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直到海之东：陈荣捷《北溪字义》英译的朱子学术语建构

流行直到海之东：

陈荣捷《北溪字义》英译的朱子学术语建构

冯友兰1982年在夏威夷“国际朱子学会议”上为陈荣捷赋诗，称“白鹿薪传一代宗，流行直到海之东。何期千载檀山月，也照匡庐洞里风。”是陈荣捷在海外传播中国哲学的真实写照。国内对于陈荣捷的研究近年不断增多，但主要集中在他的哲学思想，也有些是关于他作为译者和译本的研究^[2]。陈荣捷研究和翻译了儒释道三教的作品，但其学术最终归结于朱子学，特别是在海外为朱子学的翻译和研究倡导“格义”“正名”，最终成果体现在素有朱子学词典之称的《北溪字义》译本上。对其探讨，既可以看到陈荣捷纯熟的朱子学暨中国哲学翻译手法和思路，又可以研讨和认识朱子学术语的英译建构，因为这是一本朱子学的哲学词典，诠释了朱子学的主要范畴词汇。

《北溪字义》又称《字义详讲》《性理字义》或《四书字义》，是陈淳（1159—1223，字安卿，福建漳州人，世称北溪先生）师从朱子，晚年选取四书中一些重要理学范畴进行讲学，由他的学生王隽笔录整理而成的一部理学著作，是陈淳“合周、程、张、朱之论而为此书，凡二十有五门，抉择精确，贯串浃洽，吾党下学功夫已到，得此书而玩味焉，则上述由斯而进矣”^[3]。由于是由讲义整理，其成书最早的时间已无从考证，只能从其后世流传的序跋中找寻一些源头。《北溪字义》成书后，历经刊刻，形成多个版本^[4]，并流传到日、韩，受到重视，现在国内通行的版本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熊国祯、高流水点校的版本。该版本分为上、下两卷，包括26个范畴条目共计233条，其中上卷包括“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下卷包括“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这些范畴条目选自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理学术语，既有主体心性范畴，也有客体范畴，并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排列。元代经学家陈栎认为：“《字义》一书，玲珑精透，最好启发初学性理之子弟，而其极致处，虽八十老翁，老师宿儒不能易焉。”^[5]

此书虽为陈淳所作，但陈淳是朱子的高足，曾两度求学于朱子，“一次是光宗绍熙元年朱熹出守漳州时，……朱子授以‘根原’二字；……一次是宁宗庆元五年冬，陈淳再谒朱熹于考亭，陈其为学所得”^[6]。《朱子语类》记载，这两次求学，朱子根据陈淳的学习成果，分别告诫陈淳“凡道理皆从根原来处穷究，方见得确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践履便了”和“圣贤教人, 无非下学工夫”^[7]。如果从总体时间上来算，陈淳向朱子求学的时间不算长，两次见面都是只有几个月就离开，后一次更是离开后没有多久朱子就病逝了。然而，见面时间不长并不是说两人的师承关系不紧密，相反，陈淳因笃信于朱子之学，时常善问朱子之学，以至朱子多次向人称赞陈淳，“南来，吾道喜得陈淳”^[8]。据陈荣捷先生统计，在《朱子语类》记录的“训门人”中，有34条为训淳，较任何人为多^[9]。可见，陈淳在朱子门人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朱子学的重要传承者，被称为“朱子闽学南传的第一人”^[10]。

陈淳对朱子之学极力维护和阐发，不仅详尽地记录了他与朱熹答问、其他学友与朱熹答问等600余条、10余万字，忠实呈现了朱熹的思想，而且在探索、研究朱熹哲学理论思维体系中，撰写了《北溪字义》，为人们理解朱熹哲学理论思维起到了教科书的作用，也为传播朱子学提供了简易的入门著作^[11]。在《北溪字义》中，陈淳对朱子学概念范畴的注疏和阐释，首次系统梳理和构建了朱子性理学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在维护和阐发朱子学，“亦可谓坚守师传，不失尺寸者矣”^[12]。在熊国祯和高流水对现在通行本《北溪字义》点校缘由的说明中就直接指出，这部书仍不失为一部探索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理学思想的可供参考的入门书，或者把它当作类似“理学词典”的工具书来加以利用。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师承关系还是实质内容上看，《北溪字义》都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朱子学著作。

二、翻译的缘起与译本情况

（一）翻译的缘起

在翻译《北溪字义》之前，陈荣捷已经分别翻译过儒释道的相关著作，如《道德经》《六祖坛经》《传习录》《近思录》等，并且受到广泛好评，也成为西方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和美国汉学课堂的必读书目。随着研究兴趣逐渐归结于朱子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陈荣捷的翻译研究都以朱子学为中心，更多地以英文进行编译写作，单独发行的译本只有《北溪字义》一书。

对翻译这部著作的缘起，一方面是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兴趣要求，陈荣捷在《北溪字义》译本的前言里坦言，他曾经翻译过多部理学等中国哲学著作，也为《哲学辞典》和《中国哲学大全》编写过一些理学术语的词条，讨论过相关术语的翻译问题，由于在过去那些年的翻译经历，他常常感到有必要“选择一个英语词汇来表达特定的中国哲学概念”，但是没有一个英语单词能确切表达或等同于汉语词汇^[13]。而且，在《北溪字义》译本同年出版的《朱熹与理学》中，陈荣捷认为“西方朱子研究仍在新生阶段（in its infancy）”^[14]，该书是1982年朱子学国际会议的论文集编译。作为理学和中国哲学在海外传播和推广者的陈荣捷自感使命艰巨，承担了将“新生”抚养长大的重任。这过程中，确定“译名”非常必要，否则“译名之争”将重演。为此，使得他想翻译陈淳的《北溪字义》，因为从标题上看，《北溪字义》就是理学哲学词汇的解释，所以其书名就译为“Neo-Confucian Terms Explained”。有学者认为：“陈荣捷之所以注重翻译中国哲学经典，是出于美国和西方学界对儒学的长期误解：一是美国和西方学者多年来一直持有中国先秦之后无哲学的偏见；二是由于语言的隔阂所造成的对中国哲学经典的误读与误释。”^[15]另一方面是时代发展的需求，在陈荣捷及狄百瑞、田浩等美国汉学家的推动下，北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掀起了一股宋明理学研究热潮，陈荣捷自己写诗称“廿载孤鸣沙漠中，而今理学忽然红”，而这种转变“并非我的兴趣有所改变，而是美国的学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时机已经成熟了”^[16]。

事实上，陈荣捷早在翻译王阳明的《传习录》时就表达了强烈的责任意识，指出选择翻译《传习录》的直接原因是“亨克1916年推出的译本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包含太多错误以至于没有任何作用。且译者重新编排原作结构，并无明确理由地省略了原作许多内容”^[17]。更早在组织东西方哲学会议邀请唐君毅参加时，陈荣捷也表示，“盖如我国学人不与西方学者交接，则以前传教士与游客所遗落关于中国哲学之误解，将永无改正之日，而东、西思想之融和结合亦无期矣”^[18]。在这种背景下，选择翻译体现朱子学思想的《北溪字义》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二）译本情况

《北溪字义》本身的内容并不是很多，凡233条，但是陈荣捷的译本却非常详细，全部内容长达277页。除了正文内文本26个范畴和附录文本的翻译外，增加了“前言”“导论”“文献目录”“中文词汇对照”和“索引”等外文本。附录中有4个严陵讲义、14篇复得的文章和3篇补充文章及一些字义的序跋，而底本选择的是价值最高的道光年间的惜阴轩版本。

大量外文本的增加使得译本对于朱子学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更加说明了《北溪字义》就是朱子学词典。陈荣捷在前言中强调了“北溪字义就是朱熹的哲学，或者说是理学”，随后也对译本体例和底本进行了说明。导论首先对本书的作者陈淳做了详细的介绍，包括他的生平、与朱子的关系、《北溪字义》的版本、基本内容、学者评价、严陵讲义、对佛老的批评等。这对于读者理解本书有巨大帮助，特别是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和理学思想的英语读者尤其如此。其次提出并回答了关于《北溪字义》的三个问题，即这部书是属于哪类性质之书？是否忠实地体现了朱子的哲学思想？陈淳是否有原创？^[19]最后指出“《北溪字义》远非理学思想学习的辅助材料，其自身就是理学最终信息”^[20]。除了这些作为正文前后补充的外文本外，陈荣捷译本还有很多对正文内容进行补充说明的注释，有时注释内容大大超过了文本本身，而且注释中不仅有中国文献，更有日本、韩国的文献，完全遵守并实践了他自己提出的七条翻译原则：（1）尽量参读多种经典注疏；（2）所有的中国哲学名词须加以解释；（3）所有的专有名词都必须详举其内容；（4）所有引用书籍或论文均译其意为英文；（5）所有地名或人名，均加考证或解说；（6）所有原典之引文尽量溯其出处；（7）对经典若干重要章句均指出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性^[21]。

三、译本的特点与影响

陈荣捷译本是《北溪字义》在西方世界的第一个译本，也是陈荣捷对中国哲学的最后一部译著，全面反映了他的朱子学翻译与研究特点，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保持原作结构风格

《北溪字义》是一部简明理学词典，既有朱子学风格，也有词典结构风格，而且该书成于几百年前，还有古文记事表述风格。对于这些风格和结构，陈荣捷在译本中都予以保留，还其原有面貌。下面仅以所记的朝代、地名、人名和纪年方式为例，略做说明。对于人名，都采用原文中的样式译出，不仅是保留姓在前、名在后的中国姓名标识，而且对于诸如一些有谥号的也都采用谥号，只是在后面加上括号进行注释说明。如：

原文：如温公恭俭力行，笃信好古。

译文：This is similar to the case of Wen Kung（Ssu-ma Kuang, 1019—1086）. He was respectful, frugal, vigorous in practice, earnestly believed in the way, and loved the ancients.（p.41.）^[22]

这里陈氏首先在正文中用括号标注温公是司马光，并在页下标注更多司马光的信息，保留了原文的风格结构。在同一页随后原文中的“二程”，也同样采取这种译法：the two Ch’engs（Cheng Hao，1032—1085，and Cheng I，1033—1107）。

对于时间纪年表达翻译，全部采用的是原作中使用的古代纪年方式，加上英文说明，而不是直接采用西方的纪年方式，特别是古代中国纪年首先在年份上根据皇帝的年号、月份上是用中国农历表示的，这与西方的记录有较大的差异。如：

原文：世俗鄙俚，以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圣帝生朝。

译文：According to vulgar social custom, the twenty-eight day of the third month is the birthday of Tung-yueh Sheng-ti(Sacred Lord of Mount T’ai). （p.159.）

陈氏没有直接将3月28日译为March 28，而是用了序数词表示，实际上是准确呈现原文的信息结构，因为这里的日期是中国的纪年方式，与西方的March 28是不一样的。又如在对南岳的解释中，说南岳庙被毁于绍兴二十五年（25th year of Shao-hsing,1155），直接标注出绍兴字样，完整体现原作的风格。

至于原文结构，亦是如此。作为一部理学词典和古典著述，经常会在文中有些小注，对这些理学范畴的来源或者意思进一步说明，陈氏译文中也都一一译出，哪怕这些小注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如在阐述鬼神字义中有一段小注称“上段云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要得气来聚这尸上。据此说，则祭山川而人其形，疑亦古人立尸之意。惜不及质之先生”。这本疑似陈淳门生王隽所加的话，对于字义的理解没有任何影响，但是，陈氏也全部译出：“In a previous section(sec.204)it is said that in the worship of heaven, earth, mountains and rivers, an impersanotor was put in place...”（p.158.）并按原著结构改变排版方式，使之一目了然。

（二）使用杂合翻译方法

翻译是存在于两种不同语言或符号间的转换活动，每种语言或符号都有自身的特点和意义，因此，很难找到完全对应或对等的词汇或句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互相借用的情况。这种相互借用，在后殖民翻译理论中被称为是一种“杂合”（hybrid），这种“杂合”化指的是不同民族、种群、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相互混合的过程^[23]。盖亚特里·斯皮瓦克（G．C．Spivak）、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特贾思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谢莉·西蒙（Sherry Simon）、玛利亚·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等都是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翻译的杂合性问题，认为“由翻译过程产生并表现出一些在目标文化看来‘不正常、奇怪’特点的杂合文本是当今跨文化交际的一个特征”。而且“翻译不是两种语言或文化简单的二元对立， 二者之间还存在一个‘知识与拒抗空间’”，霍米巴巴（Bhabha Homi K.）称之为‘第三空间’”^[24]。巴巴认为，在异域文化的“他性”与本土文化的“共性”之间交流时，相互的理解从来不是被所指定的你我之间的简单交际行为，而是需要一个“第三空间”，如果不是通过“第三空间”进行交流和翻译的话，双方是不可能获得相互理解的，只有在这个空间里，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才能得到应有的诠释和认可^[25]。为了实现这个认可和相互理解，陈荣捷在译文中采用了这种杂合的翻译方法。

陈氏的杂合首先体现在理学术语译文上。理学术语是中国独有的表达习惯和使用规范，在英语中没有对等的语言。早在几百年前，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时候就曾经产生过“译名之争”，他们的争论就是因为两种语言之间找不到合适的词来传达相应的意思，从而达成一种相互理解。进入20世纪以后，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输出也日益增多，特别是朱子学越来越受到西方关注，但是使用的译文却五花八门，而且很多没有准确传达朱子学本身的含义。陈荣捷深感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决定翻译这部专门解释朱子学术语的词典，从而在译文上采取杂合的方法。如对第一个术语“命”的翻译，作为条目的时候用了4个词：mandate、destiny、order、fate，在四个词之前用拼音Ming，将拼音与英译杂合一起，突出了“命”的丰富含义，随后的具体内容，根据语境适时变化：

①The word ming has two meanings——it can be spoken of in terms of principle(li) and it can be spoken of in terms of material force (ch’i).（原文：命一字有二义：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

②What Heaven imparts (ming) to man is called human nature.（原文：天命之谓性。）

③At fifty I knew the Mandate (ming) of Heaven.（原文：五十知天命。）

④Investigate principle to the utmost and fully develope ones nature until ones destiny (ming) is fuffilled.（原文：穷理尽性至于命。）

⑤Life and death are the decree (ming) of Heaven.（原文：死生有命。）

“命”是《北溪字义》中的第一个术语范畴，其含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整个朱子学形而上的总根源，所以开篇就是“命，犹令也，如尊命、台命之类。天无言做，如何命?”命是天命，命与天不可分割，朱子认为，“盖以理言之谓之天，自人言之谓之命，其实则一而已”^[26]。因此，这样一个朱子学范畴仅仅用一个mandate或者order是难以诠释其全部意思的，而如果只用拼音也无法确保西方读者能够理解。那么杂合翻译，拼音加上不同句子中不同意思选择不同的词，就成为一种较好的选择了。上面①中只说明这个字，用一个拼音就可以了；而②和③中虽然都为天命，但是内涵不一样，②是从形而上的理而言，③则是从人方面而言；④和⑤的命“受气之短长厚薄不齐”而论，因此，翻译选词也不一样。译本中还有其他命的译文都是根据在句中的意思选词，但无论选哪个词，都加上了拼音，使得两者进行了杂合，彰显了理学的独特性。

杂合也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特征的翻译上。这里的文化特征指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文化概念、典故和文化意象。中、英两种语言不仅在词汇、语句表达上不同，在很多具体的负载文化意象的表达上也千差万别，如果只是简单地对应翻译，传达不了中国文化，更何况具有丰富含义的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往往透过诠释来揭露实在本身，常用隐喻来传递观念——形象，并用叙事来传达实现历程的曲曲折折”^[27]。朱子学中也有许多这样的隐喻和叙事，如果直译，其内涵得不到有效的诠释。为了实现传达的目的，陈氏也采取杂合方法。前文提到的纪年方式的翻译就是其中一种，他使用了年月，但是没有直接用January、February这样的英语月份来表示，而是用序数词来称第几月。

“鬼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概念，虽然西方也有“鬼神”，但是西方是宗教世界的鬼神，而中国的鬼神与西方宗教的鬼神存在很大的区别。《北溪字义》所有26个范畴中，鬼神所阐释的内容和占据的篇幅最多，“鬼神一节，说话甚长，当以圣经说鬼神本意作一项论，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项论，又以后世淫把作一项论，又以后世妖怪作一项论”^[28]，很好地说明了朱子学或者说中国哲学中的鬼神观。从传教士最早译介朱子学起，他们就使用西方的宗教来阐释，在对鬼神翻译时，就直接使用Divine、Rational Soul一类的词^[29]，但更多的是使用ghosts和spirits来表示。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加德纳虽然意识到了朱子的鬼神观有“气的屈伸”之意，也使用了the contractive and expansive forces这样的译文，但绝大多数仍然强调的是ghosts and spirits或ancestral spirits这样的解释^[30]，事实上这还是认为鬼神与西方的超自然上帝（supernatural Gods）相似，这显然与朱子学或者说与理学字典《北溪字义》的解释是不相符的。朱子的鬼神观深受程颐的“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和张载的“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思想影响，认为“鬼神只是气。屈伸往来者，气也。天地间无非气”^[31]。陈荣捷谙熟朱子思想，除了在条目中总体用了cosmic forces解释外，还增加说明了是heavenly and earthly components of the soul，进而译鬼神的四个含义时将“鬼神本意”“古人祭祀”“后世淫祀”和“后世妖怪”分别译为“what the Classics of the sages talk about”，“The religious sacrifices of the ancients”，“The wanton sacrifices of later ages”，“The belief in demons of later ages”^[32]，很好地杂合了中英文对鬼神的意义诠释。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译法较之前陈氏在《近思录》的译法“Confucian Classics”，“ancient religious sacrifices”，“later-day religious sacrifices ”，“demons and gods”^[33]更为准确和达意。

安乐哲在谈中西哲学比较和翻译时说，现存的翻译模式是建立在使用标准英汉词典和默认一个未经反思的假定的基础上的，而这个假定就是“字面的翻译”必定是准确的，但这种翻译模式和未经反思的假定一道导致了“文化的模糊表达”^[34]。这种表达将“必然要付出被误读的代价”，从而被“套进诗化、神秘化及超自然化的世界观的框架中”^[35]。陈荣捷跳出所谓的假定，将每个译文都建立在反思基础之上，让中西文化杂合一起，从而提醒西方读者，这是中国的朱子学。诚如王东风指出的那样，“不可否认，只要异域文本进入本土文化，无论译者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其译文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程度的杂合。不断而有度的杂合可以提高文化机体的接受力和适应力，降低排异性”^[36]。而“陈荣捷离散译者的文化身份赋予了他传播中国传统哲学、沟通中西文化的责任，督促他有意识地选择翻译作品并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以保留、传递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特色”^[37]。

（三）强调译文语用充实

朱子学所用的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相差甚远，其语用演变和语义流变自然存在，翻译过程中首先需要进行一个语内翻译，然后再进行语际转换。这就牵涉到语码转换过程中的语用等效问题。为了实现等效，陈荣捷在译本中强调和突显了语用充实，具体体现在基本信息充实、译文内容充实和语言使用者充实三个方面。

在基本信息充实方面，陈荣捷对字义进行了大量的信息补充，以使英语读者能够理解和领悟朱子学的主要内容。《北溪字义》是一部哲学词典，对中国语境下的读者是适用的，而外国读者因为缺少必要的语境和相关文化背景，如果没有前后文信息的补充，即使是词典也难以理解。陈氏深谙这点，所以在译文中增加了大量的信息以补充相关内容和语境，从而达到等效的语用功能。最直接的信息补充就在于译本的大量注释，仅“命”（Ming）一个字的注释就29条，而“性”（Hsing）更是达到41条。这些注释中有些是对原语出处的说明，有些是对其中的人物、地名和年代的说明，有些是对相关简略术语的阐释说明，还有些是对不同版本字义的说明。如在译“阴阳分为五行”为Yin and yang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e Five Agents.（p.39.）时，除了对阴阳在文内杂合补充为passive and active cosmic forces外，还对“五行”进行了注释：The Five Agents are Metal, Wood, Water, Fire, and Earth. Wu-hsing literally means five operations, hence the present translation, rather than “Five Elements,” which would suggest five materials. Fire, for example, represents whatever is moving and hot.五行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常识，没有必要进行补充，然而，对英语读者却是一种异域的东西，解释是必要的，而且对之前出现过的Five Elements这样的译法进行了纠正和说明，从而建立了朱子学的正确轨道。类似的还有“四端”（Four Beginings p.53.）等，指明了术语的出处和含义。语用学强调对交际信息的正确理解（或推导）以及信息传递方式和形式的得体性、适宜性，因此，翻译的语用维度主要体现在对原语信息的“语境补缺”以及译语的“语用充实”^[38]上。陈氏不断地在译文中增加信息和语境补缺，实际上就是对原文所进行的一种语用充实，也是一种语用顺应，其目的是实现两种文化的语用等效。

在译文内容充实方面，陈荣捷增加了对原文的考据和具体指称内容。古籍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当时的印刷技术受限，不能像今天一样以电子版本传送，而是实行手工的抄刻印制，在这过程中因为书写或者方言口音问题，有些字难免会有出入和不同。有些字稍微有些区别，并无大碍，但也存在一些表述可能会使意思有较大差异，特别是译成英文的时候，其选词造句就完全不同。陈氏译文完全做到了“有词必释，有名必传，有引必溯其源”^[39]。

①In the 1714 edition, under ch’ih-chien-ku (laid bare), there is a note that says, In one edition this reads “i-chien-te” (it can also be seen)（p.43.注20）

②Suddenly his servant and concubine were possessed and said the deceased had a great grudge to complain about. （p.165.）（原文：忽婢妾作亡魂附语，言死之甚冤。）

③One must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process of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Heaven and Earth before one can see through the Buddhist doctrine.（p.170.）（原文：须是晓得天地生生之理，方看得他破。）

上述例子中，句①是对原文“赤见骨”(laid bare)的一个注释，解释说原文中有一个注解所称，另一个版本中这三个字也称作“亦见得” (it can also be seen)，这在现在通行本中仍有说明是顾刻本注^[40]。句②对possessed做了注释补充，指出在1668年的日本版本中“附possessed”为“胡wild”。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在通行本中，也是做“胡语”^[41]。陈荣捷使用的惜阴轩本是“附”，因此其译文选用的是possessed，但通过注释将其他版本进行了补充，而且，同页的另一条注释介绍了1670年日本版本中对赖省幹占法的故事的描述，以使该节内容更为充实和完整。事实上，这类内容的充实还出现在很多地方，不仅是比较宋元其他版本，也比较日韩版本。句③是字义最后一部分关于佛老的内容，原文“方看得他破”中的“他”是一个虚指，不是指哪个人，所以陈氏在译文中对其内容进行充实，直接标明出来是the Buddhist doctrine，让英语读者能够一目了然，从而实现该有的语用交流效果。

在语言使用者充实方面，陈荣捷从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出发，尽量使译文符合英语使用者的语用习惯。也就是说，在译文中，陈氏会根据英语语言习惯和句式要求增减信息，或改变汉语的句子结构。

①There are others who by nature lead a simple life and act correctly but when you reason with them, they don’t open up at all.（p.41.）（原文：又有一般人，生下来于世味一切简淡，所为甚纯正，但与说到道理处，全发不来。）

②In the Lun-yu chi-chu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Master Chu commented on the chapter that reads, “He who commits a sin against Heaven has no god to pray to,” and said, “Heaven is the same as principle.”（p.45.）（原文：论语集注“获罪于天”曰：“天即理也。”）

③Not getting away from it means the mind is always there, not runn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p.101.）（原文：无适者，心常在这里，不走东，不走西，不之南，不之北。）

上面句①的译文除了对“生下来”用了by nature的表述外，还用when you reason with them来译“说到道理处”，用when来处理汉语中的“处”，转换了视角，以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句②为了使句式更符合英语的逻辑结构，并且突出朱子的作用，增加了Master Chu commented on the chapter that reads。相反，句③则将东南西北几个方位，直接简化为in diffrent directions。不论是转换视角，或者是增加信息，抑或是减少信息，其目的都是在保持原文内容的基础上，使句子更适应英语语言使用者的阅读习惯，从而实现语用方面的充实。诚如有学者指出，为了克服语用意义和语言符号之间的松散关系，语用充实可以为语言的逻辑意义和认知意义之间的预期效用提供补偿途径，从而形成成功的取效行为^[42]。

陈荣捷译本出版以后，与他的其他朱子学和中国哲学译本一样，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译本是一部朱子学词典，很好地向西方传播了朱子学的哲学范畴。有评论指出，《北溪字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这是陈淳对其老师朱子的思想概括进行得非常简练和准确的表述。本书对于不是理学研究领域的人来说，是一部了解朱子和程朱理学不可或缺的工具书^[43]。另一方面，译本不仅为西方认识朱子学提供了一个入门的阶梯，也是一部朱子学的宝库，因为这里诠释了绝大部分朱子学的术语。此外，陈荣捷译本也为朱子学和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翻译范式，可以作为朱子学和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的重要参考，这种参考既可以是词汇选择，也可以是翻译路径。诚然，译本中也偶尔有些数字和拼写方面的小失误，比如人道、天道翻译中天道用了大写Way of Heaven，而人道用了小写way of man（p.87.），但这并不影响这个译本的价值和意义。

四、结语

陈荣捷穷尽数十年在美国翻译和传播中国哲学，并最终归结于朱子学，陈来先生评价其为“20 世纪后半期欧美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哲学权威，英语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领袖”^[44]。《北溪字义》与英译本横跨几个世纪，使用语言和语境完全不同，陈荣捷充分考虑不同语境，以坚定的民族文化艺术和中国哲学信念，不希望中国哲学、朱子学被西方所归化、同化，也不希望“以西释朱”，而是强调一种“以朱释朱”。他在译本中对一些基本信息、相关内容等语用进行了充实，进行了历史的比较，参照了多国底本，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的朱子学诠释空间和体系，使朱子学术语和朱子学理论体系“流行直到海之东”。

1.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研究”（编号15BZX051）、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社会学视域下的陈荣捷朱子学翻译研究”（项目编号：YY19112）阶段性成果。

2. 关于陈荣捷的生平和朱子学的翻译研究概况，可参阅赖文斌《社会学视域下陈荣捷朱子学翻译与研究》， 《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

3. 张加才：《诠释与建构——陈淳与朱子学》，人民出版社，2004，第337页。

4. 关于相关版本，可参阅张加才《〈北溪字义〉版本源流蠡测》，《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5. 陈栎：《定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25页。

6. 陈淳：《北溪字义》，熊国祯、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 1983，“点校说明”第1页。

7.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 1986，第2815、2820页。

8. 黄宗義、全祖望：《宋元学案·北溪学案》，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2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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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Wing-tsit Chan. Neo-Confucian Terms Explained，p.12.

20. Wing-tsit Chan. Neo-Confucian Terms Explained，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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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该引用来自陈荣捷《北溪字义》译本，以下来自该译本的译例，只在后面标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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