礼》(也称 《朱子家礼》《文公家礼》)，共五卷，分通礼、冠礼、婚礼、丧礼和祭礼。《家礼》成为宋代以后影响深远的民间家庭用礼，不仅在国内传播，而且影响到日本、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区。
《家礼集说》中的深衣制度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朱子不仅专注儒学，还留心史学。《八朝名臣言行录》是他治史的重要贡献。该书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包括《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后李幼武撰续集、别集、外集五十一卷。全书共收人散见于各种文集、传记中两宋225名人物的事迹，朱子在取舍、删略、考辨的同时，对当朝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宋代以前，“五经”长期以来被奉为儒家经典，在儒教中占主导地位，却没有“四书”的说法。朱子认为，“五经”难以发挥儒家内圣成德以文教化的作用，不适宜在儒教占主导地位。于是为了把儒家名教提升为天道，使儒学成为体用合一的内圣之道，朱子对“五经”进行深人全面的研究和考证，辨伪存真，按他自己的说法即是“毕力钻研，死而后已”。故在二程提倡《大学》《中庸》独立成篇的基础上，朱子将此二篇经典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四书”，并进行详细的注释。朱子三十四岁著《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四十三岁作《论孟精义》，四十八岁著《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五十一岁作《孟子要集》等，五十六至五十七岁修订《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六十岁改定《中庸章句》。绍熙三年(1192)， 朱子因考亭气候潮湿，风湿严重致手臂疼痛，但这一年他却完成 了《中庸疑义》，并对淳熙十一年(1184)前就已完成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进行修改。淳熙十二年(1185)、 十三年(1186)、 十六年(1189)， 又连续三次进行修订，在沧洲精舍去世前三天，朱子仍坚持修改《大学诚意章》，至此方最终完成旷世之作——《四书章句集注》。
(二)继承和融合了北宋以来理学家思想之大成
朱子继承了北宋以来理学家的思想要索并进行了融合和创新，具体体现在他的少年时期从学“武夷三先生”，青年时期师从李侗，中年以后与湖湘学派张栻、浙东学派吕祖谦及江西的陆九渊兄弟进行论辩，从而最终成就朱子理学之大成。
1.朱子对闽派理学思想的继承
“武夷三先生”的学问都上承“二程”理学。朱子从他们那里学到的学问驳杂不一，刘子翚的学问来自于程颐及胡安国、胡宪、谢良佐等湖湘学派流脉，而刘勉之的学问来自于刘安世、杨时、张载等。朱子对三先生的学问兼容并蓄。三先生对朱子的教育，最初是《大学》《中庸》，特别是他们选择将程颐和张载的高徒吕大临的《中庸解》传授给他。刘子翚传授给朱子的最重要理学思想大纲是《圣传论》。刘子翚是南宋第一个专门研究 “道统”传授的理学家，提出了“道统”的“心传说”，在《圣传论》里，他建构了一个从尧、舜、禹、汤、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子思的“道统”，认为这个“道统”是靠圣心的相契而相传的，“密契圣心，如相授受”。这种独特的“道统心传说”被朱子所接受，后来在吕祖谦的帮助下，朱子将其发展成为“道统”“十六字心传”。同时刘子翚又把“不远复”的三字修养方法传授给朱子。刘子翚的教导是朱子成为理学大家的基石。在经学上对朱子影响最大的是胡宪，胡宪是三先生中最精通《礼》学和《论语》学的，朱子经常向他问“礼”。朱子第一部礼学著作《诸家礼考篇》就是在胡宪的指导下完成的。胡宪传授的《论语》学对朱子的“四书”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巨大意义，又是朱子以后出人佛老到“弃禅归儒”，走向向湖湘学问道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些都为朱子后来融通胡安国湖湘学和杨时闽学两大洛学学派打下了基础。
刘子翚
游酢和杨时从程门门传来的道是“中庸”思想，其重要思想核心是“中和”说和“默坐澄心”，即杨时、罗从彦到李侗的“传心指决”。李侗的思想学问有两个系统:理一分殊和主静。李侗认为，儒家的理是实理，贯穿于人伦日用之间，因此须就事即物体认理一;儒家的理就是天理，心具天理，心具众理，体认天理就必须以静摄心，默坐澄心。这种从分殊上体认“理一”与从静中体认道体的“统一 ”构成了李侗学说的特色。但在修养功夫上，李侗“主静”，这点体现在其对“已发未发”问题的探讨上。李侗认为，“中”体现在已发和未发之间的“中节”，这个中节，就会体现出“天理”的气象，而要体验这个“中节”就要“默坐澄心”，用“静”来体验天理。“已发未发”也是佛家的重要论题，佛家认为“已发未发”之间体现的是“虚无”。李侗用“理一分殊”和“已发未发”两个论题来教育朱子，使朱子认识到佛儒两家的最主要区别，从而在思想上正式与佛学告别。李侗还用“洒脱”和“洒然”来教育朱子，督促朱子关心国家大事，对“时事”应该“洒然应对”，体现儒者心系天下，关注民生的传统。朱子几乎全盘接受李侗的理学思想，把“理一分殊”融进了他的“宇宙”论中，成为其“理气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但是，对于李侗“已发未发”体验功夫的见解，朱子还有一定的保留和疑问，直到李侗去世还没解决，正是这种“ 疑问”，指引朱子靠近“湖湘学派”。
2.朱子对湖湘、浙东学派理学思想的继承
如果说朱子在李侗时代只是处理佛与儒之间的关系和论辩，那么，李侗去世后，朱子更是虚心向湖湘学派的领军人物张栻学习并与之探讨理学思想，他和张栻就理学研讨的问题首先是“中和”与功夫修养。《中庸》 认为，“中和”是人与天地合一的关键。 在个人修养方面，闽北一脉的杨时、 罗从彦、李侗均“主静”，就是如何通过功夫的修养而达到与天地万物合一。而湖湘学派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别于闽北一派， 与李侗的“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修养功夫不同，湖湘学派强调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体验，在人的行为活动中去体验“静”，以此获得心中的“中”。即可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天理”开始，然后再来涵养“天理”。为了解决双方的分歧，宋乾道三年(1167) 八月，朱子到潭州访问张栻。与其进行学术交流两个月后，朱子果断地放弃了李侗关于“主静”的观点，接受了湖湘学派的主张，悟到了“性是体，心为用;情未发前为性，情已发后为心”的重要结论。不久，朱子又怀疑湖湘学派观点有不足，感到李侗的观点也有正确的方面。朱子认为，如果不按照李侗致力于获得心的澄静状态，而只强调从日常生活中去领悟天理，那么，就有一种道德力量低落的感觉和危险。于是，朱子返回“二程”，从程颐讲的“主敬”观点中得到了答案，即“心能动静适宜，进而理解存养天理”。朱子将“主敬”和“致知”结合起来，得出了“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的重要观点。从而将湖湘学派的观点和闽学派的观点统一起来，即将湖湘学派的日用生活中求理与道南学派静坐体验“ 天理”的方法融为一体，这个统一的关键即“读书”的重要性。
张栻
其次是“仁”的问题。“仁” 是先秦儒学的核心观念。朱子在1172年和1173年与张栻和吕祖谦通信研讨了对“仁”的看法。后来朱子与张栻观点大体一致，经与吕祖谦反复商讨后做了最后的修正。朱子根据《周易·系词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以及程颐、程颢的生成万物的“大德”就是“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的观点，认为“仁”是“天地之心”。但是朱子并不盲从“二程”的一些观点， 这样既修正了早期理学家的错误，也解决了他与“二程”的差异，如程颐认为“爱”不是“仁”，朱子则认为仁是“爱之理”“心之德”， 并非是“爱”的本身。“仁是什么?” 是北宋以来理学家异常关注的问题，张载在《西铭》中明确地论及“仁”的本体，并谈到了“仁”的作用，程颐在张载的基础上提出了“爱为情、仁为性”的观点，程颢提出了“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的观点，谢良佐以“知”说明“仁”，杨时则以“公”说明仁，在这里“公”指大公无私，也有天地万物一体的意思。朱子在程颐学说的基础上，强调了“爱” 的因数，把上述几个观点统一起来，得出“爱之理”“心之德”学说，成为后世理学家对“仁”说的标准解释。
如果说朱子与张栻论学交往的问题在于怎样继承和吸收哲学的问题，那他与吕祖谦研讨的则是“道统”基础的问题。吕祖谦将自身家学传统与儒学“道统”结合起来，成为理学又一支重要的派别。宋代解释《易经》有两个派别，程颐是其中一个代表，他是以伦理的角度来解释《易经》，忽视它的象数;另一个是王弼，他把“大传”附会在卦数中解释。朱子解释《易》的方法与程颐、王弼不同，他采用的是吕祖谦《东莱吕氏古易》的观点，特别借用了吕祖谦的易经古文注重卦象的问题，把上古经文与“大传”哲学的解释分开，从而改正了程颐对《易经》的过度解释。朱子认为，程颐只是注重了《易经》中的普遍意义而忽视了卦象在不同情况下的特殊意义。吕祖谦与朱子的看法一致。朱子在《周易本义》中提出，人可以从“复”卦中看到天地之心的运作。朱子批评了早期理学家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论断，但也从中汲取了不少的观点，他和吕祖谦一样从观察天的四季运行来肯定人的本然善心能够回归自身。吕祖谦对朱子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明显的，如他们在研讨胡宏的《如言》时，吕祖谦提醒朱子要兼重精神修养的两种方法。在经学研究方面，朱子以哲学解释《易经》的基本文献框架是吕祖谦重编的《易经》。朱子的专长是经典和理论，而吕祖谦的专长是历史研究，二人的学术侧重点不同，但吕祖谦给朱子提供了很大帮助。如“道统”中的论“心”是理学的核心内容，也是理学难解的问题，而吕祖谦以历史学家独有的视野，引用《尚书·大禹谟》中舜的“十六字传心诀”，并对其进行了恰当的解释，这为朱子“道统”的建立提供了史论基础。
在吕祖谦的倡议下，朱子与江西的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在鹅湖寺就教学方法、读经问题和“太极图说”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学术论辩。朱子认为读书要有详尽的系统规划，如读“四书”时先是《大学》和《孟子》，然后才是《论语》和《中庸》，而陆氏则比较随意，容许个人根据兴趣选择。双方还就在理本论上是否加上“无极”的做法，以及各自的理论系统的“简”与“支离”的论题进行论辩，尽管论辩的结果无法“会一”， 但双方最后都汲取了对方思想里的合理因数。
三、历史定位
(一)集理学之大成
朱子一生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平的理学”，尊德性而道学问，留下了名扬千古的文化遗产: 20000多万字的著述，104卷文集，200多卷撰书，140 卷言论问答，以及编次、注释、校刊的书籍270多卷，创作了1400多首诗词，创办、修复了十余所精舍、书院。在朱子的著作中，以《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近思录》《资治通鉴纲目》等著作影响最为广泛，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是朱子一生孜孜研读的代表作，此书的完成标志了朱子理学的形成。
朱子不仅对宋以前的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弘扬，而且继承了北宋以来理学成果，通过不断的论辩和讲学，融合统一了同时代理学家如闽学派、湖湘学派、浙东学派、江西“二陆”等的思想成果，与此同时，批判和汲取佛教、道教的思辨元素，达到当时思想史的最高峰。朱子的学问广泛涉猎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而且包含了天文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可以说朱子是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
(二)重塑传统文化的发展格局
以考亭学派为名的朱子理学成为南宋以后的最高统治思想和东亚文明的代表，朱子也因此受到历代褒奖。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 朱子从祀孔庙。位列十二哲。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长廊中，最高的文化殿堂是孔庙，历史上全国人祀孔庙的人物有178位，其中福建籍就有13位，而这13位当中，属闽北的理学家占了11位，即杨时、游酢、胡安国、罗从彦、朱松、李侗、朱子、蔡元定、蔡沈、真德秀、李纲，称为先儒。11人中，同庙配祀的有蔡元定和蔡沈父子、朱松和朱子父子，如果加上黄榦(朱子的女婿)，朱子一家有三人人孔庙，这在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
北京孔庙大成殿十二哲之一朱子之位
朱子理学重塑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格局，是中国文化史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朱子理学是以“天理”为本体的新儒学，在学理上把孔孟儒学理论化，在思维上把孔孟儒学思辨化，在现实上把儒家“道统”正统化，使蕴含着华夏文明精神的儒学第一次成为元、 明、清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的行为规范，这极大地促进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并随着朱子学的传播，为中国和东亚地区构建了精神世界和信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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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朱子文化|禅风道雨下的儒学复兴发布于2023-10-30 17:4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