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与爵、周沈珂两种《濂溪集》版本考辨

周与爵、周沈珂两种《濂溪集》版本考辨

《濂溪集》在集部别集类，传世者约20余种；《濂溪志》及《濂溪遗芳集》在史部传记类，传世者约10余种。二者均有较多后人汇编附录的成分，而编纂也有府县官修与后裔家修两种形式，故而续补、翻刻和重刷的情况普遍存在。明代由永州知府王俸领衔编纂的《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后由吴郡周敦颐裔孙周与爵翻刻，清康熙中再由裔孙周沈珂重刷，雍正初再由裔孙周有士重刷，同时永州推官黄克俭也曾翻刻其书，而汝州知州刘觐文也在河南翻刻，以广流传。这六种版本可以归为同一系列，学者当注明其书内容之因袭沿衍，但断定其为欺伪则似乎太过。

关于周与爵编《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与周沈珂编《周元公集》及《周元公世系遗芳集》的关系，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在2003年有一项精彩的考证。其考证经过历七八年，大致过程如下：

杜泽逊教授因此判断周沈珂本为伪书，“完全可以断定，所谓周沈珂、周之翰父子‘重辑’，纯属子虚乌有，实为作伪行为。至于‘校正重镌’，亦系欺世之言”^[3]。

在相关研究中，杜泽逊教授的表述有“发现《四库总目》未指出的伪书”^[4]“实际是周沈珂盗用万历四十二年周与爵辑刻旧版，剜改编者，重新刷印以欺世盗名者”^[5]“周沈珂父子挖改其版，据为己有”^[6]“为周沈珂父子所绐”“窃人旧版，剜改或重刻一两叶，据为己有，号为新刻”^[7]“假如不是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幸存于北图，这桩伪案恐怕不易澄清”^[8]等断语。

同时，杜泽逊教授也判断了周与爵本《濂溪集》之真。“北图本刷印在前，颇为清朗”^[9]“国图本刷印在前，清朗可观”^[10]“国图此本钤‘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泰和萧敷政蒲邨氏珍藏书籍之章’‘江安傅沅叔藏书记’‘江安傅增湘字沅叔号藏园’‘傅增湘读书’等印记，即《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著录者。前辈藏书，最重初刻，盖以保存原貌，足资考证，非止清朗阅目也”^[11]。

再后，杜泽逊教授进而考证周沈珂的身份年代，于清华大学图书馆检得周沈珂《濂溪集》一种，经过咨询证实，北师大所藏与清华所藏同版。清华版的信息是：封面题“吴郡周声昭辑”“濂溪周元公大成集”“内附周氏遗芳集”，卷三题“裔孙周沈珂声昭甫重辑”“男周之翰协一氏订”，其余各卷题“裔孙周沈珂同男之翰重辑”。《遗芳集》卷十一有《重辑先世遗芳集叙》，署款“康熙辛未（三十年1691）夏五月吴郡裔孙之翰谨识”。由此得出结论：周沈珂字声昭，周之翰字协一，人为清人，书为伪妄^[12]。

即如湖南图书馆寻霖研究员所指出的：“各家书目关于周沈珂本，或著录为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和周与爵本混为一谈，或著录为清康熙刻本，未发现此版即周与爵版。四库馆臣所见《濂溪集》只有周沈珂本，不但未指出其源流，且一书一版两入，又互相矛盾，总纂官统稿时竟未发现此误，余嘉锡《四库提要补正》也未注意及此，以致谬误流传二百余年。杜泽逊教授最早明确指出二版即同一版，杜先生有功。”^[13]

四川大学粟品孝教授在关于濂溪文献的系列研究中，采纳了杜泽逊的判断，并且仔细核对了北师大馆藏周沈珂本和四库本的异同，指出北师大本的篇卷与《四库总目》史部传记类的提要完全一致，周沈珂的身份为清人则以集部别集类提要的“国朝康熙初”为是^[14]。

上海博物馆魏小虎研究员《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也采用了杜泽逊的研究结论^[15]。

四川大学祝尚书教授早先已指出《遗芳集》非周沈珂所创，“馆臣谓《遗芳集》乃周沈珂所编，误，明代即有其本，盖经沈珂改编，故自署名焉”^[16]。

此外，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有周沈珂《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但无《周元公世系遗芳集》五卷。其馆藏说明云：

此说明不知何人何时所写，其谓“将卷端题名剜改为己名”，与杜泽逊教授的判断相同。

由杜泽逊教授的这项考证，可以引出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周沈珂此书，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著录有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著录无误。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目》1982年油印本著录：“《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10卷，宋周敦颐撰，明周沈珂辑，《周元公世系遗芳集》5卷，明周沈珂辑，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6册。”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著录：“周沈珂重辑”，“明万历四十四年周沈珂刻本。”^[18]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著录：“《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宋周敦颐撰，《周元公世系遗芳集》五卷，明周与爵辑，周沈珂重辑，明万历四十二年刻，周沈珂补刻本。”^[19]（以上均从杜泽逊教授所引。）

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定周沈珂本为明万历四十四年，有误。清华大学图书馆定周沈珂本为后人补刻，无误。

杜泽逊教授的考证其实是沿着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著录之误，而质疑下来，最后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得到确解。换言之，杜泽逊的研究等于是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正确判断，纠正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错误判断。（周沈珂年代之讹，多由著录家之误，如嵇璜等《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九：“《周元公集》十卷，明周沈珂编。《周氏遗芳集》五卷，明周沈珂撰。”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传记类之误同。）

第二，北京师范大学藏本有残，清华大学藏本完整。

杜泽逊教授提到，依照他所参与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出版体例，仅取周沈珂本的后五卷《周元公世系遗芳集》，前十卷《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未收。后来杜泽逊“持北京师范大学复印件在国家图书馆找到周与爵本，进行核对”^[20]。这里杜泽逊所持复印件不知是全部十五卷，抑或仅为后五卷？

北京师范大学藏本书后有《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跋》，杜泽逊教授谓“只存前半页，不知谁作，当是周沈珂作”^[21]，“仅存前半页，其余佚去，我推测是周沈珂加的跋——这篇失去尾页的跋文可能是康熙中周沈珂写的”^[22]。这篇残跋与清华大学藏本核对的结果，杜泽逊教授却没有说。（杜泽逊所见北京师范大学馆藏周沈珂《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末有《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跋》，不全，未见署款，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周与爵《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有之，筒子页四个半页完好，乃万历二年崔植即崔惟植所撰。但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末尚有《刻濂溪集跋》，仅存筒子页四个半页，未完而止，哈佛大学沈津教授已指出其书“后有跋，缺去半页”^[23]。检其内容为明嘉靖十四年乙未王汝宾所作，全文又见胥从化纂《濂溪志》。）杜泽逊说到了另外一处内容，北京师范大学藏本所无，清华大学藏本有之，即《遗芳集》卷十一后的《重辑先世遗芳集叙》，署款“康熙辛未夏五月吴郡裔孙之翰谨识”。杜泽逊教授认为“系康熙版搀入者”^[24]，“系康熙间补入者”^[25]，“则周沈珂、周之翰皆康熙间人无疑”^[26]。

那么，这篇标明“康熙辛未”“重辑”的叙文，加上徐可行为周与爵所撰《周元公世系遗芳集汇序》，周京为周与爵所撰《周氏汇集先世遗编叙》，恰是周沈珂父子没有冒充周与爵，也没有冒充明人的真实身份的交代。换言之，这三篇叙文既可以证明周沈珂、周之翰父子非明人之伪，也可以证明周沈珂、周之翰父子为清人之真。

又按，北京师范大学藏本《周元公世系遗芳集》五卷书首有徐可行《周元公世系遗芳集汇序》、周京《周氏汇集先世遗编叙》，无周与爵《汇刻元公世系遗芳集凡例》。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及《周元公世系遗芳集》五卷，有此三篇，但误置于《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书首。此三篇本为《周元公世系遗芳集》而作，著录家不可不留意也。

周敦颐著述虽寡，但分类复杂，经史子集四类皆存^[27]。《濂溪集》的编纂缘起先于《濂溪志》，但二者均为后人搜集汇编，且周敦颐本人著述仅占小部分，大部分为附录，这是濂溪文献的一大特点。故《濂溪志》编纂体例即往往与《濂溪集》相混。

专志体例略同于方志，乃是历代递修，篇章之重复原不加回避，编者之署名亦不甚重要。特别是方志，由省府县官修，陈陈相因。方志之普遍推广时代较晚，但其学术理念则渊源极早，盖与三代王官之学同一性质，本无当于学者之私著。（方志偶有个别创例，突出作者私意，而章学诚志在经学，乃于方志编纂特多创建，拟官学于官书，故对方志的官修性质知之最深。）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濂溪志》“虽以濂溪为名，似乎地志，实则述周子之事实”。历代《濂溪志》均为濂溪故里所在永州、道州地方官员与濂溪后裔同修。此种志书，在书籍的发行方面亦与坊刻不同。坊刻有书贾之利，故“版权所有，翻刻必究”，而志书利在传播，即如弘法传教，不设版权，“欢迎翻印，功德无量”。周与爵《汇刻元公世系遗芳集凡例》：“汇成兹集，广传于世，是亦先贤之所昭格也。”

《濂溪集》《濂溪志》特别是《遗芳集》往往只是仿照官修的一种家刻本。周京《周氏汇集先世遗编叙》云：“自元公《集》、《志》，以至《庭芳》《拙逸》等集，凡若干卷，汇而辑之，靡有遗漏。”周文英撰《庭芳集》，周南老撰《拙逸斋稿》，皆周子后裔，故连类而及。刷印《濂溪集》《濂溪志》《遗芳集》的作用只是扩大文献的传播，“明贤之胄，显亲扬名”。即此而言，周与爵父子、周沈珂父子以及周有士父子之用意靡不相同。

周与爵，字邦禄，别号馀濂，为周敦颐十七世孙。其子周希皋、周希蘷，为周敦颐十八世孙。周与爵与周沈珂虽然分属明清两代，时间相差77年，却同据吴郡，同一本支。周与爵、周沈珂同为周敦颐裔孙，周沈珂同时又是周与爵裔孙。

对于周沈珂及其子周之翰、周之屏、周之桢，笔者尚未见到世系记载。但由家藏之版推测，周与爵《濂溪集》之旧版亦不容传于外人。全书十五卷，筒子页约310页，周沈珂之所以能够获得这套旧版，应当仍由本宗嫡传之故。（刘小琴即曾猜测：“周沈珂也是吴中人，应是周与爵的后裔。”^[28]）

周敦颐吴郡后裔世系如下：

吴郡自周兴裔始建元公祠于吴县胥台乡，周兴裔即吴中之祖。周浦始建家庙于长洲县弦歌里，称为“崇本堂”。周与爵重修家庙，称为“濂溪世祠”。《遗芳集》首载建庙及祀典，次载周兴裔、周才、周文英事迹，次周南老事迹，次周敏事迹，最后载周汝、周浦、周渊、周源，而殿以“元公十四世至十七世行略”，各附诗文。即如《四库提要》所云，“自周子四世孙兴裔以下为《遗芳集》，凡历代褒崇诏谕及传志记序诸作以次附焉”。《遗芳集》最后部分的内容，自《汉章公行实》（周沈珂改题《微垣公行实》）以下，周沈珂本和周与爵本差别较大，但叙事均到第十八世而止。周沈珂删去了和周与爵相关的称颂文章《邦禄翁传略》《馀濂翁像赞》等十篇，但是保留了周与爵的跋语。

周与爵《汇刻元公世系遗芳集凡例》云：“吴中散轶，有分载而无汇刻者，特为鼎梓，命曰《世系遗芳集》，斯非与爵臆创，庶统之有源，悉之有委，此固编辑体例也。”所云“与爵臆创”，其实亦取法道州。道州周敦颐十二世孙周冕编纂《濂溪遗芳集》，今佚，道州知州方琼有《序》，见李嵊慈《濂溪志》卷七，作于弘治四年辛亥（1491）。王会曾见之于周冕之子周绣麟，见王会《濂溪集序》。唯道州《濂溪遗芳集》以记咏诗文为主，吴郡《世系遗芳集》以传记为主，微有不同。

而家刻本则有更换编纂姓氏之例，与坊刻更换牌记、条记、木记相类似。此非是“伪”，乃是“例”。即如寻霖研究员所指出的：“明清两代，重印先人板片改题己名，似为当时一种风气，周沈珂如此，其后周有士亦如此，当时并不以为‘剽窃’。这种情形在湖南刻书中亦常见。后人重印先人之板，往往删去前刻书牌，而改刻为后印时的年代及印刷人。著录时若不仔细考察，往往会根据书牌当作另一版本。如衡山周世金《易解拾遗》共刷印十余次，每刷一次即更换书牌一次，霖先往著录时即据书牌著录为不同版本，后一一比照，发现实仅三个版本反复刷印。”^[29]

古人著述亦不仅看重创新，阅读传播旧著也是一大贡献。由体例、由情理而言，利用旧版而重刷，均不宜以伪书视之。周沈珂父子的“重辑”，基本上沿袭周与爵的旧版，几乎等于重刷，重辑的工作很少，这一点经杜泽逊教授核对原书，可知确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则认为“修补之处颇多”^[30]。）周沈珂其经营刷印是实，其挖改为己名是实，但谓其刊刻过程有意作伪，则似乎过矣。

实际上，为杜泽逊教授所赞赏的周与爵所编《濂溪集》，虽然刊刻甚精，但按其篇卷内容，亦完全由沿袭王俸《濂溪集》而来。

王俸《濂溪集》，学者多著录为崔惟植本。此书湖南图书馆有藏，钤印“黄冈刘氏校书堂藏书记”“张氏珍藏”“家有藏书”三枚。书题《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署名“永州府知府王俸、丁懋儒，同知邵城，通判纪光训、郎尚，署道州事推官崔惟植，郡人佥事进阶蒋春生，监察御史黄廷聘，太常寺少卿吕藿，府儒学教授康求德，道州儒学学正胡梅编次。世袭博士嫡孙周道校正。府儒学廪膳生员王之臣、王有恒同校”。书首有万历三年丁懋儒《刻濂溪周元公集叙》，及万历二年蒋春生《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序》、黄廷聘《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序》、吕藿《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序》。（胡直有万历三年《刻濂溪先生集序》，为崔惟植而作，未刻，散篇见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十、李嵊慈《濂溪志》卷七。）

仅一《濂溪集》而已，而参与编纂者有州府官员、行省官员、州府学者、本地乡贤、濂溪后裔，是典型的修志方式。

王俸，字廉甫，号会泉，浙江嘉兴秀水人，隆庆六年任永州府知府。

丁懋儒，字聘卿，号观峰，山东聊城人，万历二年接任王俸为永州府知府。

邵城，号守斋，浙江鄞县人，一作四明人，隆庆六年任永州府同知，在永州有诗作。

纪光训，江苏丹徒人，隆庆六年任永州通判，在永州有诗作。

郎尚，山东潍县人，举人，万历二年任永州府通判。

崔惟植，又称崔植，号弘庵，安徽太平人，举人，隆庆五年任永州府推官，署道州事。

蒋春生，字子成，号东川，永州人，嘉靖十六年举人，官至贵州毕节兵备佥事。著有《东川稿》《终慕图略》，今存《重修宗濂书院记》。

黄廷聘，字道行，别号澜亭，道州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嘉靖四十四年为巡按浙江监察御史，今存《重修永州儒学记》。

吕藿，字忱卿，号日洲，永州人，历官太常寺少卿，南京都察院提督，江右佥都御史。著有《巢云阁集》。

康求德，江西泰和人，一作吉水人，举人，曾任浙江钱塘教谕，福建南平知县。

胡梅，安徽贵池人，万历元年任道州学正。

周道，周敦颐十四世裔孙，父周绣麟，祖周冕。自周冕始居道州，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

王之臣，永州人，学于王阳明弟子邹守益之子邹善（号颍泉），与邹善二子邹德溥（号泗山）、邹元标（号南皋）同学，曾任吉安县训导、平和县教谕，性警敏博览群书，康熙《永州府志》有传。

胡直，字正甫，号庐山，江西泰和人，师事欧阳德、罗洪先，而邹元标为其弟子，为江右王门学派的重要代表。万历初为广东按察使，至道州拜谒濂溪故里，作《道州濂溪先生楼田洞中家庙碑》《三君修元公庙颂》《舂陵三胜纪略序》及《刻濂溪先生文集序》。

此外，丁懋儒《叙》还记载了“抚台赵公”即湖广按察使司副使赵贤的推助之功。总计参与者有十六人之多。

此书卷一濂溪故里祠宇书院图、濂溪在州祠宇书院图，均有王之臣、王有恒、蒋春生等识语。

蒋春生《序》云：“会泉王公来守吾郡，循力务效，作人尤急。以永乃元公故里，理学渊源，风韵不泯，欲梓其集迪多士。予亦以为言，命库役求镂板弗得，遂与同寅邵公守斋、纪公岘南、崔公弘庵议刻焉。崔公适视州篆，乃锐意搜得旧刻者二以畀予。”

崔惟植《跋》云：“植自髫龀知学，已切景仰。及悴永理刑事，值寅长会泉王公、守斋邵公、岘南纪公咸邃于理学，仰公道德，实出同然。”

周与爵《凡例》中称：“入国朝而张氏元祯、漳浦王会与夫莲峰王汝宪、东郡丁懋儒、蒋春生、黄廷聘、吕藿，诸贤相望，简册笔载，几如充栋。”其说亦可谓实录。（“王汝宪”当作“王汝宾”。王汝宾字尚贤，号莲峰山人，九江府德化县人，正德八年癸酉科举人，正德十六年辛巳科杨维聪榜进士，官至行人司行人。明阙名《正德十六年进士登科录》、明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嘉靖《九江府志》、嘉靖《江西通志》、同治《九江府志》、同治《德化县志》、清毛德琦《白鹿书院志》均作“王汝宾”，李宁宁、吴国富《江西历代进士全传》从之。胥从化《濂溪志》卷七正文作“王汝宾”，目录误作“王汝贤”，同书卷八载其《谒濂溪祠》诗题名“浔阳王汝宾”。周诰《濂溪志》道光刻本亦作“王汝宾”。嘉靖十四年黄敏才刻本《濂溪集》王汝宾《序》作草书，文末署款“嘉靖十四年乙未孟秋赐进士出身莲峰山人王汝宾识”二行，详审是“賓”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著录作“王汝憲”，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同。叶德辉《郋园读书志》著录误作“王汝寅”，上海古籍出版社杨洪升点校本改作“王汝憲”，校注：“‘憲’原作‘寅’，卷首目录同，据嘉靖十四年刻本《濂溪集》改。”）

兹将王俸本与周与爵本比较，书名、卷数全同，“卷之一”至“卷之十”的标目也完全相同。笔者获见湖南图书馆藏王俸刻本目录，仅由目录来看：

卷一濂溪故里祠宇书院图、濂溪在州祠宇书院图、月岩图、元公像并赞，共四篇，篇目完全相同。

卷二元公世系图、元公年谱，共二篇，篇目完全相同。但世系图延长到了周与爵为止，并有识语。

卷三“元公遗书”分太极图说、通书二篇，“附录”为太极通书总序、太极图解、太极图解后序、通书后跋四篇，完全相同。

卷四“元公杂著”，题下注“文四，赋一，诗二十八，书简六”，完全相同。

卷五“诸儒议论”，题下注“共十三条”，完全相同。

卷六“事状”三篇标目，完全相同。

卷七“历代褒崇”六篇标目，完全相同。

卷八“祠堂墓田诸记”十二篇标目，“附录”七篇标目，完全相同。

卷九“古人诗”二十二首标目及姓氏，完全相同。

卷十“祭文”十六篇标目，完全相同。

但周与爵在卷三末增加了程颐《无极而太极辨》和《五行说》，胡宏《通书序略》、度正《书太极图解后》，共四篇，四篇目录则刻在全书目录之末。

全书末有王汝宾《刻濂溪集跋》、崔植《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跋》，但王俸、周与爵二书均未标目录。

二书目录中的差异处仅有一字，即卷八《重建先生祠堂记》作者龚维蕃，王俸本作“维”，周与爵本目录作“惟”，正文则仍作“维”。

与周沈珂不同的是，周与爵是据王俸之书翻刻，而非重刷，因为他拿不到王俸的雕版，不得不重新镌刻。

今详审周与爵《汇刻元公世系遗芳集凡例》一条：“凡旧刻在道州而吴中无其本者，仿摹校梓，命曰《濂溪周元公集》，又曰《周子大成集》。”所云“仿摹校梓”，确乎属实。

明清两代永州、道州编纂《濂溪集》《濂溪志》，始于鲁承恩。鲁承恩字光世，号近塘，浙江建德人，一作严陵人，嘉靖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任永州府同知。刊刻《濂溪志》《九嶷山志》，作《濂溪三亭记》《谒元公祭文》，但其书不存，仅见《濂溪志序》，作于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其后则有王会，字咸亨，号一川，福建漳浦人，嘉靖二十三年任道州知州，修建学宫和濂溪书院，纂修《濂溪集》三卷，其书尚存，自序作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祝尚书谓“朱筠本当为康熙本。康熙本今未见著录，盖据王会本重新编刊”^[31]，以为四库本之底本原于周沈珂本，周沈珂本原于王会本，有误。）

万历二十一年（1593），道州永明县知县胥从化编订、道州儒学署学正事谢贶编校《濂溪志》十卷，谢贶撰《叙例》，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桢、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郭惟贤各有《序》（自四库馆臣以来学者多误题此本为“李桢撰”“李桢辑”或“李桢版”）。至万历三十七年，林学闵为道州知州，据其旧版刷印，增补己名，题“晋江林学闵鼎修”，与周沈珂正相类似。（王晚霞称林学闵《濂溪志》为“挖改本”^[32]，此名对周沈珂挖改周与爵而言则是，但王俸、胥从化二书各卷题下本不署名，周与爵、林学闵乃是增加版条，而非挖改。本无署名，挖从何来？）

万历二十七年（1599），刘汝章、刘觐文刊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于河南汝州。刘汝章，恩贡生，为鸿胪寺序班。其父刘行可，字用行，倜傥有志节，任江西都司断事，著《香山集》，“赴省试，被荐者三，卒不第。居家赋诗饮酒，好施予”，见《丹徒县志》《镇江府志》。刘汝章与刘觐文同乡，甚或同族，还可能资助了《濂溪集》的刊刻。刘觐文，丹徒人，自署谷阳人，谷阳当是刘氏郡望。丹徒明属镇江府，隋唐为润州，故刘觐文又自署润州人。进士，万历二十七年任汝州知州，万历三十二年任礼部员外郎，见雍正《河南通志》。事迹详见清何洯《晴江阁集》卷二十二《刘员外传》。清张夏《雒闽源流录》、光绪《丹徒县志》亦有传，俱云：“及莅汝，遂以倡明绝学为己任，创建二程书院，集两学俊秀之士，课业其中，远近学者，闻风日至。”以时次考之，其书刻于汝州二程书院，二程即周敦颐之弟子。此本世称润州本（见黄克俭《序》、李嵊慈《序》），但此处润州为人称，即指刘觐文而言。如以地名言，此本当称为汝州本。刘小琴认为“润州属丹徒县，故刘觐文在润州刻集不容置疑”^[33]，州县误倒，又误以润州为地名。祝尚书认为“所谓润州本，乃李桢所刊”^[34]，亦非。（黄克俭《序》云：嗣省舂陵，从“梁州公”得《濂溪集》，“梁州公”当是梁祖尧，四川温江人，四川即古梁州，故尊称“梁州公”，万历三十九年任道州知州，万历四十三年主修《道州志》二十卷。李嵊慈《序》云“润州故先生偶依舅氏龙图公读书鹤林寺寄迹之处”“润虽有刻而道无善本”，仅知黄克俭“祖自润州”，亦误“润州”为地名。）

天启三年（1623），黄克俭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于永州。黄克俭，字澹然，浙江仁和人，举人，万历四十七年任永州府推官，天启五年升宝庆府同知，后升南京工部郎中。黄克俭先从道州得“润州本”，即刘觐文刻本，又从永州得“弘庵崔公本”，即王俸刻本，得知“弘庵崔公所编次梓行者与润州本无异，而润州者实祖是”。李嵊慈《序》称“再得郡司寇黄公惠本，编次犁然，一轨于正”，“黄公惠”即黄克俭。

次年，即天启四年（1624），李嵊慈刻《濂溪志》十三卷于道州。（目录题“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序题“濂溪周元公志”，版心则题“濂溪志”。）李嵊慈，字航普，号元颖，广西马平人，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科举人，天启四年任道州知州。李嵊慈《序》署款“时天启四年甲子岁仲秋月吉旦，舂陵拙吏、龙城孤樵、航普李嵊慈元颖父，识于种树轩中”。李嵊慈别号龙城孤樵，以马平唐设龙城郡也。其书参照黄克俭者少，参照胥从化者多。《四库总目提要》云“是编因李桢旧志稍为辑补，无所考证阐明”，是也。胥从化、李嵊慈二志均以历代褒崇、古今纪述、古今题咏、古今祭谒分卷。胥从化纂于万历二十一年，收录诗文延至万历二十年；李嵊慈接任林学闵，收录诗文即延至林学闵（天启二年《光霁亭记》）而止，亦编纂志书当然之体也。但其卷七未收黄克俭刻濂溪集序，则属遗漏。

清雍正六年（1728），周有士据周沈珂本重新刷印了《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寻霖研究员采纳杜泽逊教授的判断，并据湖南图书馆馆藏进一步指出：“周沈珂版至清雍正初又为周有士所得，有士对若干模糊版片进行修补重刻，又挖去沈珂之名，改题‘裔孙周有士同男震、振业重辑’（卷二卷端）或‘裔孙周有士炳文甫重辑’（卷三卷端），今湖南图书馆有藏。”^[35]笔者比对哈佛大学图书馆藏周与爵本与湖南图书馆藏周有士本卷之三第一页（此页有《太极图》），发现二页不完全相同，可知旧版保存不易，其中确有重刻的部分。检康熙、雍正间有吴江人周振业，字右序，号意庭，雍正元年（1723）癸卯科副榜，著有《四书节解》十四卷、《意庭遗集》六卷，乾隆《吴江县志》、同治《苏州府志》有传，称其“少壮时文名甚盛，至老乃以岁贡中副榜”，不知是否周有士之子？推测周有士（字炳文）及其二子周震（字友常）、周振业（字绪功）仍为吴中濂溪后裔无疑。

以上可知，同一《濂溪集》，由王俸沿至周与爵、周沈珂、周有士，再由王俸沿至刘觐文、黄克俭，大凡经历了六种版本形态，而《四库全书》本采自周沈珂，也可归为同一系列。著录家务须注意各书版本之因袭重复，兼体文献传播之功，劝读劝学之意。甚至《四库全书》中的《濂溪集》也不失为可读之本。照说《濂溪集》南宋已有刊本，明本亦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乾隆四十六年成书，却采用康熙初编定之本，并且改易篇卷（删图像、世系、年谱等），又改易字句（如改“国朝”为“前明”、“朱熹”为“朱子”）^[36]，各方面均说不过去，学者斥其失察、失照应^[37]，诚然。但四库本《濂溪集》虽然晚出，因周沈珂原于周与爵，周与爵原于王俸，故就其内容而言，保留了比较多的宋、明文献，仍是佳本。

1.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大委托课题“周敦颐与湖南”（项目编号：XSP18ZDA010）、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道南文献集成》整理与研究——中古时期以湖南为中心的儒学复兴”（项目编号：17WTA08）。铭谢：感谢湖南图书馆提供文献帮助。

2. 杜泽逊：《周元公集版本辨析》，《文献》2004年第3期。

3. 杜泽逊：《周元公集版本辨析》，《文献》2004年第3期。

4.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序论》，杜泽逊《微湖山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572页。

5.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序论》，杜泽逊《微湖山堂丛稿》，第631页。

6.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第779页。

7.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第781页。

8.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序论》，杜泽逊《微湖山堂丛稿》，第577页。

9.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第781页。

10. 杜泽逊：《周元公集版本辨析》，《文献》2004年第3期。

11. 杜泽逊：《周元公集版本辨析》，《文献》2004年第3期。“阅”当作“悦”。

12. 杜泽逊：《周元公集版本辨析》，《文献》2004年第3期。

13. 见寻霖研究员对本文初稿所写的书面意见。

14. 粟品孝：《文渊阁四库本〈周元公集〉的提要及底本问题》，《张其凡、李裕民、徐规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第746—748页。

15. 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977—1978页。

16. 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第254页。

17.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EB/OL\].http://webcat.library.ubc.ca/vwebv/holdingslnfo?bibld=7892628.

18. 杜泽逊：《周元公集版本辨析》，《文献》2004年第3期。

19. 杜泽逊：《周元公集版本辨析》，《文献》2004年第3期。

20. 杜泽逊：《周元公集版本辨析》，《文献》2004年第3期。

21.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序论》，第631页。

22.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序论》，第576页。

23.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第631页。

24. 杜泽逊：《周元公集版本辨析》，《文献》2004年第3期。

25.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序论》，第576页。

26.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第780页。

27. 参见寻霖：《周敦颐著述及版本述录》，《图书馆》2017年第9期。

28. 刘小琴：《周敦颐文集版本考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426页。

29. 见寻霖研究员对本文初稿所写的书面意见。

3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EB/OL\].http://webcat.library.ubc.ca/vwebv/holdingsnfo?bibd=7892628.

31. 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第254页。

32. 王晚霞：《日藏两种〈濂溪志〉价值考论》，《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33. 刘小琴：《周敦颐文集版本考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423页。

34. 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第254页。

35. 寻霖：《周敦颐著述及版本述录》，《图书馆》2017年第9期。

36. 粟品孝：《文渊阁四库本〈周元公集〉的提要及底本问题》，《张其凡、李裕民、徐规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第747页。

37. 杜泽逊：《周元公集版本辨析》，《文献》2004年第3期。