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术补儒：文天祥的命理观

援术补儒：文天祥的命理观

命理学是中国传统术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志·艺文略》所载“五行类”中“三命”著录书籍达100多种^[2]，正所谓“今士大夫至田夫野老，人人喜谈命，故其书满天下”。^[3]文天祥自幼便与术数结下不解之缘，自称“吾家禄书成巨编”^[4]。其父文仪典藏的诸多术数书籍，以及其外祖父曾珏在术数上的实践探索，都对文天祥在术数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此外，文天祥与他的两位老师曾凤和欧阳守道，师生双方不仅于儒学上彼此交流，且于术数上亦相互切磋。如文天祥给曾凤信中言“别后得二子，丙寅戊戌庚戌丙子，丁卯壬寅甲午丙寅，命不知孰胜?乍向风水，即得三地，此须巨眼，以为然则然。向牛肉坑所结砌者，今知其大谬，为弃屣矣”，并约其一起实地勘察风水^[6]。欧阳守道更是积极加入文天祥与术士朱月窗、彭叔英的互动当中^[7]，并由衷感慨“今吾儒不能言命者盖鲜”^[8]。

文天祥本人赠予术士的诗文约有50篇之多^[9]，诸如《赠叶大明》称“我生有命殊六六，木孛循环相起伏，袖中莫出将相图，尽洗旧学读吾书”^[10],《赠余月心五首》曰“子心月其明，子术星之数，为月诘众星，不知何以故”^[11]等。后世称“文山（文天祥号文山）浩气横塞……故特喜谈星历之学，以推验事变。如王金斗、萧巽斋、彭叔英、萧才夫辈，皆与论难酬答，不一而足”^[12]。对此，文天祥自言：“某寻常于术者少所许可，而江湖之人登门者日不绝。”^[13]然而，文天祥真实的命理观如何呢？命理学“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14]。即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来推测人与国家的气数和命运。欲知文天祥之命理观，须先明其命运观。

文天祥属于朱子后学欧阳守道所创巽斋学派，《宋元学案》将欧阳守道列为朱熹再传，又称“然巽斋之门有文山（文天祥）……可以见宋儒讲学之无负于国矣”，文天祥自然应为朱熹的三传。^[15]此派学术思想方面鲜有创见，主要承接于朱熹。故作为朱子后学的文天祥的命运观，亦主要源自朱熹的命运观。

宋人普遍以“要知万事皆有定数”^[16]的命定论为主流，这与八字命理所秉持的“人生富贵皆前定”^[17]相契合。以命理而论之，时人认为“人生贵贱，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时若有三处合者，不为宰相，亦为枢密副使”^[18]。即便如宰相吕蒙正亦言：“注福注禄，命里已安排定，富贵谁不欲？人若不依根基八字，岂能为卿为相？”^[19]面对“世道益下，士大夫汲汲惟利与名是谋，故奔走于占”^[20]的社会局面，世人只为“计其命之穷通，校其身之达否而已矣”^[21]。

有鉴于此，程朱对孔孟“义命分立”^[22]进一步做了深化处理。在张载“义命合一存乎理”^[23]的基础上，二程进一步指明“贤者惟知义而已，命在其中”^[24]，“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25]。程颐的“命在义中”非让人改命^[26]，而是顺安于命。其又言：

程颐虽言须“知命”^[28]，正所谓“理则须穷，性则须尽，命则不可言穷与尽，只是至于命也”^[29]，然并未指明如何“穷命”“尽命”,并生硬地把人划分为“上智之人安于义，中人以上安于命”^[30]和“中人以下，乃以命处义”^[31]，即“故君子以义安命，小人以命安义”^[32]。程颐这种“把道德选择的可能性提到了无条件的高度：道德选择是不受任何客观条件的制约的，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可以作出从善行义的行为取舍，道德生活中的人们享有完全的意志自由。实际上，从日常生活来看，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实践，或者在一两件事情上履行道德义务，也许不需要借助外在的客观条件，而‘博施济众’的道德实践，或者长期地履行道德义务，不借助一定的客观条件，是不可想象的”^[33]。正如二程所言“人莫不知命之不可迁也，临患难而能不惧，处贫贱而能不变，视富贵而能不慕者，吾未见其人也”^[34]。因而，朱熹对程颐“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贵贱寿夭，命也；仁义礼智亦命也”^[35]进行了分疏，即将命细分为“气之命”和“理之命”^[36]：“命，谓天之付与，所谓天令之谓命。然命有两般，有以气言者，厚薄清浊之禀不同是也。如所谓‘道之将行、将废，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则仁义礼智之性，如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谓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与，故皆曰命。”^[37]以此两分法而论，“气之命”乃命理术家所关心，“理之命”则为理学家所独创。朱熹认为“有人禀得气厚者，则福厚；气薄者，则福薄。禀得气之华美者，则富盛；衰飒者，则卑贱；气长者，则寿；气短者，则夭折。此必然之理”，即言“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38]。其对“气之命”有明显的命定倾向：“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于水火，须在水火里死，合死于刀兵，须在刀兵里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说虽甚粗，然所谓知命者不过如此。”^[39]之所以如此，乃因“若尽言命，恐人皆委之于命，而人事废矣”^[40]。朱熹虽认为“气之命由他”，但“理之命则由我”。其云：“故穷理尽性，则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赋予我者皆天之理。气之不可变者，惟死生修夭而已。盖死生修夭，富贵贫贱，这却还他气。至义之于君臣，仁之于父子，所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个却须由我，不由他了。”^[41]

“命也有性”是指仁、义、礼、智之性（即“理之命”），朱熹对“理之命”亦秉持“以义安命”^[42]。朱熹论命之所以兼言“在我之理命”与“在他之气命”，目的在于使人致力于“在我之义理”，而不争“不在我之气数”^[43]。

程朱以“义”消解“命”，来挺立道德主体的自我。能“以义安命”者“（程颐）吾未见其人也”，即便如大儒司马光、邵雍等也仅是“中人以上安于命”而已。对于普罗大众的“中人以下”而言，他们更愿“穷命”“尽命”以知命。然程颐只云“命则不可言穷与尽”，而朱熹亦曰“某未到知天命处，如何知得天命”^[44]，故文天祥又对程朱“义命观”进一步做了扬弃。

文天祥命理观虽有程朱“义命观”的底色，但又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其推崇张载“德成道尊，卓然为一世师表”^[45]，亦持“气一元论”以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认为宇宙“溯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舆，坱圠无垠；浑浑元气，变合无端”^[46]，“天一积气耳。凡日月星辰，风雨霜露，皆气之流行而发见者”^[47]。他在肯定“阴阳缊，人一气质”^[48]，人之气质有共同性的同时，还认为“养其气质，莫重于习。古有胎教，况于襁褓……习于上则上，习于下则下”，十分重视后天“养”“习”对气质改变的作用。因而，他并不认为“圣贤岂别一等天人为之”，因“天地无倪，阴阳无始，人情无极，世故无涯。千万世在后，圣人亦安能预窥逆观，事事而计之，物物而察之”，^[49]故“虽以夫子之圣，不敢自谓生知，而屈意于一问”。^[50]这也就从根本上反对了程朱圣凡等级论^[51]，为其命理观奠定了基调。

文天祥云：“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于不得不然，若天实使我为之，此之谓令，而自然之命也。”^[52]即言“命”乃“自然之命”，具有自然规律“不得不然”的力量。他提出“命禀同于性”的性命一元论^[53]，来否定朱熹所谓的“理之命”，而只承认有“气之命”的存在。他继承发挥了张载“行同报异，犹难语命，可以言遇”^[54]的观点，即认为“气之命”之所以不同，是与个人遭遇有关，其进一步解释说：

且认为通过“学力”可变化“气之命”，“予（文天祥）独以为阴阳大化，缊磅礴，人得之以生。其为性不出乎刚柔，而变化气质，则在学力”^[56]。反对术家“如叔英之说，某星主刚，某星主柔，得刚者必不能柔，得柔者必不能刚，则是学力全无所施”^[57]的命定论。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而改变，“予（文天祥）性或谓稍刚。殆柳子所谓奇偏者，凛焉朝夕，惟克治矫揉，惧陷于恶，敢以命为一定不易之归乎？”^[58]他甚至从《中庸》中找寻可以知命的依据，“祸福将至，必先知之，吾圣人则有教矣”^[59]，而欲达“哲人贵知命”“达人知命复何求”的境界，则必须要知命。文天祥可知命、改命的实践尝试，是从术家命理学中探求的。因为术家命理与儒学理论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四柱命理学认为人禀五行之气的气命观，即“人禀天地，命属阴阳，生居覆载之内，尽在五行之中”^[60]，“天地之间，一气而已。惟有动静，遂分阴阳。有老少，遂分四象。……有是四象，而五行具于其中矣”^[61]等。跟文天祥所言“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也。人以其血肉之躯，而合乎太虚之生气”，以及“宇宙民物之众……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远近，东西南北天地之气，所受各有浅深，而吉凶寿夭，变化交错，正自不等”^[62]的理论内核如出一辙。甚至连《尚书·洪范》解释五行特质(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也为四柱命理所继承。《渊海子平·论性情》云：“性情者，乃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所发，仁义礼智信之所布。父精母血而成形，皆金木水火土之关系也。且如木曰曲直，味酸主仁，恻隐之心……故云木盛多仁。太过则折，执拗性偏。不及少仁，心生妒意。火曰炎上，味苦主礼，辞让之心……金曰从革，……水曰润下，……土曰稼穑勾陈，……”^[63]正因如此，朱熹常将八字命理比附理学精义，如其谓“人禀天地五行之气，然父母所生，与是气相值而然否？曰：便是这气须从人身上过来。今以五行枝干推算人命，与夫地理家推择山林向背，皆是此理”^[64]。另需要注意的是，如《李虚中命书》《渊海子平》《滴天髓》等八字命理著作关于人性论的理念，对宋代理学的人性论也直接产生了重大影响^[65]。

此外，文天祥虽曰“人心仁义礼智之性未赋也，人心刚柔善恶之气未禀也。当是时，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阴阳；未有阴阳，先有无极太极；未有无极太极，则太虚无形，冲漠无朕，而先有此道”^[66]，即言人心是后天才形成的。但他同时又云“夫然后氤氲化育。人之质已成，而健顺五常之理，附而行焉”以及“人有此身，即有此理”^[67]等，因为他认为“天地生物之心，是之谓仁”^[68]，这是“出于夫人之内心，有不待学而知，勉而行者。……此人道之自然也”^[69]。并进而举例“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业于当世，往往适相邂逅，而计其平生，有非梦想所及。盖不幸而国有大灾大患，不容不出身扞御，天实驱之，而非夫人所欲为也。当天下无事，仕于是时者，不见兵端，岂非命之至顺？”^[70]来说明“圣贤所谓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当然者而言”^[71]。这也就为其命理观抹上了程朱“义命观”的色彩，正所谓“义命之际，臣（文天祥）固择之精矣”^[72]，“达人识义命，此事关纲常”^[73]。但这并不等于说文天祥服膺程朱以“义”消解“命”，而只是他作为一位醇儒所应当具备修德正义的君子风范而已。质言之，文天祥虽否定“理之命”（含“义命”）的存在，但他却认为“气之命”应有“理之命”的价值追求。他所推崇的可改命、知命是为儒学服务的，以此来补儒学在形而上“知天命”的不足^[74]，下文将予以详述。

如前文所述，面对程朱“义命观”在儒学“知天命”问题上的改造的不足，以及术家命理与儒学理论的兼容性，加之南宋季世“术士满天下”^[75]，“古人尚卜筮，今人信命术”^[76]，如陈杰《赠徐先辈星命课》云“三命横铺下点星，风雷歘起斗牛灵。正堪持献云霄士，不中山间倦客听”^[77]，方逢辰《赠星命舒云峰》曰“五星聚东井，天下王业开。……日月黄道见火罗，计孛乌能为之灾？云峰挟术善说命，穷通贵贱非所问”^[78]等，故文天祥在“自然之命”可塑性的基础上，积极从术家命理中寻求资源以补儒学。他认为“阴阳造化荡昼夜，世间利钝非偶然”^[79]，命理术可“以窥见造化之庶几哉”^[80]。

时人称“近世士大夫多喜谭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绝者”^[81]，文天祥也不止一次述说自己的星命，《赠余月心五首》中称“我生之辰月宿斗，如何谤誉由箕口。月圆只合醒眼看，斗亦何须挹浆酒”^[82]，在《赠曾一轩》亦云：“磨蝎之宫星见斗，簸之扬之箕有口。昌黎安身坡立命，谤毁平生无不有。我有斗度限所经，适然天尾来临丑。虽非终身事干涉，一年贝锦纷杂糅。”^[83]对此，他与彭叔英辩命称：

其又言：

星翁历家之说，以金、火、罗、计、孛，皆为主兵之象。遇之者，即以功业许人。十一曜之行于天，无日不有，无时不然。人物之生，亦无一日可息。事适相值者，亦时而有之也。治乱本于世道，而功业之显晦，关于人之一身。审如其说，则人之一身，常足为世道之轩轾，有是理哉？……是故非甘石所晓。……而星翁历家之说，尚不免胶固。[85]

故他在《赠谈命朱斗南序》断言“天下命书多矣，五星勿论”^[86]，而“若三命（四柱）之说，予（文天祥）大概病其泛”^[87]，他在《又赠朱斗南序》详细阐述了其理由：

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时甲子。以六十位类推之，其数极于七百二十而尽。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时，则命之四柱，其数极于五十一万八千四百，而无以复加矣。考天下盛时，凡州主客户，有至千四五百万，或千七八百万，而荒服之外不与焉。天地之间，生人之数，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数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于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闾巷间，固有四柱皆同，而祸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则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难乎断矣。且夫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之数，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百岁为率，是百岁内生人，其所受命，止当六分之四有奇，则命愈加少，而其难断，亦可知矣。尝试思之，宇宙民物之众，谓一日止于生十二人，岂不厚诬。……呜呼！论至此，则命书可废也耶。[88]

由《赠谈命朱斗南序》和《又赠朱斗南序》两篇赠序的语境可知，这里的“命书”仅指“五星”和“三命”，而并非指全部的术家命理学。因为他对其他诸如堪舆、测字等一直皆孜孜以求，虽然“予（文天祥）为山人（风水术士）所欺者，多矣”，但仍随风水术士黄焕甫进行实地勘探学习，推求其术“以为崇冈复岭，则伤于急；平原旷野，则病于散。观其变化，审其融结。意则取其静，势则取其和，地在是矣”，而为能“发天地之藏”^[89]。他还就测字问题求教术士。仰颠峰答之曰：

天下祸福之占，于其动而已。木之荣枯，康节不能索之于其静。一叶之坠，算法生焉。世人见坠叶多矣，谁知大化，寄此眇末。子（文天祥）之观字也，于其心。予之观字也，于其心之动。是法也，得之异人，异人诫勿言。[90]

文天祥虽在堪舆、测字上未能“以窥见造化之庶几哉”^[91]，但却在命理术士朱斗南那里得以实现。文天祥对其大加赞赏曰：

惟太乙统纪，钩索深远，以论世之贵人，鲜有不合。然闾阎贱微，有时而适相似者，仓卒不可辨。予尝谓安得一书，为之旁证，以窥风造化之庶几哉，最后得朱斗南出《白顾山人秘传书》一卷，以十干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施午竖，错综交互之中，论其屈伸刑冲六害，察其变动，生旺官印空，而为衰败死绝破。禄马不害为贫贱，孤劫未尝不富贵。盈虚消息，观其所归，和平者为福，反是为祸。其言亲切而有证，予切爱之。……斗南吉水人，拔起田间，谈命皆自得之妙。予谓初事统纪，失之者十之二三也。继得白顾书，失之者，百之二三也。……吾所见斗南论命，就其一家，真白眉哉！[92]

与此同时，序文结尾也指出“天命之至矣，出于人之所俄度者，不可一言而尽也”^[93]，即言他不懈探求所窥造化的“天命”，是非人而能穷尽的。另须值得注意的是，文天祥“以术窥命”是从肯定术家命理的角度出发对序文中所言两部命书予以修订的^[94]，并非像程朱那样采用“以儒化术”的手段^[95]，乃“是诚有取于其术矣”^[96]。

文天祥以术窥命是为援术而补儒，其虽肯定术家命理的合理价值，但始终是以儒为主而术为辅。他与命理术士密切往来，也并非汲汲于世俗的富贵利禄。当术士闾丘说他“遇水则发”，他明确表示无意于此而向往山林之乐^[97]。如“矢口莫轻谈祸福”^[98]以及“未来不必更臆度，我自存我谓之天”^[99]等，“以孝弟忠信为实地，以功名富贵为飘风”^[100]正是其对此态度的真实写照。他所推崇的儒家“顺天安命”与术家趋利避害的“算命”“改命”的伦理观相左时，文天祥总是力挺儒学而驳斥术家命理，“如（术士）叔英之说……则是学力全无所施，而一切听于天命，圣贤论性等书俱可废已。……予（文天祥）之志，岂叔英得窥哉？”^[101]他青睐于秉持“言言依忠孝，君平意未失”^[102]儒家精义的术士。

因“甲子支干五星说，源流本出六经中”^[103]的儒、术同源性^[104]，文天祥在援术补儒的路径上，是以儒家的思维方式来考量术数的。如“祸福将至，必先知之，吾圣人则有教矣。就字而言，字心画也，得于心，应于手，夫固动乎四体之一也。由此而推，资禀之强弱，操术之正邪，生死寿夭，贫贱富贵之理，于其字画之大体，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尽，是则予固能知之。……曰：‘某宜祸，某宜福。’则其临书之际，岂亦有鬼神压乎其上，诱其中而运之肘欤？不然，字而字耳，何灵之有？……予推其理不可得，而又动于颠峰之异。则思夫圣人之于事，其存而弗论者，不少矣”^[105]。又如“如子所言，生禀已定。戆夫勇士，往往一偏。以视妾妇，岂不犹贤。洪范得三，二曰刚克。会其归其，好是正直。学问功夫，气质用微。汝能观形，安知其余？子术已定，吾情已成。子执子术，吾安吾情”^[106]。关于这一点，最主要体现在文天祥以星占来补儒学“道统”上的不足黄宗羲曰：“昔人谓人君至尊，故称天以畏之，却是举一大者来吓人君。”^[107]。有宋一代，诸儒认为“古者势与道合，后世势与道离”^[108]，引“势”（治统）入“道”（道统）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共同理想。因而，文天祥在《熙明殿进讲义》中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镜也。观镜可以察妍媸，观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历家算日食云：‘某日当食几分。’固是定数，然君德足以消弭变异，则是日阴云不见，天虽有变，而实制于其时。……天道人事，实不相远。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国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识此理，故凡六经之言天文者，类聚而为之图，以便观览，且恐惧修省焉。圣明知敬严父之图，即敬天在此矣。”^[109]但这是他出于以星占天变对“治统”的制衡，在其“气一元论”的自然观认知下，“天命人事，常判然不相侔，而前言往传，动必以天焉训者，人虽藐然，万物备于我”^[110]的天人相分，才是其真实的思想旨归^[111]。

此外，文天祥之所以援术补儒来挺立儒学的主体地位，也与南宋季世佛道二教的危害有关。他指出“自异学兴，缁黄之宫遍天下，其徒蚕食。……士大夫蔽于福田利益之私，非惟无救于敝，更张之”^[112]，加之当时统治者提倡佛道，以致使“天下之趋黄冠也如鹜……天下之趋缁流也如鹜”^[113]。他清楚地认识到佛道能在生死上给人以安顿寄托，而儒学在形而上“知天命”则先天不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维二氏（佛道）之蔽于死生兮，小其用于一身。一陷溺而忘返兮，鲜不惑于怪神”^[114]，儒学较之道教的高妙之处在于“仙人之所谓丹，求飞升也；高士之所谓求丹，伐病也。仙人之心，狭于成己；高士之心，溥于济人；且夫兼人己为一致，合体用为一原，吾儒所以为吾儒也；重己而遗人，知体而忘用，异端之所以为异端也。高士非学吾儒者，而能以济人为心，噫，高士不贤于仙人欤”^[115]。对“本是儒家子，学为方外事”的道士，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云“此身恨凫短，有意求蝉蜕”^[116]。他还撰写墓志铭详述外公“（曾珏）所自得，往往于佛老氏，其见之服行，敬恭神天，一言动，不轻口，不御肉，月常十四五。对人敷阐玄寂，四座辄悚然倾听。最后遇异人与语，几欲弃人间事，求长生之术。年逾六十，始闻正学，恍然自失，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讲拣幽眇，顿改吾意。……‘始吾（曾珏）崇信异说，今且死，目中无怪见。’顾二子令必不为佛事，周身一切，虽丝缕亦公所处分”^[117]，以外公“出入佛老，返归六经”的经历，以正“轮回之说，佛者有之，苟自孔氏，不当以为信然”^[118]之视听。

文天祥通过“以术窥命”早已深知自己“金石之性，要终愈硬”^[119]与世道难合^[120]，而把自己的人生结局归结为“遇”所使然^[121]，并不认为这是由命造成的。加之“儒主命辅”本身所具有的“义命”底色，使文天祥认识到“夫人生于世，致命各有权”，从而能够“慷慨为烈士，从容为圣贤”^[122]。故文天祥在临刑时，能够“颜色不少变”，且欣然称“吾事了矣”^[123]。

面对“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124]的境遇，宋代儒学吸纳了诸多佛道形而上的思想，但是在关于贵贱寿夭的情欲方面无法予人以安顿。程朱“义命观”以理节欲、以义处命的手段，仍未取得理想的效果。因而，文天祥从“气之命”的可塑性出发，认为“不纯乎理，不纯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间”^[125]，肯定了“以术窥命”追求情欲的合理性。并对术家命理持以“子执子术，吾安吾情”^[126]的兼容态度，在坚持“儒主命辅”的原则下，汲汲于术家命理中寻求资源以补儒。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宋学视域下的术数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1BZX066）。

2. 郑樵：《通志二十略》卷六《艺文略》，中华书局，1995，第1692—1695页。

3. 廖中：《五行精纪·周序》，郑同点校，华龄出版社，2010，第1页。

4. 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一《赠曾一轩》，熊飞等校点，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15页。

5. 《文天祥全集》卷十一《义阳逸叟曾公墓志铭》，第424—426页。为避免庸辈术士愚弄而一再迁葬，曾珏和兄长曾瑾曾辗转各地十余年，兼采众家堪舆学说，并应用于家族卜葬，从此再无迁葬。

6. 《文天祥全集》卷五《回衢教曾凤先生》，第162—163页。

7. 参见《文天祥全集》卷九《又赠朱斗南序》，第363页；《文天祥全集》卷一十《跋彭叔英谈命录》，第391—392页。

8.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十一《赠陈术士序》，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96页。

9. 张公鉴：《文天祥生平及其诗词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第114页。

10. 《文天祥全集》卷一《赠叶大明》，第12页。

11. 《文天祥全集》卷一《赠余月心五首》，第14页；《文天祥全集》卷一十《赠人鉴萧才夫谈命》，第396页。

12. 李世熊：《寒支集》卷十《题赖鼎臣像》，见《四库禁毁书丛刊》，第89册，北京出版社，1997，第380页。

13. 《文天祥全集》，第161页。

1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零八《子部·术数类一》，中华书局，1965，第914页。

15.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八十八《巽斋学案》，全祖望补修，中华书局，1986，第2942页。

16. 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八《事有定数》，郑明、王义耀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413页。

17. 徐子平：《渊海子平》卷三《心境歌》，海南出版社，2002，第448页。

18. 魏泰：《东轩笔录》卷十四，李浴民点校，中华书局，1983，第159—160页。

19. 斯舜威：《宰相世家：两宋吕氏政治集团纪略》，东方出版中心，2011，第51—52页。

20. 孙应时：《烛湖集》卷十《赠日者黄朴序》，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637页。

21.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伊川先生语十一》，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第326页。

22. 淡化和悬置人力所不及的“命”，同时特别关注并致力于“义”和“自我”的挺立，则是解决“知识分子”迫切的现实问题、摆脱其现实困境的最为有效的思路和途径。参见乔建《孔孟“义命分立”的价值与局限》，《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

23. 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第20页。

24. 《二程集》，第18页。

25. 《二程集》，第176页。

26. 因为程颐认为“富贵、贫贱、寿夭，固有分定”。参见《二程集》，第307页。

27. 《二程集》，第194页。

28. 程颐曰：“人苟不知命，见患难必避，遇得丧必动，见利必趋，其何以为君子？”参见《二程集》，第194页。

29. 《二程集》，第18页。

30. 《二程集》，第194页。

31. 《二程集》，第18页。

32. 《二程集》，第307页。

33. 参见吴付来：《义命论的逻辑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4. 《二程集》，第1256页。

35. 《二程集》，第315页。

36. 理之命与气之命属于同一个命，都是天所赋予之命，之所以有两种称谓，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或层面而言的。对此，朱熹亦言：“命一也，但圣贤之言，有以其理而言者，有以其气而言者。以理言者，此章之云是也。以气言者，穷达有命云者是也。读者各随其语意而推之，则各得其当，而不乱矣。”参见《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642页。

37.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一《孟子十一·尽心下》，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1463页。

38. 《朱子语类》，第81页。

39. 《朱子语类》，第1217页。

40. 《朱子语类》，第948页。

41. 《朱子语类》，第2516—2517页。

42. 如“圣人更不问命，只看义如何。贫富贵贱，惟义所在”。参见《朱子语类》，第874页。

43. 对此，钱穆言：“人惟善尽在我之理，不问在外之气数可也。若置其在我之义理，而争其不在我之气数，此乃不知命。”参见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第498页。

44. 《朱子语类》，第553页。

45. 《文天祥全集》，第360页。

46. 《文天祥全集》，第72页。

47. 《文天祥全集》，第415页。

48. 《文天祥全集》，第9页。

49. 《文天祥全集》，第100页。

50. 《文天祥全集》，第409页。

51. 程颐言：“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生者为愚人。”参见《二程集》，第292页；朱熹亦言：“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参见《朱子语类》，第77页。

52. 《文天祥全集》，第391页。

53. 文天祥常将“性”和“命”并言，如“皆性命之当然也”，“而性命已失其正”等，正是其性命统一的体现。参见《文天祥全集》，第155页；《文天祥全集》，第402—403页。

54. 张载：《张载集》，第64页。

55. 《文天祥全集》，第363页。

56. 《文天祥全集》，第357页。

57. 《文天祥全集》，第357页。

58. 《文天祥全集》，第357页。

59. 《文天祥全集》，第365页。

60. 《渊海子平》，第156页。

61. 沈孝瞻：《子平真诠评注》卷一《论十干十二支》，徐乐吾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第1页。

62. 《文天祥全集》，第363页。

63. 《渊海子平》，第374—377页。

64. 《朱子语类》，第81页。

65. 参见何丽野：《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55—160页。

66. 《文天祥全集》，第72页。

67. 《文天祥全集》，第402页。

68. 《文天祥全集》，第334页。

69. 《文天祥全集》，第353页。

70. 《文天祥全集》，第391页。

71. 《文天祥全集》，第391页。

72. 《文天祥全集》，第96页。

73. 《文天祥全集》，第587页。

74. 对此，陈侃理先生亦言：“儒学本身缺少关于‘天道性命’的经典论述，必须向外寻找理论资源。”参见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74页。

75. 陈耆卿：《赠周生序》，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9册，卷6099，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80页。

76. 《文天祥全集》，第14页。

77. 陈杰：《赠徐先辈星命课》，见《全宋诗》，第66册，卷三千四百五十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1152页。

78. 方逢辰：《赠星命舒云峰》，见《全宋诗》第67册，第41197页。

79. 《文天祥全集》，第15页。

80. 《文天祥全集》，第362页。

81. 费衮：《梁溪漫志》卷九《谭命》，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金圆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3427页。

82. 《文天祥全集》，第14页。

83. 《文天祥全集》，第15页。

84. 《文天祥全集》，第357页。

85. 《文天祥全集》，第391页。

86. 《文天祥全集》，第362页。

87. 《文天祥全集》，第362页。

88. 《文天祥全集》，第363页。关于四柱相同而命运不同的例子，参见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三，冯惠民、沈锡麟点校，中华书局，1983，第42—44页。

89. 《文天祥全集》，第364—365页。

90. 《文天祥全集》，第366页。

91. 《文天祥全集》，第362页。

92. 《文天祥全集》，第362页。

93. 《文天祥全集》，第362页。

94. “乃循其本文，变其旧读，概之以其凡，表之以其例，其不可臆见者，阙疑焉；统纪十干，干各一诗，其辞虽若专指一干而云，而十干取用，无不相通。故诗虽以百数，其大指数十而已，亦复如白顾之例，别为之篇，以附见其后，使二书贯穿于一人之手，彼此以补其所不及”。参见《文天祥全集》，第362页。

95. 参见王逸之、朱汉民：《以儒为本：程朱对堪舆的改造》，《原道》总第37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第167—168页。

96. 《文天祥全集》，第161页。

97. 《文天祥全集》，第8页。

98. 《文天祥全集》，第13页。

99. 《文天祥全集》，第15页。

100. 《文天祥全集》，第247页。

101. 《文天祥全集》，第357—358页。

102. 《文天祥全集》，第15页。

103. 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七《送毕用虎谈星命》，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3册，第577页。

104. 参见王逸之：《同源：儒学与术数的关联》，《黑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105. 《文天祥全集》，第365—366页。

106. 《文天祥全集》，第9页。

107. 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崇仁学案三》，中华书局，1985，第51页。

108. 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中华书局，1980，第412页。

109. 《文天祥全集》，第415—416页。

110. 《文天祥全集》，第154页。

111. 关于此方面的交互关系，可参见王逸之、朱汉民《天人相分：王安石“天变不足畏”星占观发微》，《华夏文化论坛》第18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

112. 《文天祥全集》，第338页。

113. 王夫之：《宋论》卷十四《理宗》，《船山全书》第11册，岳麓书社，1996，第312—313页。

114. 《文天祥全集》，第426页。

115. 《文天祥全集》，第357页。

116. 《文天祥全集》，第16页。

117. 《文天祥全集》，第424—425页。

118. 《文天祥全集》，第402页。

119. 《文天祥全集》，第753页。

120. 《文天祥全集》，第9页。

121. “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业于当世，往往适相邂逅，而计其平生，有非梦想所及。盖不幸而国有大灾大患，不容不出身扞御，天实驱之，而非夫人所欲为也。”参见《文天祥全集》，第391页。

122. 《文天祥全集》，第514页。

123. 《文天祥全集》，第712页。

124. 陈善：《扪虱新话》卷十《儒释迭为盛衰》，见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五编），第10册，大象出版社，2012，第80页。

125. 《文天祥全集》，第76页。

126. 《文天祥全集》，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